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说过：“希望是厄运的忠实姐妹。”父亲像溺水者想抓住那唯一的一根稻草一样，仍保留着共产党兑现对起义人员政策的期盼，希望那些他曾营救过、掩护过的人来证明他为共产党做过的贡献。他还寄希望于川西行署，在发现他这么久没去上班之后，会有人过问他的行踪，他也就可以重见天日，回到亲人身边了。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切希望都成了镜中花、水中月。

      在孤苦寂寞中，父亲的心灵经受着痛苦的磨炼。他每天回顾过去那些已显得遥远的岁月，思考许多在忙碌的时候、在正常生活情况下没有去思考过的问题，检查几十年来自己所做过的种种。最终不能不承认自己被愚弄了。他曾和蒋介石委派到西昌的行辕针锋相对地斗争过，也在商界与竞争对手勾心斗角地拼搏过，每每获胜或失败，都是在传统道德标准和按规则出牌的情况下进行，不仅不会搭上自己和亲人的性命，有时，事后大家还可以正常交往。现在他才发现自己原来很幼稚，居然仅凭自己一相情愿的个人感情和一颗善良的心，就把整个李氏家族的命运托付给某些擅长甜言蜜语的职业革命家，真是悔不当初啊！

      但时间不能倒流，走过的路不能回头。他的生命里还有很多愉快的事情可以回忆，他的内心仍保存着不会消逝的希望。有了那么多可忆、可想、可盼之事，狱警的喝斥、打骂、侮辱、惩罚都算不了什么。牢中的日子一天天度过，他看不见天空是灰雾??，还是阳光灿烂；只有天寒地冻在稻草和破棉絮里冷得发抖的时候，他知道冬天来了，酷暑蒸人热得在泥地上滚来滚去的的日子，他明白夏天到了。在他的心灵深处，像大海永不停息的波涛一样汹涌的，只有对亲人的思念，他还盼望四川省的领导人能知道他已被无辜关在安仁镇两年多，前来处理这件事。

    1952年夏的一天夜里，工作组来人叫醒大哥，?大嫂刘巽谦的地址。周鼎文说，明天就派人到成都，把你妻子押来，看你去不去要金子。

      他派四个农民，指名带李光普的媳妇、李育滋的侄媳回乡“协助”退押。大嫂正在喂奶，也只好?着被盖卷，包着奶娃准备回大邑。那?土改已宣布结束，要带人必?“七联”批准才行。“七联”的人见了大嫂就问: “这么年青，又在喂奶，她是什么人，罪恶这么大？”

      农民说: “她是大名鼎鼎的刘军长的大小姐，李光普的儿媳。”

      这时“七联”主任已换成王定一，他一很惊讶，问:“这种人你?也敢带？刘元?和刘文辉的任务早完成了，李光普的任务也完成了，你们为什么还来带人？”王定一越说越生气: “我们不同意带她走，不能带人！而且赶快把她丈夫送回来。”

      四个农民悻悻然，对大嫂说:“他们不让带你，你现在好了，可我们没饭吃。你得给我们每人一元钱。”大嫂给了他们四元钱，他们才离开。

      四个农民回去后，县上对大哥的管制放松了，赶场不请假了，但仍不放他回成都。

      大哥要求回成都，无人过问。区、乡、县都装着不知道，周鼎文也说不知道，都说：我?没有押过你。

      大邑县政府不承认关押过大哥，每个单位都不承认，更不用说承认对大哥用过刑了。他们说: “哪个押你回来你就去找哪个。”

      此事拖了整整半年，一直拖到1953年1月。大哥写了申?交上去，安仁镇和大邑县都不批，都不承认，如此反反复复。最后，他们叫大哥回“七联”报到。

      大哥说: “我还要回学校读书，你们不写证明，我咋交待我那么长时间干什么去了？”

      大哥又去找周鼎文，却再也见不到他。还是“七联”给他写了一个表?，他才回到离开快两年的成都。

      这近两年的关押，给大哥??了终身抹不去的污点，每次运动一来，他都得交待，都要接受?查，甚至有人说他是漏化地主。?在，一提起周鼎文，大哥都?全身发抖。

                              父亲失踪

      父亲被带回安仁镇，从此就没有一点消息。一天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找到我们家来，他冷冷地说：“李光普需要换洗衣服，他罪恶大，短时间回不来，你们把他的衣服交给我带去大邑。”妈妈正愁父亲没有衣服穿，现在有人来拿，立即把父亲的衣服都找出来交给了他。不久幺婶带信来叫我们给父亲送衣服，妈妈一下子就傻了，才发现我们被人骗了，居然有人趁火打劫！

      第二年，我们听到二爸李育滋被杀害的消息，悲痛万分，对父亲的担忧也更加强烈。妈妈想方设法找到一个贫农成分的李家远房亲戚，请她到大邑打听父亲的情况。她去到安仁镇镇公所门前问起父亲，听者一下子就警觉起来。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问他？”

         “我不是他家的人，只是问问。”

         “你是什么成分？”

         “贫农。”

         “还不快走，这不关你的事。”

      我们怎么也打听不到父亲的消息，只知道他一直被大邑县关着，看来他被关押是半秘密的。他从不被带出来露面，外面也没有他的消息，任何人不能探望，甚至一度曾传出他已经去世的说法，也有人说他已放回成都。1953年秋，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已结束一年多，才听大邑县有人传出，安仁镇的镇公所已经没有关人了。李光普被判“不法地主、反革命”罪，判刑九年，已送去劳改了。

      但大邑县既未开公审判，也未张贴过布告。我们全家想来想去，都觉得父亲被判刑的消息可信度不大。父亲在大邑县没有一亩田，退押任务早已完成，带回安仁镇后就失去自由，即使他想干“不法”之事，也没有机会干。怎么可能在土改结束之后由大邑县判他为“不法地主”呢？其次，父亲在被大邑县“请”回去后就不再与外界有过任何联系，大邑县怎么把他弄成“反革命”了呢？更何况，1953年不比土改初期，一切工作都已走上正轨，人民政府判了谁的罪，按规定应该通知工作单位，通知家属。可大邑县法院在周鼎文主持下，既没有公开审判，也没有报告上级和昭告村民，我的父亲在他们玩弄了种种花招后，居然从起义将领秘密地变成了“反革命”。

      对我们来说，父亲“失踪”了，我们像掉进一个充满谜团的黑洞，找不到真象，看不到希望，望不到光明。我和妹妹每天以泪洗面，妈妈却镇静地说：“只要没有他的准确消息，我们就绝不放弃寻找！”

寻找父亲，在那个时候真是难于上青天啊，我们只能把这个愿望放在心里。而当我把找父亲的想法强压在心灵深处之时，我短短十年的童年生活却一次又一次地地浮上心头。在家庭遭此惨变之时，我本应关紧记忆的闸门，不去碰那滴血的伤口，但只要稍不注意，童年的往事就象决堤的洪水，奔腾澎湃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