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末的一个中午，在纽约Elmhurst医院的一间病房里，我无力地蜷缩在病床上，浑身发冷、颤栗，双手抽搐，额头烫手，脸色灰白。我母亲和我的一位朋友在旁边看着我痛苦的样子，各自在心里纳闷：发烧住院三天，什么病没查出来也就算了，怎么还一下子变成这样?

我人虽然在痛苦中挣扎，但心里很明白：医院是不能待了，必须尽快离开。想到这儿，我费力地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手机，由于一只手根本拿不住，便用双手捧着手机，哆哆嗦嗦地把它递给我母亲，嘴里艰难地吐出几个字：“给…… 陈名医…… 电话。”

陈名医是谁？在医院不找医生、护士，还舍近求远打电话找他？ 

陈名医是我的一位中医朋友，由于他诊病准确，治愈率高，因此而得名。对于陈名医的“辉煌功绩”，我都是从朋友们和他那里听来的，并没有自己的亲身体验。现在是有病才投医，顾不得了。

其实，住进医院的三天前，我已经发烧了，第一天就是39.5度（摄氏）。开始我没在意，以为吃一些退烧药就行了。谁知道，三天都没有退烧，这下，我紧张了，于是跑到医院看急诊。在等候的时候，我给陈名医打电话，说我发烧，并讲了一些当时的症状，现在在医院。陈名医听了以后说，医院查不出你是什么病，这是寒。言下之意是：既然查不出，也就治不了。可我当时并没理解他的全部意思，觉得我不需要查是什么病，只要能退烧就行了。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我错了。住进医院以后，医生给我注射了两大瓶的药水，烧当时退了。但他们用尽了各种检查手段，就是没查出我是什么病，各项指标都正常。主治医生认为我的病很奇怪，非要查出个所以然，因此不让我出院。

一般我们会觉得，住在医院里有什么不好，他们愿意查就查呗，反正有保险，自己也不用花钱。可事实上，受罪的是自己。

首先，病房里的温度。我不知道病房里确切的温度，只是感觉非常冷。按说住院应该换上病人服，当我看到那衣服薄薄的布料，袖子刚盖过肩膀，长度不到膝盖，我不敢换，真怕被“冻死”。住院的几天，我一直穿着自己的双层外套和牛仔裤。晚上睡觉也不敢脱衣服，和衣躺下，再盖上两层医院的“被子”，就是我们华人所说的毛巾被。

其次，三餐的食物。医院食物的质量还可以，当然是以老外的眼光，但没有温度。早餐的食物全部来自冰箱，牛奶、酸奶、蛋糕等，拿在手里冰冰的。午餐和晚餐会有一些烧煮炸的肉类，但也仅是室温的，牛奶、水果照例是直接来自冰箱。在医院，想喝口热的，就是热水，也难上加难。我从急诊室转到病房后，护士不让我喝水、吃东西，说是必须等我的主治医生来。等了很久，医生也没来，我很渴，向护士要水喝，她说不行。后来渴得我难受，护士竟拿来一小杯冰，让我含在嘴里。

再者，频繁的验血。我原本就有些贫血。一进急诊室，他们抽血的量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盛血的容器不是试管而是瓶子，两个跟中国小儿咳嗽糖浆差不多大小的瓶子。最终，护士是用了一个还是两个瓶子，我不知道，所以不知道，是不想给自己增加心理压力。来都来了，只能任凭医院摆布。接着的两天，护士每天都来抽两次血，说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虽然每次只是几个试管，但抽的还是血呀。第三天早晨，护士又来了，我终于爆发了，拒绝抽血。当时我看着自己毫无血色的双手，联想到身体的软弱无力，心里很害怕：我不会就这样慢慢地死去吧。

接着，没过多久，可怕的体温又重新飙升，第三天的中午，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母亲给陈名医打通了电话，述说了我的状况，问怎么办？陈名医让我母亲赶快到华人开的超市买姜茶，用热开水冲了给我喝，并说，水要少，茶要浓。母亲听后不太相信，又问，只是姜茶就行了？陈名医肯定地说：“姜茶就行!”

姜茶买回来的时候，我的抽搐好一些，浑身不再那么发抖了，但头还是很烫。母亲用家里带来的电水壶烧了开水冲好姜茶，递给我。我斜靠在病床被摇起的床头一侧，手捧着小小的半杯姜茶尝了一口，顿时，感到茶杯的热气顺着双手往胳臂蔓延，很舒服。接着，我又小心地喝了一口，烫烫的，辣辣的，甜甜的。随着姜茶的下肚，胃里开始发热，接着身上也热了。我像躺在了满是热水的浴缸里，身上的寒冷慢慢在消退。差不多10分钟后，我不感觉冷了，摸了摸额头，竟然有汗。我惊喜地说：“我出汗了！”我的声音不大，但却让我母亲和我的朋友非常诧异，她们异口同声地说，不会吧! 是呀，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也不会相信，太神奇了，烧居然退了。

当天下午，医生来查房，因为已经不发烧，我执意要出院，说我已经好了，当然，我隐瞒了中午那“惊险”的一幕。最后，医生同意了，要我签字证明是我自己要求出院的，责任自负。

走出医院的大门，我很感慨：这医院真是进去容易出来难，险些成了“研究对象”。

回家后，我以为逃出了病魔的控制，休养一段就彻底好了，事实证明，我又一次错了。更惊险的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