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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管屯委会工作非常繁忙，父亲仍念念不忘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

父亲从他自己的成长，深深懂得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培英中学”为国民第23军军长刘成勋于1920年在新津创办, 当时是随营学校，规模很小，只收初中男生。但1927年第23军被刘文辉攻击, 防区尽失, 部队也被收编, 刘成勋心灰意冷,自此不问政事, 回大邑闲居。“培英中学”也任其自生自灭。眼看“培英中学”失去资金注入, 即将撑不下去, 30年代父亲毅然接办了这所学校，任该校董事长, 1930年学校迁至成都东丁字街，随后又迁至东马棚街口宁雅邛公所, 以就近解?附近平民子弟的入学?铨。1937年李先春的大儿子李万鹏从日本归国后，曾任这所学校名誉校长。三十年代末期，日本飞机经常对成渝两地狂轰滥炸，为了茱避日机轰炸，保护学校和学生，父亲征得李先春的同意，将“培英中学”迁至李先春文家场的农庄，直到抗战胜利。胜利后, 学校才又迁回成都,并发展成为招收男女学生、初中高中齐备的完整中学。后来，父亲又出资在大邑县安仁镇开办了“春花小学”。

      西康建省之初，父亲也十分重视西康省教育事业。1940年6月他在《康导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西康教育之我见”一文，阐明西康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在他兼任宁属屯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期间，位于西昌的西康省立边疆师范学校筹办开课，国立木里小学成立。宁南县高级中学创立时，刘文辉题词“百年树人”，父亲题词“菁载作育”。父亲认为既然命运让他来到西昌，他就要抓住培养下一代这个重要的题目，多做贡献。他相信终有一天教育会帮助贫穷落后的西康省发展起来，中国也会因为教育的发展变得强盛。

在父亲主持下，宁属屯垦委员会在发展教育方面还做了几件事：由屯委会开办“边民训练所”和“边民实验学校”，以后又建议西康省府在西昌成立“第二边疆师范学校”，校址设在云南馆（即现中共西昌市委内）。几所学校为西昌地区培养了少数民族学生数百人。建政后，这些学生很多都参加了新政权的工作，成为骨干力量。

在实业方面，父亲除了经营康藏茶叶公司外，还担任济康银行董事长和惠通银行董事，任西康茶叶公司董事长。此外，父亲于1940年组建西康铁业公司，1944年他和伍柳村、汪正?创办济宁公司，这些企业对西康经济的发展，扩大康藏和内地的贸易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又把西昌订为后备行都，国民政府经济资源委员会在西昌修建了“西昌电厂”，西昌电力公司是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1940年在西昌办的电厂。1942年在高枧乡姜坡设水力发电工程处为扩大灌溉渠，引东河水，先后修建两个发电所，安装3×32千瓦水轮发电机。1944年3月又在东河上游扩大灌渠小埝沟，安装1×64千瓦水轮发电机，1946年发电。至此3台共128千瓦。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陆续迁回南京，资源委员会无意继续经营西昌电厂，打算放弃。1945年11月，西昌县参议会讨论通过徐仲伟等人提案，“呈请西昌行辕及省府和电请资源委员会继续办理西昌电厂，以利地区开发。”然三方均忙于接收抗战胜利果实，对西昌一个小小电厂已了无兴趣，互相推诿，久无回音。父亲不愿已建成的电气事业废弃，决定组织地方人士接办。

      在父亲主持下，由父亲、垦务处长徐孝恢、西昌县参议会参议长杨启周、西昌县县长张植初、西昌县银行经理李次钧、屯委会委员徐仲伟等人发起，于1945年12月29日组成“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父亲兼筹备处主任，徐仲伟、金国材（社会服务处处长）为副主任，其余发起人均为委员。父亲表示：“屯委会决以最大资力以协助地方完成电力建设之成功”。并号召西昌市民，能在“节省一年清油之资，维持地方建设事业”之认识下，一致努力，提前建成电力公司。确定以用电户为对象，采取劝募方式募集军、政、商、民各界股金共三千万元，终于筹到必要资金。

      电力公司筹备处与西昌电厂一同商议，而有《资源委员会西昌电厂出售，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承购电厂全部资产及营业合约》。该《合约》报经资源委员会批准，双方于1946年12月31日交接完毕，1947年1月1日由电力公司接办经营。父亲担任公司董事长，徐仲伟任总经理。电力公司虽系民营，但重大问题多是在屯委会指导下决策，所以当时西康省政府建设厅称为“官督商办”。　　

      由于物价暴涨、偷电现象严重及电费难收，电力公司几乎无利润可言，但是因为它关系到西昌人民的生活，父亲仍要求公司维持生产直至1949年。

      因在实业界的强大实力和杰出贡献，父亲被大家称为川康省实业界、金融界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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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爱祖国、爱民族，和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一样，也对日本侵略者怀着满腔仇恨，经常参加抗日活动，因此于三十年代末认识了大邑老乡车耀先。

       车耀先说服刘文辉和冷寅东出面，在成都东城根街成立了大邑旅蓉同乡会，车耀先任执行委员。同乡会每周的新闻讲座多由车耀先主讲，讲“九・一八事变”，讲东三省的沦陷，讲东北同胞的苦难，全都讲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听者无不动容。

      父亲对车耀先评价很高，认为这位大邑老乡很能干、很有才华，特别是他的爱国心令人钦佩。那时，车耀先在祠堂街开了一家餐厅取名“努力餐”，那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活动据点，距我家很近。父亲不知道，车耀先是中共地下党的四川省军委书记，正在做二十四军系统上层实力派的工作。

      车耀先认识父亲后，经常到我们西胜街的家出入，所言全是抗日之事。因父亲满怀抗日热情，遂与车耀先成为好友，对车耀先颇多经济上的支持，还多次掩护过车耀先。甚至车耀先?卖鸦片，也靠父亲掩护。他告诉父亲这是为抗日斗争筹款，常常把鸦片藏在我家中，父亲的住处成了车耀先在成都的一个十分安全的去处。

      父亲通过车耀先认识了另一同乡邹趣涛。邹趣涛原名邹泽滋，父亲也不知道他是中共的地下党员，更不知1938年当时任长江局书记的周恩来曾在武汉约见过邹趣涛，听过他汇报工作，周恩来还亲自指示邹趣涛做好二十四军上层的统战工作。

      父亲和邹趣涛认识后，谈到抗击日本侵略之事，觉得十分投机，因而关系日趋亲密，还为邹趣涛在二十四军里安派了职务。邹趣涛辗转于川南、南京、上海、武汉、重庆搞地下工作，父亲却认为他在为抗日救亡运动而八方奔走。1939年父亲到重庆参加全国财政厅长会议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对父亲说：“据了解，西康驻渝办事处有个异党分子邹趣涛，化名于左行在重庆到处活动。你回去后，告诉自乾（刘文辉）妥为处理。”父亲立即找到邹趣涛，把何应钦的话如实告诉了他，并说：“老弟，你在重庆工作要多留神啊！”不久邹趣涛就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重庆，父亲也为自己保护了抗日救国的先锋力量而高兴。他那时还一点也不知道“共产党”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这些“朋友”和他的交往，对他将来的生活会起什么样的作用。我善良而单纯的父亲呵，完全不知道他的满腔爱国热情会把他带到何处，更不知道他的生活从那时起，就开始一步步掉进一个无法自拔的陷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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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求索的漫长岁月里，父亲处处受到国民党势力的排挤。作为反弹，他和刘元?联手，于1944年和1946年相继发起反蒋的“乾社”和“民主竞进社”，在公教人员中发展成员几十人。但他们不懂政治，书生气太重，组织这两个社团，并非打算跟蒋介石争江山社稷，只是为了团结一批热爱西康的人，保护西康老百姓和地方权益，抵制蒋介石的压迫。他们既无行动纲领亦无打倒国民党的目的，更无理论基础。这样的“反蒋”活动实在太幼稚，只能碰壁。

      在父亲最艰难、最困惑的时候，共产党人及时给了他关心和支持，父亲觉得自己和共产党在“反蒋”上有共同语言，自己做不到的事共产党却能做到，对共产党越来越佩服和信任。此时国共对立已明朗化，刘文辉跟共产党的合作也有进一步发展。尽管有国民党特务的压制，中共地下组织在雅安和西昌仍极其活跃，而且几乎从不出事，这显然是刘文辉和父亲刻意庇护的结果。刘文辉、李光普坐镇的西康和刘文彩、李育滋控制的安仁镇，因此同时享有“小延安”的美誉。

     宁属屯垦委员会创办了《新康报》，地址在康宁公司楼下，与西昌行辕所办的《宁远报》对立。1945年底，由当时西昌地下民盟组织负责人唐会昌任主笔，郭正坤、陈再华、赵坤远等任编辑、记者，发展了盟员十多人。当时的新康报社成为西昌民盟地下组织开展斗争的主要基地，父亲领导的屯委会支持他们，经常发表力争民主自由的言论和报道解放战争真实情况的消息，起了宣传革命的作用。

    1946年，邹趣涛到西昌进行统战工作，但一进西昌就被贺国光逮捕入狱。父亲和刘元?一同拟定营救计划。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由肖绍成任副师长的136师调派一连士兵，将邹趣涛从行辕的监狱里抢救出来。虽然邹趣涛在越狱时摔坏了腿，仍按原计划扮成醉汉，被父亲派的人安全护送出西昌。

    1946年，屯委会下属一些中下级军官私下合伙购买了一些鸦片，集中存放在驻徐家祠连队的驻地。不知谁走漏了风声，贺国光派人来查搜，吓得连队的士兵把鸦片拼命往隔壁驻地扔。可还来不及扔完，贺国光的部队已经打破大门闯了进来。他们收缴了鸦片，处死了连长，并把这一私人行为硬往屯委会身上扣，大肆攻父亲和击屯委会。父亲不得已，辞去屯垦委员会的职务。但父亲在西昌的影响力仍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在屯委会工作期间，父亲对西康行辕多方抵制，使他们不能为所欲为，也无法把宁属的地方力量抓住并组织起来。所以解放军一到，贺国光等乘飞机前往台湾，西昌顺利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