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中共特别支部在潜伏敌营十年，他们以战地服务队作掩护，与张发奎部队中的顽固分子斗智斗勇，出生入死，收集了大量秘密情报，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任务，为抗战的胜利和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十年中，竟然没有一名成员暴露身份，中共特别支部也一直没有遭到破坏。这个中共特别支部是怎样创造了中共秘密斗争史上的奇迹呢？

　　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张发奎请求刚从日本回国的老友郭沫若襄助，在第八集团军组建一个战地服务队。郭沫若会同周恩来、潘汉年、刘晓等人很快就召集了左洪涛、杜国庠等34人，组建了战地服务团（后改名战地服务队）。为了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我党独立自主的领导，周恩来根据时局的需要和可能，要求在战地服务队建立一个秘密的战斗堡垒——中共特别支部。1937年10月12日，在周恩来、博古、潘汉年等的直接关怀下，战地服务队10名共产党员齐聚南桥，宣布成立中共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特别支部（简称“特支”），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周恩来指定富有地下战斗经验的左洪涛担任“特支”书记。何家槐、刘田夫、孙慎为支委。1938年5月“特支”到武汉后，周恩来对左洪涛等明确指出：“既然要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就有必要取得合法身份来掩护自己……党组织批准你们去。”针对个别“特支”成员不安心在张部工作，想去延安或解放区的情况，1938年夏天周恩来在长江局召开的支部大会上对特支成员作出重要指示：“张发奎司令部是个战略据点，撤出来容易，要进去就难了。你们要坚持下去。至于去延安学习，这当然是好事，现在青年人向往延安，追求革命，党是鼓励他们去的。但是，你们是党员，党员的任务是坚持党指定的岗位”。1939年元旦,张发奎部队开抵广东韶关，他改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从中破坏，战地服务队撤销。左洪涛由于出色的才能被张发奎委任为机要秘书。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将战地服务队成员安插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各部门，使“特支”在张发奎部队得以继续开展工作。

　　1940年8月，第四战区政治部反动顽固分子梁华盛、侯志明等人，抓到在邮电检查所任职的“特支”党员朱河康的把柄，欲置朱河康于死地。左洪涛知道消息后，立即向张发奎汇报，要求以长官部机要秘书的身份到邮电检查所调查核实。原来，朱河康在检查信件时，发现有一个青年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了一些追求进步、探索真理的话语。朱河康认为自己检查放行后，这封信就能够安全地寄到对方手中。于是，顺手在原信上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对这位青年加以表扬、勉励，二是告诫这位青年以后不要在邮寄信中表露进步思想，以免被人发现，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岂料，这封信被梁华盛等人暗中复查时发觉，他们立即报告张发奎，要求张发奎将朱河康以共党分子名义处决。

　　左洪涛了解实情后，一面稳定朱河康的情绪，不要惊慌，一面沉着冷静地向张发奎汇报调查经过。张发奎听完汇报后，眉头紧锁，脸露愠色，大有要处置朱河康之意。左洪涛急中生智，凑近张发奎的耳边说：“朱河康在人家的信上乱涂乱画，是一种幼稚行为。但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问题，邮电检查所直属战区特别党部，您是特派员，属您直接管辖，而政治部的人却对您不放心，在您的部下检查完后，竟还派人暗中复查，这明显是与司令您过不去。”张发奎听了这话，脸上青一阵紫一阵，大骂朱河康“头脑简单”。骂完后，他示意左洪涛转告朱河康，叫朱河康赶快请长假走人。拿到“赦免令”后，左洪涛连夜安排朱河康撤离第四战区，并通过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将朱河康送到了新四军部队。

　　1941年夏初，年仅19岁的“特支”党员杨应彬，正在贵州独山国民党军校第四分校学习。他的入党介绍人王洞若和韶关游干班学员郑体诗，写信给他，信中有“巴黎公社的穷孩子”和“相信你播下的种子萌芽了吧”等字句。这些信被军校的反共分子查获，他们如获至宝，不分白天黑夜，轮番对杨应彬进行审查，大有不挖出杨应彬背后的共产党后台绝不罢休之势。杨应彬一边想办法应付审查，一边赶紧写信给潜伏在张发奎身边的女友郑黎亚，希望她设法营救。但是，杨应彬的信送出后却如石沉大海，久久没有回音。一天晚上，正准备入睡的杨应彬又被叫起来审查，奉命审查他的人已经接到了处死杨应彬的密令。因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奉命处死杨应彬的是区队的队长，队长觉得杨应彬在军校的成绩实在是太优秀，杀了可惜，想等几天看看情况再说。

　　没有想到两天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学校收到了当时已经担任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的来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郑黎亚收到信后非常焦急，她马上告诉左洪涛，让左洪涛想办法营救杨应彬。杨应彬是由“特支”选派，经张发奎保荐去军校学习的，张发奎对他寄有厚望。杨应彬在军校遇险，张发奎并不知道。左洪涛便在与张发奎闲聊时，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对张发奎说：“杨应彬在四分校，无论是学课还是术课，每次考试都是全校第一。”听到这话，张发奎满脸高兴，感觉自己“很有面子”、“很光彩”，当即嘱托左洪涛代他写两封信，一封给四分校主任韩汉英，一封给杨应彬本人。在给韩汉英的信中，左洪涛措词严谨，力举杨应彬年轻有为，望其多加爱护培养。在给杨应彬的信中，又以长辈对晚辈的口气，教导杨应彬勤奋学习，前途无可限量。张发奎看后甚是满意，龙飞凤舞就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大名。韩汉英过去是张发奎的部下，他打开张发奎的信，一时不知所措。那些反共分子得知杨应彬是张发奎的“红人”后，也不敢继续造次。左洪涛略施小计，就让杨应彬脱离了险境。

　　但是，杨应彬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但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关注。中统驻柳州通讯处负责人陆树珊早就对左洪涛等人心存疑虑，密电蒋介石侍从室，称左洪涛、麦朝枢、何家槐、黄中廑4人思想左倾，行动可疑，请求蒋介石下令查办。蒋介石侍从室即以蒋的名义密电张发奎，命令他控制左、麦、何、黄等4人。这封密电在未到张发奎手里之前，就被左洪涛利用技术手段截获。麦、何、黄与左洪涛一样，都是隐蔽在张发奎身边开展统战工作的“特支”成员。在第四战区，麦朝枢任中将秘书长，黄中廑任少将参事，何家槐与左洪涛一道，同在长官部任张发奎的机要秘书。这时候，黄中廑、何家槐已经撤离第四战区。左洪涛反复思忖，自己与何家槐就住在张发奎办公室的楼下，每天跟在张发奎左右形影不离，被张发奎视为“心腹”，而陆树珊却将左、麦、何、黄4人“一视同仁”，视为“思想左倾”、“行动可疑”。这只说明一点，陆树珊没有真凭实据，只是瞎猜疑而已。再则，张发奎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就以共党分子的罪名查办他们。若非要那么做，一样也是出他自己的丑。于是，当张发奎召见时，左洪涛镇定自若，与往常一样。

　　张发奎根本就不相信左洪涛是共产党员，他一面拿出蒋介石侍从室的密电，一面“语重心长”地对左洪涛说：“你们的言行要注意哟，千万不要授人以柄啊！”左洪涛接过密电，故作惊讶，装作满脸委屈的样子对张发奎说：“司令，你不相信麦朝枢、黄中廑还说得过去，但你不可能不相信我和何家槐。我们两人一直跟在你身边，什么时候有过可疑行动，你心里绝对清楚。”张发奎点点头，指示左洪涛拟电回复蒋介石。只十几分钟，“左、麦、何、黄跟随我工作多年，经考察，思想纯正”的回电，即飞到了蒋介石侍从室。中统头目陆树珊万万没有想到，查办左洪涛的密电，就这么让左洪涛本人机警地顶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