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百姓不缺道德血液，金钱剥削道德的环境使然

       去年，我们曾经听说过有关要求房产商“道德血液”回归的问题，最近，因为各类污染有毒食品的出现，又出现了道德与社会变质的全国性大讨论。毫无疑问，商业过程中的种种问题都与“道德”或多或少地能挂上钩，商人当中的确也不乏道德败坏者的存在。然而，我并不认为中国的商人天生就是道德败坏的代名词，商人也是人，也是从普通百姓中产生出来的一个群体，他们并不希望把自己变成坏人，更不想把自己置于万人唾骂的境地，只要还是一个人，他都想给自己留个美名，以恶为荣的败类只能说是人类遗传过程中出现的极少数变异体而已。

       我时常会观察中国社会的种种现象，也会从各类事件中观察每个群体和每个人的情绪表现，我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坏，中国人的道德败坏是可救的，是一种被某种错误理论和某种不当行为骄纵下的滑坡，如果权力执行者能够改变骄纵坏人的社会环境，商人道德滑坡的现象也会随着普通百姓一起回归正常化。

        我总认为执政者之所以能成为执政者，就是人民相信他们能够给国家建立一个和谐的、文明的、有信心的生存环境，执政者注定不能与普通百姓一起发牢骚，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是围绕大众需求服务，放任甚至是纵容道德滑坡恶性膨胀，就从根本上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从而就会引起“国家道德”的滑坡，“国家道德”一旦走向滑坡之路，社会环境必然发生从有序到无序的变化。检讨中国社会整体道德滑坡的主要对象不是普通民众，而应当是政权机构和各层次权力执行者，近几十年，中国道德滑坡的速度之快令人痛心疾首，金钱剥削道德的现象比比皆是，权贵阶层是“金钱剥削道德”的主要执行者，百姓则是这场灾难中的最大受害群体，如果不认识清楚道德滑坡的责任方和原因，中国人就不可能让道德滑坡的方向实现逆转。

       下面，我们不妨从几个方面分析一下有关中国道德滑坡的问题：

    一、金钱剥削道德的根源何在？中华民族按我们自己的提法，可以算得上是世界文明古国，有超过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一点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无异议。由于中国经历封建社会相对时间较长，传统的封建道德观也相对较为牢固，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些侵犯公民权力的腐朽的道德观被遗弃了，建立起了新时代的道德观，同时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传统道德观中的优良成分，然而，事情的变化之快让所有中国人都始料不及，只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就由一个传统的道德社会跨入了泯灭人性的堕落社会，有些人把中国道德的堕落归咎于“文革”，这一点我极大的不同意，今天我无意争论文革与改革的对错，只是就事论事，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不会同意这样的栽脏与泼墨，非常简单地看一看当今社会的混乱，哪一点在文革中出现过如此败象？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归纳当今中国社会的丑恶怪现状《中国的三十个世界第一》，所有的怪现象无不凸现的是金钱，金钱本不是坏东西，但是，它在中国就变成了怪物，就变成了有极大腐蚀力的强酸强碱，将中国的传统道德一层层地腐蚀，一层层地剥削，最后将躯体裸露于大庭广众之下。

    金钱的确腐蚀了道德，但是，金钱本身又是中性的，它没有罪，它与道德无怨无仇，问题出在占有金钱的人，世界无论哪个国家，都要经历由穷到富、由没钱到有钱的转变的，只是转变的时机可能不完全相同，欧美等西方国家转变得早点，亚洲国家相对晚一点，从总体富裕程度来讲，大部分国家都比我们中国人更有钱，但是，被我们骂成是“万恶不劫”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没有出现中国一样的幼女大量被凌辱的现象，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比我们更“腐朽”，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这只能说明我们的主流价值观选择了一个错误的“金钱观”，“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演变成“不管对还是错搞到钱有了权就是英雄”，每个公民不妨审视一下自己所生存的空间及周围的同事，有多少情况下是处于“金钱决定发言权”的情况？公民是这样的思想，统治者也是这样的思想。如果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持有同感的话，那说明我们的社会处于什么状态？那说明金钱已经完全混淆了中国人的是非观。中国人其实根本算不上什么有钱，还有无数中国人没有脱贫，还有大量的小孩读不起书，还有很多地区贫困得连水都喝不上，我们不过是活在“90万富人决定１３亿人”的虚幻之下，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发达国家的富人不以“玩弄处女”为荣呢？为什么那么发达国家的政客不敢公开“嫖宿幼女”呢？为什么他们的政客不敢剽窃论文呢？为什么他们的商家不敢掺毒呢？

    二、“改革”已经沦为官僚集团保护自身利益的“安全套”。改革是个好东西，世界都用它，改革也是个中性词，历史的进步都是一个不断改革的过程，中国也不是特例，没有哪个国家不改革的，然而“改革”在中国特就特在它已经成“万金油”，已经成了“安全套”，无论出了多大的事情，都是“改革的必然产物，都是不可避免地附属物”，一切恶果必然在“改革”中得到解决，它要求所有中国人都要有足够的耐心，它要求所有的中国人必须相信政府，它要求所有的中国人不能违背“改革”的口号，即使是一万年才能解决的事情，你也得等一万年，因为有些“改革”可能是要很长时间的，因为中国的改革还有一项特殊性：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特色”也是个万能的修饰词，中国的改革是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相同的，别人都能搞得好的事情，我们会因为自身的“特色”要多花些时间，别人搞不好的东西，我们会因为“特色”需要更长的时间，别人的改革都是有经验可以遵循的，而我们的改革必须局限于“特色”论完全靠“摸”进行下去，这样的改革肯定相对艰难得多。很多人就认为，中国正处于初级阶段，如果对生产商太过严厉会影响企业发展，也会影响工人就业，产品差点也就差点，只要不死人就是底线。

    三、“立法泛滥”的后果是法治基础的破坏。有很多人（特别是法学家）很喜欢立法，我本人也很想实现“依法治国”的大好局面，然而，中国的立法之所以要受到抨击，并不是他们不立法，而是立法泛滥，我敢肯定的说：中国的法律之数量不落后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并且还以一种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速度在立法。再过若干年，中国可能会立《吐痰法》、《扫地法》、《睡觉法》等等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法律，这就是立法泛滥，大家都搞不清楚中国为什么乐于拼命立法，其实道理很简单：用后法取代前法。中国近二十年来所立的所有法律，有哪一部法律得到很好的执行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法不依”，就拿《物权法》来说吧，花了几十年功夫才好不容易通过的最具普遍意义的事关人民权益的法律为什么成为一纸空文呢？还不是权大于法吗？立法权掌握在哪些人手里，他们就可以不停地废弃现成的法律，重新立更多的新法，以“法律过时论和法律缺陷论”来拒绝依法治国，结果就是造成人民对司法失去信心，对法治社会的基础失去信心，真正的法治国家一部法律可以管用几十甚至是上百年，到了中国连《宪法》这样的根本大法都隔三叉五地改一下、修一下。法律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它的不可执行性，“只立法，不依法”注定了中国不可能依法治国。如果 “权力”比“法律”更管用，那么法律连废纸都不如。瘦肉精、染色馒头、添加剂、牛肉膏等等都是行政乱作为和不作为的结果，决不只是商人道德滑坡的结果。

    四、商人在中国怎么就成了罪恶的代名词？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农轻商的传统，多半也是因为“无商不奸”的原因，这里的“奸”多半指的是商人在谋利上的精明，并不曾有多少害人、毒人的思想。今天的中国，再度批商的原因绝不止于对商人狡诈的批判，相反，现代人已经比较能够接受商人的狡诈，已经能够容忍商人的生存之道，商人饱受批评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目无法纪的毒害消费者。商人自己未必能够接受这种非议，他们很多人觉得很冤，他们都有一个公认的生存准则是：整个国家都能存在的普遍现象，我们也可以做，政府不想认真规范商人的经商环境，乱中取胜就是可行的，政府没有能力依法行政，商人就可以越雷池一步。王立军局长在今年的“两会”中曾经提出要对食品行业举起“杀头”之剑，但是，并没有在会上得到高声附和，更没有取得广泛的立法共识，当然也没有因此出现全国性的普查之风，查去下影响GDP是必然的结果。王局长都对这种纵容犯罪的行为感到无能为力，谁能给全国老百姓一个安全的回答？商人的罪恶到底是出于其自身还是出自于社会环境，抑或是出于政策环境？罪恶之源到底在哪里？

    出现了毒食品不可怕，斩草除根就得了，怕就怕在对毒食品网开一面，用“发展过程中的代价论”来糊弄消费者，没有法律不可怕，怕就怕在法律被闲置，中国的食品安全根子不在道德，而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道德是一个弹性概念，法律则是刚性工具，不用刚性工具作保障，弹性的东西是没办法掌握的。

    ——————孙锡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