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中）

中国共产党发表七篇答辩文章之后，中苏两党论战暂时平息。这是双方准备两党会谈的共同需要。实际上，这是暂时的宁静，又在酝酿和准备着更加激烈的新一轮论战。

（一）1963年3月初《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刚发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就在考虑如何进行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先后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议（毛主席主持）和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因处在二线，未参加，由刘少奇主持）作了研究。这两次会议主要是研究针对2月21日苏共中央的来信的复信，其他还研究决定了准备两党会谈的问题。

1.关于会谈的地点。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如果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开，我们就提出兄弟党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反之，如果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开，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就在北京开。这个问题，将来两党会谈再说。

2.三月上半月，在刘少奇2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报告的基础上，由毛主席和几位常委共同修改，形成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题为《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这个文件表明，在中苏论战的强烈影响下，中国的国内工作和国际斗争逐步走上以反修防修为中心的轨道。

3.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中央2月21日来信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宣布从3月9日起，暂时停止发表论战文章。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正式启动。

4.大家认为，前一阶段我们发表的七篇文章，打击的主要对象实际上还是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集团。我们击退了苏共策划的反华浪潮，既反驳了从欧洲五个党的会议开始的公开对我党的攻击，同时又就当前若干重大问题阐述了我们的立场和观点，从理论到路线、政策，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态度鲜明。因为我们七篇文章主要对象是苏共赫鲁晓夫集团，这样做既鼓舞了左派，也争取了中间派，促使许多党独立思考究竟对世界形势怎么估计，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同时，对我国人民来讲，这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这些文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从思想上武装全党，使全国人民辨明是非。

5.大家还指出，随着斗争的发展，我们的策略方针还是毛主席所讲的有理、有利、有节。毛主席经常叮嘱我们，不要一次把子弹打完。比如，《分歧从何而来？》，明显地有许多保留，只讲了一些公开的，内部情况都没有讲。一方面放开手，一方面有所保留、有所节制、留有余地。

6.对两党会谈，大家一致认为，苏共领导同意两党会谈和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是被迫的，很勉强的。从来信中看出他们是有点应付的态度。来信讲了很多空话。毛主席对他们的空话也表示赞成，意在“立此存照”，而不是真的相信他们一定会这么做。因此，我们在中苏会谈中采取将计就计、力争和缓的方针是正确和必要的。苏共领导正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不谈吧，不好交代；谈吧，又不想放弃他们原来的错误东西，那怎么达成协议呢？他们处境很尴尬。而我们则可进可退。对于不涉及原则问题的，为着达成协议、保持团结、避免分裂，可以做些适当的让步。如果还是达不成协议，我们可以再次论战，再把问题揭深揭透、批深批透。这次中苏两党会谈，我们要准备两手，一手是准备谈好，达成某些协议；一手是准备破裂，继续论战，这样就不至于被动。谈判本身是斗争的继续。因此，我们目前可以停止公开论战，同时要对继续发表那些反对中国的言论，挂上一笔账，将来再答辩。（在苏共的来信中“讲了很多空话”——这在当年的确如此，因为在吴冷西同志的《十年论战》中有详细记载。当然，那也不是“空话”，而是它可以不要事实根据的，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进行任意攻击和诽谤。可是，在邓小平过了20年后的讲话中，却攻击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反修大论战也讲了许多“空话”。他没有具体讲，我党讲了些什么“空话”？应该说当时邓小平是我方参加大论战的主要代表之一。看来，这个反革命两面派为了自己个人野心、搞阴谋的需要，耍两面派，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真到了活灵活现的地步！——笔者注）

7.我们的方针是力争推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时间。如果不能有所改进的话，至少要采取拖的办法。我们绝不采取主动分裂的行动。要分裂由赫鲁晓夫搞分裂，让他背这个罪名。

根据这两次会议确定的方针，写作班子进行酝酿和准备中苏两党会谈的文稿；同时动员了联络部、宣传部、调查部、外交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编译局等单位的力量，围绕反修斗争作各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材料的准备，收集有关材料并加以核实；另一方面就是作理论上的准备，要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及其背景，并根据当前世界形势加以研究。然后，分头起草专题发言稿。这些准备工作既繁重又紧迫。写作班子集中到钓鱼台，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一些不住钓鱼台的同志，就以部门为单位集中在一起准备。

（二）毛主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苏共中央3月30日给我党中央长信。

正在我党积极准备中苏两党会谈的时候，苏共中央3月30日又给我党中央来信。在信中，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问题，阐述了他们对这个总路线的一系列观点，并且建议以他们的总路线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

1.4月3日下午，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这封信。毛主席开头就说，来信太长，还没有看完，想先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

周总理说，从来信看，赫鲁晓夫集团不准备修改他们的路线而且极力梳妆打扮来推行他们的路线。他们提出要把这个路线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这根本不行。接着，大家谈到我们要考虑也提出一个对案。

毛主席说：我没有看完苏方来信。既然大家看了有这个印象，那么我们索性把苏共中央这封信在《人民日报》发表，让大家研究。让全党全国人民来分析研究。毛主席说，赞成我们准备一个对案，根据马列主义的分析，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采取的总路线。可以从当代矛盾讲起，一直讲到如何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从重大的原则问题，一直到当前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作一个总的答复。毛主席说，我们可以采取答复他们的来信的形式，采取正面提出意见的形式，而不是采取同苏共来信争论的形式。不要给人觉得似乎我们现在就拒绝他们的来信，那样两党会谈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

大家认为（周总理特别强调）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很可能谈不出什么结果。苏方已经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要教训我们而不是想解决问题。毛主席说：就是这么一种情况，要准备中苏两党会谈时大吵一顿，要有这个思想准备。现在马上就要动手，集中力量起草一个关于总路线的稿子。要把原先准备会谈时用的各个专题发言稿暂时放一放，先搞一个全面阐述我们的系统观点的文件，提出同苏共来信针锋相对的国际共运总路线。此事由小平同志负责准备，弄好以后再提到政治局常委来讨论。（吴冷西：《十年论战》下，P558-559）

2.根据毛主席的意见，4月4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3月30日的来信。此后，毛主席离开北京到杭州。毛主席要陈伯达在杭州也起草一个有关总路线的提纲，同北京的邓小平主持的起草班子平行作业。

在整个四月份，经过不断地起草和修改，到月底，北京和杭州两方面的草稿都印出来了。北京草稿出来后，邓小平认为还不成熟，还要费很大力气加工，但是可以送给毛主席，请主席看一看，有什么想法告诉我们。陈伯达的稿子也送到北京。毛主席打电话要邓小平主持讨论陈伯达起草的稿子。邓小平就把任务交给在钓鱼台的写作班子。由吴冷西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整理了一个比较简洁的意见要点。

3.5月初，毛主席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扩大会议除了部分政治局委员以外，各大区书记也参加。刘少奇因出国访问未参加。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讨论两个问题，总的题目叫做反修防修。一个是国内防修问题；一个是国际上反修问题。毛主席在几年来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也感到了在国内存在如何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毛主席当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上阶级斗争很复杂，资本主义因素在增长，要整顿农村人民公社，要在农村进行“四清”，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主席说，他把中央局的同志找来，要酝酿起草一个关于“四清”的决定（后来叫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为《前十条》）。这个决定草案差不多全是毛主席口授，由陈伯达整理的。各大区书记主要是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至于国际上反修问题，会议主要是讨论北京和杭州平行起草的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两个稿子。

5月2日晚上，毛主席在他的住地刘庄召开常委会议，除常委外还有彭真、陈伯达、康生和吴冷西参加。当毛主席问到关于总路线的两个稿子的情况时，邓小平认为，两个稿子都不成熟，还要进一步作相当大的修改。他说，杭州对北京的稿子有不少意见，而北京对杭州的稿子也有很多意见，需要交换一下。毛主席当即提出，小平同志召集双方，交换意见。他不参加，但派他的秘书林克旁听。这样一来，毛主席就集中力量搞《前十条》。

从5月2日到12日，毛主席在杭州主持起草《前十条》，如前所述，主要是毛主席口授，陈伯达整理的。期间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这个决定草案。  

4.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又集中精力修改复信稿（即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为了搞好《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毛主席还指示在搞出初稿之后，分别征求了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朝鲜党和越南等兄弟党的意见。

毛主席在5月30日，和金日成同志率领的朝鲜党代表团举行第二次会谈时，当金日成讲到，文件（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我看了好几次。总的感到很好。主要的精神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样的文件对争取中间派很有好处。他还说，这个文件很有力量，右派是驳不了的。不管有没有这个文件，他们还是照样攻击我们是宗派主义、民族主义、托洛茨基好战分子等等，帽子满天飞。毛主席说，我们搞这个文件的目的就是争取中间派，要使右派驳不倒。至于他们给我们扣上这顶帽子、那顶帽子，那没有关系。但是，我看他们是不会给我们扣上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的。

6月4日，毛主席在会见越南党代表团时，在谈到越南同志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经济基础问题时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们没有触及，你们越南同志看出来了，这很好。你们提出的意见可以使这个问题讲得更有说服力。这说明交换意见很有益。我们总是想多听听兄弟党的意见，目的就是搞的正确一些。

毛主席还谈到，本来我们是不赞成把内部争论公开于全世界的。比方说，赫鲁晓夫1958年提出中苏建立共同舰队的问题，这个问题你们也知道，但是我们没有公开讲。在1958年跟赫鲁晓夫的争论，不但当时没有公开，而且还发表了一个共同对敌的声明。原来赫鲁晓夫是秘密来的，后来临走时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就变成公开的了。虽然当时内部争论很激烈，我们反对搞共同舰队、反对他控制我们，但是公开声明还是一致对敌，反对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不怕人家攻击我们，也不怕发表人家攻击我们的演说和文章。有一些我们只发表不加评论。比方说，我们发表了苏联四篇东西，有赫鲁晓夫的两篇讲话，还有《真理报》的两篇社论，都是指名攻击我们的，我们都公开发表了。但是，我们没有直接答复，没有直接指名批评赫鲁晓夫，只批评了陶里亚蒂、多列士等同志的观点，他们的观点中有些也是赫鲁晓夫讲过的。

接着，毛主席又介绍了最近几年我们同苏共争论的情况，以及我们对苏共“20大”、“21大”、“22大”的意见，其中讲到苏联是怎样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讲到苏联撤出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几百个经济技术合同以及同阿尔巴尼亚断交等等。（吴冷西：《十年论战》下，P572-575）

同时，毛主席又对5月19日以后各次修改稿都进行了精细地修改。

在5月19日稿上，毛主席主要作了以下修改：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申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更不应当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不允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些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这是另一回事，同和平共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内，甚至几百年内，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像列宁所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放弃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

“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危险修正主义同时，各国共产党人也必须要反对教条主义。”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考、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这样的党，那就绝不可能进行革命斗争，绝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以下三段是毛主席对5月21日稿的修改。

“只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忽视或者低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相互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所引起的斗争。”

“认为世界两个体系的矛盾会在‘经济竞赛’中自然地消失，而世界的一切其他矛盾（即包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相互之间的矛盾），都会随着两个体系矛盾的消失而自然地消失，出现什么‘没有战争’、‘和平合作的新世界’。”

“共产党人在争取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和革命左派（在个别国家，则还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中间派）的同时，必须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和各国工人群众中肃清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

在6月5日稿中，毛主席把复信的标题拟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在最后定稿的时候，毛主席说，题目要改一下，使人感到这不是一般的复信。他提出正题改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副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日期为1963年6月14日。因为这么一来，就鲜明地突出了这封复信的重大意义，它既是对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来信的答复，又是作为一个建议向各兄弟党提出来。毛主席着重说明，我们作为一个建议提出来，既建议中苏两党讨论这个问题，又建议准备召开的兄弟党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想强加于人，而是建议大家考虑。这是我们中国党的意见，题目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可以提出修改意见，可以展开讨论。（吴冷西：《十年论战》下，P577）

还在6月5日文稿中“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亲笔加上了“改善人民生活”。可见毛主席处处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最后，还在一处修改中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仍然称为“领导同志”，可见毛主席仍对苏共留有余地，希望中苏两党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个兄弟党各个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苏阿关系恶化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地步，苏共领导同志难道真的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

我们再一次真诚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能够遵循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主动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有效途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278-283）

（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要点及其意义。

6月17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共有25条，前面有一个导言，后面有一个结尾。

1.《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要点。

这封信的导言申明，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来信，特别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并且就这个问题系统地提出苏共中央的观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就这个总路线的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阐明中共中央的观点，作为我们提交中苏两党会谈和兄弟党会议的建议。

毛主席在四月初开始考虑要对苏共3月30日来信给予答复，提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当时考虑到，在1957年和1960年两次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之前，我们都没有提出自己的宣言和声明草案，只好在苏共的草案上修修补补，打不破它原来的框框。毛主席认为，借苏共的来信为由头，由我们提出同苏共的来信相对立的纲领性文件，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在复信的开头，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提出我们的意见，就是因为苏共先提了，所以我们也提出对案。

关于总路线的25个问题，我们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加以详细论述。不但提出了总路线，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战略和策略，以及有关党的建设等问题，批判了苏共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虽然大部分是没有点名的，但是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些观点是苏共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讲过的。

前三条，表明我们提出总路线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是从当前形势出发，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加以分析，提出指导革命实践的路线。

第四条指出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并对这些基本矛盾作阶级分析。

第五条批判在当代世界基本矛盾问题上的五种错误观点。

第六条论述社会主义阵营。

第七条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

第八条论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世界的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第九条指出，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的光荣使命就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

第十条指出，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中间，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争取同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群众实行广泛的联合行动。

第十一条批判和平过渡论。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要准备两手，在准备革命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对革命的非和平发展做充分的准备。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艰苦的积蓄革命力量方面，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或者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突然袭击和武装进攻的时候给予有力的回击。

第十二条论述人类的历史是经过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阶段发展的。历史证明，革命没有不通过一些曲折的道路，也没有不遭受一些牺牲而能够取得胜利的。借口牺牲而取消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认为革命必然一帆风顺，或想得到不遭受牺牲和失败的保票以后才进行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一个革命者。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既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第十三条论述，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互相援助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如果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私的态度，都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第十四条论述战争与和平问题。文件根据列宁在战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指出：因为害怕战争而反对革命是完全错误的。不区别是什么样的和平，不区别是什么样的战争，对战争一律加以反对，对和平一律加以赞成，这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第十五条阐述我们关于全面禁止核武器和完全消灭核武器的观点，并且指出，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能够解决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也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

第十六条着重讲和平共处问题。

第十七条论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只是形式不同于取得政权以前。文件引述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提出的论点：第一，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被夺去的天堂；第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第三，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间，在国家机关职员中间，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第四，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列宁所讲的这些现象，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即使苏联也是如此的。

第十八条论述无产阶级专政。

第十九条论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因为只有无产阶级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所谓全民党的观点是错误的。

第二十条论述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这里批判了赫鲁晓夫之流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后来，到1980年代，邓小平步赫鲁晓夫的后尘，反对毛主席，也是这么干的。——引者注），指出它实际上是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十一条论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第二十二条论述兄弟党关系的准则。

第二十三条指出，为了实现各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即《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两个文件，必须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当前主要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的倾向。

第二十四条论述革命能不能胜利的关键，是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第二十五条论述如何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分歧。对于国际共运中发生的分歧，马列主义者有责任分清是非。为了团结对敌的共同利益，我们历来主张经过内部协商解决问题，反对把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

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接着叙述了过去几个月中双方论战的情况，指出，中国共产党最近遭到了最荒唐的攻击。一些兄弟党大喊大叫，不顾事实，捏造了许多罪名强加在我们身上。从1962年12月起，我们把这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包括苏联和苏共领导人的主要演讲都发表了，苏共中央最近给我们的两次来信也发表了，其他若干兄弟党攻击我们的文章也发表了。有些作了回答，有些还没有回答，比如对苏共同志的许多文章和言论，我们都还没有直接回答。但是苏共3月30日来信指责中国报刊对苏共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是完全颠倒了是非。复信说，既然你们认为我们的文章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的论点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你们不像我们那样，把我们的文章加以发表，然后逐篇逐条加以批判，让苏联人民来判断是非呢？

复信说，为了给召开兄弟党会议创造良好的气氛，中共中央决定，从1963年3月9日起，对于兄弟党对我们的公开指名攻击，暂时停止作公开的答复。我们保留公开答辩的权利。

复信最后说，除了上述25个问题外，还有一些共同有关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在中苏两党会谈时交换意见，比如批判斯大林问题，苏共20大、22大提出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若干重大原则性的问题，，等等。复信在这里这样讲，留有余地，也是作为伏笔。

2.《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伟大意义。

这样，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就明摆着两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一条是苏共中央3月30日给中共中央来信中所阐述的他们所主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一条是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所阐述的总路线。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在6月17日公开发表，而且还用各种语言广播和各种文字出版小册子。当时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震动。这个重要文献的发表，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这一重要文献之得以形成，主要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人亲自主持讨论、修改；还有写作班子及有关部门人员的艰苦努力奋斗的结果；也得助于兄弟党提出很好的意见。这个文献的形成过程中，收集和研究了大量的材料。据当时粗略的统计，为着搞好这个文件和为后来写文章做准备，曾经收集了大约有400万字的材料。这为当时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写重要文章的需要作了重要保证。

（四）关于中苏两党会谈。

1.会谈前的“声明战”。

6月17日，我党公开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之后，一是看看苏共有什么反应；二是对中苏两党会谈时的发言稿要先做准备。

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了一个声明，完全拒绝我们6月14日的《建议》，并且说不能在报刊上发表这个文件。

6月21日，苏共中央召开中央全会，作出决议。断然拒绝我们6月14日复信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后简称《建议》），并表示坚定地执行苏共20大、21大、22大的路线。

此后，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苏共中央的声明和决议，认为，从这种迹象看来，中苏两党会谈前景凶多吉少，我们现在要做充分准备。常务会议决定，这次中苏两党会谈，我党代表团由邓小平率领，彭真协助，还考虑增加几个人。毛主席要邓小平先考虑会谈的方案。邓小平提出，此事需要缜密考虑。前一段修改复信和《建议》“秀才”们搞得都很疲劳，为着养精蓄锐，现在需要休息一下。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是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到苏联去之前，我们先到成都去休息一下，什么事情也不干，就是玩，放松一下，迎接下一场战斗。毛主席同意这么办。

当“秀才”们，6月25日跟邓小平、彭真一起去成都，住下后；下午赶到峨眉山下，吴冷西等同志很想立马上山，因为有同志身体不适，不能马上上山；只好住在山下，明早上山。可是，不出所料，当天午夜，邓小平秘书王瑞林从成都打来电话，说毛主席要我们明天就回北京。真是军令如山倒。我们只好望山兴叹。

6月26日晚上，毛主席召开常委会议，以后又接连开了两次会。主要是讨论中苏两党会谈应如何估计，要做什么准备。毛主席在会上指出，苏共中央6月21日作出决议，要他们的代表团根据20大、21大、22大的路线行事。看来赫鲁晓夫已下决心。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很可能是一场恶战，不但比1957年严重，而且比1960年也要严重得多。

经过反复讨论，对于中苏两党会谈，作了各种估计，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做好充分准备。毛主席归纳指出：目前形势是我党开始反攻，苏方转为被动，我方进可攻，退可守，十分有利。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可能有三种结果：

第一种可能对一些问题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基本上只能是《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两个文件所包括的内容，很难搞出一个比这两个文件好一些的共同文件。因为苏共领导现在已经走得相当远，离开《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也相当远，所以最大限度也只能是暂时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协议，不可能超过这两个莫斯科会议的共同文件。

第二种可能是双方大吵一顿。因为要苏方放弃他们的一套很困难，甚至保持1960年声明的水平也困难，而我们也不能从这两个文件的立场后退。结果会谈破裂。这种可能性很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三种可能是大吵一顿，但不破裂，就是吵而不破，形成拖的局面。我们是不愿意破裂的，要争取不破裂。估计苏联现在也不敢破裂，因为破裂对他们也不利，他们同美国的矛盾不好解决。

毛主席说，根据估计的这三种可能性，我党代表团的方针应该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放手反攻，以理取胜，不急于达成协议，以不破裂为限度。他还说，我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坚持团结。在公开的场合，在会议的发言中，要抓团结的旗帜，不给他们任何把柄，使他们不能借以把会谈破裂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但是要坚持原则，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不能做任何无原则的让步。要争论就争论，他们吵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们争取不破裂，即使保持一种非常脆弱的联系也好，不要完全破裂。我们是不主张破裂的，如果苏共想破裂，我们也要尽力把他们拖住，推迟破裂的时间，避免完全的破裂。即使这次会谈毫无结果，也要建议下一次会谈在北京举行。（吴冷西：《十年论战》下，P597-598）

常委会议上考虑这次中苏会谈会有一场恶战，前方和后方要密切配合，决定把秀才班子一分为二，留下乔冠华等几个同志在北京，以便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在中央领导下起草有关评论，其余大部分人随代表团去莫斯科。其中吴冷西、姚溱、范若愚、王力等作为代表团顾问。还有一批来自中宣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联部的助手，也跟代表团一起到莫斯科。

针对苏共中央6月18日声明，中央常委会议决定，责成写作班子起草一个声明。

6月3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真讨论并通过了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对中苏两党会谈的分析、方针和策略；通过了我党中央的声明，并于7月1日公开发表。

这个声明，宣布了参加7月5日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并责成代表团根据中共中央6月14日信，同苏共讨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和其他一些有关的原则性问题。声明还说，苏共中央6月18日声明、6月21日的决议以及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说我们6月14日的复信是对苏共“毫无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对此，中共中央断然拒绝。我们现在暂时不作答复，保留以后答复的权利，责成代表团在中苏两党会谈的时候阐明我们的意见，作出一定的评论。

果然不出中央所料，苏共领导是吞不下这颗苦果。他们在7月4日又发表一个声明。在声明中，除再次指责我们对苏共“毫无根据的攻击”以外，还为他们不发表我们6月14日的信辩护。声明最后说，苏共中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在报刊上发表对中共中央信件的答复。

之后，中央要写作班子马上写一个简短的声明，把苏共的声明驳回去。

毛主席连夜召开常委会讨论。毛主席指出，7月4日苏共声明表明，赫鲁晓夫已决心在会谈中对我系统攻击，而且还要在报刊上公开正式点名同我论战。形势已进一步恶化。同时又有情报说苏政府正同美英两国谈判，要签订部分停止核试验协定，目的是共同对我施加压力，迫我放弃核计划。赫鲁晓夫已走到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共同对付原来是苏联盟邦的中国。这表明，苏方已对两党会谈毫无诚意，断绝了协议的道路，迫我屈服。对此我们必须更加强调坚持原则，也并不放弃争取不破裂的机会，但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坚定性，才能击退苏方的攻击，争取破而不裂。我代表团此次去莫斯科，达不成协议，不向赫鲁晓夫下跪，就是胜利。会上常委们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会议最后通过了声明，此时已是5日凌晨。这个声明在7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强调，中共中央责成代表团在会谈中间以最大的耐心、最大的努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希望中苏两党会谈的结果有利于准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就既坚持了原则，又表达了我党维护团结的愿望和立场。（吴冷西：《十年论战》下，P600-601）

2.列宁山上短兵相接。

中共代表团7月5日下午，到达莫斯科。苏方安排我党代表团住在列宁山上的两个别墅里。因居住很拥挤，“秀才”们，就住在驻苏大使馆里。这样，活动中心还是在大使馆。研究工作可以在能防苏方窃听的保密室里进行。

这次两党会谈，最明显的感觉是，苏方态度比起1960年冷淡得多，连饭菜也不大好。特别是住在别墅里的代表团正式成员吃的东西还不如在大使馆里吃得好。后来因为有同志有意在车上发牢骚（苏方安着窃听器），说给他们听。果然第二天，代表团的伙食有所改善。

中苏两党会谈就是在这样紧张气氛下开始的，一是会谈之前打声明战；二是苏方一开始就很冷淡。两党会谈是从7月6日到7月20日，一共开了九次会。会谈地点是在列宁山上的苏共中央会议厅。

我方在北京已经准备了几篇稿子：一篇是阐述我党提出的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观点，同时具体指名批驳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中提出的总路线；一篇是讲中苏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篇是关于斯大林问题；一篇是着重批驳苏共关于“三和”、“两全”的谬论；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题的部件。

第一次会谈（7月6日）苏斯洛夫首先发言。他一上来就攻击我们6月14日的信，为苏共中央3月30日信辩解。他着重讲了国际共运总路线是“三和”，接着就谈苏共为什么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苏斯洛夫讲了两个多小时。讲完后休会。

当晚，代表团在我驻苏大使馆开会，针对苏斯洛夫的发言，决定先讲中苏分歧从何而来，主要内容还是原来准备的稿子，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回答他对我们6月14日复信的攻击。对苏共“两全”的谬论，留待以后再加以批驳。

第二次会谈（7月8日）。邓小平代表我代表团发言。这个发言着重讲了中苏两党的分歧从何而来和分歧的实质。这篇发言后来成了我们评苏共公开信的第一篇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的基础。

7月9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攻击我国在北京召开群众大会欢迎被苏联驱逐出境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归来。

我党中央7月10日发表声明，答复苏共中央7月9日声明。声明说，苏共中央这个时候发起对中国党的新的攻击，使我们不能不公开作出回答。过去苏共的人员一直在中国散布苏共的文件，现在还这样做。那么我们驻苏大使馆人员和留学生散发我们6月14日的信也是正常的、对等的活动，怎么能说是干涉苏联的内政、破坏苏联的主权呢？按照你们的这个逻辑，那你们过去这样做，中国早就不是主权国家了。声明最后还强调，中国还是一贯坚持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的立场。中苏团结太重要了，绝不能做亲痛仇快的事情。

第三次会谈（7月10日）。又是苏斯洛夫发言，他主要是回答小平讲的分歧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他说分歧是从戴维营之后开始的，他不同意我们说分歧是从苏共20大开始。苏斯洛夫发言完全是强词夺理。据吴冷西现场观察，苏斯洛夫在讲话的时候总是低着头，很少抬起头来正视我们。可能是他自己也感到他在诡辩，理不直而气不壮，他作为苏共的“理论权威”，也只能说些连他自己也觉得很难为情的话。

当晚，我代表团在大使馆开会。中心问题是讨论党中央今天发表的声明。认为中央在声明中强调我党一贯立场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完全正确。代表团在会谈中可以针对苏方两次发言，着重批判苏共领导搞分裂主义，以斗争求团结。

第四次会谈（7月12日）。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着重讲了苏共搞分裂主义的问题，从布加勒斯特会议讲起，列举一系列事实，说明苏共是怎样搞分裂的，挥动它的指挥棒，不仅自己发动分裂，也驱使跟随它的其他兄弟党搞分裂，甚至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对中国如此，对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邓小平在发言中特别质问苏方，你们在谈到双方分歧的时候，为什么对苏联撤出全部在华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不谈；你们说我们在古巴问题上是搞分裂，但是试问在古巴问题上你们说过什么？你们一会儿说美国是海盗，一会儿又说肯尼迪爱好和平，究竟你们的哪个说法算数？你那个指挥棒要人家怎么跟？我们想跟也跟不上，何况我们也不想跟呢！跟着你们走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违反事实，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交代不过去。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怎么能说你们是国际主义而不是分裂主义呢？

当天下午第五次会谈。我们原以为波诺马廖夫发言要回答邓小平的发言，他没有，而只是按他原来准备的发言稿大讲为和平而斗争，为“彻底全面裁军”而斗争，为“三无世界”而斗争。波的发言软弱无力，完全是一种应付的姿态。

之后，我《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的社论。这是毛主席党中央观察了一周来中苏两党会谈的情况指示乔冠华他们写作班子起草的第一篇社论。社论明确表示我们党是顾全大局的，绝不做任何不利于中苏团结的事情，希望中苏两党会谈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令人不安的是，中苏两党会谈开始以后，苏共中央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攻击。苏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各级党组织的集会和决议，连篇累牍的报刊文章，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在人民中煽起对中国不友好的情绪。社论提出质问，苏共中央是不是要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社论最后呼吁：我们真诚地希望苏共同志以中苏团结的大局为重不要鲁莽行事，一下子把事情做绝。大敌当前，中苏没有理由不团结起来，不团结只有敌人高兴，扩大分歧只有敌人高兴。我们呼吁苏共和我们一起努力，使两党会谈取得积极的成果。

苏共公开信出笼与联美反华。

为了答复我6月14日《建议》，苏共中央7月14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简称《公开信》）。因为它是逐条批驳我们的《建议》，所以苏联《真理报》不得不同时发表了我们的《建议》。后来我党经过调查才知道，《真理报》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向外国和在苏联的外国人发行的，印数不多，在发表他们的《公开信》时也发表我们的《建议》的就是这个版本。另一个版本是向苏联国内发行的，这个版本只登了他们的《公开信》，没有登我们的《建议》。

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呢？这表明赫鲁晓夫撕破假面具，露出反华真面目，进行公开论战。它为了反华还不惜讨好美国，联美反华。它要在中苏两党会谈的同时，公开与美、英三国代表将在莫斯科谈判，准备达成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的协议。这几乎与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之前所做的完全一样，为着讨好艾森豪威尔不惜损害中苏关系，不给我们提供原子弹样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发表塔斯社声明，偏袒印度，指责中国。这预示着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只能大吵一场。这个《公开信》迫不及待的发表，很有用心：正是苏联方面宣布苏、美、英三国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谈判开始（7月15日）的前一天。这也正是赫鲁晓夫重演戴维营会谈前夕的联美反华的绝妙故伎。

针对赫鲁晓夫的闹剧，代表团的“秀才”在修改彭真第六次会谈的发言稿时，确定要回答苏共在会谈中提出的问题。发言开始即把苏共发表《公开信》的问题放在最前面讲，指出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大张旗鼓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这是苏共中央采取的一个严重步骤。

第六次会谈（7月15日）。彭真发言，义正词严地批驳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严重损害两党会谈，使人有理由怀疑苏方是否有诚意在会谈中消除分歧、达成协议、加强团结。彭真质问苏方：你们这样急急忙忙地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究竟想干什么？并且郑重声明：我党代表团保留评论《公开信》的权利。接着他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和平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主要批判波诺马廖夫上次发言时代表苏共所宣扬的“三和”路线。

第七次会谈（7月17日上午）。苏方由安德罗波夫发言。在其发言中主要是为赫鲁晓夫辩解，指责我们指名批评赫鲁晓夫等于批评苏共；他还连带讲到国际共运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三无世界”，但是他讲不出什么新的道理。

7月18日下午，代表团接到中央来电。中央同意代表团对当前中苏两党关系的分析，以及对苏、美、英三国部分停止核试验谈判的看法。中央指出，从目前情况看，苏共中央已经下决心不想在这次中苏会谈中解决问题，而且态度非常恶劣。特别是他们在《公开信》中直接点名攻击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其他领导人。这说明苏共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因此，代表团在会谈的后半段应该放手批评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共领导的错误，主要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至少要把代表团原来准备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发言稿讲了。中央指示代表团再开一二次会议就结束这次会谈，建议休会一个时期，可以发表一个简短的中苏会谈公报。公报可以双方各自说明自己的观点，可以说以后再继续会谈，但不要答应停止公开论战，因为他们已发表了《公开信》，我们要公开答复。中央指示的总的精神就是要代表团放手批判，不怕破裂。

中央复电里告诉代表团：中央对苏共中央《公开信》将发表一个声明，还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加编者按语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同时重新发表我们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把两个都登出来，让全世界评判。

代表团收到中央复电，都很高兴。大家心里有数了，没有什么约束了，可以在以后的会谈里放开手脚了。

第八次会谈（7月19日）。由康生发言。他开始首先批评苏共在会谈中违反协议（苏共用《公开信》的形式公开地把两党会谈中间的分歧，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接着就专门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联系到这个问题批判了苏共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观点，然后就谈斯大林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在国内就准备好的，到莫斯科后，结合会谈情况修改而成的。后来在评苏共《公开信》时，再加以补充，形成两篇文章。）

康生的发言，谈到赫鲁晓夫过去如何吹捧斯大林，从20大起又如何咒骂斯大林，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这时苏斯洛夫满脸通红，而且当场表示说，你们这么攻击赫鲁晓夫同志和我们党，我提出抗议。波诺马廖夫也几次想打断我们的发言，但邓小平没有理会，让康生继续把稿子念完。念完后，苏斯洛夫又一次表示抗议，说断然拒绝我们这个发言。这是过去七次会谈中从未有过的现象，说明我们关于苏共领导反斯大林问题的揭露和批判，触及了苏共领导特别是赫鲁晓夫的最痛处，触到了他们的命根子。

第九次会谈（7月20日）。邓小平按照经过中央批准的方案首先讲话。他指出，从过去八次会谈情况看来，中苏两党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特别是从苏共7月14日发表《公开信》以后，苏联的报纸、刊物纷纷攻击中国共产党。因此，两党就某一些问题达成协议已不可能，甚至连保证会谈在平静的气氛中进行也难以做到。为此，我代表团建议中苏两党会谈暂时告一段落，休会到另一个商定的时间再举行。我们建议：下一次会谈在北京举行，请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自率领代表团到中国来同我们会谈。

苏方看来是有准备的，很可能窃听了周总理从北京给代表团打来的电话。苏斯洛夫立即发言，表示同意中共代表团的建议，会谈暂时告一段落，以后再继续举行。关于下次会谈的时间、地点，他说现在不定为好，以后另行商定。这就是说他们不肯答应下次会谈在北京举行，更不答应由赫鲁晓夫率领代表团到北京来。

邓小平接着发言说，还是希望在北京举行，还是希望赫鲁晓夫亲自率领代表团到北京来。赫鲁晓夫不是对我们意见很多吗，他不是昨天还在苏联匈牙利友好大会上对我们大加指责吗，这些话可以到北京去讲。既然苏联同志认为时间、地点以后再商定，我们也同意。

在最后讨论到两党会谈要发表一个公报时，苏方拿出一个公报草稿。这个草稿，除了讲两党代表团什么人参加会谈外，还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会谈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第二句话是“两党一致同意停止公开争论”。

邓小平看了这个草稿后说，对这两点我们有些修改意见，是不是双方指定两个人去共同商量怎么修改。同时他指定我方由吴冷西和姚溱参加，请苏方也指定两个人参加一起讨论修改。

在讨论修改时，关于会议气氛讲“友好的、同志式的”，吴冷西说，这同实际情况不符，是不是可以只讲各自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经过反复争论，萨丘科夫坚持以不要把会谈分歧公开化为由主张维持原来的提法。我方吴冷西反复说，在会谈中双方分歧很大，你们讲了很多意见，我们也讲了很多意见。你们有些话既不友好，也不是同志式的。你们在会谈期间发表了《公开信》，早就把两党分歧公开化了。你们的报刊上这几天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中国的文章和报道，谁都知道中苏存在严重分歧，在公报中没有必要加以掩饰，自欺欺人。争论到最后，吴冷西提出，把“会谈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一句，改为“在会谈中双方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苏关系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经过我们再三说明理由，他们也只好同意。

草稿中的第二句话，吴冷西强调指出，会谈并没有达成停止公开争论的协议。你们发表了《公开信》，我们有权利加以评论，不能你们说了就完。我们要答辩，我们有答辩的权利。我们对第二句话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反对。他们仍然坚持他们原来的意见，我们也反对。最后只好不写他们的提法，也不写我们的提法。

至于下一次会谈时间和地点因不能确定，双方同意把最后一段写成：“根据中共代表团的建议，双方达成协议：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再过一些时候继续举行会谈。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至此，列宁山上的短兵相接，激烈争斗，终于暂时划上了句号。

3.破裂的边缘。

第二天下午代表团回到北京，在西郊机场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和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出国代表团归来，这是很少见的。这说明毛主席党中央对这次代表团进行中苏会谈是满意的。

毛主席要代表团到中南海颐年堂。到了颐年堂大家一边喝茶，一边谈赫鲁晓夫昨天晚上举行宴会的“表演”，煞是热闹。

毛主席在谈话中间，对代表团的工作做了总的评价。他说，代表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完全胜利是什么呢？你们没有同苏方达成任何有失原则的协议，这就是完全的胜利。毛主席说，现在目的已经达到，就是两党会谈暂时告一段落，像公报所讲的，以后再继续举行。留这么一个尾巴，这么一个余地，，就是说中苏两党的关系还不是完全破裂。但是，离破裂也差不多，已经到边缘了。毛主席又说，这次你们取得了完全胜利，完成了任务，做了一件好事情。之后，毛主席说，好了，大家很疲劳，都回去休息。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明天不开会，后天也不开会，因为我们已经对苏共的《公开信》表明态度了。（吴冷西：《十年论战》下，P623-624）

毛主席所讲的已经对苏共的《公开信》表明态度，是指7月20日在莫斯科中苏会谈结束那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声明。声明指出，苏共中央发表的这个《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声明还宣布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对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提出的问题，加以澄清和评论。声明还讲到，我们将全文发表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同时也发表我党中央6月14日的复信（均在7月2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时也发表了我们6月14日的复信，我们是欢迎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希望苏方应该像我们对待苏共中央的文件那样，继续发表中共中央有关的文件，希望把我们去年12月以来所发表的七篇文章、七月初的连续三次声明和这一次我们发言人的声明，都能在苏联报刊上发表。我们也将在我们的报刊上陆续发表苏联报刊和苏共中央发言人、苏共领导人在《公开信》以后对中国的攻击，我们准备摘其中精彩的部分发表，对其他共产党支持苏共《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我们也准备摘其重要的发表。而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苏共《公开信》发表以后，夸奖苏共中央《公开信》、诋毁中国共产党的言论，我们也准备摘一些精彩的在报上发表。

《人民日报》在7月20日发表苏共中央《公开信》时，加了一篇比较长的《编者按语》。按语着重指出苏共中央《公开信》采取的是一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并且列举了四个问题加以揭露和批驳。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核战争的问题。按语指出，《公开信》攻击毛主席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毛主席曾经提出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是抵抗，要么是投降。有人说抵抗就会全人类死绝。毛主席针对这种论调说，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核战争，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那么全世界就可能有亿万人民遭到牺牲，但是人类绝不会毁灭，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毛主席的这个观点是针对上述那种认为全人类要死绝的悲观绝望的论调提出来的，并不是像苏共中央《公开信》所歪曲的那样，说什么我们主张打核战争，全世界死掉一半人也不要紧。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歪曲。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苏共20大的评价。按语指出，从1956年3月到11月，我们一再向苏共提出，苏共20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有片面性，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毛主席就曾一连四次跟米高扬和苏联其他同志讲过这个问题。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并不是像苏共中央《公开信》所讲的那个时候完全赞成他们，现在又反对他们。

第三个问题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按语指出，这个问题我们也多次向苏共提出意见，特别是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会议的时候，我们向苏共提出过一个备忘录，全面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并不是像苏共中央《公开信》所讲的那样，那个时候我们赞成他们，现在又反对他们。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编者按语》指出，首先这样做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方面。早在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通知中国，要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出在中国的1000多位苏联专家，而且撕毁数目达几百个之多的有关协定和合同。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列举了这四个例子之后说，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里，像这样颠倒是非的地方一共有七八十处之多，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这次历时半个月的中苏两党会谈，就在这种情况下结束了。后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苏方毫无诚意要通过这次会谈来解决分歧，不仅7月14日发表的《公开信》证明了这一点，赫鲁晓夫7月19日在苏匈友协会上的讲话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在这之后不久，7月25日苏联、英国、美国签订的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个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表示什么呢？这个条约表示：苏联和美国联合在一起，要限制中国发展核武器。因为这个条约禁止的是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而不禁止在地下进行核试验。美苏两国的技术条件比较先进，发展核武器走在前头，可以不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试验，只在地下试验。而中国起步较晚，当时，只能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还不能搞地下核试验。他们达成这个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就是想把中国套上，逼迫中国不能发展核武器。我们当然不能在这个条约上签字。当时法国核技术也较美苏落后，也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

美国代表哈里曼当时任美国副国务卿，曾明白无误地提到这个条约是针对中国的。哈里曼在到莫斯科去谈判之前，6月21日发表谈话说，美国同苏联、英国在部分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协议可以制止扩散核武器。他说，我们能够合作防止中国获得核力量。

而当莫斯科谈判结束，哈里曼回到华盛顿，7月29日发表谈话，说他在莫斯科曾同赫鲁晓夫讨论过中国发展核能力的可能性问题。他说，赫鲁晓夫先生对这样一种发展似乎并不过分不安。他告诉我，在他们（指中国）获得任何重要性的核能力以前，还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哈里曼又说，赫鲁晓夫表示他相信中国缺乏发展核能力包括核武器和运载系统的工业基础，因为自从1960年以后，苏联再也没有向中国提供任何工业性的技术援助。

哈里曼的谈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苏联和美国签订条约的目的就是，联合起来共同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赫鲁晓夫竟然同美帝国主义相勾结，千方百计阻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核武器，这不和当今世界，中国同美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共同以所谓“打击恐怖力量”、“维护人权”为名，其实是为美国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镇压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为所欲为地称霸世界服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难道对这一点还不看得清清楚楚吗？！

中国政府7月31日发表声明，揭露三国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旨在巩固他们的核垄断地位，而把一切受核威胁的爱好和平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苏联政府领导人赫鲁晓夫过去反对部分停止核试验，现在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抛弃过去的正确立场，背叛包括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向美帝国主义投降。声明重申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立场。

苏联政府8月3日发表声明，攻击中国政府的声明，为苏联政府辩解。

中国政府发言人8月15日发表长篇声明，驳斥苏联政府声明。

至此，中苏两党会谈结束后，分歧即在中苏两国政府之间展开。

赫鲁晓夫为了反对中国，不惜同美帝国主义共谋。这对比今天的“中美国”关系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