提起俞平伯，不由得会让人想到《红楼梦》。还是在1923年的时候，俞平伯出版了《红楼梦辩》，考证出《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从此，俞平伯与胡适一同被视为新红学的奠基人。 

1953年俞平伯的旧著《红楼梦辩》经修订后易名《红楼梦研究》出版。1954年俞平伯发表了一篇文章，坚持他20年代得出的观点，不服从党关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中国古典文学的要求，认为《红楼梦》不是对封建制度的批判，而只是曹雪芹的自传。当年俞平伯将文章的草稿送给胡乔木审批。胡乔木提了一些意见，让他重写。俞平伯没有修改，径直把文章送到《新建设》杂志发表了。 

其实《红楼梦研究》在其诞生之初就极具戏剧性。手稿刚完成，就被俞平伯稀里糊涂地弄丢了。如果真遗失，他的命运可能是另外的结局。偏偏朱自清逛旧书摊，无意中发现了这部手稿，捡到的人竟然当废纸卖了，于是书得以《红楼梦辨》的名字正式出版，印了几百本。到50年代初期，俞平伯因为父亲过世，跟书店借钱安葬，还不出账，只好以抵债的形式，将旧稿加上两篇小文章，换个书名出版。

结果《红楼梦研究》一出版，便遭遇了大批判。首先，身为学生的李希凡、蓝翎在山东大学的学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俞平伯，10月10日《光明日报》予以转载。接着，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及有关同志写信，指出要向俞平伯、胡适等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开火。之后，10月2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由此，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发动思想”的政治大批判开始了。经过这场运动，李希凡与蓝翎迅速成名，而俞平伯则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代表。

建国没几年，俞平伯就被毛泽东点名在全国范围批判，并戴上了“反动”的帽子，但他敢于直言的秉性却没有改变。

1975年夏天，学部（即现在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趁在农场劳动的机会，到团河宫参观。当时俞平伯已是75岁高龄，在参观过程中情绪并不高。来到罪己碑前，听介绍说该碑是根据乾隆皇帝因修建团河宫耗资过大而下的罪己诏刻制而成，他精神一振，挤过人群，走到碑前，仔细看完了整个碑文，很感慨地说了一句：“连封建皇帝都知道做个自我批评。”立时，全场肃然。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公开讲出这句话，是需要足够勇气的。

建国后，俞平伯被评为一级研究员，当时的工资是相当高的。“文革”一开始，俞平伯的家就被抄了，他被迫居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工资也被扣发，只给少许生活费。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来中国的学者多了起来，不少人都打听俞平伯的消息，有些人甚至要求会见他。后来，当时的学部不得不给俞平伯调整住房。一天几个人提着皮包来到俞平伯的家中，补发多年所欠的工资。俞平伯点完钱后不慌不忙地问，这些是本钱，利息呢？来人很惊愕，说没有利息。俞平伯说，工资是国家给我的，扣这么多年就是错误的。今天你们来送钱就是很好的证明。还本付息是个常识。来人面面相觑，无以答对。

当年批判俞平伯时，据说毛泽东有一封信，但是大家都没有看到过这封信。在“文革”爆发后的第二年，即1967年5月27日，报纸才公开发表了该信。全文如下：

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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