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下半年，蒋介石夫妻来到西昌。父亲每天都很忙，妈妈也少在家。他们不带我参加常去的宴会，到我家来的叔叔们脸上都多了一份严肃，我过得很不开心。家里的空气有些凝重，我知道父亲一定遇到为难的事了。

    这期间父母都很忙，他们必须一起小心翼翼地去接待蒋介石夫妇，随时准备恭听蒋公的训导。仅管父亲对蒋介石的压力感到不满，妈妈对宋美龄的风度和气质仍大加赞扬。那时，父亲的很多外交工作都由妈帮忙协调，妈妈也因能介入父亲的公事、助丈夫一臂之力而感到高兴。后来我看到当地一本刊物封面上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生活照，对妈妈说：“宋美龄长得不怎么漂亮嘛。”妈妈却说：“你一个小孩子能懂什么，她非常有风度，比照片漂亮多了。”蒋介石夫妻离开西昌后，我们的生活才又恢复常态。

    一天晚上，父母跟我开玩笑，他们说：“涵儿，你长大了不能嫁，得给我们当管家。”说着，把保险柜的钥匙挂在我胸前，而且，居然就让它一直挂在我脖子上。春节快到了，一天，父母不在家，西昌的老百姓正好自发地组织起来拜年，拜年的队伍打扮成戏剧里的人物，还有人走高翘，有人装扮成蚌壳精、鲤鱼精，在队伍中轻歌漫舞。一大队人吹吹打打，一路表演，一路放鞭炮，浩浩荡荡来到省银行前拜年。我激动起来，取下钥匙打开保险柜，抓起两大叠钞票，向拜年的人群抛去。人群哗然，使劲向我欢呼，我则被感动得一塌糊涂。父母回来，妈妈说：“你太有点胆大妄为了。”父亲却含笑望着我，一脸欣赏的表情，说：“涵儿真了不起，是个好管家，将来我一定不会嫁你。”说完，哈哈大笑。

    西昌那段生活，还有一件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就是去邛海“打野鸭”。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行动，屯垦委员会的人都参加了。我们全家都不会用枪，坐在船队的最后面。只见远远的对面也有很多船，缓缓地往我们这边划过来，据说是要把野鸭赶过来。我站在船头，看见我们前面的船也不少，大家全都不出声，轻轻地放桨，慢慢地划船。湖上一点声音都没有，野鸭被两支船队夹在中间的一片水面上，它们似乎还什么都还没有感觉到，正成群结队地漫游于水面，有的把头伸进水里觅食，有的转过头用嘴理羽毛，有的扑打着翅膀戏水，好一派悠闲自得的神态，不知到灾难就要降临。两边的船队越来越近，突然，前面枪声大作，野鸭们象听到号令一样，一齐“噗噗”地扇动翅膀，贴着水面直冲云天，在高高的蓝天上，它们看起来就象一群小鸟。瞬间发生的一切令我目不暇接，水面即已空空如也，一些笨鸭被击中，人们争先恐后地划船过去拾起来，并送了一支到我们船上。抱着耷拉着脖子的野鸭，看到它忧伤的眼神，我的情绪低落下来，心里泛起一股淡淡的悲哀。接下来划船比赛的热烈气氛又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大家在欢笑声中，尽情地释放自己的热情。父亲说，屯委会的人辛苦工作一年，组织大家到大自然中放松一下，也算是给自己和大家的一次犒劳。 

    从西昌回成都后，我和妹妹在成都实验小学读书。一次上体育课，天空万里无云，炽热的太阳蒸烤着操场，热浪一股股逼人而来。我向老师谎称脚疼，不去参加童子军操练，躲在芭蕉树下无聊地东张西望。突然看见父亲走进校门，我忘了刚才还在叫脚疼，跳起来张开双手飞奔过去。父亲顺势举起我放在肩上，在操场上走来走去，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下，八岁的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感到好骄傲、好得意：我有一个多么爱我的父亲！原来，父亲有事路过实验小学，他走进学校想来看看我，正好遇到我在教室外面并向他飞奔而去，他高兴坏了，让我坐在他肩上也是满脸骄傲，真不知道我这个小丑鬼有什么可以使他引以为荣的地方。

    我与父亲的交流比较多，父亲个子不高，身体比较肥胖，黄昏时，我最爱坐在父亲膝上，一边敲打他的大肚子一边面对面和他说东道西，说到高兴处往父亲怀里一倒，两个人就笑成一团。可惜那时太小，只能谈些小孩子的奇想。父亲曾教我念过很多儿歌，其中一首印象最深刻：

      幺儿幺，

      会耍刀。

      刀儿尖，

      杀汉奸。

      汉奸亡，

      杀天皇。

      天皇死，

      我们胜利雪了耻。

    因为父亲说得很快，我把“雪了耻”听成“绝了子”，怎么也想不通是什么意思。

    我问：“爹，为什么我们打赢了日本人却没有了儿子？”

    父亲大笑，指着我的鼻子说：“小傻瓜，那意思是说把国家的耻辱洗刷掉了，你怎么扯到儿子身上去呢，真是个东拉西扯的小东西。”

    父亲也有令人望而生畏的时候，当他遇到无理取闹的人、下属做事出了大错或需要处理重大问题时，他一脸严肃，自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气势。每当看到父亲和朋友们侃侃而谈之时，他表现出的睿智、自信和气魄，让我崇拜得五体投地，我因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无比骄傲。

    父亲常给我讲起老家大邑，他说，大邑是个很美的地方。那里，一丛丛青翠的竹林掩映着灰色的农家院落，袅袅炊烟在竹林间升腾，小溪从房前屋后潺潺流过，织成一幅古朴而祥和的图画。父亲的介绍中最让我神往的是“黄烟”，那是过年时小孩子们最爱玩的东西，模样象一个特大的爆竹，但它却不会爆炸，点燃引信，它就冒出一股浓浓的黄色烟雾。孩子们握着它嘻嘻哈哈地在田间小路上奔跑，比赛一支“黄烟”燃完后谁跑的路程最长；一时间，黄烟在空中画成各种形状的曲线，再慢慢弥散开来，笼罩于田野之上。大人们常饶有兴趣地一边观看、一边漫无边际地谈天说地，享受着年末的闲散和轻松。这种“黄烟”成都没有，听了父亲的话，我就盼望着什么时候能回安仁镇，也玩玩这稀罕物件。

    大邑县一直没能去成，我却享受到大邑县两样独特的产品。一是我床上大邑县女人绣的被面，它的独特之处不在于绣品与著名的蜀绣有什么不同，同样是龙凤呈祥、同样是鸟语花香。只是大邑女人绣花不用绷子，柔软而细滑的绸缎拿在手上，她们随手轻松地飞针走线，一床满绣的被面用不了几天就能完成。这种奇妙的绣法真叫人拍案叫绝，而绣品上栩栩如生的龙凤花鸟更让人叹为观止。另一样是大邑的辣椒酱，它也是一绝。其色深，其味香，里面除有花生仁儿、黄豆、芝麻等外，竟有如花生般大的小茄子，茄子脆而微辣，余香久久留于口中，回味无穷。妈妈每次请朋友品尝，莫不赞不绝口。每年二爸李育滋给我们捎来辣椒酱，我都专挑里面的茄子吃，弄不懂这么小的茄子是从哪儿找来的，这也是我极想回安仁镇老家看看的原因之一。但父亲工作太忙，到1949年我的愿望都没有实现。

    1951年后，我再也不想去大邑了。在我的心里，家乡安仁镇已和恐怖连在一起。随着岁月的流逝，安仁镇越来越有名，报纸、广播、学生课本中铺天盖地宣传的安仁镇，跟父亲告诉我的安仁镇完全不同，而且二爸李育滋还被人弄进了《收租院》，成了“一桩罪恶”里的“恶霸”，我们李家的两张床也放进了《收租院》当作刘文彩的“罪证”，其中一张大花床被介绍为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的卧榻，向参观者展出。从而，我由过去的很想回家乡，到不敢回家乡，到不愿回家乡。但心里仍珍藏着父亲给我描述的那一幅美丽而祥和的家乡图画，暗暗痛惜大自然造化工夫之不如人力厉害也。

    妈妈对我比较严厉，她不太爱管我和妹妹的生活杂事，也不会专门对我们讲做人的道理，但她在不经意时说的一些话，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有一次我家请客，一个小男孩拿出一把两头都有刀刃的折叠式小刀，这种式样在当时很新颖，我好奇地拿过来看。这时，妈妈正好走出来，她用鄙夷的的眼光看了我一眼，说：“眼浅皮薄！”顿时这把小刀象一块火红的炭，我迫不及待地把它送还给它的主人。这件事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特别是妈妈的眼神令我终身难忘。1951年灾难降临到我的家，此后的几十年，我失去了很多很多，走过一段又一段极艰苦的路途，我始终没有忘记当时妈妈的眼神。

    有一年收成不好，我们的佃农拿着白穗（没有长谷粒或谷粒不饱满的稻子）到家里来，妈妈客客气气地请他们进家，仔细听他们讲情况，然后，答应免去他们当年的田租。农民走后，妈妈说：“人们常说，求人者低于人，被人求者傲于人，这很不好。”她还说：“你们看，来的人里面有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们的生活很不容易啊。”

    妈妈每年都要买不少平价米票，到青黄不接农民进城找粮食的时候，她带我去送给他们。我们把米票送给一拥而上的饥民，妈妈对我说：“人都喜欢锦上添花，不爱雪中送炭，我觉得雪中送炭才最重要。”

就象现在的高干周围有很多服务人员一样，我家也有几个佣人。看门的孙大爷、作饭的周大娘、专管洗衣的魏奶妈、两个男勤务员和一个车夫，还有个名叫朝霞的丫头。和现在高干身边的人不同的，除了称呼外，就是这些人不拿政府工资，他们的工钱由我们自己付。

曾让我在读小学时感到最抬不起头的就是家里还有丫头这件事。记得老师曾狠批买人家女儿来当丫头的做法，说：“二十世纪了，中国还有买卖奴隶的行为，真不能容忍。” 我听了觉得很丢脸，为此质问过妈妈，妈妈只是摇头不答。

朝霞每天的工作是做清洁和端茶送水，我们放学回家后她就和我们一起，既照顾我们又和我们一起玩。她说她原来名叫唐玉华，还有个姐姐叫唐玉芳，她们的母亲早逝，父亲是收荒匠（收卖破烂的）。她父亲酗酒且好赌，每次喝醉了就把姊妹俩往死里打。为了还赌债又把两个女儿卖给别人当丫头。她几岁时被我爷爷领回来，跟婆婆、妈妈后来还加上我们一起过了十几年。每谈及姐姐，她的眼里就充满泪花，然而人海茫茫，哪里去寻找？

    解放前夕，一个开鞋店的老板来找妈妈提亲，妈妈觉得他有手艺，唐玉华嫁给他将来生活有保障，征得她的同意，就答应了这门婚事。出嫁时，妈妈说她在我家那么多年，象自己的干女儿一样，为她准备了嫁妆，给她办了个漂漂亮亮的婚礼，还叫她任意选了一个房间的家具，随她一起带到夫家，临走时，妈妈给了她一些钱叫她留着对付急用。后来我们搬到窄巷子，她一直和我们有来往，她和丈夫吵了架就来找妈妈倾诉委屈。妈妈病重的时候，她还前来照顾过一段时间。

    魏奶妈是个命苦的女人，刚怀上孩子丈夫就得急病去世，孩子生下来几天又突然病死，只好进城当奶妈。她的奶儿长大后，别人介绍到我家。乡下的妇女从小就没取过名字，大家按习惯仍叫她魏奶妈。她是小脚，在我家的任务是洗衣服，她力气大，动作又灵敏，上午就能干完工作，下午便任由她自由活动。渐渐地，她和我家的勤务员刘子成产生了感情，她的生活里才又有了快乐和希望。建政后他们结为夫妻，在我们的亲戚家领养了一个男孩。听说小日子虽穷却过得很美满。

    周大娘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每天买菜作饭，在厨房里忙碌。遇到宴请宾客，自有厨师专门操办，她只是帮帮忙，反而比平常轻松。给她出难题的常常是我，我太挑食，又说不出具体想吃什么，经常弄得她无可奈何，不知所措。她总是把工资小心地存起来，对妈妈说：“太太，你做生意的时候可以帮我把这点钱拿去捎带赚点吗？”妈妈说：“你怎么还想做生意？”她却默然不语，后来妈妈真还帮她赚了些钱。土改开始，我们卖了房子，她只好回老家。记得她临走时流下了眼泪，才知道她的生活和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相似，丈夫早逝，又没有孩子，夫家的侄子不仅抢占了她的房子和田地，而且个个对她如狼似虎。她说这次回去，不知能不能保得住存了多年准备养老的钱，也不知道将来的生活会怎样。她是怀着绝望离开成都的。

    孙大爷是个六十多岁的孤独的老人，又是跛脚，在农村田无一亩，生活无着。父母偶然听人说起他的情况，便叫他来我家看门。每天上午前门一打开，他就坐在门里的藤编躺椅上，有客人来，他便叫勤务员进来通报。他总是克尽职守一直坐到关门。放学回家，我常常看到他手握长长的烟杆坐在那里吞云吐雾，一副悠哉游哉的样子。时间久了，妈妈怕他活动太少，叫他在后院一块空地上种菜，收获的菜蔬任他卖给别人，卖的钱也归他所有。每当他的菜丰收时，他都笑得合不上嘴。建政后离开我们的家时，他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个，那时他已七十岁，又是残废人，一个人将怎么活下去。

童年过去得很快，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的童年虽结束得早，但我却享受到最温柔的父爱，享受到母爱的光泽，我有一个温暖的家。这些永远是我最珍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