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圆?

   1959年8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重庆一所中等专业学校任教。报到后领到8月份的工资42元5毛，因为正逢暑假，我快乐得象小鸟似的飞回了成都。

     那时，肉已经实行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半斤肉票。妈妈带我们来到城外三洞桥的一家小饭店，它临河而建，鱼用一个大篮子装着，养在河里，任顾客随时选择。小店周围是一片草坪，不远处有带竹篱的农家小舍，竹篱上爬满藤蔓，坠着大大小小的瓜儿，幽静而清雅，很有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最重要的是，这家店有肉卖。

     妈妈点了好多肉菜，摆了满满一桌，全家却没有兴高采烈、也没有喜形于色。我们心里都有一股酸楚，在这最重要的时候少了一个最重要的人，是多么遗憾和悲凉啊！近十年了，我们和这些美味无缘，现在，敞开肚子大吃一顿，是喜悦、是轻松、是满足、是思念？谁都说不清。只有弟弟饭后兴奋地说：“我不说话，不抬头，一个劲地吃，胀得我气都喘不过来了。”

     妈妈现在不用熬那么晚才睡觉，我们终于走出了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困境。

     这时，我对父亲的思念随着他刑满的日子越来越近而变得更加强烈。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大庆，9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赦令，这个命令的第二条明文写着：“反革命罪犯，判处徒刑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二以上，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看到报纸，我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加速奔流，泪水忍不住涌进眼眶，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我们终于熬到头了。仅管父亲并不是真正犯了“反革命”罪，但他被判刑九年已经坐牢八年，即使从他被判刑的1953年算起，他也“劳改”了6年多，超过了“刑期”的三分之二。显然，他完全符合大赦令的规定。

    父亲就要回来了！晚上，一轮圆月当空，父亲、妈妈一定和我一样，都在望着这轮皎洁的明月吧，天涯共此时，月亮一定知道我们的期盼。我忘了几年来我家遭到的种种不幸，忘了凡是听起来对我们有好处事都不能在我们身上兑现；我对父亲回家的希望太强烈了，竟然失去了分析力，相信父亲马上就会回家，甚至还好像听见他向我走来的脚步声。妈的表情仍然没有变化，她总是那么沉?，她象一座永不爆发的火山，仅管内心翻腾着滚烫的岩浆，外表却仍然冷静而平淡。

   1959年底，报纸上刊登了杜聿民和其他九名战争罪犯获大赦出狱的报导。但父亲却没有回家，我们没有收到他的信，也完全没有他的消息。难道国家主席的命令不管用？难道父亲掩护共产党员比烂杀共产党人的战犯还“恶”？难道他6年多来规规矩矩、努力劳动还不能算“从善”？但是，我们能到哪里去问呢？我们又敢去哪里问呢？我的心从快乐期盼的顶峰掉进冰窟窿里。我无可奈何地安慰自己，法国作家大仲马说过：人类的一切智慧都包涵在这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父亲被判的刑期是9年，1951年被“抓捕”，就是不获赦，明年初也该回来了，不就多等待3个月吗，我们不会放弃希望，我们也能等待。

   1960年3月初我就开始坐立不安了，每天都盼望着父亲回家的喜讯。3月底，我等不及了，写信给妈妈，说：“爹回来后，你们马上复婚，再让爹好好休养，我们一家人从此再也不要分开了。”

     就在全家怀着最大的热情，日盼夜盼，准备迎接亲人归来时候，4月初，派出所突然把妈妈叫去，警察板着面孔扔给妈妈一句话：“李光普已于2月初死亡。”这消息就象一个重磅炸弹在妈妈脚下炸开，她瞬间感到天塌地陷，失去了一贯的镇定，以强硬的口气回答：“人死了那么久，你们对我说干什么，他和我没有关系！你们应该通知他的儿女。”妈妈仍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她走回家后就一病不起。

     看了妈的来信，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变成一片空白。我不能思考、不能说话、也没有眼泪。我失魂落魄地久久坐在操场上，直到月亮高高挂在天上。我问自己这是不是一场梦？等我回家的时候，说不定父亲已经在家里了，我还会扑在他怀里撒娇。可是妈妈的信还在手上，我再读一遍，仍然不能相信是真的；是不是他们弄错了，会不会有一个同名同姓者？我又读了一遍信，我不能再骗自己，父亲真的已经走了。我把头深深地埋在两手之间，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胸前和两袖已湿了一大片。我再也不能被父亲拥抱，再也不能听父亲叫我一声“涵儿”，再也没有一双温暖的大手来抚摸我的头发、捧我的脸，我的生活里再也没有父亲了！我永远失去了一生中最爱我也是我最爱的男人，将来的日子我该怎么过？继而，我又想到家里的每一个人，他们和我一样，失去了最亲的亲人，她们又将怎样熬过这痛苦的日日夜夜――特别是妈妈。

晚上，我一直不能入睡，恍惚中，看到父亲来到床边，给我唱了支歌。

          梦里听到的歌

          孩子，

          你睡着了吗？

          爹给你唱支歌，

          你要听好。

          不要失望，不要悲伤，

          身体的破碎也是一种美妙。

          从此，

          灵魂获得自由，可以任意飞翔。

          不再听信谎言，

          不再左顾右盼，

          不再苦苦等待。

           爹从死亡里重生，

           来把最爱的人探望。

           爱妻，你好。

           我了解你的艰辛、痛苦和无奈，

           更敬佩你的勇敢、坚韧和刚强。

           抬起头来吧，

           你可看到我深情的目光？

           孩子，别哭。

           爹没有离开你，

           快把头靠在爹身上。

           爹正亲吻你的头发，

           抚摸你的背脊，

           你可能感受到？

           孩子啊，千万记住，

           爹不会离开你，

           爹永远在你身旁。

     早上醒来，夜里的一切依然清晰，父亲的脸庞、身姿、动作、表情，历历在目，那不是梦幻，父亲真的来看过我，我相信，父亲不会离开我，他一定会再来到我的生活中。我不会失去他，父亲永远都会和我在一起。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一直在等待，从二十岁的青年等到变成近七十岁的老人，却从来没有任何单位通知我们这些当时已经成年的子女们，父亲是在哪一天去世的；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父亲葬在什么地方。我们连看看父亲的遗容，在他的墓前给他烧张纸钱的起码权利都被剥夺了！我更不敢想，说不定父亲根本就没有坟墓，说不定……。

                                     秘密

     父亲的死实在是个谜，为什么在即将刑满释放的时候父亲会突然死亡？就算是死刑犯，在行刑后家属都可以领尸掩埋，为什么父亲在严冬雪厚的时候死亡，却没有人通知我们领遗体？联系到父亲当年无故被关押，被任意罗织的罪名判刑，1957年底被转到与世隔绝的石棉矿，1959年又没有获得政策规定的大赦，事情为什么有这么多蹊跷。我自然就产生了疑团，并决心去解开它。

     新康石棉矿在离雅安西南不远的石棉县叶平村附近的高山峡谷之间，这是于1951年建立起来的劳改营。那里山峰重叠，林深蔽日，小路蜿蜒，几乎与世隔绝，一般人走进矿区连路都找不到。冬天，积雪覆盖了山峦、树木、房舍、道路，石棉矿就成了插翅难飞的密封的世界。在这里，犯人们负责开采石棉。

     石棉是夹在石缝中的一种矿物质纤维，这里使用的是最原始的开采方法，哪里有石棉就在哪里采，每一个工序，都利用劳改犯的双手进行。年轻力壮的犯人站在台阶或山坡上把岩石凿下来，其他劳改犯则在屋子里用手将石棉从岩石中分离出来，再进行包装。那里的石棉质量好，夹在岩石中白色絮状的石棉，被风吹得飘呀飘的，象“白毛”似的。分离石棉，劳改犯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那比重较轻的石棉剥离出来，“白毛”到处飘飞，无孔不入。它们钻进人的鼻孔，进入气管，天长日久，慢慢堵塞了支气管，肺功能就会逐渐下降，成了医学上说的尘肺。病人咳嗽、吐痰、哮喘，并越来越痛苦，从而逐渐丧失劳动能力。对“犯人”来说，劳动改造不会因有病而停止，如果不能熬到出狱，就只能除死方休。当然这个过程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可以肯定，父亲进石棉矿两年多，一定吸入不少石棉，但他在那里的时间不算长，还不至于到因尘肺而死亡的程度。

     后来，弟弟去过这个矿，我也不遗余力，通过各种渠道打听父亲在那里面的情况，还见过好几个从石棉矿劳改期满出来的人，有的还是父亲同室的难友，对当年那里的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

     一个年轻人从石棉矿刑满回家。妈妈找到他，他说，他刚进去时，有人指着父亲对他说：“这个人解放前是大官。”他便去与父亲交谈，才知道他的家和我们离得很近。他问父亲：“你家里有老有小，你不耽心吗？”父亲说：“不耽心，我妻子会把家撑起来。”还不无骄傲地说：“我女儿就要大学毕业了。”

     另一个人说：他认识父亲，父亲不爱讲话，1959年后有一段时间，狱里发给每个人谷子，叫他们自己捣掉谷壳送去煮饭，好多人因为捣不干净谷壳，很多人吃了不是拉不出大便，就拉肚子，父亲也因此而生病。那时父亲的身体已不太好，有些咳嗽。因为营养不良，父亲还得了夜盲症, 晚上就寸步难行了。

     在崇州市我还见过一个人，他也在新康石棉矿劳改过，他曾是父亲的下级。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见到他，很高兴，并兴奋地告诉他，说：“省里已下通知叫我去，看来我的问题快要解决了。”当时父亲虽然在咳嗽，心情却非常好。这位难友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父亲，过了很久他才听说父亲早已去世，觉得十分奇怪。

     也有和父亲同一室的人说，1959年冬，父亲咳嗽比较很厉害，有时还伴随着哮喘；特别是早晨和晚上，他咳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咳了一阵，好不容易吐出些又稠又黄的痰，才显得轻松一点。监工却因父亲咳嗽耽搁了时间，用鞭子劈头盖脸地抽打他。有一天父亲不见了，大家从此就没有再见到父亲，这位朋友也没有再听到过父亲的任何消息，后来传出父亲早在正月初二病死。

     后来大邑县在父亲“平反”的材料上写的是父亲“因病去世”，而省劳改局档案上登记的却是“工伤死亡”，大邑县县志上记载的又是“因矿石砸伤死亡”。

     这些来自政府文件上的迥然不同的死亡原因，经得起分析吗？那些父亲的难友们的话，又说明了什么？起码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父亲是在无其他劳改犯人看到的情况下死亡的。如果是工伤或矿石砸伤死亡，一定是在上工的时间，一定会有旁观者，一定会被很多人看到，消息也会被传开。何况这个石棉矿不是爆破作业，是露天开采，怎会被矿石砸伤而死？他伤在哪里？是一伤毙命，还是伤后抢救无效？

     另外，既然说省里叫父亲去，怎么竟没有去？是谁说谎骗了父亲，又为什么要骗他？这不奇怪吗？父亲如此不明不白的死，死后又不敢通知家属认领遗体，我相信这件事里有鬼。至于这“鬼”是什么，大邑县的县志上已经说得很明白，那是父亲“被矿石砸伤去世。”是谁砸了他，他们为什么要砸死他？这些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明眼人可以分析并得出结论的“秘密”了。

父亲的遭遇，我想过很多很多，我反反复复的思索。为什么大邑县不顾共产党中央对起义人员的政策，不顾国家向人民公布的党纪国法，居然把他关押起来，还判他的“罪”？最后，父亲仍然还是被人置于死地！看来是父亲错大了，他在经济上给地下党员支持太多，他了解川西地下党卖雅片、造假币等内幕太多，一个小小的大邑县，竟非要把他送入死地不可。父亲如果不是太爱国、太善良、太迂腐、太轻信，怎么会和当时东躲西藏的“同乡”走得那么近，而且居然听信了他们的说辞，决定不去香港，留下来准备继续建设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