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打鸡血”，有了一些年纪的人都不会陌生。“文革”期间，这种将新鲜公鸡的鸡血注射进人体的疗法蔓延全国，号称能治百病，以致后来人们常用“跟打了鸡血似的”，来形容人的亢奋状态。

“打鸡血”缘何兴起，又怎么能流行十多年呢？

1959年5月26日上午8点，上海永安棉纺三厂（次年8月转为上海无线电三厂），一个叫俞昌时的医生，在依约而来的病人眼前，给自己打了一针新鲜鸡血。5年后，他回忆这次“当众表演”时说，“不到三小时，就感觉奇饿，中午吃了八两饭”。

医生的示范消释了病人们的疑虑。从下午1时开始，40多人让俞昌时注射了鸡血，奇迹立刻显现：“有的频频咳嗽，注后5分钟即愈；有的喘息数月不能睡，当晚即睡得极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疖肿大消”。

这已经不是俞昌时第一次打鸡血。在过去几年里，坚信“鸡血疗法”对百病都有“奇效”的俞昌时已经暗自搞了一些实验，而“大跃进”的到来，更让他觉得有了“攻关”的动力。

早在1952年11月，俞昌时在江西南平搞卫生工作，他偶然从鸡肛门量了量鸡的体温，竟在42℃以上，又测了好多只，平均都在43℃左右。他判断，鸡的“常温如此之高，当然是其神经中枢的调节作用，和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的原故”。在中医传统文献里，有很多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病的记载。因此俞昌时冒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把鸡血注射进人体呢？

俞昌时先在自己身上试验，打入鸡血一两天，觉得精神舒适、食欲增加，三、四天后“发现奇迹”，脚癣和皮屑病等痼疾同时痊愈了。接着俞昌时在上海永安棉纺三厂的职工中试验，“一个月多的时间内，打了三百多病例，都只打了一、二针，最多的五、六针，就发生了许多的奇效和显著疗效”。

静安区卫生局对俞昌时用“鸡血疗法”治过的203个例子进行了调查，“由病人口述所得的资料分析：对月经过多、胃溃疡、偏头痛等主觉症状有改善者达65%”，但同时也指出，“其中有36%发生高热、寻麻疹、淋巴结肿大等反应”。据此，卫生局同意成立有俞昌时参加的研究小组，设置实验室。

由于鲜鸡血过敏性血清反应严重，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静安区卫生局停止使用鲜鸡血。对此，俞昌时十分不满，认为是个别专家“夸大反应”，否定疗效。他不愿和研究小组继续合作，让病人到他家中治疗。他还向全国各地印发大量夸大疗效的宣传材料。据不完全统计，有27个省、市（县）的医疗单位或个人收到了宣传资料，鲜鸡血疗法被说成“能治60多种痼疾的鲜丹神药”。

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卫生局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坚持认为：鲜鸡血是有异性蛋白过敏性血清反应存在，不安全。半个月后，卫生局写了《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呈送卫生部。7月23日，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强调，“今后，应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以免发生过敏危险。群众要求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予治疗者，应加以劝阻。

然而，席卷全国“文革”把“打鸡血”推向了浪尖。由首都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联合组成的“鸡血疗法”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核实其疗效，称这一疗法是对“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大贡献。

接着，1966年12月28日，卫生部下发通知撤销《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造反派成立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在12月发表《彻底为医药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鸡血疗法翻案告全国革命人民的公开信》，为“鸡血疗法”翻案。

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回忆“打鸡血”盛况时说，“我们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

一个网名叫“金师爷”的北京市民回忆，1971年前后，到西双版纳插队两年的他获得了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权利，回家后第一天的凌晨，就被鸡叫给惊醒，“全国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怎么北京人竟敢私自养鸡？”听父亲介绍后，他才知道当时广泛流传的秘方：白色、一点杂毛都没、叫声好听、体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鸡可治百病。“因为我在西双版纳生产建设兵团当卫生员，所以街坊四邻听说我回京后就请我给他们打鸡血”。“金师爷”说，起初他还犹豫不决，怎么能将鸡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专门到宣武医院了解情况，看见注射室门前排成长龙，人人怀抱公鸡等待注射，“这就增强了我为人们打鸡血的信心”。

谁也没有想到，这看似不可思议的“鸡血疗法”，竟然会伴随着狂热的岁月，四处蔓延，风靡全国。

                                   （本文改编自先锋国家历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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