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2.25

在网络的炮轰下一度无影无踪、传言已“仓惶出逃”的秦晓，近日终于现“声”。地点是香港，对象是《财经》记者。　　

多日失踪的秦晓突然露迹香港，说明此前的“出逃”传闻并非空穴来风；选择香港，也显示了秦晓的智慧：地点不远不近，位置可进可退，随时可以再次“失踪”，安全系数较高。香港虽是中国领土，却另有一套法制，抓捕不易，须经相关程序，必然惊动不少人。以秦晓神通之广大，等有关程序走完，他早不知所踪了。　　

由“失踪”而“现声”，说明秦晓已作了一定的风险评估：靠山依然靠得住，问题不大。但秦晓也知道，中国现在政出多门，这条线靠得住，不一定条条线无问题；现在安全，不代表下一刻安全。现在形势复杂，风波险恶，随便一个浪头，就可能把秦晓淹没，就像不久前淹没刘志军一样——这就是秦晓选择香港而非北京，只“现声”不“现身”的原因。秦晓说“两会”时他要上京提议案，对此,人们只可姑妄听之，不可姑妄信之——秦晓还须观风色，再说，提议案也未必本人到场。　　

选择《财经》杂志接受采访，更加意味深长。胡舒立主政时的《财经》，曾在揭露鲁能案时立下汗马功劳。逼走胡舒立的《财经》老板，正是博源基金会的一员大将。可见，虽然价值立场相似，《财经》却已容不下一个胡舒立。对于“权钱共同体”来说，屁股高于脑袋，价值只是为利益服务的手段。没有了胡舒立的《财经》，从揭穿权贵私弊的急先锋，一变而为替权贵涂脂抹粉的道具；从新闻界之荣，变成新闻界之耻。　　

当然，耻辱的并非只是《财经》，而是整个大陆的新闻界和知识界。那些原来一听到哪里有腐败就像苍蝇嗅到臭味般一拥而至的媒体，面对秦晓如白染皂、一目了然的腐败，却纷纷装着视而不见，避道而行；那些平日里道貌岸然、义愤填膺的“公共知识分子”，面对自己“旗手”的丑闻，集体“失语”；甚至就连海外的中文媒体和网络，也不约而同对秦晓弊案讳莫如深，可见他们已经视秦晓为“改变中国”的关键人物，精心保护惟恐有所不及。　　

温总理曾经告诫国人：“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其实不只社会主义，在现代社会的任何制度下，正义都是首要价值，除非政府甘愿与民为敌。缺少正义的制度，离分崩离析不远。曾经被视为铁桶江山的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之所以一朝突变，就是因为秩序没有建立在基本正义的基础上，貌似强大，实则脆弱。今天秦晓们所践踏的，正是普遍的社会正义；吞噬的，乃是全体国人的公共利益。有人喜欢说“共同底线”，这就是真正的“共同底线”；有人喜欢说“普世价值”，这才是最根本的“普世价值”。这样的“共同底线”如果任由秦晓们践踏，这样的“普世价值”如果被忘却和无视，大多数中国人不会有未来。　　

与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不同，中国的现行体制还具有特殊的效率，还能为大多数人生活的改善带来希望。所以，中国不能乱，没有多少人希望中国乱成一团粥，那样大多数人的生活可能坠入地狱。因此，中国需要秩序和稳定，人们应该对代表了秩序和稳定的政府保持尊重。但是，这种秩序和稳定必须是建立在基本正义的基础上。在腐败已经严重损害政府的形象和声誉时，政府在要求民众保持理性的同时，自己首先必须做点什么，以反腐实绩取信于民，表达与“权钱共同体”彻底切割的决心。“两会”已迫在眉睫，如果说要揪出隐藏的腐败分子来不及的话，那么查处已经浮出水面的腐败分子应非难事。此时此刻，政府有关部门怎么能对民众的愿望和呼声无动于衷，坐视民意切齿的腐败分子逍遥法外？　　

“两会”越来越近，阵营也日渐分明。一方面，网络的呼声终于引起学界的回响，由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三位教授发起了《就秦晓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致“两会”的公开信》；另一方面，秦晓也被迫露出踪迹，躲在香港，遥望北京，借道《财经》试探发声。博弈的结果，不但将关乎秦晓个人的祸福，更关乎“正义”二字在中国的命运，关乎国家的治乱兴衰与亿万中国人的命运。　　

香港不是北京，但也不是纽约，对秦晓来说，此地也非绝对安全，他可能只是故露踪迹，作惊鸿一现，并不会真正停留。话说回来，即使在美国，现在也有因贪腐而被引渡回中国的了。对秦晓们来说，这确实是个问题。看来，代号“现代性”的行动，必须抓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