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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弟兄们的继母――我的奶奶，是贫农的女儿，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眼看斗地主的场景，两个儿子都被抓走，她非常害怕，就悄悄回了娘家。不料回家不久就被工作组派人抓回安仁镇，当晚便开会斗争她，深夜才放回家。那是195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七十多岁的奶奶被罚跪，并用凉水没头没脑地从头顶浇遍全身，老人紧咬着咯咯打颤的牙齿，强咽着哽得硬硬的喉咙，冷得颤抖不已。奶奶胆子很小，经受这样的刑罚，对未来已看不到任何希望，第二天早上吊死在猪圈后的屋梁上。幺婶也经历了这次斗争会，深夜回家后一直守着奶奶，可就在幺婶疲惫打盹的一小会功夫，奶奶就走上了绝路。孩子们循着幺婶的哭声来到猪圈房，看到人们正把奶奶放下来，奶奶的身子还是软软的。奶奶是建政后二爸家屈死的第一个人。她带着对儿孙们的不舍、带着对生命的眷恋，怀着对阶级斗争极大的恐惧毫不犹豫地投入死神冰冷的的怀抱。

二婶从牢房里放出来后，面黄肌瘦，身单力薄。一家四口，政府只分给二婶、六妹和四姐三个人土地，能种稻谷的好地不多，其他的地在两里外，且难于耕种。

二婶身材高大，却是一双小脚，走起路来上重下轻，照样得带着三个十来岁的孩子下地干活（1952年秋，五哥李国孝已从我们家回到安仁镇），秋收后交了公粮和统购粮，已所剩无几，每天只吃两餐，节约着过日子，勉强能维持到春节，春节后就没有粮食吃了。饥饿的人是不会挑食的，只要能吃的东西二婶和孩子们都吃：米糠、苕菜、牛皮菜、红薯叶、野菜这些喂猪的东西都成了她们的主食,不能讲什么营养, 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要说营养, 这里面最好的就算米糠了。可谁会把自家的米糠白白给你呢? 二婶只能常去打扫碾房地上和墙壁上的米糠, 当然还伴有无法除去的壁灰和尘土。那墙壁上的米糠是最好的, 特别细，不论和哪种菜拌在一起都比较好下咽。因为没有油, 甚至连盐巴都买不起,其余的糠难下咽不说, 还不容易拉出来。

建政后，李育滋公馆和老屋, 都住有解放军部队, 他们的几条猪就养在二爸家的猪圈里, 饲养员每天挑着泔桶来喂猪。二婶瞅准机会, 偷偷从桶里捞些饭菜面条之类, 淘洗后煮开给孩子们食用, 算是改善一次生活。特别是面条, 那可是好东西, 虽然经过淘洗, 姐妹们还能吃出它的美味和能量。

冬天来了，树叶枯黄，野菜全无，只好靠挖芋荷杆充饥。芋荷杆煮不烂，嚼不碎，吃在嘴里有一股麻麻的带苦涩的味道，但哪怕再难吃, 一家人饿极了, 没有别的选择, 就只有象数颗粒那样, 一点一点把它哽下去, 用以哄哄肚子。这种东西吃下去是什么样，拉出来还是什么样，三个孩子瘦得皮包骨,他们只能这样苦熬着。

生活的重压让二婶喘不过气来, 加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压力与挨不完的批斗, 使她求生不得；但看看身边几个失去父亲的幼小瘦弱的孩子, 她又求死不能。她以最大的努力勉强支撑着, 可身体却日渐衰弱, 最后她还是不能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天! 残酷的现实让她顾不上食物的卫生, 那些生的、冷的、脏的、半生不熟的东西都是不可多得的食物。不久,她就开始拉肚子，在无钱医治的情况下，病情一天天恶化, 终于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几个孩子太小，几年来家里遭受的种种灾难，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恐惧，他们见谁都害怕，不敢向任何人求助，只是在稻草和床板上挖一个洞，床下放一个瓦盆。二婶那带血的脓便一滴滴往下流着，孩子们趴在床边小声地哭着，眼睁睁看着母亲的生命一点一点地流逝。最后，二婶软弱无力地抓住三个孩子的手，说不出话来，撒手人寰时，眼睛一动不动地睁得大大的，她是放心不下她的孩子们, 特别是她那最小的女儿, 她是死不瞑目啊! 从此，几个孩子成了孤儿，小小年纪就得去面对残酷的人生。

      一个好心的邻居，看到孩子们太可怜，偷偷给了他们一些米票，三个孩子迫不及待地去领米回家，路上饿极了，抓着生米就往嘴里扔。

      一次，全家已两天没有吃饭，四姐李玉华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看见路边有颗花生米，她捡起来端详一番，真舍不得吃它呵，先感受一下它的香气，再细细地嚼。空空的胃里竟然有了食物的感觉，花生米在胃里移动的情况都能感觉到，那滋味真太好了。这颗花生米吃进肚里，走路也有力了，这颗小小的花生米的力量，那是不到极端饥饿时绝对体会不出来的。提起此事，四姐说，她至今仍清清楚楚记得这颗花生米的颜色、形状及捡到它的地方，更忘不了它带来的巨大的能量。

      长女李国荣，原在成都会计学校学习，不幸染上肺结核，被迫停学回乡治病，家里连饭都吃不起，哪里有钱治病？想到父母惨死，幼小的弟妹无人照顾，她更痛苦不堪。1959年元月4日不治身亡, 时年26岁, 短暂的人生就在如花的季节凄苦地结束了。

长子李国忠，高高的个子, 长得十分帅气, 在重庆南岸弹子石针织厂当会计, 他知道自己家庭情况不好，从来是谨言慎行。1957年“大鸣大放”，他一句话也不敢说，硬是由于家庭的原因被打成“右派”, 理由是说他对“右派”的大字报看得津津有味。于是, 取消工资，仅给一点生活费，并强令劳动改造。

为了孩子们的前途, 妻子离他而去, 他每月还必须把为数不多的生活费的一半交出来养育孩子。政治上的压力和妻离子散的生活使他终日郁郁寡欢，只能靠劣质的烟、酒来麻痹那痛苦的神经, 寻求暂时的解脱。60年代末，他患上食道癌。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正忙着争夺革委会的领导权，谁会来过问一个“右派分子”的死活？他还必须继续劳动改造，直至卧床不起。1971年正月初一，在这家家团聚的中华民族传统节日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在大家兴高采烈祈求来年大吉大利的时候，他却孤零零地在中午十二时悄然离开人世。

至此，一家八口，只剩三个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