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包待运的故宫文物

第五次迁移：飘摇昆仑舰

第三批文物的搬运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了。

1949年1月10日，徐蚌会战结束，解放军全面胜利，进入南京指日可待。1月14日下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紧急召开理事会，出席的理事有朱家骅、张道藩、徐鸿宝、萨本栋、傅斯年、胡适、翁文灏和杭立武。会议最后决定尽量将尚留在南京的4000箱文物全部运到台湾，并聘请代理主任杭立武为中博筹备处的正式主任。

1月28日，农历新年的除夕，南京城内细雨连绵。2000箱国宝露天堆放在下关码头已经好几天了，木箱上面盖着挡雨的油布，静静地等待着运送它们去台湾的船只。 

没有船。这时的南京，交通非常紧张，连火车顶上都站满了人。此前杭立武已经找遍了全城，也没有租到一艘商船。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再向桂永清求助。 

28日下午，桂永清派出的昆仑号军舰终于抵达下关码头。但这艘船并不是专为文物而来，它另有任务，只能在下头码头停留24小时，文物必须马上装船，否则过时不候。而此时正值除夕，码头工人都想回家过年，不愿意干活。 

工人方面还没谈妥，得知昆仑舰将去台湾的海军总部官兵和家属们又来了。跟上次中鼎轮一样，人们再次蜂拥而上，昆仑号两个船舱很快被他们占了一个，剩下的一个，只能放下500箱文物。 

杭立武再次请出桂永清。然而这一次，桂永清也不起作用了。以当时时局的紧张程度，人人想要逃难，既上了船，就不肯再下。桂永清一上船，还没开口，整个船舱里的男女老少便放声大哭。对着自己的老部下和他们的眷属，海军总司令“希望大家以国宝为重”的话实在是说不出来。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打开舰上全部的官兵卧舱，尽量容纳下所有的人，文物则分别送到甲板、餐厅和医务室。 

安顿好官兵和眷属，再答应给工人发放新年特别奖金，2000箱文物终于开始装船。由于临时容纳了太多的人，导致故宫文物中有728箱，中图文物中有28箱没能上船，重新运回了原仓库。已经上船的文物1248箱，包括故宫972箱，中博筹备处154箱，中央图书馆122箱。这批文物的运输原计划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姚从吾先生总负责，由于姚从吾先行赴台布置工作，后改由各机关共同负责了。参与此次押运的人员分别是：故宫博物院的张德恒、吴凤培，中博筹备处的索予明和中央图书馆的储连甲。

临起航时，又有四口箱子赶到了下关码头。四口箱子里，装的是日本战败后归还我国的第一批被劫文物。

文物在南迁途中 

说起这批归还文物，就要追溯到日本侵华的五十余年。在日本军队的大肆掠夺和毁损下，中国文物损失严重。这些文物包括典籍、字画、珍宝、古玩、碑帖，以及价值连城的文化古物，如北京人化石等。国民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侵略我国敌军往往有擅长金石书画掌故目录之专家随行军中，凡敌蹄所及之处，彼等立即殚搜穷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专门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主持战时文物的清理和保护工作，据“清损会”不完全统计，战时全国被日军掠夺、损毁的书籍、字画、碑贴、古物等共计3607074件又1870箱。损毁古迹741处。 

后来经过清损会成员的艰辛努力，1950年3月到1951年7月之间日本陆续归还文物6批文物105箱，从日本横滨运往台湾高雄港，这其中包括辽阳汉墓出土的陶器、玉器、钱币；山东曲阜汉灵光殿出土的砖瓦残片以及南京大鼎。后来这前后7批109箱日本文物分别藏于今天的台北故宫和台湾的历史博物馆。归还文物中的翡翠屏风就藏于台北故宫，南京大鼎从靖国神社中追还后，如今就立于台北故宫的正门口，而多年追查的周口店“北京人”化石却始终没能发现。

此刻即将上船的这四箱文物，包括沈阳张三畬堂的缂丝和古画，汪精卫访日时献赠日本天皇和皇后的翡翠屏风、青玉瓷瓶和白玉瓷瓶。这批文物于1948年6月由日本运往上海后又转运南京，张三畬堂的缂丝和古画由故宫南京分院接收，汪精卫盗献的三件国宝则由中博筹备处接收。由杭立武派来的押运人告诉中博筹备处负责押运文物的索予明，杭先生吩咐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四箱文物带去台湾。但这时昆仑舰上已经没有空地可以容纳这四口木箱了。经索予明耐心地向昆仑舰舰长诸廉方解释了这四箱文物不同寻常的价值和历史意义后，禇廉方二话没说，下令将一间官长室中的办公桌椅拆除，硬是把这四只箱子装了进去。 

终于开船了，这天是1月29号。就在头天的凌晨三点，一艘名为太平号的客货办，从上海开往基隆的途中，与一艘名为建元号的货办相撞，近千人丧生。太平号可谓东方的泰坦尼克号，它的船东就是当今台湾著名的电视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事后分析事故的原因，重要的一条就是超载。 

昆仑舰超载也很严重。不仅超载，在途中还多次遇到解放军的炮火，不仅多次遇到解放军的炮火，船上还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大事。 

昆仑舰开出没多久，刚过长江口，船上的人突然发现船在往北开。到台湾应该往南，朝北那是去解放区的方向。副舰长觉得事情不对，找到舰长禇廉方。禇廉方一口承认他想要起义，带着文物投奔共产党。后来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已经没人清楚了。总之禇廉方起义失败，昆仑舰最终仍然到了台湾，但到达基隆港时，已经是2月22日，昆仑舰在海上一共航行了二十多天！至于褚廉方，据说船到岸后即被杀掉。

第三批文物运出后，杭立武积极准备抢运第四批。然而当时国共又开始了新一轮和谈，为避免影响和谈气氛，李宗仁阻止了杭立武的行动。

国宝到达重庆渡口

马衡的坚守

在抢运南京文物的同时，杭立武和行政院没有忘记留在北平故宫博物院的精品。 

从1948年11月起，东北、华北野战军就已经将傅作义的军队围困在了北平、天津、新保安和张家口一带，到12月14日，北平已经完全被解放军包围。行政院和杭立武惦记着北平的文物，心急如焚，电报飞向紫禁城，催促北平故宫博物院赶紧遴选精品文物，通过空运送到南京，再随同南京的文物一起赴台。 

然而，此时的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已经做出了与杭立武等人相反的选择——不去台湾，留在大陆。 

马衡，1881年生于浙江鄞县，中国近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著名金石学家、篆刻家。马衡与故宫的缘分始于1924年11月，他与那志良等一起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担任清点清宫物品的工作。1933年日军入侵，马衡选择离开北平，带上文物南迁，并于1934年4月被推选为故宫博物院院长。16年过去了，文物再次迁移，而此次，马衡选择了留下。 

马衡的留下与他的儿子、著名戏剧家马彦详有关。通过马彦详，马衡很早便与北平的地下党组织有了联系。在杭立武等催促马衡迁运文物的同时，马彦详也从解放区捎来了中共方面的诚意，希望马衡不要迁运故宫文物，并许诺北平解放后仍由其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 

为敷衍行政院和杭立武，马衡召开了一次院务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古物馆的朱家溍，代表身在上海的馆长徐鸿宝；文献馆的单士魁和张德泽，代表已经赴台的馆长姚从吾；还有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总务处处长张庭济和秘书赵席慈。 

院务会看起来开得很认真，马衡与参会人员仔细讨论了选择哪些文物装箱，以及如何装箱等，并告诫大家一定要细致谨慎，“要稳重妥当，要保证不损坏。不要求快，记住！不要求快。先准备箱板、木丝、棉花和纸，用多少要做个计划交总务处购置。” 

其实，故宫里的包装材料像板箱、棉花、木丝等都是现成的，一面挑选，一面造册，一面装箱很快便可完成。但在马衡“安全第一，不要求快”的工作方针的指导下，工作人员们都没有了抗战时抢救文物的雷厉风行，这个包装工作慢条斯理、拖泥带水地进行着，一直磨蹭到1948年的12月14日，这一天，北平城彻底陷入了解放军的合围当中，对外陆路交通断绝。在中共地下党发起组织的“故宫博物院职工警联谊会”的促使下，马衡关闭了午门、神武门和东西华门四门，选装好的精品文物再也无法运出。

一个月后，1949年的1月14日，马衡致函杭立武，信中写道：“嗣贱恙渐痊而北平战起，承中央派机来接，而医生嘱勿乘机，只得谨遵医嘱，暂不离平。”对于文物迁台事件，他更作了明确的表态：“窃恐爱护文物之初心转增损失之程度。前得分院来电，谓三批即末批，闻之稍慰，今闻又将有四批，不知是否确实。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后不再续运。”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对庄严，马衡也写了一封信。庄严与马衡本是师生，在北大的时候，马衡是庄严最欣赏的学生之一，后来又一起在清室善后委员、故宫博物院工作，关系非常深厚。马衡决定留下后，给庄严去信劝他也留下来，被庄严拒绝，两人的师生关系就此缘尽。 

在马衡的周旋下，北平的文物没有运出一箱，全部留下了。

（未完待续）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