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史沫特莱的一身时装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面前十分显眼，而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长发披肩、举止优雅的吴光伟。当时，这样的两个人，足以吸引周围的目光。

不仅是穿著与众不同，史沫特莱还给延安带来了新变化，除了促成白求恩大夫援华外，推广交际舞她更是功不可没，以致跳舞在延安成为了潮流。

“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毛泽东对交际舞有他独到的理解。虽然他也经常光顾舞场，但一开始并没有参加跳舞，更多的只是与史沫特莱、吴光伟频繁地接触。

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埃德加·斯诺转述史沫特莱的介绍时说：“毛泽东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和史沫特莱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泽东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史沫特莱，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遇到过的人中间，我（指史沫特莱）似乎是体验过这种爱的第一人。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象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简·麦金农、斯·麦金农《史沫特莱传》）

“每当她与毛泽东讨论罗曼蒂克的爱情时，对话似乎是说给原是充当中间人的吴小姐听的。讨论过程中毛作诗，吴莉莉当然比史沫特莱更欣赏毛泽东的诗。她以毛所作诗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泽东很高兴。他们详细讨论未来新社会中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都进入了以旧诗词的形式写就的诗篇。”（《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235-236页）

毛泽东在享受和女人谈心的快乐，毛夫人贺子珍却在窑洞里咬牙切齿。她讨厌史沫特莱，把她当作罪魁祸首。两个女人之间虽没有发生什么，但彼此却一直敌视着。史沫特莱认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不具备一个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条件”。（《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234页）

频繁地接触让贺子珍产生了疑心，终于在7月的一个晚上，她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看见毛泽东与吴光伟坐得很近，面对面地说话，眉开眼笑，很是火热。贺子珍带着一腔怒气走了进去，毛泽东仍然坐在那里。吴光伟起身招呼：“贺子珍，请坐，来，来。”贺子珍却厉声说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才来的！我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

窑洞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光伟也不知所措。贺子珍转而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挥舞着的手划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光伟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站起来要制止贺子珍。站在门口的警卫员听到屋里的吵闹声进来一看，见贺子珍要挨打了，就用两只胳膊护住贺子珍的双臂，他本意是想保护她，结果让贺子珍动弹不得。这时，人高马大的史沫特莱趁机一拳打过去，贺子珍的右眼立刻肿了起来。

正当史沫特莱要打第二拳时，毛泽东说话了。他先对贺子珍说：“子珍，你干什么！你疯了？”然后对史沫特莱说：“你不能再打了，有什么话，对我说。”

毛泽东站起来严厉地说，他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警告贺子珍，作为一个党员，她正在毁掉自己。

这时，贺子珍突然转向吴光伟，骂她是“舞厅的婊子”，大概和什么男人都勾搭，还想欺骗主席。吴光伟背靠着墙，像一只吓坏的小猫。贺子珍走近吴光伟，挥起手中的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揪她的头发。吴光伟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的背后。

贺子珍又转向史沫特莱，大骂她是“帝国主义分子”，还要用手电筒打这个“洋鬼子”。史沫特莱可不是好欺侮的，她一把将贺推倒在地。贺子珍躺在地上喊叫，说毛不算是什么丈夫，不算是什么男人，也不算是什么共产党员，老婆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挨帝国主义分子打，居然一声也不吭。毛泽东责备了贺子珍，认为史沫特莱有自卫的权力。

此时的毛泽东气愤已极，但尽力克制着，他命令警卫员扶起贺子珍，强迫她离开吴光伟的窑洞。

第二天，延安到处都在议论这件事。毛泽东不得不召开了中央会议讲明事情的经过，听凭中央裁决。会议决定将此事当作“秘密事件”处理，发布了禁止议论的命令。

事情发生后，贺子珍和吴光伟都感到很委屈。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及其他女将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她们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然花那么多时间在自己的窑洞里与别人的丈夫谈话是不可思议的事，况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彼此亲密地接触，更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这祸根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吴光伟则要求有关方面作出裁决，给她一个公道的说法。

毛泽东请求中央同意他和贺子珍离婚以彻底解决问题。此时正值卢沟桥事变发生，延安进入战备状态。中央迅速决定，正式批准毛泽东离婚。

贺子珍受到批评，很快离开了延安，在西安稍作停留之后，便飞往莫斯科。吴光伟也被逐出延安，她烧掉了毛泽东的诗稿，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先到山西，后去了西安。史沫特莱成了更加不受欢迎的人，不过，8月中旬她从马上摔下来造成重伤，不能立即成行，到9月初，与斯诺夫人一道，告别了延安。（《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236-239页）

这次桃色暴力事件成为吴光伟命运的转折点。从1937年2月到达，到被迫离开，吴光伟在延安只生活了半年。此后，她在延安的革命经历，被深埋于历史深处，几乎被人们遗忘；她青春活泼的身影，则永久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离开延安后，吴光伟先在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工作。那时她仍然希望能回到共产党队伍里来，但由于复杂的原因，她始终被拒绝在革命阵营之外。几年后，她随丈夫去了重庆，1949年又到了台湾，1975年在台湾去世。

就在贺子珍、吴光伟、史沫特莱先后离开延安的同时，江青来到延安，在经历过政治审查和党校学习、鲁艺工作后，于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