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   富   论

                                          （改革硬道理之一）

邓公在上世纪南巡讲话中，语重心长地告诉老百姓：“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

时经三十年，十三亿人民努力“共产”的结果；我国经济发展，在总体上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老百姓的生活，也在不同程度上，比以前有所改善。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具体地考察城、乡大多数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情况；则不难发现，离“共同富裕”的要求，还是有相当的差距。这就值得我们深思！

为什么经过三十年的“共产”，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景况却是国富民贫？即相对于全体民众耒讲只能算是少数人：如国企高管、各行各业的私企老板、影艺体育界明星、科技界精英、社会各界的高层管理人员，大型跨国外企的白领、政府的中、高层官员…等先富起来了。而广大工人、农民、城市各界劳动群众及普通老百姓，却只达到初具温饱的水平。这表明我国当前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还是明显存在的；并无缩小的迹象。跟邓公告诫的有所不符，难怪引起老百姓的某些愤懑和疑虑。

因为当初提出，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其目的在于，激发、带动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可是三十年为时不短，目前的阶段性结果却令人“望富兴叹”；这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

在传媒上常看到一些所谓“经济学家”、“著名学者”、“党校教授”等名流的文章，谈起伟大成就，则“莺歌燕语”，令人陶醉。一涉及存在“问题”，则吞吞吐吐，语焉不详。或“王顾左右而言他”不好意思对民众讲真话。而老百姓也心知肚明，

大家都明白，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共富”。没有“共富”只讲竞争和斗争，那来的和谐！其实社会主义的目标，归根结底也不外乎是实现“共富”。以人为本也就是要求“人人共富”。所谓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就在于“共富”。因此，可以说“共富”就是要继续推进改革的“硬道理”。

“先富”是为了实现“共富”。而“共富”当然并非“均富”。不是要等到总体上有了足够的物质财富，可供大家同过富裕生活时才兑现。也不是像小学生做算术题那样，“纸上谈兵”式地求平均数达到何等指标。那不过是用来“忽悠”老百姓而已。

“共富”的实现，应是个发展的过程。即对已迅速增长的社会财富，要及时实施相对平等合理地调节分配，使民众普遍直接受惠。并在这渐进的发展过程中，拉近不同社会人群被此之间收入的差距。这才是老百姓衷心所希望的。也是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核心职责。舍此，即便唱尽各式各样好听的 “为民”、“惠民”的高调。老百姓也是无法“感动”起来的。如果模仿戈培尔的方法去“宣传教育”老百姓接受这种现状，那结果却只能适得其反。历史已经有过不少令人摇头叹息的例证。

     如何适时，且相对平等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说难不难；说易也并不容易。关键在于你心中是否装着亿万百姓，并且诚心实意坚定不移地去做。世界上许多现代化的国家，所采取的做法基本上大同小异，其效果也被老百姓颇为认可。综观其主要施政举措，不外乎以下几方面：

一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群，要适当多交利、税。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使“未富群体”通过社会福利保障（如居者有其屋等）、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全覆盖的普惠措施；在实际上普遍得到物质受益，从而缩小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这是促进“共富”，嬴得民心之根本。

过去，极“左”思潮盛行时期，动辙把增加政善，给老百姓普遍享受的福利待遇，歪批为荒唐的“经济主义”予以“封杀”。这种恶习流毒至今，尚未在某些决策者头脑里清除干净。因此一提政府发展经济的投资，便热衷于搞大型基建项目。什么“形象工程” 呀、“政绩工程”呀；盲目追求“世界第一”“中国首创”等等。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空泛无益民生。甚至官商勾结，损公肥私，。反成为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而对直接普遍惠民的福利投入，不但十分悭吝，而且装“穷”叫“难”，甘居世界排名之“尾”。甚至不如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此心态何能有力促进“共富”的早日实现？

二是按天道辩证法原理，制定并坚持实行积极的最低工资制度；且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时进行“水涨船高”，的合理调整。确保劳、资双方的合作和利益兼顾，能在既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又保持生产关系和谐的条件下协调运行。要充份发挥工会等社会机构的积极配合作用，不宜把它们搁在一边当“花瓶”。政府只宜退居“裁判”的职能才是正道。切不可渗和到商业利益追逐竞争的邪路上去。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的滋生。欲求执政地位的稳固，不是靠“绝对领导”一切所能达到。而是取决于民心的向背和能否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拥戴。丨

三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关系国运兴衰存亡的根本大计。。

开国之初，经过“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平均地权革命。农民梦寐以求，拥有自已土地，努力发展生产，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刚被激发出来不久。便在1953年之后，不顾当时小农经济普遍存在的历史状况，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在强调“一边倒”的领导思想支配下。盲从模仿外国“老大哥”，搞农业集体化的失误榜样。并实质上也受其“经援条件”所左右影响。于是就好高骛远，头脑发热，轻摔冒进。大搞社会主义改造；以政治高压和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合作化、集体化以至最后人民公社化。把农民原分得归私人所有的土地，实质上变相一举收归“国有”。使农民失去赖以存活的唯一根基—土地，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革命的无产者”。这样失信于农，严重挫伤农民发展生产，追求致富的积极性。终于在“大跃进”的“五风”胡吹下，陷入“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搞得广大农村生产凋蔽，民不聊生，野有饿殍。

改革开放以后。在农村只落实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因此农民要想“共富”，却没有可靠物质基础保障，也没吃到什么有效的“补药”。更令人遗憾的是，参与市场经济运作的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创造“政绩”、大捞地方财政小金库收入。不惜利用所拥有的行政权力；大量征用农地。通过高价卖地，低价补偿；而且不管失地农民长远的生活安置，所必需的经济支撑有无着落；只追求大搞各种开发项目。因此失地农民，便在中华大地上，汇集成约1.3亿，世界罕见的流动劳力大军—农民工。这是任何市场经济都难以承受容纳的“就业大山”。其严重的后果，随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蔓延。将更加凸显。想以发展城市工业经济来化解，那不过是杯水车薪。

因此，当前农村和农民要实现 “共富”的有效途径。恐怕关键首先在于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让农民回归到农村去有用武之“地”。在此基础上，再积极稳妥的引导。通过自愿、平等、互利、共富的原则下，在农村逐步组织起规模化、集约化、企业化的农场经营模式。从根本上冲破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束缚。经由农业现代化经营的道路，使农民真正地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其间十分关键的，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常做的：就是政府通过财政对农业的直接“补贴”和对农产品免税、减税的优惠待遇，来克服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的“剪刀差”。从而调节城、乡和工、农实际收入的差距。实现全民的“共富”。

“共富”的前提，是要以亿万生民为念；以民心所向为施政决策的依据。不是凭领导者的主观想像或浪漫的空想为出发点。提出各式各样的“主意”就要老百姓盲目“紧跟”。因为领导的各种“主意”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知道。那种一出台某项“指示”，便大力吹捧其多么正确的习惯是危险的。

要认真按天道辩证规律，来审视当前政局中出现的矛盾和事端。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深明“载舟覆舟”之大义。锐意进取，不等“交班”。要审时度势，稳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只有依靠民主政治制度，才能在经济上实现“共富”。否则，只一心发展经济，而让上层建筑政治制度民主化改革滞后。那就会变成“跛脚鸭”。不但走起来艰难，能继续走多远也成问题。

我国历史表明，在独裁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下，只图皇帝、贵族官僚、及地主集团等少数人的荣华富贵。根本不慎图老百姓的“共富”。其结果无例外的，历代政权的更迭，都是在 “无可奈何花落去”状态下告终

时至今日，如果执政党一心只在意，执政地位能否“万岁”？总觉得“一党专政”搞起来，得心应手甚是好使，那就有点危险了。君不见，上世纪初叶，也有原来是革命的执政党，后来却变成“被革命”的前车之鉴。切莫让无情的历史，再出现一个大惊叹号！

要为为改革开放的继续前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那种碰到困难就想走回头路。是没有出息的懦夫。因循守旧，夜郎自大；在已取得成就面前，固步自封；骄奢享乐，那终将沦为“八旗子弟”。若好大喜功，只陶醉于“伟大复兴”的美梦；以奢谈“倔起”以自慰的阿Q精神，实在可以休矣！老百姓恕难捧场。

“文革”的殷鉴不远。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在未来的岁月中，对中华民族将是世纪的严竣考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共富”的理想。是真正前无古人的艰巨事业。不可能靠假、大、空的“豪言壮语”所能实现！           

（2009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