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李育滋与川西地下党

                                善良的心

      父亲有两个弟弟：二爸李育滋、幺爸李万衡。幺爸从小体弱多病，建政前病逝，留下幺婶和一儿一女，三姐李国萍和四哥李国信，他们和二爸一家同居住在安仁镇。

      二爸对家人很严格，要求全家一定遵循祖辈的遗风做人；他也教育孩子们要认真努力，?不准他们在学业上有丝毫懈怠。由于父亲的发展，二爸在大邑县也购置了一些田产，但他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孩子们除了过年过节，没穿过新衣；他平常穿的衣服，领子和袖口都打了补丁，即便去赶场，都是拎着草鞋、赤脚走到安仁镇口，在小河里洗了脚才穿上鞋。二爸虽然不苟言笑，心地却很善良，他乐于帮助有困难的穷人，在安仁镇大家都尊称他“李二老师”。

      安仁镇有个叫潘德全的人，田地全无，又没有手艺，找不到活干，只有破烂低矮的茅屋几间。他老母眼瞎，妻子又是半痴呆，加上两儿一女，全家六口，生活无着，只能吃糠咽菜，眼看一家老小个个奄奄待毙。二爸李育滋知道后去到他家，说：“老潘啊，你家这么困难，为什么不来找我呢，你来我家当长工怎么样？”潘德全喜出望外、千恩万谢。二爸除每年给他四百斤大米和一匹土布外，每月还给他两双草鞋钱和理发费，这当然解决不了他全家的生活问题。二爸又建议他再租几亩地种，但潘德全既缺农具和肥料，又没有耕牛，没有租地耕种的能力。二爸借给他一些农具，还拿一条牛叫他喂养，顺便帮他耕地；每天尽量缩短潘德全做工的时间，让他可以再租种几亩地，潘家老小才终于能够丰衣足食。潘德全对二爸感激涕零，说：“我的运气怎么这样好，遇到李二老师你这么好的人，要不然我一家早就饿死了，是你救了我们一家的命，我下辈子变牛变马也要报答你。”说着掉下了眼泪。

      二爸李育滋为人正直、厚道，乡亲之间有什么矛盾或困难都爱找他帮助，他也乐于帮大家想办法、出主意、解决问题。从成都来了一对姓黄的夫妻，在安仁镇开一家西医诊所。那时外地人想在安仁镇站住脚谋生，很不容易，诊所开张后，几个流氓经常去滋事骚扰，因为在安仁镇人生地不熟，他们只好忍气吞声。二爸知道后，叫副官把流氓抓到诊所。流氓见到李二老师与医生夫妻坐在一起，吓得跪在地上拼命求饶。二爸李育滋严厉地说：“安仁镇好不容易来了西医，你们居然敢捣乱，大家以后还看不看病了？”他惩治了流氓，也震慑了其他地痞，从此，黄家夫妻俩安心在安仁镇正当行医，平安无事。

     公益协进社成立时，由刘文彩的三哥刘文昭任总社长，刘文彩、李育滋、刘体仁为副总社长。后改由刘文彩任总社长。因父亲和刘文辉的关系；二爸又足智多谋，在安仁地区很有威望，刘文彩请他继续担任公益协进社副总社长。大名鼎鼎的刘文彩是个半文盲，在公众面前讲话经常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很多时候只好请李育滋代他出面讲话。李育滋还担任安仁镇学会会长，主管光相寺小学、春花小学和文彩中学，那时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文”的方面，努力为安仁镇营造一个安定和谐的环境。

     公益协进社在川西势力很大，共三百六十个分、支社，掌控十万人马和一万多支枪，遍布川西十七个县市，东起宜宾，西到康定，长达千余公里的地域，都是公益协进社的势力范围。中共地下党为了打开川西局面，决定“利用地方势力，保护革命同志，争取社会上层人物参加革命。”争取公益协进社的支持，成了地下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周鼎文、肖汝霖等曾得到刘文彩的保护和支持，中共川西南武装工作队就在刘文彩家里组建，最初的经费和武器也都由刘文彩提供。但他们后来跟刘文彩关系恶化，转而把希望寄托在李育滋身上。

    1948年，刘文彩生病，公益协进社的事多由李育滋掌管。地下党负责人邹趣涛以民盟身份找过二爸李育滋，二爸听完邹趣涛的话，却没有表态，对他以礼相待，欢迎他常来家叙谈。从此，邹趣涛不时前来李公馆，李育滋也不向外透露此事。川西地下党主要负责人之一周鼎文，也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做李育滋的统战工作，希望利用公益协进社的力量为地下党的斗争创造良好条件。

    1949年3月刘文彩病重去了成都，9月李育滋正式担任公益协进代总社长，全面接管公益协进社的领导权。地下党认为时机已到，派肖绍成的大女儿肖伍英找我父亲，请父亲给二爸写信。父亲信上说：我跟国民党打了好多年的交道，他们内部矛盾太复杂，对地方势力极不尊重。我们兄弟二人虽不参与国共两党之斗争，但现在国民党已不得人心。我和共产党员交往多年，相处很好，他们爱国，一心要把国家治理好。你应该与他们多接触，如有可能，可以帮帮他们。

      此信由中共地下党员肖伍英亲手交给李育滋。就这样，兄弟俩听信了地下党员的宣传，自认为即使以后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两人都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只要能为国家出力，做个普通人就行了。

      二爸李育滋收到父亲的信后，就表明支持革命的态度，正式跟共产党有了往来，此后，中共地下党员常有人在李家出入。李育滋是个很稳重的人，遇事不会轻易表态，然而一旦考虑成熟，即言出必行，决不会出尔反尔、言而无信。

                                 追求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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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彩中学建成后，开始时刘文彩到学校去过几次，后来就很少到学校，学校的事务多由副董事长李育滋处理。那时，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接近共产党的教师先后来到该校，他们带来不少马列书籍和毛泽东的文章，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暗中宣传革命思想。1949年秋，地下党员郑兴华发动学潮，提出要民主、要自由等口号，矛头直指校长宋思孔。宋思孔立即报告国民党县党部，说校内有共产党煽动师生闹事，县上派了管教育的督学带了几名军警来到安仁镇准备抓捕“闹事者”。宋思孔得意忘形，随即就在学校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大骂师生中了共产党的毒。那时情况异常紧张，军警们个个荷枪实弹，正打算抓人。

      这时，二爸李育滋神情严肃地走上台，对校长说：“今天开会我怎么不知道？是不是宋校长要接管学校了？”宋思孔张口结舌。李育滋转身对大家称：“我们安仁镇办一所中学不容易，大家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你们教师要好好教书，学生要努力学习，可知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道理吗？”接着，他话锋一转：“听说学校有共产党人闹事，真有这回事吗？被我查出来，我可对你们不客气。如果是别有用心的人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妄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不起，堂堂文彩中学可不是谁都可以信口开河、随心所欲的地方。今天瞒着我开会我先不追究，现在，知道共产党在闹事的人赶快上来给我说清楚。”这番话把宋思孔镇住了，他什么话都不敢再讲。李育滋接着说：“一校之长是干什么的？就是叫你来管理好学校的，今后谁准许共产党到学校来搞宣传，或者校内发生什么不轨行为，必先以校长是问。”

      据当时站在二爸李育滋身边的共产党员肖伍英回忆，那时师生们紧张得一身大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李育滋却泰然自若、威风八面，讲完后问：“宋校长还有什么要说的？”宋思孔低头哈腰、哑口无言。李育滋又说：“学校有学校的规矩，以后有情况要及时向我报告。”然后亲热地拉着督学的手说：“走，我们喝茶去。”一边走一边又说：“几个学生对校长不满，我早就知道，校长却小题大作，辛苦你们了。”

督学等受宠若惊，跟着二爸一起离开学校，几个军警也紧跟其后。他们到公益协进社吃喝了一顿，这事就此了结。不久李育滋即撤销了宋思孔的校长职务。

宋思孔被撤后，文彩中学师生的热情更加高涨，加入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李国藩在学校后门弄枪时，不小心枪响了，枪声使本来就不平静的文彩中学更添紧张气氛，李国藩赶快躲回家。乡长立即派两名团丁到乡下抓人。李育滋得知此事，怕李国藩太年轻，万一经不起严刑拷打，说出地下党的情况来，岂不坏了大事，他急忙往李国藩家赶去。二团丁正一前一后押着李国藩走到一条很窄的小路上，路窄得两人对面相逢都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去。李育滋见状心知肚明，对李国藩大喝：“坏小子，下午了还往街上跑什么？还不给我滚回去！”李国藩一听，转身拔腿就跑。二团丁慌了手脚，又不敢持枪去追，忙说：“李二老师，这是刘乡长叫我们来抓的。”李育滋两眼一瞪，发话道：“明天我去安仁喝茶，叫乡长来见我。”第二天他告诉乡长：“我已经调查清楚了，那是李国彦不小心弄响了枪。”李国彦是个老实人，共产党的事什么都不知道，被抓去打了一顿，即被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