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支辛酸的歌

                                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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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初，全国开始复查“文化大革命”前历史遗留案件，党中央的原则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不错不改。”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报上也在广泛地宣传。我们知道了这件事，却不敢轻举妄动，我们早就被吓怕了；觉得凡是对我们有利的政策和宣传不仅都不会兑现，还可能又会横生出意想不到的问题。

     一个偶然的机会，妈妈竟然遇到三十多年不见的邹趣涛，一九四九年秋一别，到现在大家都是老人了。周趣涛热情地上前和妈谈个不停，他说：“建政后我一直在公安局工作，李光普被农民带走，你们为什么不来找我？你们如果找了我，问题早就解决了。” 妈妈睁大眼睛看着他，哭笑不得，只礼貌而冷淡地应酬着。　

     “我知道李光普的案子是冤案，你们应该上诉，现在中央正在搞历史案件的平反，你们应该赶快提出申诉，不要错过了时机。”邹趣涛热心地说。

     此时，我们才决心为当了三十多年“反革命”的父亲提起上诉。从这一天开始，我们这几个幼稚的脑袋拼命地活动起来，找有关部门讯问政策，向各方面打听上诉的手续，找曾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朋友核实当年的情况。其实，只要是“起义人员”就足够平反条件了，但我们还是努力把申诉材料得写得很仔细，父亲帮助共产党的事实写得很具体。一切准备就续，就去找四川省统战部。

     他们回答说：“李光普确属统战部管的范围，但他当年被判了刑，必须先由判刑单位平反。”

     妈妈觉得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父亲是哪里判的刑呢？我们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却并不操心，当年不就是大邑县来人带走父亲的吗，不是在安仁镇的镇公所和大邑县的牢里关押了两年半吗，不是从安仁镇不见了的吗；我们认为理所当然是大邑县判的刑。

     弟弟去大邑县人民法院询问，对方斩钉截铁地说：“大邑县没有判过。”

     我们听了面面相觑，竟会有这种事！

     妈妈想了想，说：“我们还有离婚书啊，那是成都人民法院西城区分院民事批覆，是五四民法字第六零六号，上面写着‘兹经本院查明，李光普因反革命案于一九五一年扣捕，经判处徒刑，现在劳改中’。”于是弟弟毫不气馁，又去找成都市法院。几天后，他们回答说：“我们从没有判过李光普的刑，以他的身份，也不该由我们这一级来判刑。”现在，只剩下四川省法院没有找了，我们觉得既然两处都没有判，应该能在省法院找到结果；可是，答案仍使我们失望。他们说：“我们没有判过，也没有理由判李光普的刑。”省法院派人和弟弟一同再一次去到大邑，大邑县的人仍一口咬定他们没判过。

     我们只能叫苦连连，哭天无路。人们常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可这也离奇得太过分了。是哪个单位与大邑县同时在五一年“抓捕”了李光普？是哪一级法院在大邑县关押李光普期间，判了他“不法地主、反革命”罪？然后再偷偷地把李光普从大邑县带走，送进劳改营？

     我们一家小小的老百姓，戴着一顶大大的“黑五类”帽子，还能有什么办法？看来一个很好解决的问题，居然莫名其妙地变了，就在成都到大邑这五十公里的范围内变得摸不着、抓不住了。这可怕的“反革命”、这要命的“反革命”、这害得我家破人亡的“反革命”判决书，忽然间来无影、去无踪了！看来中央文件上的指示对于我们又将变成泡影。晚上，一轮明月当空，妈妈一脸悲怆，久久地仰望长空，缓缓地、若有所思地对我说：“父不平反，枉为人！”在皎洁的月光下，这话深深地刻在我心上。我在心里说：“妈，记下了！记下了！记下了！”高尔基说：“不要感叹生活的痛苦，感叹是弱者。”我们虽然被人踩在脚下，但我们不愿意当弱者；我对着月亮发誓，不管前面有多少困难，不管我们还会遇到怎样千奇百怪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为父亲申冤，一定要让父亲和二爸被大邑县所害的历史事实真相大白。

当时，很多档案都不能查，特别是大邑县法院的档案，他们怎么会让我们查？怎么敢让我们查？我写信给中央统战部，没有回音；找四川省统战部反映，他们也觉得奇怪，但表示爱莫能助。弟弟去了省劳改局，虽查到登记册上父亲的名字，却找不到判决书。我们真是喊冤无路，叫屈无门。过去有句名言：“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但现在是大邑县的法院为人民，人民的问题无人问，只是我已经弄不清楚我们现在算不算得上“人民”。

                                2

     大概老天爷实在看不下去了，悄悄帮了我们。在我们走投无路之时，因弟弟的工厂制造锅炉，而他又是这方面的技术负责人，新康石棉矿正巧到他的厂订购锅炉，弟弟就认识了那里的人。这次轻而易举就找到了大邑县对父亲的判决书。那是1953年6月28日、大邑县人民法庭大法刑字第一五九五号刑字判决书，审判长景世魁。大邑县这一级政府确有它的一贯性，三十年过去了，法院的人早已变了好多次，居然和三十年前一样，可以瞪着眼睛说瞎话，欺骗老百姓欺骗上级。被拆穿了，竟面不改色心不跳，就象没事人似的。

     胡跃邦早就说过：“在今天这种形势下，再也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中央组织部杨士杰在1978年也说过：“不能因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大邑县的所做所为，已经到了不把中央指示放在眼里的程度，但我们如果把李氏家族的一连串冤案联系起来，事情就十分耐人寻味了。我看这次是他们有了侥幸心理，自以为当年没有公开给李光普判刑，只要他们矢口否认，就可以一推了之，再一次滥用手中的权力，把过去大邑县人民法院的恶行掩盖起来。

     这次幸运却没有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能够找到当年的判决书，找到了他们无法否认的证据。我们想，这下可好了，大邑县没话可说了，父亲的平反指日可待了。谁知我们还是太幼稚、太天真了，找到判决书后，大邑县法院竟表示不同意平反！已调离大邑县的周鼎文也跳出来极力反对！这图穷而匕手见的一招正好暴露了他们的“不承认”是别有用心的有意隐瞒。从“不承认”到“不同意”，正好说明了他们心中有鬼。

     但在大邑县人民政府手里却掌握着权力，这个“衙门”我们有冤也没法进去呵。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向上申诉、再申诉，耐心地等待、再等待。走过了三十多年漫长的路程，我们有耐心，还有足够的勇气！等了近一年，到1983年，才有一点消息传出来，我父亲“平反”的事，四川省统战部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其中有邹趣涛、李唯嘉等好几个当年地下党的领导人一同去了大邑县。1983年7月20日大邑县在如山的铁证面前不得不对父亲的案子进行复判。

这里我想提出另一件相关的历史，1953年6月26日大邑县委作了《农村工作检查报告》，主要检查县委的官僚主义，同时解决区乡干部中存在的强迫命令作风。他们美其名曰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而就在两天后，6月28日，大邑县人民法院在周鼎文领导下，就以三项由他们编造的“罪行”，秘密判处了当时川西行署委员李光普“反革命、不法地主罪”。判刑后既不通知工作单位，又不通知家属，也不张贴布告。这种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随心所欲给不属于他们可以处理的起义官员冤判的做法，不知要比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恶劣多少倍，恐怖多少倍。

                                3

   9月，我们收到了大邑县的复判书。

大邑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法刑复（83）字第94号

     李光普，又名李万华，光华，男，生于一九00年，四川大邑县人，判前系起义人员，已故。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大邑县人民法庭以“反革命、不法地主罪”，判处李光普徒刑九年，现今再审查明：

     原认定：解放前李光普与其弟勾结伪县长，诬害农民李吉成挖毁母亲之坟，后李吉成被杀之事，现经查，与李光普无关；四九年九月同谋镇压农民减租减息运动，无依据；建政后，疏散财物，拒决赔偿也无确凿证拒，不予认定。拒此，原对李光普以“反革命、不法地主”判决不当。原大邑县人民法庭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大法刑字第1595号刑事判决书现予撤销。

                                                                                  （盖章）

                                                                               大邑县人民法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日

     拿到这份复判书，我欲哭无泪，大邑县真是太“聪明”了。父亲表面上“平反”了，实质上却留下了一个大尾巴。当年判决的前两条“罪行”，他们都明白地说：“与李光普无关”和“无依据”，而在第三条上他们却做了文章。尽管复判上写着“不予认定”，却在这句前写道，因“无确凿证据”。这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证据是有的，只是不确凿，只好“不予认定”；可是大法刑字第1595号刑事判决书上却言之凿凿地写着“转移财产一千多石粮食到狗腿子潘树廷家”。我家的财产不是粮食，更从来就没有放在大邑县，何来转移之说？当年如真在潘树廷家找到一千多石粮食，怎么现在会说证据不确凿呢？显然是根本无证据，当年的第三条“罪状”也是胡编乱造来的。那么以三条大邑县制造的、根本不存在的“罪名”来判罪，其结论应该是什么呢？任何有良知的人都知道那是有意冤枉人，是冤案。而复判的结论却是一句含糊其词的“判决不当”。“判决不当”的意思太丰富、太含糊了，这含糊的用词中只有一点不含糊：只是判得不恰当而已。我情不自禁地要问：这不恰当的判决是判轻了还是判重了？是该判九年还是九十年？是该无期徒刑还是枪毙？怎样的判决才称得上“判决得当”？

     既然决定“予以?销”，却不愿意说明李光普无罪，他们回避了这最重要的一点，用这种伎俩来对抗中央、敷衍受害者家属，哪里还有一点平反的诚意？更何况用这三条被编造出来的毫无根据的“罪行”，原判应纯属冤判而不是错判。最了解情况的周鼎文，当时大邑县人民法院院长，居然判出这样的案子，这中间肯定藏着重要问题。而在“平反”过程中大邑县和周鼎文的表演，也让我们不得不想到周鼎文在里面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大邑县政府的复判对他们当年的问题没有一点认识，我们子女不能接受。为此，我写信给邓小平，无回音；我找到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反映，并交给他一份材料。

     杨超书记接见了我，说：“我们党对不起你们全家，请你转告你的姊妹们，你们现在是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我说：“我们只希望明确父亲无罪就行了。”

     可我送去的材料却仍久久没有回音，此事也就不再有消息。后来，大邑县发给四百元以此作为“落实政策”的全部善后。这四百元钱多么沉重啊，它承载着我家破人亡的苦难、父亲几年的劳改生涯和一条人命、母亲忍受了半生的孤独艰难和凄苦、我们姊妹们失去的父爱和所受的屈辱，以及一家人三十多年“享受”的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永世不得翻身的生活。至于落实父亲起义人员政策的问题，却再也无人过问。

     我反复看了父亲和二爸李育滋的几份判决书，终于明白了一个问题，当年大邑县人民法院在周鼎文主持下给李育滋和李光普判刑，不是他们掌握了两个人的“罪行”而判，是他们先决定要这两个人死，而胡乱抓些“罪行”硬扣在两人头上，其结果就是一个被枪杀，一个死于狱中。现在的“撤销原判”既不提“平反昭雪”，也不说“赔礼道歉”，不过是做个样子，欺骗上级愚弄受害者家属罢了。这里我还要补充一句，父亲的起义人员证书，在父亲平反后二十五年的今天，我们还没有得到。

正象当年镇反和土改一样，全国的平反行动也在各种报章杂志，连篇累牍地报导，但从我父亲和二爸的情况看，大邑县“平反”的真正受益者，不是那些受尽残酷折磨而死的受害者，而是举起屠刀利用权力判决他们有罪的人，这些人永远都是赢家。苏联共产党员奥斯特罗夫斯基说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面对关天的人命，过了三十多年，在共产党中央指示平反的大前提下，大邑县人民法院仍不能进行反思，他们轻描淡写的“撤销”，既不符合中央的要求，又不能满足受害者亲人的期望，他们究竟撤销了什么？被剥夺的生命能再有吗？被牵连而死的人能活过来吗？难道对当时草菅人命的暴行，大邑县政府就不觉得有愧吗？何况利用手上掌握的国家权力随意杀人和把人害死，难道只是个错误？就不是犯罪吗？能把制造血案，杀人、害人至死与错误混为一谈，真可以称得上是够“伟大、光荣、正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