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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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春节，受李育滋先后掩护过的几十个共产党员一同来给他拜年，感谢他在王陵基镇压“二・五减租”的白色恐怖时期的救命之恩。那天，二爸家摆了几桌酒席招待客人，非常热闹。家里有这么多人来吃饭，有的人还带着枪，大家有说有笑，言语中流露出二爸的感激、尊重和信任。孩子们看到干部们对他们的父亲这么好，心里自然有了安全感。可哪里知道那是李育滋和家人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春节后，人民解放军在安仁镇收编十余万胡宗南军残部，大邑县领导人邀请二爸搞后勤工作。他们说：“李先生，你对安仁镇周围很熟悉，收编胡宗南十多万人马，后勤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决定由你来负责，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们。”二爸听了非常高兴，他带头把自己家的粮食交给人民政府，又积极动员安仁镇附近的士绅出钱出粮，并组织专人收购干谷草、木柴和蔬菜，安排被收编官兵的住宿和生活。十几万人的吃和住不是小事，他每天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心情却很舒畅，从不说一个累字。

不久，李鹏举扣押了去他家征粮的几名干部。李育滋冒险去到李鹏举家，劝他改弦易辙，讲了很久，李鹏举才说：“李二老师，这次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就放了他们，但下次就请你不要再管闲事了，我先把话说清楚，不要以后大家都弄得不好看。”几名干部随即得救。

1950年3月，中共大邑县委在举行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安排了爱国民主人士代表二十八人参加，李育滋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成为二十八个爱国民主人士中的一员。

正当二爸满怀热情迎接新生活的时候，1950年1月3日大邑县宣布全县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11月4日，通知安仁、唐场作为试点，大邑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李育滋应退押金是六十石米，（农民租种土地时，要交一定数目的抵押金，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押金一定要退还农民）,但他的钱早已交给地下党做活动经费和用作长期掩护在家的众多地下党员的生活费，建政后还继续出钱完成人民政府交给的任务。为了完成六十担米的退押任务，二爸东拼西凑，尽管他倾其所有，只能凑足五十五石（每石为220公斤）米，尚差五石。他一再向土改工作组解释，却没有一点用。

1950年11月中旬，李育滋就被工作组关押起来。

那时大邑县的副县长兼剿匪总司令就是李育滋长期掩护在家的川康边游击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周鼎文，可以说周鼎文是从李育滋家走出来就担任了大邑县的领导职务。其他受二爸掩护过的地下党负责人，也在附近区县担任领导工作，他们都可以证明李育滋近年的所作所为，更可以证明他支持地下党的钱早已不知是六十石米的多少倍，却没有一人站出来说清真相。一年前李育滋从成都赶回去救援时听到的那些感恩的话，他们大概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李育滋一直被关押着，并为那五石米受了不少刑。

为了救二爸，父亲给康定的李万均写信。建政前夕李万均与那时任崇庆县公安局局长的黄建湖曾并肩战斗过，而黄建湖又是肖伍英的丈夫，父亲希望通过李万均找到黄建湖和肖伍英夫妇，请他们向土改工作组说明二爸与川西地下党的关系。可父亲没有想到，李万均已被无端冠上贪污犯的罪名进了监狱，这封求救信他是收不到了。

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大邑县又把目光盯在李育滋的哥哥、我父亲李光普身上。他们知道，没有任何理由到成都去抓一个川西行署委员，于是略施小计，用一个“请”字，猎物就轻而易举落到手里。当然，这里有李唯嘉的“功劳”。原川康边游击队政委李唯嘉，是在重庆地下党被破坏后由马识图派到川西来的，建政后和父亲同为川西行署委员，李唯嘉还兼任“七县联合办事处”主任，他竟然同意了大邑县的“邀请”。

兄弟相见，抱头痛哭，他们俩谁也弄不懂事情怎么竟会变成这样。

父亲说：“老二，哥错了，哥是不是看错人了？”

李育滋说：“哥，我们再等等，一个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政党不可能说话不算数，他们至少应该懂得取信于民的道理，说不定过几天我们就能被放出去。”

看来李育滋说对了，1951年夏天，正在坐牢的他作为开明士绅被推举为川西区各界人士代表，经军代表兼县委书记李天民同意，把他从牢中放出来，参加在成都举行的川西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结束后，二爸回家向孩子们展示了会议颁发的纪念品：一本精美的硬纸封面的笔记本和一双精致的草鞋。二爸显得有些兴奋和得意，指着写有他名字的笔记本扉页给孩子们看。也许他认为能参加中共举办的如此盛大的会议，是对他掩护和资助中共地下党的肯定，也是他牢狱生活的结束。但二爸最终还是错了，他哪里会想到，这才是要他命的牢狱生活的开始。两天后，大邑县人民政府竟又把这个“人民代表”关回牢房，从此他再也没回过家。

二爸再次被关押后不久，二婶也被关押起来。十几个被称为“地主婆”的妇女关在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屋里没有床，所有人就地坐或躺，把屋子挤得满满的，装大小便的木桶无遮盖地放在屋子中间。她们吃喝拉撒全在里面，晚上睡觉只能互相挤压。冬天大家挤压还能增加一点热气，到了夏天，屋里充满了汗酸味和粪便味，臭气熏天。偏偏苍蝇也来趁火打劫，抢占这小小的空间，在人的脸上乱撞，在饭碗里乱爬。晚上，蚊子嗡嗡乱飞，肆无忌惮的叮咬没有几滴血可吸的女人。她们个个灰头土脸，蚊子咬的疙瘩和痱子连在一起，在身上形成一大片一大片红红的硬块，苦不堪言，更不用说经常遭受吊打的刑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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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育滋和李光普在牢里度日如年，开始，他们还怀着希望，日夜盼望曾向他们宣讲政策的人、他们曾冒死掩护的人，能帮他们一把，可那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谁也没有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刚刚过了一年的、生死悠关的大事，好象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董国富曾拍着胸膛响当当地说过：“我就可以证明！”现在也是时过境迁，无需兑现了。那个经常到李光普手里拿过钱的周鼎文，那个曾在李育滋家里长期躲过、吃过的周鼎文，正担任大邑县副县长兼人民法院院长，他不仅对支持救助过他的兄弟?的遭遇置若罔闻、见死不救，还亲自主持对李育滋的斗争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