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转星移。你是否还记得那首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如今，它已经过了整整八十一年。

    从1931到2012，九一八事变后的这八十一年，日本人是怎样看待那段历史的？“活在当下”的同时，历史真的可以忽略不计或任意美化吗？

    从某种程度上，了解日本人的看法，才更有助于中方清晰地看到中日两国关系之间的死结所在，从而采取更有效的应对措施。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全城被日军占领。日本侵略者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日伪军、警、特工人员活动于各公共场所，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昼夜盘查城内旅店和过往行人。在乡村，由伪警察巡回侦察，发现可疑人员则就地处治。

    战争纪念片主打爱和亲情

    日本把8月15日称为“终战日”，每到“8·15”前后，日本电视台都会播出战争纪念片，但主题基本上是呼唤和平，内容多表现亲情和爱情。比如2011年富士电视台在8月13日播出表现战争中兄弟情的电视剧《最后的纽带》，说的是哥哥在美国谋生，参加了美军，而弟弟成为日军敢死队成员，兄弟俩在冲绳战场相逢，本是站在敌我双方立场的两人，最后兄弟爱和亲情跨越了一切。

    众多日本电视剧中，每年日本NHK电视台为纪念“终战日”播放的节目最引人瞩目。同样是2011年8月13日，该台播出了纪实性电视剧《蓝眼睛的(中国)少年兵》，以一位还存活着的日本老兵、现已95岁的藤井先生对当年战争的一段真实回忆为中心内容而改编。电视剧由中日混血儿、少年明星小针升平主演。故事的时代背景是1943年秋季，当时日军的一支连队在行军途中，发现一个掉了队的中国（重庆）少年兵——罗布信。他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只有14岁。后来，他被日军的藤井收留。在激战中，少年兵被当做杂役，后来在炮击中左眼受伤失明。日本兵像对自己的弟弟一样爱护他，他们在相处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电视剧表现了这样的主题：如果没有战争，日本人都是有情有义的普通人，被收留在日军中的中国少年兵，他那淳朴的性格、可爱的笑脸给在战争中苦熬的士兵们带来了很大安慰,他们在同甘苦共患难的生活中通过交流，士兵们的人性和良心得以萌发。电视剧把战争故事描写得有些浪漫色彩。而关于这部电视剧还有一个后续话题：导演久保田在电视剧播放后，受藤井先生的委托，想与中国电视台合作，共同制作一个“寻找罗布信”的节目，如果当年的少年兵还活着的话，已过80岁了。

    少年明星小针升平的母亲是中国人，她曾打听是否有中国的电视台愿意引进这部电视剧，结果还是未能如愿以偿。当然，小针升平的母亲也能够理解的原因之一是，日本所拍摄的战争题材影视片，视角本身缺乏对战争责任的反思。所以，中日两国关于战争的价值观能够互相融通和理解的那天还远未到来。

    强调作为“被害者”的悲伤

    随便问一个日本人，8月6日和8月9日是什么日子？他们准会告诉你：那是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的日子。很多日本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九一八”是什么日子。抗日战争在日本普遍被叫做“日中战争”，过去曾称为“支那事变”、“日华事变”。日本很显然在有意淡化他们的侵略给中国造成的巨大伤害，但对于自身的“被害”，日本却是牢牢记住，日本人从小学开始就接受这样的历史教育：日本是唯一挨过原子弹的国家，日本人深受原子弹之害……

    每年的8月6日和9日，广岛和长崎都要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纪念在原子弹爆炸中死难的日本人。每次在追悼仪式上，人们点上和平之灯，中小学生合唱歌曲，大家为死者默祷，态度很虔诚，场面庄严肃穆。

    日本有众多以原子弹爆炸为故事背景的影视作品，都拍得相当感人，日本人把原子弹爆炸称为“被爆”，他们在“被”字上做足了文章，那种“被害”的悲伤甚至被营造得充满了诗意和美感，但这种日本式的悲伤却是孤独的。

    日本的和平人士说，当年的广岛曾是日本的“军都”，1888年即明治二年，以凶猛作战著称的第5师团成立，总部就设立在广岛。1945年以前，广岛的宇品港是输送侵华日军的重要出港口，绝大部分侵华日军都是从那里出港。广岛曾是日本重要的军事城市，这也是其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原因之一。日本在南京进行大屠杀、731部队搞人体实验、实施细菌战，对重庆、成都等地实施无差别轰炸……这些都和广岛的悲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切，如今的日本民众哪怕是广岛人、长崎人都知之甚少。

    每年8月15日，日本靖国神社里总是熙熙攘攘，祭奠“英灵”的人不少。还有一些“遗老”穿起旧日军军服，拿着军刀招摇过市。在靖国神社的附近，有个千鸟渊公墓，它的正式名称是“千鸟渊战死者墓地”，每年日本政府都要在这里隆重举行追悼仪式，悼念战死者，天皇出席。日本海上自卫队远航舰队出航前，也会来此地参拜。

    谈“侵略”，还是个禁忌

    2011年8月14日，在日本北海道长万部町代言卡通形象的微博上，出现了反省战争的言语：“日本的战争牺牲者310万人，日本给亚洲诸国造成2000万受害者。这都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引起的。”这段话在网站上引起很大的反响，长万部町遭到多方抗议，町方面只能解释说，这不代表町里的意见，是运营微博的会社的人自作主张写的。最终微博不得不关闭。在日本，谈“侵略”，至今还是个禁忌，反省日本的战争罪行的言辞，常被人称为“自虐”。

    2011年8月，中国电影《南京！南京！》在东京中野的一个小影院就放映了一场。当天，为了防止出现混乱局面，日本警方出动了数十名警察在影院四周巡视，维持秩序，另外还请了律师和志愿者来帮忙。在现场，有观众问导演陆川一个尖锐的问题：“在日本人中，有些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如县知事、国会议员、以至前首相等，对那些声音你是怎么看的？”陆川回答：“说（南京大屠杀）不是事实的大人物们，希望他们也来看这个电影。”

    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日本观众说：“作为日本人，希望电影中所说的是谎言，但是听在现场的导演说是根据事实拍摄的，感到很难过。”

    这就是有代表性的日本人的想法，不愿意相信日本犯下战争罪行，就算心里觉得那是“侵略”，也觉得那是遥远的事了，不值得一提。日本人崇尚“活在现在”，他们觉得现实问题比起历史问题要重要得多。

    日本档案馆中的九一八

    战时日本对九一八的认识中，充满了莫名的自豪感和居高临下，而对备受日军折磨的中国百姓则不闻不问。

    在现存的日本对侵华战争记述中，一般都用地名，很少用数字。所以，九一八事变在日本被称为“满洲事变”。八十年后，打开尘封的日本档案一角，或可由此看出日本人对史料的另一种描述。

    在日本，与战争有关的历史博物馆中，广岛原子弹资料馆比较著名。其中，对九一八事变的描述只有半句话。在“昭和时期的广岛”的展示牌中写到：“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战争，以1931年的‘满洲事变’为‘引子’，随后1937年扩大到全面战争。”在这里，“满洲事变”被简写成两个字“引子”，至于谁先“引”的，以及战争的本质、内容，完全没有涉及。

    不过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方面在曾出版的大量文献中均将其描写为中国军队有预谋的策划。其中较为典型的是1932年日本明治天皇御写真帖刊行会发行的精装本《满洲事变及上海事变写真大全集》，在这本描述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照片图册中，日方称九一八事变的起因是“中国东北军部队对柳条湖段南满铁路实施了‘蓄谋已久’的攻击”，目的在于破坏日本控制的这条铁路。日方宣传中并将矛头直接指向一贯坚持抗日态度的东北军边防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将军，并展示了王以哲将军在教育部下警惕日军的训词——“看哪？营垣西边的铁道”，将其作为“中国军队预谋爆破柳条湖铁路”的“证据”。

    这些歪曲性的宣传，令普通日本人很长时间内，一直认为关东军是受到中国军队挑衅才进行还击，引发九一八事变的。

    然而，战争结束之后，随着档案材料的浮出水面乃至当事人的供述披露，这一认识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日本权威文献普遍承认了关东军阴谋策划了这一事变的事实。在1978年编写的《一亿人的昭和史满洲事变》中，不但承认了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的“谋略”，而且在作家杉森久英所写的评论《石原莞尔的哲学》中，明确指出这一阴谋的策划者正是当时在关东军手握重权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次郎，他们的目的是借此以武力攻占“满洲”，并以此为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从而争霸亚洲。杉森写道：“作为事变契机的铁道爆破事件，实际是关东军策划的一起阴谋，这些事情，如今已经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了。”

    极力渲染所谓“排日”

    在东京，收藏大量历史资料的档案馆主要有三个，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和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网上查到了国立公文书馆中有关满洲事变的部分资料，其中一条关于“满洲事变”十周年的史料显得很特别。这份资料是1941年9月3日由当时的情报局副局长久富达夫撰写的，其内容是日方如何纪念“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十周年。

    “关于满洲事件十周年纪念活动的要领，情报局的方针是，通过十周年纪念，达到让国内外民众统一认识的目的。这个具体认识就是通过满洲事变，满洲国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同时这也是日满合作的起点，以此来确立大东亚共荣圈。我们对将来报以光明的希望，并认为这促进了共荣圈内后进国家以及其他列强对日本皇国政策道义感的感召。”

    可以看出，战时日本对九一八的认识中，充满了莫名的自豪感和居高临下。而对备受日军折磨的中国百姓则不闻不问。

    在另一份表明1940年11月29日的“满洲事变奖赏金实绩送付”的史料中，记录如下，“本月20日，我们已经制定了满洲事变奖励金提出和申请方案。”

    另外，日方一方面对“满洲事变”带来的所谓积极变化欢呼雀跃，一方面还着重收集和记录甚至放大此事件对日方而非中方带来的“受害”影响，这一点与如今中日关系稍有风吹草动、日本媒体即渲染中国“排日”如出一辙。

    比如在一份名为“关于收缴日货”的资料中写到，“满洲事变发生后，排日货团体仅在上海就收押总额达20万元的日货。收缴的日货分配具体如下，比如总额达800万的话，其中200万给排日团体干部作为手续费，200万给汪精卫等人作为政治活动费，剩下的400万当做国产银行设立费，但是国产银行的股东也主要是排日团体干部安排的。”

    不仅在国立公文书馆，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资料中，诸如“满洲事变之后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排日状况”、“满洲事变以及在留日本人的保护、引渡、避难及受害”等文件也不在少数。

    此外，日军也对满洲事件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在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一份关于“陆军省-陆满普大日记”中的一篇记载到，关于满洲事件费的使用，支付给陆军第一师团。其中包括满洲事件费、用品费、军粮费、运输费、患者费、工资、旅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