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

    1954年初，妈突然告诉我，她已经向法院提出和父亲离婚。我惊愕得目瞪口呆，问：

       “为什么？”

      “要找到你爹，只能这样了。”

      “他被关在监狱里已经够苦的了，你这么做岂不是雪上加霜，爹怎么受得了？”

      “不会的，他能懂。”妈妈自信地说。

      啊！我明白了，他们一定有过约定。

      离婚书很快由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批复下来，上面写道：“李光普因反革命案于1951年3月扣捕，经判处徒刑，现在劳改中。”

      我们终于有了父亲的准确消息，他确实被判成了“反革命”，现在正在服刑。但父尤为什么被判刑，判了多少年，他如今在何处，却仍然无法得知。就算这样，我们也满意了，父亲还活着！就是好消息，只他要活着，就有希望，我们一定能等到团圆的那一天。

     接着，妈妈动起送走弟弟的念头来。她说，与其大家在一起饿死，还不如放弟弟一条生路，也给李家留下一条根。妹妹一听，放声大哭，这几年，她带弟弟的时候多，可以说，弟弟是在她的背上长大的，她坚决不肯把弟弟送人。

      她哭着说：“不要送弟弟走，弟弟吃不了多少，我少吃一点就够他吃了。”

      我和婆婆也忍不住流泪。我知道妈妈想得很深，她不单是想让弟弟过上好生活，主要是希望弟弟能摆脱“贱民”的身份，不要被歧视、受屈辱，能够过上一个孩子应该过的正常生活。

      我们每天的两顿饭变得更少了，妹妹瘦得连手上的筋都可以用指头勾起来。眼看日子越来越难过，妈妈又提出送走弟弟的话题。

      这次妹妹有了准备，她说：“妈，不要送弟弟走，我每天煮饭的时候都给弟弟留了一些米，以后我们没有钱买米，弟弟也会有饭吃。”

      她赶快拿出一个盒子，里面装了好些米。妹妹太天真，那些她存起来的米已经生了蛀虫，而且这一点点米怎能养大弟弟？其实妈妈又何尝舍得弟弟，何尝忍心送走这个连父尤都没见过的儿子？但现实是残酷的，爱弟弟，就要为他找一个好家庭，让他快快乐乐地长大，不要让他和我们一起当“贱民”。

      妈妈趁我们上学的时候，带着弟弟去找准备收养他的那家人，门口，碰到一个邻居。

     邻居问：“你来送孩子吧，这么可爱的孩子，你怎么忍心送人？”

     妈妈说：“我是没办法呵，就给他一条活路吧。”

      “这家的女主人脾气不大好，你要好好考虑呵！”

      妈妈听了，再也动不了脚，想了又想，又把弟弟抱回家。她终于下了决心，她说：“老天爷既然把儿子送来，就让他和我们一起承受这份家庭的苦难吧，至少他还能得到全家最真挚、最无私的爱。送给别人，或许他可以过富裕的生活，但未必能获得人间最珍贵的亲情。有了真爱的滋养，他能在苦难中学会很多东西，这对他的长成未必没有好处。”从此，我家的灯熄得更晚，灯下，我们苦织着全家的生命之“线”。

      婆婆得到一个挣钱的消息，她听说，每个星期天酿造厂都要找人剥胡豆。星期天一大早我和婆婆就带着几个盆子去到工厂，来剥胡豆的人真不少。厂里把用水泡软的胡豆倒进一个大桶里，我们争着去把胡豆抢进自己的盆子，剥掉湿漉漉的胡豆壳，工厂按交回去的重量给工钱。我们飞快地剥，心里乐滋滋的。我一边剥，眼睛的余光始终不离开送胡豆出来的门，只要看见那里有人影晃动，就飞一般冲过去，胡豆刚倒进大桶，我就拼命往自己盆里装。刹时，胡豆桶被人团团围住，人人都想往里面挤，我弯腰去抢装胡豆，背后又有人爬在我身上，从我头顶上伸手去抢，还有人把我盆子里的豆往她的盆里抓，我岂能让到手的东西被抢走，于是又拼命抢回来。好一场激烈的抢豆大战！当我端着满满的一盆胡豆出来，已是披头散发、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一整天，我们要经历好几次这样的大战。婆婆脚小跑不动，她就在后面接过我装满胡豆的盆子，把另一个空盆递给我。我个子小，又从人缝里钻进去抢，因此，总抢得比别人多。我们的辛苦得到了报赏，一天挣了两毛钱！

      干完活，拿着钱，我和婆婆虽然蓬头诟面，腹中空空，却兴高采烈地回家。这时才发现大拇指的指甲和肉已经分开，疼痛钻心，其他的手指都起了皱。一个星期过去，大拇指长好了，泡白泡皱的指头换了一层皮。星期天，我们又急不可待地去抢胡豆，剥胡豆。现在，弟弟可以在中午用一分钱买一个小油饼，他终于能享受一日三餐了。

   1954年初，妈妈所在的织毛衣小组合拼到毛衣针织厂，妈妈被转到成都幸福童装厂。这是个集体性质的小厂，在盐市口，离我家约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在这里，妈妈负责锁扣眼和钉扣子，工作难度不大，全靠数量挣钱，而数量是需要时间来积累的。妈妈每天上班，下午还要背一包衣服回家，这包衣服比她的身体还大，约二十件吧。一件衣服最多六、七个扣子，做一件只能挣一分钱。婆婆忙完家务，戴上老光眼镜，来帮着钉扣子，妈妈说油灯很暗，灯光不停的晃动，不让她做。她就生气，说：“我钉扣子，你可以少做点，大家都早点睡，有什么不好？”说着，她又拿起衣服来做。我有空的时候也学着锁扣眼，我们常常为能多做几件衣服而高兴，因为每一针、每一线都联系到全家的生活。

妈妈和婆婆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情况，每学期的成绩单足以给她们很大的安慰。1955年夏中学毕业，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师范学院，一是因为”教育救国”是父亲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曾努力追求过，延续父亲的梦想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二是因为读师范学院不但不交学费，吃饭也不收钱，这样的大学我才上得起。我很幸运，考上了西南师范学院。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这所大学是西南最著名的师范大学，谁不想上好大学？我还年青，向往着去高等学府深造，希望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拿到录取通知书，我高兴得跳起来，抓着通知书疯狂地在街上乱跑。婆婆大声地叫：“小心哪，不要弄丢了重要文件。”我却兴奋得什么都听不到。

那几天，成了全家人的节日，个个都喜孜孜的，妈的脸上也露出开心的笑容。婆婆看着我，说：“要是你爹知道了，不知该有多高兴啊！”兴奋之余，我们又陷入深深的忧愁之中。成都到重庆的火车，慢车票要八元多一张，就算再节约，到重庆上学至少也得准备十元钱才行，可我家连一点多余的钱也没有。妈妈仍然镇定地说：“我来想办法。”她拆了自己的毛衣给我织，让我有两件毛衣；还找出一段兰布，用婆婆的旧长衫当里子，再把一些旧棉花翻新一遍，给我缝了件厚棉袄；又拆了婆婆的长衫给我做了一件厚衬衣；我的旧衣服还可以穿；布鞋和棉鞋婆婆早就准备好了。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我的行装就只有这些了。一天，婆婆发现垃圾堆里有人扔了一口皮箱，箱底破了一条长口。妈妈说：“这皮箱扔得真是时候，好象专门给涵儿准备的。”她捡回来把破口补好，正好给我装衣服。

妈妈到李静轩伯伯家，向他们报告我考上大学的喜讯，他们立即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李伯母拿出几年的积蓄，还卖了些衣服，凑够了路费还剩两元，叫我带在身上。李伯伯说：“孩子出远门，身上多少要有点钱才行。”他告诉妈妈，原屯恳委员会的伍柳村正在重庆政法学院任教，他将给伍柳村写信去。

     妈妈一定要写张借条，李伯母却坚决不同意。她说：“这钱是我们支持涵儿上大学的，给孩子钱，哪能要还？”妈妈说：“钱是还得了的东西，你们的情意却永远也还不清，请让我们将来把能还的先还了，而把你们的情意永远记在心里。”

     妈妈对我说：“涵儿，这十元钱对我们来说，远胜过百万、千万，它包含着多少意义，你懂得吗？”我点了点头。我希望大学毕业后能报答李伯伯一家的大恩大德，可1957年，当年为刘文辉等草拟起义通电的李静宣伯伯被打成“右派”，在严酷的斗争之后，他投河自尽了，不久，李伯母也伤心地随他而去，我连报答他们的机会都没有了。

     全家在兴奋中过了一个月，上学的时间临近了，一股离愁悄然潜入每个人心里。婆婆叮咛我：“你一个人在外面，处处都要小心，你是个不长心眼的人，家庭成份又不好，处处忍让点，千万不要争强好胜。”她又说：“你如遇到什么难事，要学着敢于担当，再难，也不要做出可怜像，常言道：三天不吃饭，还要装个卖米汉。你要记住啊！”婆婆还叮咛这，叮咛那，似乎想把大学生活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帮我想到，虽然，她连大学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妈妈仍一如平常，看不出她情绪的起伏，只有在她反复检查我的行李和不时放点小东西进箱子时，才感受到她的关心和不舍。

     弟弟问我：“大姐，你为什么要跑到重庆去读书呢？你不可以在成都吗？”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好说：“重庆的大学好。”

      弟弟听了，骄傲地说：“我长大了，要到更远的地方、读更好的大学。”

      离别的日子终于到了，一大早婆婆就心急火燎，不停地催促快走，怕错过开车时间。她说：“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赶早不赶晚，要留有余地。”

全家一起去了火车站。火车上，弟弟、妹妹好奇地东张西望，妈妈帮我放好行李，带我去找厕所，教我如何保护好我的文件和那两元钱。婆婆却坚决不肯上车，她站在窗外，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不停地抹眼泪；我不敢看婆婆的泪眼，也不敢看妈和弟妹，拼命去想些其他的事情，极力压抑着就要控制不住的感情。铃声催促送亲友的人下车，火车头轰然喷出一团白色蒸汽，车轮发出哐当的响声，徐徐开出成都站。看着月台上渐渐远离的全家，我再也忍不住不舍之情，任由泪水在脸上奔流。火车带着我离开温暖的家，离开我最疼爱的弟弟，离开还没有找到的父亲。就这样，我带着全家的期望、带着对家的眷恋、带着父亲老友的恩情，踏上前进之路。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我连弟弟的照片都没有一张，他已经四岁了，还没照过一次像。我想，到了学校，一定叫妈妈寄一张弟弟的照片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