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燃烧的岁月

                                        保卫红色政权

    1949年12月30日，刘邓大军开进成都。大军进城后，征用了我家前院的客楼，我们修了竹篱笆把前院和后院隔开。

      出于对“兵”一贯的印象，父母惴惴不安。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想出一个简单的办法：宴请驻军领导。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解放军的纪律，又不敢贸然行动，就由妈妈出面，绕着弯子讲话，看对方态度再做决定。谁知妈妈一开口，对方就热烈回应，毫不费力就请到了几位军官。席间欢声笑语，鸡鸭鱼肉被客人一扫而空。晚宴后妈妈回来轻松地说：“我们以后可以放心了。”而驻军对我们确实秋毫无犯。

      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驻军营地，有时看到一个人在教大家唱歌，我远远站在大门边悄悄跟着他们唱，没过多久我也学会了，歌词是：

     嘹亮的钟声在天空中振荡，

     东方出现黎明的曙光，

     钟声唤起了年青的一群，

     我们合着钟声一起歌唱。

     这嘹亮的钟声响得更嘹亮，

     叫四面八方发出回响，

     全国的青年向我们走来，

     我们团结一起，

奔向前方！

    歌声让我这个十岁的小姑娘热血沸腾，也想飞奔向前去拥抱全新的美好生活。

    父亲又开始忙起来，他被任命为川西行政公署委员，经常被请去开会或参加一些大型的庆祝活动。一次，他还带我坐在主席台上观看成都市人民庆祝解放的秧歌表演。

   1950年初，人民政府政务院宣布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公债――人民胜利折实工债。这次公债推销的主要对象是工商业界和殷实富户。周恩来签署的政务院关于《发行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指示》明文规定：“必须贯彻民主精神，做到公平合理，反对强行摊派。”但成都市政府的办法是，先每家认购，如认购的数目与他们内定的不合，就由政府强行摊派。给我家下达的公债数目大得惊人，由于父亲已把全部动产转到香港，我们一时筹措不到那么多钱，不能立即完成购买任务。

     一天，来了几个警察，不由分说就把父亲抓到派出所关押起来。

我在学校听老师讲发放公债的意义，怎么也弄不懂为什么国家向人民借钱，借不出钱来就要关人！一天下课后跟妈妈去“探监”，我自认为有政策撑腰，雄纠纠地走过去想和他们讲理。可面对警察凶狠的眼光，马上就矮了半截似的，想说的话全被堵在喉咙里。我们被带到一间反锁着的房门前，打开房门，下几级石阶，看见父亲被关在用粗木柱做成的笼子里，心一下就冰凉了，所有的勇气不翼而飞。我只是扑过去抓住木栏杆把手臂伸过去拉父亲的手，眼泪像喷泉一样涌出。

     父亲说：“乖女儿，别哭，爹不用几天就会回去。”

我说：“爹，这是怎么回事呀？为什么他们向老百姓借钱，还要把人关起来呀？”

     妈妈赶快捂住我的嘴，拉着我走了出来。

     当时因为买公债，大哥也一度被关押，后来放了出来。他去探监时父亲提醒他：你老丈人（刘元?）一次就交了90多条黄金，是由你丈母娘在安仁镇交的。省上说：刘元?表现很好，起义立功，返回两条作为奖金。

     大哥马上就去找丈母娘要。他说：“我家困难，买不起公债，把你们的两根金条给我，我交上去也减轻点我们的罪恶，减轻点压力。我爹关在牢里等着它救命呢。”他让丈母娘写了个条子，说这两条黄金是支援他的。他妻子刘巽谦有首饰30两，她也同意拿来买公债。大哥在二爸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个人骑车回成都。走到温江，城门处要检查，打开他的包，里面全是黄金和首饰，当场就把他扣留了。他只好折回大邑，找到区公所，全部交给了国家。

     此后，父亲获释回家。全家人的心从此罩上一层厚厚的阴云。后来才知道，整个西南地区竟被摊派七百万份，为完成任务，胡乱抓人就不奇怪了。

   1950年秋天，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父亲在家的时候多了。

      过去跟父亲经常接触的共产党员，成都一解放全都杳无踪影。父母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盼他们，他们却再也没有一个人来过我们家。父母越来越紧张，成天提心掉胆。

     土改还没有结束，“镇反”狂飙又拔地而起。成都也不例外，警车尖锐刺耳地鸣叫着到处抓人，对“反革命”的斗争会天天都有，枪毙“反革命”的公审会三天两头地开，会前会后反革命分子被五花大绑着游街，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曾经是枪杀“反革命”的刑场之一，著名佛教胜地文殊院和昭觉寺后院，到了晚上，一车车“反革命”拉过去。前一批人被枪毙后，尸体马上送走，铲几铲泥土盖住死者的鲜血，接着枪毙第二批。如此每天一批又一批，不知枪毙了多少人，直到那一大片土地被鲜血浸透，变成软软的。

     我家对面，住着一对新婚夫妻。小伙子在街道办事处工作。前一天他还积极地跑上跑下干革命，第二天就被宣布为“反革命”。一批军警拥进家门把他抓走，妻子哭得死去活来，拼命抓着丈夫的衣服不肯放手。时至今日，此事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仍忘不了那青年被架出门时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和他妻子呼天抢地的哭声。

    一次公审会后，几个即将被枪杀的“反革命”胸前挂着个大牌子在车上游街示众。突然从一条小巷飞奔出一家老小，他们扶老携幼，不停地叫：“快！快！晚了就看不到了。”他们不顾一切冲向刑车，高喊着亲人的名字。我看不清刑车上那些人的面孔，只看见挂着大牌子被摁得很低的一个个人头，牌子上是很粗的红色大叉划了的名字；还看见这群置生死于度外奔去见亲人最后一面、并为其“送行”的一家老小。

    这段时间，老师曾带我们去洞子口参加斗争大会，我们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上。不断有人上去哭、喊、踢、打，最后宣布枪决。几个人把他拖到离我们不远的田里跪下，枪声响处，脑浆混着血水飞溅。我吓得蒙住眼睛，蹲在地上，把头躲在腿弯里。此后几天，每到吃饭，眼前便出现那白花花的脑浆，就恶心、呕吐。

    离成都不远的夹江县人口不到十七万，那时处理的反革命案件就有九百五十四件，有的一个案件牵连的还不止一两个人，但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案件未经任何部门批准，即使是经过批准的，又有不少是毫无根据的冤案。

    那时，宗教也划成了反动组织，天主教、基督教的外国传教士，全被驱逐出境。我们几个学校的一大群中学生由老师组织起来，每天下午轮番去对着附近教堂反复唱：

      赫马雷（音），滚出去！

      冯道元（音），滚出去！

      我们今天认得你，

      认得你是老虎身上披羊皮。

      你借着传教组织圣母军，

      你一心和中国人民来为敌，

      阴谋破坏样样你都干，

你是个凶恶的帝国主义！

     大家越唱越气，觉得外国人都是无恶不作的坏蛋，把他们驱逐出境，简直是太便宜了他们。

     这种陆续实施的有计划的大逮捕和枪决行动，造成极具震撼性的效果。毛泽东说：“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

     在这狂热而血腥的气氛里，父母极度惶恐，只要有敲门声就心惊胆颤。父亲很多问题都想不明白了，自己既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政府官员，又曾为共产党做过很多好事；既有田产收租，又是实业家、金融家；既跟随刘文辉起义，被任命为川西行政公署委员，政府又没有安排他的具体工作。到底共产党会怎样给自己定位？风暴会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降临到自己身上？父母天天为此揪心。

     记得父亲曾说：“周鼎文现在当了大邑县的副县长，老二那边我就不担心了，他要是能到我这里来一趟，我也好问问他我该怎么办。”

     “邹趣涛离开我家的时候，信誓旦旦说不会忘记我们，怎么现在就不来我家了呢？他在哪里工作呵？哎，我们这次如果早去香港，也就天下本无事了，现在才真正成了庸人自扰之。”母亲却沉默不语。

但父母仍抱有很大的期待，那些老地下党员总不致于人人撒谎吧，或许忙过了这一阵子，他们会来自己这里露面？父母多么希望是自己误会了他们呵。

                           大邑县的“盛情”

     与镇压反革命同时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从退押开始。二爸李育滋被抓的消息传来，对父亲不啻是万钧雷霆，父亲的笑容更少了。

     成都周围的七个县(成都、华阳、双流、温江、郫县、新繁等)的农民协会在成都市内成立了驻蓉联合办事处，简称“七联”，处理成都市周围土改的具体问题。我家的田产多在郫县、温江一带。婆婆根本没有田产，因为年事已高，一直跟着独生女儿过，也被划为地主成份。父母卖掉西马棚街和北通顺街的住宅，完成了全部退押任务，我们家的佃户没有一人到成都来表示过异议或不满。

我们在窄巷子三十九号租了一个朋友家的后院居住，生活过得还算平静，直到1951年初父亲被大邑县派人来“请”回去。这次大邑县派了两个人先到“七联”，说要“请”李光普回安仁镇“帮助”李育滋退押。我家在大邑县没有一亩田产，而且我们的退押任务早已完成，本无押可退，所以他们只好拿李育滋做借口。当时的“七联”主任就是建政前夕任川西边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游击队政委的李维嘉, 他原在重庆搞地下工作，重庆地下党被叛徒出卖而被破坏，马识途把他派到成都。他也曾躲藏在李育滋家里并接受过父亲很多帮助, 建政后和父亲同任川西行署委员。他竟然同意了周鼎文等提出的违反政策的要求，让他们把父亲悄悄押回安仁镇，这其中显然暗藏玄机。

父亲从二十世纪初离开安仁镇，以后在成都求学、发展、成家立业，并取得很大成功。他虽然与老家经常保持联系，为安仁镇的父老乡亲做了很多好事，回去的时候却很少。但土改期间，对土改工作组的命令，身为统战对象的父亲却不敢说半个“不”字，何况人家大邑县这么“客气”地“请”，我们除了服从还能怎么样？父亲对大邑县土改的情况比较了解，一个月前他就被安仁镇的人“请”回去过；他们要父亲“说服”李育滋退清所欠五石米押金和过去无穷无尽的剥削债，那时大邑县土改工作组就威胁过父亲，说如果二爸再拿不出钱来，就会对父亲不客气。所以父亲知道这次又“请”他去，显然是凶多吉少。

    父亲临行前一天晚上，妈妈挺着即将生产的大肚子，为父亲准备行装。婆婆不停地叹气。父亲坐在矮椅子上，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我，盯得我心里毛毛的、酸酸的，我便把脸埋在父亲身上。真希望时间就此停滞下来，让自己和父亲融在一起，永不分离。妹妹也收起平时的调皮，规规矩矩坐在婆婆身边。谁都不说话，家里出奇地安静。

    晚上，父母房间里的灯亮了一整夜，听得到他们轻轻的说话声。父亲知道，他这一去不知何时能回来，一家老小的生活都得商量和安排。他和妈妈考虑到各种最坏的可能，也挖空心思设想以后一家人该怎么办。最后，父亲对妈妈说：“周鼎文当了大邑县法院院长，看来他这个人有问题，他原来以地下党需要的名义从我手上拿走那么多钱，但到底怎么用的从来没有一个交待。而且卖鸦片、卖假钞的事他都没少干。现在他请我回去不知玩的什么把戏。可能他认为我知道的太多。要是我回不来，你就另外找一个人吧，只要他对我们的孩子好就行了。”

    妈妈立即掩住父亲的口，说：“别这么说，不管怎样，你一定要回来。千万记住，全家人都在等你，肚子里的孩子也等着叫你爹啊！”

    “万一……。”

    “没有万一，你不能有万一！”　

    父亲一把搂住妈妈，久久说不出话。妈妈说：“只要我们两个人心里一直都想着能再见面，我们就终将有见面的一天。”

    “是啊，我明天一出家门就会不停地这么想。”　

    “你放心，不管有多难，我一定把孩子们养大成人，等你回来。”父亲的眼睛润湿了，他深情地看着妈妈，说：“你自己一定要好好保重啊！”

    天快亮了，他们还有说不完的话。妈妈抓住父亲的手，放在自己肚子上，说：“你摸摸，这孩子动得多厉害，一定是个儿子。”父亲说：“这是我们盼了多年的儿子啊，可怜的小家伙来得真不是时候，他这么又蹬又踢的，是在忙着到人世吧。我们真是对不起他，他得跟着我们吃苦了。”

    清晨，我一大早起来，大邑县的两个公差就到了，父亲什么也没说，跟着他们就往外走，两人立即一左一右把父亲夹在中间。看到这种情况，我很害怕，想拉，又不敢拉父亲的手；一种不可言状的离愁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紧跟在他们后面，一直送父亲到窄巷子街口。他们转弯向金河街方向走去，父亲长衫的衣襟随着脚步飘动着。就这样，父亲一步一步离我而去，我盼望父亲回头看我，可他一次也不肯回头。看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一股苦涩的寒气涌上来堵在喉头上，泪水哗哗地往下淌……。为什么，为什么呵！我久久伫立在寒风中，眼前除了一大片问号外什么也看不见；十一岁的我，第一次尝到离别的切肤之痛。

    在窄巷子街口站了不知多久，我才在寒风的吹击下清醒过来，心里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爹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的父亲从此再也不能回家，他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的生活。

    没有父亲的日子，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必将压在妈妈的身上。妈妈身高一米五、体重只有四十多公斤，瘦弱的妈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担起五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她该怎样去承受更恐怖的政治运动的折磨？我们的日子将怎么过下去？想到这些，我的心被痛苦撕得粉碎……。

    两个公差把父亲押走，三个人的路费和两个公差的“辛苦费”还得由父亲负担，否则路上就要遭罪了。回到安仁镇，父亲就和二爸一起关在镇公所，从此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跟外界的一切联系。他每天被迫不停地写交待、写检查，要交待的主要是“钱”的问题。父亲多年创业的艰辛和对西康、大邑的贡献他们根本不想听；有关帮助地下党省委书记车耀先买卖鸦片和拿钱给地下党印假钞的事又是讳莫如深的问题；资助周鼎文等人的事也被责令封口。父亲把转到香港银行的大量动产的凭据交给他们，但这么大一笔钱他们又鞭长莫及。所以父亲无论怎么写都不能让他们满意，挨打受刑就成了家常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