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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爸的小儿子李国孝（我叫他五哥）52年秋从成都回到安仁老家，才十二岁就开始务农。中国农民一向是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而他则是底层的最底层，他吃的苦最多。姐妹们相继离家后，家里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农活和家务事都得由他自己一个人承担。特别是农忙的时候，白天在地里累死累活，回到家一头倒在床上就起不来，什么时候饿醒再起来煮饭。多少个白天他饿着肚子干活，回家面对的却是冷锅冷灶和空空的四壁；多少个夜晚他从恶梦中惊醒，一个人形单影只，泪水湿透衣衫。

1953年，全国农村开始实行合作化运动，农民们刚刚分到的土地，在建立互助组、合作社的过程中，被集中起来。合作化后，收成从田野上直接送到国家手中，再由国家分发给农民，国家对收获进行全盘控制。黄炎培曾给毛泽东写信说：“一般人民生活苦，尤其是农民生活特别苦，农民说：我们吃不饱，哪有力气去种田呢？”毛泽东批示道：应该“教育农民少吃点，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粮，以免一般农民在有粮季节吃得太多。”那时五哥也处于半饥饿状态。

1957年五哥考上崇庆一中的速成师范班，本以为可以跳出农门，不料一年后师范班被撤销，他被转到安仁中学普通初中班，59年毕业后再次回到老家。这哪里还是家呀？四壁破烂，房顶漏雨，能被拔掉的墙板、地板早被人拔去当柴烧了。没有桌子、凳子，也没有床。五哥只好用几块木板搭成床，几块砖搭成灶开始过日子，从此他就被禁锢在安仁镇这片土地上。幸好有六妹的支持，才一次次度过难关。

     人民公社成立后，各级报纸都宣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看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幸福生活开始走到中国农民的身边。二爸的小儿子李国孝住在安仁公社，他每天和大家到地里干活，每人按劳动的情况由领导算给工分。因为他是“反革命”的孩子，跟别人干同样的活，得到的工分却比别人少，轻一点的活，如放水、喂牛、守夜等，从不可能叫他去做，而繁重的、艰苦的劳动却总是少不了他，还不准有意见，他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

    1958年7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有指望了。”这一年中国农民的“幸福生活”从“大跃进”开始。报纸上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当时的《大邑战报》也大唱高调：“与火箭比速度，同太阳争高低”，“一天当两天，黑夜当白天，雨天当晴天”。那时有一首人尽皆知的“民谣”, 是“天上没有玉皇, 地下没有龙王, 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多么豪迈的气魄, 看来，扭转乾坤, 就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的吆喝声起之处。安仁公社人均拥有稻田一点二亩，1958年实际亩产仅五百多斤，为满足上级要求，公社领导靠浮夸多报产量，致使征购任务达到实际产量的四分之三，老百姓的粮食几乎被收刮一空。

     农民的“幸福生活”还表现为公共食堂。每家的铁锅都被迫送去大炼钢铁，公社不准任何人在家煮饭，大家都吃食堂。公共食堂开办初期还有饭给农民吃，公粮征收后，食堂没有粮食下锅，只好在红薯叶、萝卜缨、藤菜杆、野菜等这些过去喂猪的东西中混一点点米饭，每人每顿发给一碗清汤寡水的苦菜汤，农闲时甚至几天不见一粒米。五哥饿得皮包骨，每天还得下田干重活，眼看生命力在一点点地耗尽，树叶、树皮、树根他都往嘴里塞。饿坏了的农民晚上去仓库偷粮食，他们在地上挖洞通到仓库下面，把底板撬开一条缝，让粮食漏出来。五哥不敢去偷，他等别人偷粮后沿途去找掉在地上的谷子，每次都有收获。回家把谷子磨成米，悄悄地把几块砖垒起来当灶，用瓦钵将米煮熟，好歹对付着半饥饿的日子。

      一次，九个男青年找五哥打赌，他们说：“李国孝，我们十个人每人出二两粮，加起来共两斤粮的饭票，如果你能一口气吃完就算赢；要是吃不完，你就得赔我们每人四两粮的饭票，你敢不敢赌？”九个人怀着必胜的信心，等着即将到手的四两饭票，想不到饿坏了的五哥竟一口气就把两斤米的饭全吃光。几个人暗暗叫苦，本想赚二两粮，却把自己的二两输掉了。五哥吃后胀得喘不过气来，在床上一动都不能动，整整躺了一天一夜。我们知道后很害怕，都说五哥太傻，怎能一下子吃下那么多东西，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得了！当时成都就有人在饿极时吃了过多的饭，胃破裂而死。五哥却说：“有饭不吃才叫傻，肚皮饿得都贴着背心了，再有一斤我也吃得完。”

      每年到下半年农闲时，川西平原的领导都要叫农民搞“岁修工程”，这也是农民“幸福生活”的内容之一。每年被点名叫去的一定少不了五哥。他们白天担石头修河堤，晚上开总结会，会上反右倾鼓干劲。工程修到哪就在哪安营扎寨。到了晚上随便找一间大房间，地上彭些谷草，大家挤在一起，打开随身带来的棉被，蒙头就睡。五哥那时二十岁左右，他每天干着沉重的体力活，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排着长队打饭，轮到五哥时，舀饭的人把勺子一斜，他得到的饭菜就比别人少得多。可他又敢说什么呢？

      那时候，老一代的地主分子都死了，刘文彩的后代没有留在安仁镇；李国孝就成了安仁镇数第一的“地主黑狗崽子”，一有运动就拿他开刀。他长期吃不饱饭，身体已非常衰弱，川西的冬天少雨而干冷，在呼啸的寒风中担石头，从早上挑到中午，从中午挑到天黑，饥饿像大病一样纠缠着他，他迷迷糊糊地担着石头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一不小心就摔跟斗，石头倒了出来，他捡起石头，又步履蹒跚、踉踉跄跄往前走。每天晚上总结会后的斗争会上，他经常被揪出来斗争，跪着挨打受骂，积极分子指着他说：“你成天装疯卖傻、消极怠工，对抗大跃进，你再敢与人民为敌，就要给你好看的了。”斗争会开完，差不多快到深夜，五哥晃悠着倒下就睡，打、骂、威胁都让位给饥饿、无力和虚弱。

      三年“大跃进”，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四千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因劳动过度，营养不良，逐步被饥饿拖垮而死。从1958年到1962年，四川省每九人中有一人死亡，大邑县的死亡率更高，每五人中就死亡一人。当时的四川省主要负责人却不以为然地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幸亏五哥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比起那些有老有小的翻身农民要好得多，特别是六妹和四姐全力的帮助，所以他逃得了性命。但安仁镇第一黑狗崽的身分，注定了他二十多年来一直被人踩在脚下，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从十二岁的孩子在苦难中长大成人，并成为干农活的好把势。尽管他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家里又没有老人需要奉养，却没有一个姑娘肯嫁给他这个“第一名”。孤独寂寞的他，只有独自一人坐在田边拉拉二胡，倾诉内心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