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挨斗的时间到了，李育滋表情冷漠地跪在院子里，任人痛打，打倒了，再跪好；再打倒，再跪好；直至昏迷……。两个孩子亲眼目睹至爱的父亲受刑的惨状，不忍再看，她们深深地低下头，心如刀绞，却不敢哭出来。

    最后，大邑县对李育滋采取了政府审判的程序。1952年5月26日在文彩中学操场――二爸曾经主持大会欢迎解放军，庆祝大邑解放的地方，召开千人大会，他们把被折磨得只剩下一口气的二爸扔在板车上拖回安仁镇。二爸穿一双烂草鞋，被刮光了头，双手反绑。周鼎文高坐在审判台上，一位姓林的区委讲话后，宣布镇压反革命、念判决书。李育滋被判“反革命”罪并处以死刑，立即执行。二婶也被押着跪在那里陪杀场。

二爸表情冷漠，显得出奇的平静，他再也不叫冤、不分辩、不求饶，唯有深入骨髓的绝望。宣判完毕，两人推着他就开跑。二爸被关了两年，经常挨饿，腿又在受刑时折断，根本站不稳，一推就倒。倒下后，就把他在地上拖着跑，拖到文彩中学操场斜对面的田里。两声枪响，二爸倒在散发着清香的稻田里，倒在他热爱的家乡的土地上，年仅四十六岁！示众期间又被安仁镇的打更匠挖去心、肝、生殖器，拿去卖给别人，他们说吃了可以治病。

其实摘取被枪杀者器官的事当时在大邑县已不是第一次，之前，一个姓唐的地主被枪杀后，就有人上挥刀欲摘取其内藏，死者的女儿扑到父亲尸体上，死死抱着不放，才没有得手。这次枪杀“反革命罪犯”李育滋，公审大会就在安仁中学（原来的文彩中学）外面的操场上举行，过去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大会的学校，这次却破例没有组织，学校里安安静静，学生们完全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二爸的二女儿（四姐）在该校上学，下课回家她才知道父亲已惨死。这次摘取器官的人铁定有了机会，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举起带血的屠刀，在二爸的遗体上任意宰割，攫取到了他拿去赚钱的东西。

    去年岁末我访问阔别多年的大哥，李国康回忆:“二爸是我埋的，被整得好惨啊！他的头被打爆了，只剩下喷着鲜血的脖子，那血啊，喷到田里，染红了周围的一大片土地。

    枪毙二爸之前，我已经住在幺婶婶那里了。1952年5月25日半夜，隔壁农民张成良慌慌张张梭过来，说：明天是端午节，要枪毙你二爸了，我先来告诉你一声。

    第二天，果然吹号集合，他们告诉我，今天枪毙你二爸，没人愿意埋这个反革命，你去把他抬走，自己想办法埋掉。那时四妹只有十三、四岁，六妹有病不能走，还有个幺婶婶，总共四个人，就我是男人。我很早起来，请同族兄弟、十五岁的地主娃李德宣帮忙；又去找地主姜耀根，他身体壮实，有力气，我给他磕头，求他帮我。因为政府不准我们埋在家坟处，只好埋在野坟坝。我请潘改匠潘德全把厨房的大门打下来，做了副棺材。”

    大哥讲到这里，说不下去，沉默在我们之间蔓延，屋里无声无息，连空气都好像凝固了似的。过了好一阵，大哥才又接着说: “我去给二爸收尸，见他肠子都被拖出来了，满身全是血。我用了两叠草纸（每张约现在的《参考消息》大小）将二爸的肠子包着塞进肚子绑好。对枪毙，我无所谓了，我已经陪了几次杀场，已经不在乎生死了。我们把二爸没有头颅又被掏空了的遗体绑在两根竹竿上，抬到坟坝，装进棺材。请来的两个人说累，先回家了。我一个人挖坑，一个人埋。很多同村的老乡来看，都同情我们。一个小女孩，坐在坝上陪我，一直到天黑我埋完。我没有力气挖多深，后来这里改成田，尸骨就丢了。”

    讲到这里，80岁的大哥泪流满面，说: “我现在想起就哭。审判他的就是住在二爸家的地下党领导人周鼎文啊。”

这里,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 1951年5月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毛泽东以斩钉截铁的措辞指示：“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从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大邑胯1952年5月以“反革命”罪??李育滋, 竟然公开哙背这一指示, 县一?就做出决定，却没有任何上级领导机关过问，岂非咄咄怪事？

1952年6月末，大邑县宣布土地改革结束。

    李育滋被冤杀后，街上的六间商业用房全部被没收，这是1948年1月12日任弼石发表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里明确指出不该没收的财产。就连于佑任亲笔题写的匾额上烫的金粉也被洗下，而那贵重的匾额已不知扔到何处。

    事后，安仁镇街上的刘树成哭着说：“他（李育滋）瞎了眼，做了好事反遭雷打，冤枉啊！”

    李育滋原来的长工潘德全建政后任农会小组长，工作组多次找他谈话，要他出来斗争二爸，他坚决地说：“李育滋以前对得起我，你们叫我斗别的人还可以，要我斗他，我坚决不干。”二爸被残杀后，他为二爸做了一副简单的薄棺。以后，他开了个榨油房，经常偷偷免费为二爸留下的孤儿们榨油。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原游击纵队王泗乡区队长张仕林，当时任大邑县统战部秘书，在会上说：“李育滋解放前为共产党做了那么多工作，不该杀他。”就被打成“右派”，开除了党籍和公职。

    1984年，肖绍成的大女儿肖伍英见到大哥就哭, 她说: “你二爸死得真冤枉啊！都怪我把地下党引进你们家，不然，你们不会被整得那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