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众服务是医院的宗旨，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然而现实中，这些本应是医者共识的原则却变成了姑妄听之的说教，赚钱第一，病人靠后，倒是各个医院的一致选择。在利益驱使下，有些医院甚至外包诊室，白衣天使“与狼共舞”，坑害患者。由此，我想到了医学泰斗，也是医界的老前辈颜福庆，想到了他是用一生来坚守医学为大众服务这个理想的。

1931年3月的一个晚上，颜福庆应邀在上海沪江大学为医学预科生演讲，题目是《现代医学教育的趋势》，他说：“学医的目的，有许多人以为能多赚钱，我想跑错路了。因为做一个真实的医生，是赚不动许多钱的，除非用不正当的方法，当然例外。……若然有人拿服务人类、为公众利益为目的去学医，这才是最好的。取这种目的人，才是人类的服务者。”当晚，一位听演讲的学生将自己整理的记录投到《民国日报》，让我们有幸在今天还能读到这贯穿了颜福庆一生的主张。

一百多年前，在长沙的一条街上，有了一所后来很著名的医院——雅礼医院，开办者是美国传教士胡美。数年里，医院只有胡美一名医生，直到1910年，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28岁的颜福庆来到这里。当时胡美握着颜福庆的手说，“你是上帝送给长沙的礼物，这里还没有一位真正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医生”。

尽管当时雅礼医院的诊费明显低于中医，但求诊者并不多，因为老百姓还不了解西医。他们看到医生的白大褂常会联想到出殡时的丧服，当冰凉的温度计塞进病人嘴里时，人们的心里充满怀疑，而且不习惯把病人委托给陌生人，住在医院里，生了病都是在家里治疗和护理。

就这样，在病人狐疑的目光中，颜福庆开始主刀外科手术。他是左撇子，但左右手都能开刀，一张纯粹的中国面孔也为他加分不少。渐渐地，颜福庆得到当地百姓的信任和尊重。后来他开始被接到病人家里看病，长沙的学校也频频向他发出邀请，为学生们讲些医学知识。颜福庆说，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内心的喜悦，能为我的同胞服务这太令人激动了，这儿的百姓对医生的需求太迫切了。

颜福庆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8岁那年，父亲因伤寒过世了，他被过继给了伯父。伯父颜永京是上海最早的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的创办人及首任院长。颜福庆的童年就是在圣约翰书院度过的，并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教育。伯父崇尚西学，早年也留学美国，是最早将心理学介绍到中国的人。颜家的子弟逐个赴美留学，颜永京希望长子颜惠庆学医，他在信中写道：“学医前景非常广阔，不仅教会需要医生，中国任何地方都需要医生，我相信你特别适合医生这项有益于人群的慈善的职业。”但颜惠庆志不在此，最终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外交官。

颜永京没有想到，他的心愿会在嗣子颜福庆身上得以实现。颜福庆的父亲38岁就死于伤寒，他最亲密的兄弟也是死于一场流行病，这让他幼小的心灵受到很大创伤，也给了他从医的一种刺激。此外，颜福庆的舅舅吴虹玉对他从医也有不小的影响。

1903年，颜福庆从圣约翰医学院毕业，第二年，便赴南非当矿医，为在那里开矿的华工治病。在那里，颜福庆亲眼目睹自己的同胞不断遭受钩虫病、矽肺的威胁，却不得不为养家糊口继续卖命。颜福庆每天感同身受，却无能为力，他为自己不能为大众服务深深烦恼。在南非，他认识到了从事公共卫生的重要性，认识到自己的医学知识需要提高、深造。

1906年，颜福庆考入耶鲁大学医学院，插入二年级班，全班25名学生，他是唯一的黄种人。1909年毕业时，他荣获耶鲁该年度优秀博士毕业生，是第一位获得耶鲁医学博士的亚洲人。

1914年，是颜福庆在湖南行医的第5年，他脱下了西装，穿起了长袍。因为西医见效快，而且诊费全免，老百姓自然乐意尝试，西医在湖南的局面逐渐打开。

那个年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岁，当时有的医学校规模不大，水平也不高，只能简单效仿外国，不会考虑社会现状和民众的实际需求。颜福庆，这个生长在上海声望显赫的传教士家族、而且十分西化的中国人，看到了中国最底层百姓的疾苦，他要按照西方标准在湖南办一所医学院，让医学为普通的百姓服务。

让颜福庆没有想到的，他这个设想的实现竟得益于一次意外的应诊。一天，湖南都督谭延闿患上大叶性肺炎突发高烧，经多位老中医诊治体温仍高达40度，无奈之下，谭延闿请来了颜福庆。颜福庆只是简单测了体温，询问了病史，开了些西药便告辞了。第二天，谭延闿的高烧居然退了。借这个机会，颜福庆向谭延闿提出雅礼会和湖南省政府合作在长沙办西式医学院的建议，获鼎力支持。虽然谭延闿并不知道眼前这位医生将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医学教育家，但他已经相信了西医。

1937年4月1日各界名人集聚在上海西区枫林桥，为新落成的国立上海医学院、上海中山医院新院舍揭幕。图为（左）孔祥熙、宋霭龄，中间是颜福庆，右边是伍连德。

为了建立这座医事中心，颜福庆用了整整10年，但他认为，培养医生只是事业的一部分，要实现医学“为大众服务”的理想，就要在中国建立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他把目光落在了农村。

颜福庆在吴淞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卫生实验区，他让医学生下乡，为当地居民开展环境卫生宣传、疾病预防和妇幼保健，为中小学的新生进行体格检查，建造新式公厕。颜福庆创办吴淞卫生模范区与陶行知办晓庄师范一样，都是在中国的农村播撒文明。吴淞卫生模范区后来在淞沪抗战中毁灭。今天，它的事迹和精神也少有人知了。

还是在1928年的时候，民国政府卫生部曾正式公告，考虑在中国推行“公医制”，请专家研究讨论。颜福庆在中华医学会全国大会上宣布积极支持政府的决策，并要求所有医学界同仁支持国家的决定。但民国政府却在“公医制”的名义下，将私人医疗机构、私有的医药医疗器械企业收归国有，形成中央集权，结果，为服务广大农村百姓而设立的“公医制”完全变质。颜福庆服务大众、关注农民健康的愿望成了一纸空谈，他只有在庙堂之外，坚守他“为大众服务”的理念。

1949年，军管会接管上海医学院。颜福庆从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政府身上看到了实现“公医制”的希望，他把医事董事会的财产全部交给人民政府，满腔热情地支持着上海第一医学院（1952年更名）新任领导的工作，而“上医”领导对这位医学界耆宿也给予了充分尊重，聘请颜福庆担任副院长。1956年，颜福庆应邀到电台对台湾广播，他说：“新中国的教育制度和医药卫生事业，已经从服务达官显贵和巨贾转变成为人民大众服务了。”这时的颜福庆已经74岁了。

毛泽东和颜福庆（中）

1956年2月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颜福庆也在受邀之列。其实，毛泽东和颜福庆早在几十年前就有过接触。当颜福庆在长沙办起湘雅医学院并任院长时，毛泽东也在长沙。一天大雨中，一个年轻人背着身患疟疾的妻子来求医，两人全身透湿。女人本就有病，再受风寒，生命危在旦夕，见状，颜福庆赶忙抢救病人。不几日，病人好转，在离开时，颜福庆免收了病人所有的医疗费用。谁料想，几十年过后，当年背妻求医的年轻人竟成了共和国的主席，而那位女子就是当年的杨开慧。席间，毛泽东请颜福庆坐在自己身边，谈起了当年的往事。也许是类似事情经历得太多，颜福庆一时竟想不起来，后经毛泽东提醒，才依稀记起了这一幕。遗憾的是，到了文革时期，领袖“日理万机”，哪还顾得上一个过去的院长。

“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痛苦”，这首当年由颜福庆请黄炎培为上海医学院写的校歌，就是让每一个医学生明白学医的最终目的。医学为人类服务，为社会造福，颜福庆为此奋斗了一生。但没有人会想到，颜福庆竟在84岁那年面临了他一生最深重的痛苦，因为，一场浩劫来临了。

当时，各种帽子扣在了颜福庆头上，“美国特务”、“卖国贼”，还有人批他是“洋武训”。“武训是什么人呐？”颜福庆问他的孙子，颜志渊解释说，武训是山东人，是为了办学不惜到处募捐、求人借钱的老夫子。你也是到处募捐，还是个美国留学的博士，所以叫你“洋武训”。他点点头，没有否认。

头戴“医务界反动祖师爷”的高帽，脖子上挂着“我是混蛋”的大牌子，颜福庆在自己千辛万苦创建的校园里被押着游斗。每次批斗结束，老人总是带着满身的唾沫和墨汁，默默地穿过贴满大字报的弄堂，回家用热水把身上擦洗干净，再喝一杯热茶，面对家人同情的目光，老人说，不必将这些事放在心上，我从前在湖南看到过痞子造反，也是这样的。

1968年以后，80多岁的颜福庆身体越来越差。一天肺气肿复发，家人用藤椅将他抬到隔壁中山医院急诊室。看到“颜福庆”三个字，医生立即去向工宣队请示。最后，只给了药便打发了他。孩子们想给呼吸困难的老人吸点氧，提出借个氧气瓶回家，被无情拒绝。老人说，我们回家吧。路上，老人的脸上淌着泪水，痛心不已。

在此后的两年中，颜福庆再也没有进过这所就在家门口的医院，而这医院也是用他当年募捐的钱创办的。“保持医生的荣誉与尊严”是他1916年在中华医学会第一次会长致辞时对全体医生提出的要求，正是这份高贵的信念支撑着颜福庆度过了一生中的所有艰难。此时，年迈的颜福庆仍然保持着这份尊严。一个工宣队员问颜福庆：“老家伙，你为什么不自杀？”老人平静地说：“我为什么要自杀？我问心无愧。”

文革开始后，颜福庆离开了原来的住所，居住在与上海医学院一墙之隔的小楼里。1970年11月29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隔壁上医的围墙突然坍塌了，大家都跑出去看热闹，屋里坐着的老人也倒下了。家人问他，不舒服吗？老人摇头，要不要去医院？还是摇头。再问，老人没有了反应。

颜福庆就这样走了。他一生中遭受的坎坷也好，经历的辉煌也罢，都没能阻挡他的脚步，可他却没有熬过那寒冷的冬天，令人唏嘘。然而，即使他能长寿至今，看到他坚持了一辈子的信念被抛弃，被践踏，医院竟成了赚钱机器的现状，不是更让他痛不欲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