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李光普上下求索

                   奔波操劳

     1935年起，父亲作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随着西康建省的形势四处奔忙，浮浮沉沉。在西康期间，他使用李万华这个名字。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步步南下，国民党中央政府有了迁都重庆的打算。蒋介石为收买刘文辉等川康实力派，终于同意西康建省。但即便在拉拢刘文辉的同时，蒋介石对二十四军仍不断排挤和压制。刘文辉也对蒋介石颇多疑忌，刘、蒋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这时的刘文辉汲取了”二刘之战”失败的教训，派父亲联系四川军阀邓锡侯、田颂尧、潘文华等。父亲以诚恳、谦逊的态度，向他们解释刘文辉希望和他们联手共建川康的意愿。经过父亲不懈的努力，终于跟四川军事、政治实力派人物达成了谅解，川、康、滇三省同意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进行合作，从而充实了刘文辉的实力，为西康省的顺利发展争得了有利条件。

     西康地处西藏、四川、青海的结合部，南接云南。它的重要性在于：既可内保四川，又可外援西藏，从而抵御侵略。英国觊觎西藏由来已久，一直希望从西藏打开进入内地的通道。

     十九世纪后期，随着英国和印度货品大量倾销西藏，英属印度的卢比也大量涌入西藏，这既削弱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又使广大牧民遭受严重损失，如：原十元藏币一般可换银元十元，卢比进入后，只能换铜钱十八枚。40年代, 为了与藏区佛教负责人士共同主持十四世达赖灵童坐床仪式,国民党政府派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一行前往西藏, 也因西藏经济被英国人控制, 入藏用款不能带法币, 必须通过印度英印银行办理外汇才行。一些有识之士早有“卢比亡边”之说，呼吁抵制。为此，父亲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联系，1939年由中央政府代西康省银行印制藏币券共二百万元，有五元、一元、五角三种面额。藏币券发行后，在康藏间流通，以抵制印度卢比的冲击，为对抗英国的经济侵略和发展康藏间的经济交流起了不小作用。

     西康省地处边陲，人烟稀少，虽然资源丰富，但崇山横隔，大水分流，交通极为不便，诸多有利资源不能得到开发利用，所以经济十分落后。西康地区的财政从来是入不敷出，均由四川省厌助。西康建省后，急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财政的巨大困难。父亲为此十分忧虑，他首先和四川有关上层人士讨论暂时增加厌助款之事，未果；又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商谈，希望将经常性拨发的省款增加一倍。父亲据理力争，终于为西康争得可观的财政拨款。所有款项除政费开支外，均作建设之用。然刚刚获准建立的西康省，百端待举，这些资金用于西康建设仍是捉襟见肘，财政方面仅能勉强支撑而已。

     面对艰难的地方财政，父亲首先想到的就是接管边茶贸易。藏族人民以肉、奶、青稞糌粑为主食，茶叶是日常生活的必须品；奶、肉之腥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藏民中向有“宁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二十世纪初期，英国就将印度茶叶逐渐侵销西藏，其数量日趋增加。1883年内地与西藏的茶叶贸易总值为十五至二十万英镑，到1913年就已经降到七万英镑左右。

     西康刚建省，父亲就立即成立了西康最大的茶叶公司“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自己任董事长。父亲以政府出面，要求所有茶商统一归到“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一律不允许私自卖茶入藏。为了加强边茶对印度茶叶的竞争能力，恪守边茶销边、护边的使命，公司对边茶的植、采、收、制、运、销等各环节进行了有计划的改进，加快了运输速度，并开辟了新的入藏渠道等，深受藏胞欢迎。公司还购出藏区的各种土特产品，其中最主要的是黄金、虫草和麝香。“康藏茶叶有限公司”的运作，满足了康藏人民的生活需要，加强了内地和康藏地区的联系，还为西康省的建设筹集了资金；而且茶叶成为联系内地和康藏的使者，与整个国家和社会都有关系。西康省已由建省前的边防线，进而负起国防线的责任，边茶也更进而成为国防商品。父亲的辛苦没有白费，康藏茶叶公司一直是西康省的支柱产业，公司的运作，也遏制了英属印度在经济上通过西藏向内地延伸的企图。

     俄国人彼得（poteGullart）在《彝人首领》一书的“噶达的任务”部分中，有一段与父亲接触的记载:“在熟悉打箭炉及其人事的过程中，我曾多次去拜见当地的官员，但省长不在，秘书长开始不肯接见我，又过了很长时间才接见我。在重庆的时候，尽管我一次又一次地请求，但总部还是没有为我开具给西康政要的介绍信，只是给了我一张旅行证件，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头衔和我到西康的目的，在怀疑与猜疑盛行的氛围中，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受到的冷遇也就理所当然了。

     惟一肯听我述说的人只有当地省政府的一个委员――李先生，他是财政厅长，同时也兼合作事业管理处的处长和信用合作社的社长。李先生是个相当有势力的人物，他想要知道我所有的计划，所以我就告诉他自己想在该省各地视察一下，看看在这些地方适合建什么类型的工业合作社。他听了之后似乎很满意，并保证他一定会协助我的工作。

     于是我的住所门口挂了一块长长的招牌，上面写着：“中国工业合作社驻西康办事处”。做好最初的准备工作后，我向重庆递交了报告，耐心地等待着来自官方的祝贺――以一道命令、一封公函、橡皮图章或是文件的形式。后来我又发了一封电报，但还是没有任何答复。

     正当无所事事之际，李委员召见了我，他想让我去噶达――也叫做泰宁的一个高原贸易站点，政府在那里拥有一个牧场，并想在那里开办一个现代化的奶酪厂。在他的鼓吹之下，我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个官方的任命，而且希望在那里工作期间能与彝人联系上，或者至少收集一些有关他们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