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1931年”九一八”爆发，离东北只有二百多公里的北平处于危险之中。如果文化古城北平沦陷，不仅人民受难，许多文物也将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此制定了周密的文物抢运计划，决定转移故宫以及其它的北平文物至内地保存。

由于国宝的迁移牵扯到太多人的利益，抢运计划一经提出，便引起各方争议，直至1933年初文物抢运计划仍未能正式实施。此时，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一直在进行整理、挑选、装箱的工作。为防止文物途中破损，装箱是个相当重要的技术活。古籍文献等好装，瓷器、玉器、青铜器等易碎易变形文物就需要特别小心了。故宫为此专门请来了琉璃厂的老古玩商传授包装技术，又仔细观察江西景德镇运送瓷器时的捆扎方法。每件国宝均以数层纸张包裹，外面再用草绳层层缠紧，依次装箱后，在空隙间塞满棉花，然后钉箱盖，贴封条。为做到万无一失，故宫人特意买来许多普通瓷器反复作实验，确定无一损坏，才开始用这样的程序装箱。装了几箱之后，大家总结出了四字真言：“稳、准、隔、紧”。庄严先生解释前两个字：“所谓稳者，不外小心是也；所谓准者，换言之即为正确，没有错误。”而对于后两个字，那志良先生也有叙述：“一个是紧，一个是隔离，每捆瓷器捆扎紧紧的，捆与捆之间用稻草谷壳，塞得紧紧的，便少有破碎之虞。”后来，整个南迁历时10余年，数十万件国宝历经波折，但受损者几乎没有。

这些箱子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存放紫禁城里的文物，在大陆颠沛流离了十五年后，最终被运去了台湾。

 第一次迁移：从北平到上海

1933年1月，日军进入山海关，局势险恶，迁移文物势在必行。行政代理院长宋子文代表政府作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的承诺，并最终决定将文物迁往上海。

决定一出，周肇祥等人便放出话来，说只要文物列车启运，就会有人在铁路沿线埋炸弹，炸毁列车，同时还阻挠司机和搬运工人前往故宫运送文物。无奈之下，易培基只得给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长李宗桐打电报陈述原委，李向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请示，宋又电告北平市长周大文，周大文派法警将周肇祥密捕，直到文物驶出北平10天之后才把他放出来。

1933年2月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秘书吴瀛接到文物准备起运的通知，前往故宫待命。临行前，妻子问他会去哪儿？他摇头不能作答。不仅他不知道，当时的故宫人谁也说不清楚自己和国宝的最终去向。

2月5日中午，大批板车拖进神武门，日落时分，从紫禁城到车站开始全面戒严，文物在天黑以后正式启运。沿途军警林立，街上空无一人，除了板车急驰的辘辘声，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从此关山万里，海天相隔，他们以及19557箱文物至今就再也没有回到故地。

2月6日清晨，两列火车从北平西站出发，开往浦口。18节车厢上装着长三尺，宽、高各一尺半，浮贴着封条的两千余口木箱。木箱里除故宫的珍贵文献、书画、档案珍本外，还包括无价之宝——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列车开启，沿途有各地方军队保护，车顶四周架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此外还有张学良的马队随车驰聚，警戒护卫。除特别快车外，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文物列车先行。重要关口，车内熄灯。

这是国宝在长达十六年的迁徙中待遇最好的一次。此后条件日劣，再没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可用以保护迁移的文物。虽如此，所有文物仍无一损毁或丢失。

为防日军轰炸，列车绕开天津，由平汉线转陇海路再转津浦线，一路上只在添水加煤时才停车。车一停，押运人员赶快下车，把每列车厢上的封条检查一遍。列车最终到达浦口后发现，由于此行仓促，浦口根本没找到适合保存文物的地点，所有文物必须留在火车上，而火车上的条件不可能长期保存娇贵的古籍善本、书画文献。负责押运的故宫人吴瀛、那志良和同事们心急如焚地等了足足一个月之后，才收到将文物转运上海的指示。

国宝最终存放于上海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及四川路业广公司内，北京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随之成立。此后，又有包括瓷器、玉器、铜器、书画、文献、档案等精品在内的四批文物陆续运到上海，前后总共5批合计19557箱。文物在上海保存了四年，其间还挑选了八十箱精华之物，前往英国举办“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轰动一时。

1936年11月，政府在南京朝天宫建成库房，准备将存沪文物运至南京保存。12月，文物依然分作五批运抵南京，同时工作人员开始计划举办大型展览。没想到第二年7月芦沟桥事变，北平沦陷，8月，上海沦陷，南京危急。展览一事被搁置，抢运文物至安全地带的问题又被提到日程上来。

 （未完待续）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