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苏拉密（孟凡贵）博客http://blog.sina.com.cn/sulami000mfg?retcode=0

2010.08.06

一天，看到了一篇题目为《滴血之作：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的文章，触发了我要写点什么的冲动。后来，我才知道这篇文章的原作者是著名左派学者吴辉，原文题目为《炮轰周小川，我的一张网络大字报》，我看到的是缩写版。

目录：

引子     巨无霸

第一章   所有的制改变

第二章  分配的倾斜

第三章  生产的膨胀与低端化

第四章  出口 外汇 分化

第五章  “中美国”民族矛盾与前景

“中美国”，民族矛盾的背后…

文章来源：苏拉密（孟凡贵）博客http://blog.sina.com.cn/sulami000mfg?retcode=0

引子 巨无霸

公元1958年，是人类注定将要被改变的一年。

这年，毛泽东发起了“在较短时间内把中国建设成工业国家”的全民运动；这就是 “大跃进”。评价“大跃进”的成败得失不是本文的任务；然而，占人类1/4的群体如此坚决地进行工业积累和投入，为不远的将来能够加入世界工业生产的行列而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人类产能格局一次空前绝后的改变；一下子就使全世界从事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的人口翻了一番以上。

假如新的产能格局得以实现，将彻底改变人类工业生产与工业消费的力量对比：哪怕其他人全部停下来，只要这1/4人生产，就可满足全人类的工业需求。

这种巨大的产能，也许会为人类迎来崭新的文明或将世界拖入荒凉的枯竭；也许中国会因此奴役世界或被世界奴役。这一切都很不确定。

也许这巨大的产能会造成全球性“过剩”，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再是局部的，因此而不再可对外转移，不再具有以往的可逆性、轮回性；从而彻底终结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

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中国以“产能取代”的方式、以当前产能帝国的身份和当前的金融帝国——之前的产能、金融综合帝国——美国，结成了特殊的“中美国”经济体。“中美国”虽然不是中国产能建设的初始动机，但中国巨大的产能却是构建“中美国”的必备基础。

关于“中美国”之间“中国制造-美国印钞消费”、“中国低端-美国高端”、“中国实体-美国虚拟”的产业格局；关于“中美国”对中国资源、环境、劳动力、实体财富……等掠夺，左派经济学家们早已义愤填膺地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全面的总结。但是，左派更喜欢立足于“民族大义”去谴责“美帝邪恶”和“买办卖国”，而对其间阶级矛盾的决定作用避之若讳。

本文试图用阶级斗争学说去揭示 “中美国”产业格局的形成与未来。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上帝已经动工上帝必将完工。自1958年始，在经历了无论多么令人耿耿于怀，多么蜿蜒曲折，多么备受争议的20年之后，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至少在1979年那个春天来到之前，中国已建成了包括有3个子系统（东北、华东、西南）的完备大工业体系。虽说比当初“15年超英、20年赶美”的口号慢了一个节拍，但仍不失为奇迹。

工业体系建成的标志一为终极工业品的产生。大飞机、涡扇发动机、核潜艇、远程运载火箭等。也许有人会说其中有些项目，比如大飞机等是有争议的；那么我要说：假如没争议，那就不是笔者谨慎认为的“不失为奇迹”，而是要升格为“神迹”；就不是建成了“完备的大工业体系”，而是建成了“先进的大工业体系”；就不是比“15年超英、20年赶美”慢了一个节拍，而是胜利实现了目标。

工业体系建成的标志之二为产业结构的革命性改变。

单看产业结构，1979年的中国比2009年的中国工业含量更高；若看终极产品，目前中国也还是那么一套，甚至还少了一些。

中国，一台包括了社会公平稳定、天量劳动人口的工业“巨无霸”已经在1979年之前巍然屹立于东亚大陆；一旦以市场规则启动它，就必将以排山倒海之势将产品填满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无需怀疑它的能力。

然而，这台机器归于谁？便成了它能否健康运行的关键所在。

第一章 所有的制改变

1979年的企业还叫“国营”，的完全涵义是“全民所有、国家经营”。也就是说国家只是代为经营管理，企业的产权并不是国家的，而是属于全体国民的“公有”或者说是“私有”的。这种“全民所有制”，使得“公”与“私”的概念不再对立；我们甚至可以定义，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全民个人所有制的社会化联合”。按当前的“股份制”原理，每个国民都应当是这些企业的“平均持股人”。

工业化的过程是痛苦的。按照愚蠢小猪、马前卒等新锐一派工业文明史家的观点，在工业机器建成之前，所有的都是投入，不会给老百姓带来实际的生活改善，甚至会工业化越搞越穷。只有当工业机器达到一定的规模，才会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带来产品。日本的工业给老百姓带来好处是二战以后的事。在此之前，日本人想过好日子还不如老老实实地搞农业。这就是很多“吃不了苦中苦”的国家长期停留在农业社会原因。

当然，工业机器建成并不是绝对的戛然而止，也可以在工业机器有了雏形之后，在已建成部分的产品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持股人”分红——增加生活资料、设立社会保障和支持农业扩张。留下一部分用于工业机器的继续完善。事实上，中国工业的建设过程也正是这么做的。这就是在中国工业机器将成未成、建设要求不太急迫的1972年以后，有越来越多的自行车、“的确良”等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农业机械、化肥等用于推动农业的发展。

在中国工业机器建成之前，农业承担着全部的工业积累、投入和整个社会的生活资料生产。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农业是工业的“债权人”，农民们除了具有国民“平均持股人”身份外，农业还有理由在工业建设完成后要求工业偿还“债务”和红利。

此外，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在建设中还发挥了超经济的主人公献身精神，他们付出的义务和贡献，都应该得到“创业股”的待遇。

然而，当劳动人民最大可能地节约生活资料（或曰“勒紧裤腰带”）、贡献了所有财富积累之后，在中国这架工业巨无霸刚刚建成之际，它的产权忽然发生了模糊和变迁：1982年宪法文本中出现了“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文字，这为以后的 “国有化”奠定了基本法根据。

 “国有制”的确立，使国民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业产权，从持股人和主人公身份沦为真正的的无产阶级。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圈地运动”。

在“国有化”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城市劳动者尚且可以依靠体制惯性下的劳动保障权，以工资、职工医院、子弟学校、工人俱乐部等方式从国有工业链条上获得一定的分配；而农民却因户籍、行业、职业和享有耕地经营权的区别从此和国有工业资源斩断了一切分配联系，存在的只是购买关系。

以李昌平为代表的左派农业经济研究者，提出用“剪刀差”的概念解释“三农”问题的历史根源：说是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建设是靠压低农产品价格、靠剥夺农民完成积累。但“剪刀差理论”怎么都解释不了，在“剪刀”下的70年代，城乡差别趋于缩小，而在没有“剪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差别却越拉越大的客观事实。

 “剪刀差”（price scissors）概念：“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这对于80年代以前的中国是不适用的。那时，国家收购粮食的价格固然很低，但农业获得工业产品也几乎为免费。比如，70年代笔者家乡地方政府要求生产队购买当地农机厂生产的手扶拖拉机，价格为2400元；价格定的本来也就不算高，可生产队却大多以“没钱”为名故意磨磨蹭蹭，地方政府只好为所有“购买”者办理了无息贷款代交货款。3年后，政府又以减轻农业负担为名向国家申请免除生产队贷款债务；等于是白给了。类似的还有60年代的购买化肥贷款，50年代的水车井建设贷款等，每过数年国家都要制度性地赦免“陈年老账”。

实际上，在中国工业建设过程中，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贡献是一种投资，换来的是农民对工业的“平均持股人”身份和可企望的工业红利、以及工业成果对农业生产的支持。把这种具有很高价值的积累和投资定义为“剥夺”，是常识性的谬误。

因此，我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国有化”切断了农民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产权联系，剥夺了农民的“平均持股人”身份和已经唾手可得的工业红利。如果要说有“剪刀”，那还真是“剪”得干净利落—— 就是“国有化”这“卡擦”一剪子！

始于80年代的“国有化”，奠定了中国当前分配单一、“‘国’富‘民’穷”、内需低迷的所有制基础。

第二章 分配的倾斜

“国有化”还只是开始。

如果仅仅是将产权集中到国家，国家如果在支付了雇佣工人工资、政府管理开支、产业再建设投入后，把剩余红利用于社会公共保障（失业保障、居住保障、教育保障、医疗保障…）的话；并不会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公和社会分化，工业的生产能力和社会的需求能力也不会因为产权的转移而缩小。

然而，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国家对集中到手的产权进行了再分割，这就是产权的 “私有化”、“集团化”、“股份化”运动：从承包租赁、廉价出售到“零资产转让”；从全员承包到“管理层持股”…… ；既然是“国有”，国家当然有权处置自己的资产，处置自己的资产当然不用和任何人商量，你下岗不下岗本来管我屁事，我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还给你搞点“买断”和“低保”；…… 就这样，经30年来不停顿的“经营机制改革”、“产权体制改革”，造成了当前中国社会财富占有和产品分配的极度失衡。

特权和资本家集团无疑占据着财富和分配链的顶端；国家公务员、国家职员靠着皇粮国税成为体制的“分肥”集团；国有垄断企业“体制职工”靠着集团经营成为国有资产的利润瓜分集团，国有一般企业“体制职工”以 “零租赁”（指经营集团无需向国家交纳资产租用费）成为国有资产使用权的把持集团。以上4种人成为全民所有制“国有化”和“再分割”的利益获得或部分利益保持群体。

第4种人属于第3种的边缘化。他们能否成为实际受益者要看“人品”——即行业景气、企业经营、企业领导集团等复杂因素。一部分企业会破产、职工下岗；但至少他们比“体制外”劳动者保持了国有资产的免费使用权或者这种权利的补偿——买断、低保。这个阶层和“毕业即失业”的高等院校左翼学生构成了左派主张“回归社会主义主人公地位”的主要受众。这部分人梦还在，这是他们用“穿长衫站着喝酒”的方式区别于外来民工的理由。

那么，被排除在以上4种人之外的其他普通劳动者呢？

普通劳动者的构成：

破产农民（包括城郊失地农民），私有、外资企业雇佣工人、国有企业“体制外”雇佣工人，城市“体制外”就业劳动者、自由劳动者，中等学校（包括技校）毕业生——他们以及家属构成了中国广大的无产阶级人群，约占中国人口的70%左右。这些无产阶级劳动者没有任何劳动、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国家极少的社会保障投入也往往被前面论及的4种和体制有关的人群占用。他们唯一获得社会分配的渠道就是廉价出卖劳动力——低工资。对于这些无产阶级劳动者来说失业就意味着饥饿。——我们将这种现象定义为：“分配的极度单一和低下”。

（注：1995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投入占GDP比例长期徘徊在1-2%之间，只是在2008年才刚刚突破了2%。于此同时，包括了一些不具有工业体系国家在内的“经合组织（OECD）”34个国家平均为：20.7%）

这里需要论证农民及农民工的阶级属性。

农业生产存在着和工业生产完全不同的特点：

⑴  农业劳动对产品填充具有季节性和不可连续性（比如，不到季节就不能进行收获劳动；地里如果没有了草，除草劳动再延续下去也是无效劳动）；

⑵  农业生产资料的不可扩张性（除西北、东北外，内地每农业人口平均耕地仅为1.2亩。目前，尚无手段像扩大矿物资源一样扩大耕地面积）；

⑶  农业环境的相对不可改变性、农业生产资料的不可移动性（不能用盖厂房的方式完全改变农业生产环境，不能用4个轮子把耕地移动到环境更好的地域）；

这些因素决定了自80年代延续至今的家庭承包制农业在完全的市场环境中必然破产，WTO以后的国际市场影响更加剧了破产的彻底性。这是毫无选择的唯一结局。

以目前生产条件较好的华北平原地区为例，每农业人口平均耕地为1亩，5口之家5亩土地在风调雨顺的最好年景全年最多可收获5吨粮食（小麦+玉米），最高产值为10000元，扣除6000元生产成本（种子、化肥、农药、灌溉、耕作），家庭可获工资性收入4000元，人均年收入为800元，人均月收入为66.6元，66.6元相当于66.6斤粮食，吃30天填饱肚子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要吃盐，要保持裸体状况。这么说来，现有的农业生产是可以完成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和维持劳动者不吃盐的裸体生存的，说“破产”还是有点耸人听闻的。

但是，我们知道，人类最简单的再生产不仅包括了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还包括着人口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虽然计划生育缩小了人口和劳动力再生产的规模，但传宗接代还是要的吧？那么老爹老娘死了的火化费、老婆得癌症的化疗费、儿子娶媳妇的彩礼费、女儿上高中的学杂费、儿媳生孩子的剖腹费、房屋漏了的修补费……这些人口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必须成本从哪里来？

由于一些左派用“左”“右”来“简化”阶级划分、一些工人理论家缺失农村视野、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对原著的生搬硬套，造成了一些有意无意地将农民定义为“小资”性质的“小生产者”的现象。不错，“小生产者”他们曾经是，可现在他们已经破产了，破产的“小生产者”就叫无产阶级；破产得越彻底，就越无产阶级。

根据国家统计数据，2009年，“全国农村人均年收入突破5000元大关”，在本文案例里，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华北平原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人均农业年收入最高才800元，仅为5000元的16%。这个数据说明：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农业的破产，3亿农业劳动力被抛向社会，由“小生产者”转变为 “一般无产阶级劳动者”。

这里，我郑重建议，《乌有之乡》开辟《工农之声》板块，大家一起来学习工农，了解工农。

分配的极度低下导致这占全国70%除了果腹之外不再具有其他购买能力，他们被排除在工业品消费和现代化进程的门槛之外。从根本上看，那些源源不断运往国外的整船整船产品就是这10亿人“节省”下来的。

第三章 生产的膨胀与低端化

分配的极度单一，——除微薄的工资外不再有任何渠道介入分配，决定了国家必须为这些除了劳动不再有任何出路的4亿无产阶级劳动者创造就业岗位。国家必须引进外资，必须招商引资，必须加大基建投入，必须以GDP为纲，必须劳动力密集，必须不顾环境和资源的消耗……因为“稳定”可以“压倒一切”，却压不倒饥饿。

急迫的就业压力使中国的产能急剧膨胀起来，以基本工业品为例：

2009年，中国粗钢产量为56780万吨，占世界总产121970万吨的47%，，是第二大国日本的6.5倍，是美国的10倍；

2009年，中国水泥产量为16.3亿吨，占世界总产量27.0亿吨的60.0%，是第三大水泥生产国美国0.6亿吨的27倍。

2009年，中国总发电量为37146.5亿千瓦时，美国总发电量为39511.17亿千瓦时； 2010年中国可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电力国；

2009年中国煤炭产量约为33亿吨（包括规模以下煤矿的产量估值），占世界总产量69.4亿吨的47.6%，是第二煤炭大国美国9.7亿吨的3.4倍；

2009年中国石油产量为1.89亿吨（极限产量为1.90亿吨），排名在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美国之后的第四位，排名第三的美国为2.67亿吨；

… …

哥生产的不是产品，

哥生产的是就业岗位和饭碗。

左派朋友们将“GDP路线”、“产业低端化”、“断子绝孙的发展”视如洪水猛兽是绝对占有道德高度的，对那些“精英”师爷们仇人相见也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但是，左派朋友们想过没有？从最小的官乡长科长，到最大的主席总理，他们谁的智商都不见得比我们低，难道他们不知道“GDP”不代表利润、不代表财富、不代表发展、甚至不代表实体产品？但是，它代表就业、代表饭碗、代表稳定！——稳定，是中国最基本的核心利益。

（注：关于国家核心利益，中国政府多次阐述为：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二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哥没有追求GDP，

哥追求的是稳定压倒一切。

关于产品的低端化，关于8000万条裤子换一架波音，吴辉先生早已泣血咯红。我们当然知道8000万条裤子所造成的环境资源消耗是1架波音的千百倍。但是吴辉先生想过没有？假如让中国把生产8000万条裤子改为生产1架波音，将会导致原来生产8000万条裤子的工人有95%失业？

以1万工人为例，假如我们让500个人进行大飞机生产，让减员下来的9500人做啦啦队，高喊“民族大义”“中国崛起”围观加油或者送茶送水，那场面固然很盛世、很崛起、很红火；但是我们接下来还要追问：等年底大飞机建成了，不仅创造了和8000万条裤子同样的价值，而且还发展了核心技术、保护了环境、节约了资源；那么，你们给不给那加油的9500人分配？假如能分配并且分配合理，那么“OK”，明年咱们换着来：我生产你加油。假如分配不合理或者根本就不分配呢？那么对不起，“拜拜”啦，咱们去搞点反饥饿反失业的群体事件；要是怕被银川骑定性为颜色革命呢，那就分散去偷你们的航空铝合金，卖废品收购站换了摩托车去抢你们千金的钻石戒子太太的白金项链。

这局面好玩吗？

吴辉先生是不相信会出现这种局面的。吴辉先生说过“资源枯竭，是要断子绝孙的！农民愿意为了1块钱就断子绝孙吗？况且，困难只是暂时的。”（《吴辉：中国的出口产业需要进行战略性转移》http://www.wuhui01.com/article.asp?id=13）

年收入20万的小资家庭都可以搞“丁克”，为了致病率并不太高的三聚氰胺小资们都可以把整个网络掀个底朝天，凭啥让无产阶级劳动者在交不起火化费父母等待在停尸间、交不起住院费妻子忍耐在医院走廊、交不起学费女儿被迫遮盖着夜色走向红灯区的困境中为薪火相传的“民族大义”已经“暂时”了20多年还得继续“暂时”？

吴辉先生一味地希望劳动阶级永远风雨如歌：

“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不要哭毕竟我们还有梦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假如无产阶级劳动者对梦已经失去兴趣，假如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们偏要来追问“为什么”呢？

吴辉先生是我所尊重的、左派中罕有的、具有理工科水准的经济学家。我想，吴辉先生可能是一时被买办气糊涂了，他想表达的意思实际是这样的：

“改善劳动者的分配和保障状况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我们不能再逼劳动者为了1块钱而进行断子绝孙的生产啦，劳动者的耐受力已经达到了极限。”

代表了10亿人口的广大无产阶级分配的单一和低下，决定了中国生产的被迫性、生产规模的膨胀性、产品的外向性、产业结构的低端性、产品构成的劳动密集性、环境资源的耗散性……决定了中国必须放弃就业率贡献小的高端产业而选择就业率贡献大的低端产业。这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要一天不改变这种分配模式，就一天必然是这样。只有这样，才能将10亿劳动阶级不可妥协的生存矛盾（失业、饥饿）转化为可暂时妥协的两级分化矛盾。

能不能高端、低端一起上？这样不是更好吗：一方面解决就业维稳，一方面发展高端战略产业玩点崛起？

不能，当然不能。

按理说，早在1979年之前，中国就已经是一流的科技大国了。这些年来虽然下马、荒废了不少科技项目，要全面角逐世界高科技市场或许在很多领域已经力不从心；但是稍加整合满足自己国内部分高科技产品的需求还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依然不能。

为什么？

因为美国会提出抗议：

我美国为了拉扯你中国加入资本主义全球化大生产，我已经停止了全部的一般工业品生产，腾出市场让你干了。为了满足你维稳所必须的强烈就业要求，我还积极响应你“引进外资”的号召，把工厂都搬到中国，让你就业，让你稳定；为了保证市场，我还得把产品销往美国国内或世界其他国家。我容易吗？我干嘛这么富有牺牲精神？不就是怕你重回计划经济、自力更生的老路吗？现在，你已经生产了那么多的低端产品，而我只仅仅保留了一点点少得可怜的高端产业，你却还要和我争夺！难道美国就不需要就业不需要维稳?

目前，美国的实际失业率为19%，相当于5个家庭当中有一个家庭在靠领取社会保障度日，人口高达6000万。比起中国的不明真相和情绪稳定，美国不过是靠着较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减缓压力，但也已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你不是要自己生产高端产品吗？好，你不要我的高端，我就不要你的低端。

美国才需要卖多大一点东西？即便美国的产品不仅附加值高，而且定价也高，2007年美国卖给中国的东西不过才652.4亿美元，而中国卖给美国的即便再便宜也卖了3215.1亿美元；中方顺差2562.7亿美元。2009年，在全世界经济萧条、各国都在靠国内投资救市的恶劣环境中，中美顺差依然高达 2268.3亿美元（2964.0 ——685.8）

3000亿的出口，2500亿的顺差，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1.6亿中国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就业岗位（2010年水平），或者3.5亿中国无产阶级人的年收入（2009年水平）！

 “要想公道打个颠倒”。游手好闲的美国虽然很不情愿自己生产低端工业品，也不打算挑战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但对于自己缺少的3000亿低端工业品，美国靠着自己的资本、技术，靠着对世界资源的控制力，靠着失业的3000万劳动力和高度自动化；是完全有能力自给自足的，大不了再抖一抖当初闯荡天下吃苦冒险的牛仔精神。产品价格可能会高许多，但可以把节约下来的失业救济金用于生产补贴。3000万失业劳动力的年失业救济金大约为5400亿美元（美国失业救济金大约为1500美元/月），几乎是从中国进口3000亿商品的2倍。而且，还不一定需要这么做，美国还可以把低端市场让给印度和巴基斯坦，换取原来属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军火份额。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无力摆脱对中国廉价商品的依赖恐怕是一厢情愿的。

中国敢于为保护自己600亿的高端市场而放弃3000亿的美国低端市场吗？

庞大的就业岗位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有理由让中国让出点高端市场。提出要求就不怕你不答应。中国懂得“美国不高兴，后果很严重”的道理。——要高端就别要就业别要稳定！

中国选择高端产业则不能满足就业，而中国用有限的高端市场换取数倍的美国低端市场，中国解决了就业，美国也相当满意。——这叫“双赢”。

本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就是“双赢”的最好体现。

本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实质内容除金融市场开放、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外，一项核心的实体性内容是：中国对美开放核电、风电、太阳能等高端能源产业市场，换取美国“尽快承认中国完全市场国家地位”，以消除对中国低端产品的贸易壁垒。胡锦涛主席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的致辞中寄希望于：“中美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向前发展，加强新能源、清洁能源、节能减排、提高能效等领域互利合作，夯实交流合作基础”。此后，中美签署了《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和美国核管制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西屋AP1000核反应堆核安全合作备忘录(续签)》等八项协议。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中国除了已经开工在建的三门、海阳2家核电站的4台西屋AP1000核反应堆机组外；包括已知最近立项的“吉林赤松核电项目”在内，还有26家140台机组已经通过立项处于筹建之中。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确定的“新建核电站将以AP1000技术为主”的方向：“今后包括内陆、沿海所有新开工建设的核电站项目，都将以AP1000系列核电堆型为主”。（能源局：新建核电站将以AP1000技术为主

http://www.cnstock.com/paper_new/html/2009-03/03/content_67315019.htm）

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或将要建造144台AP1000机组，假如把在建核电站的2期工程也根据能源局的“方向”调整为为AP1000，这个数字还将增加14台，达到158台之多。

按照每台150亿人民币和郎咸平先生下文提供的技术转让比例，总计高达80000亿人民币，比郎咸平先生的8000亿美元还要多。这也许是笔者以完全“AP1000化”计算所致。而能源局是“为主”，这和笔者毫无体面的“完全”也许会保持适度的距离。

郎咸平先生的文章并不长，全文转载如下：

郎咸平：漏油危机中的核电攻略

5月20日 墨西哥湾，英国石油公司BP原油外漏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环保大灾难，鱼也死了、鸭子变得像烤鸭的感觉、乌龟也死了。然而，就是因为这个泄漏使得奥巴马的民调到达了历史的低点，他的支持率开始逐渐下滑、而他的不支持率则在上升达到了最高点。这使得奥巴马痛苦不堪，甚至根据媒体报道有超过半数的人对奥巴马处理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处理是不满意的，甚至危及到他以后的竞选连任，所以这个危机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你是奥巴马，碰到这种漏油事件，你能怎么办？你在能源政策上交出又快又好的成绩单，否则这个漏油事件怎么善终？而5月20日的漏油事件，5月24/25日就是第二轮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除了上次我说的新能源能让他加分之外，还有就是核能发电。当然核能发电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新能源，但是这个又不一样，这个玩意儿让我感到非常生气，数据显示2009年3月份，中国从美国西屋电气引进了4个机组，其中两个在浙江三门、两个在山东海阳。我们核电上打的其实是“万国牌”，其中有加拿大的设备叫做秦山三期、俄罗斯的设备叫做田湾、法国核电站就是大亚湾的后续项目、现在又有了美国西屋电气叫做AP1000。

　　根据媒体报道，美国西屋AP1000在2006年12月投标时胜出的原因是因为报价低，低了每千瓦1000到1500美元之间，而且我们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认为中国在2006年年底率先引进AP1000的技术实际上是节约了成本。那么实际数据则是，2006年的国际招标是每千瓦1800-1900美元上报中央，而不是王炳华所说的1000-1500美元，而且负责引进的中国核电技术公司现在也要求中国政府准备按2000多美元一千瓦的价格来接盘，而且还附带了一个令人恐惧的条件：上不封顶。

　　除了我们规划的1800到1900美元上报中央、要求政府以2000多美元接手之外，我们发现美国的技术还要再外加4300美元以上的每千瓦投资的研发费用、投资费用，加在一起6000多美元。与昂贵的外国第三代AP相比，我们自主设计的秦山二期核电站，每一千瓦全部加在一起只有1662美元，如果用AP1000除了2000多美元价格接手之外还有4000多美元以上的每千瓦投资的钱。因此，它是我们自主建设的3倍。我们花了8000亿引进AP1000,8000亿拱手让人！

　　其实我对中国的工业一直报以怀疑的态度，但是核能方面，我必须老实的说中国是比美国先进的！我们已经掌握了第四代技术。核能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技术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与第四代是完全不同的！

　　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技术和大家做个介绍呢，因为他们到处申诉到处投诉我们决定不用他的，因为他的技术太先进了。这技术的差别在于，前三代有个通病就是当你要对反应炉降温的话，必须插入控制棒。但是美国的三里岛、俄国的切尔诺贝利曾经发生过核能事故，原因在哪里？我们以三里岛为例，控制棒插进去之后融化掉了，融化掉之后温度就控制不住，就随时有核爆炸的危机，所以这个控制棒本身就是前三代技术的一个根本。控制棒就是前三代核能技术的根本，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建核电站这么的困难，因为它解决不了控制棒的问题。而我们国家就提出了解决控制棒问题的技术，不用控制棒用汽冷，叫做高温汽冷的概念。直接查阅学术研究期刊会发现，2002年的《核工程核设计》发表了介绍清华大学关于100万千瓦的“模块式的高温汽冷堆”，就是不用控制棒来降低温度而用汽冷的方式，它的主编也是这方面的权威，他介绍说：这是第一个第四代的反应堆，它不仅存在于纸面上而且存在于现实中，虽然目前的设计只是一个小反应堆，它的所有部件和设计可以用到更大规模的电厂商都没有问题。所以04年的9月30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排下，世界第一座模块式高温汽冷核反应堆在北京，而不是在美国，首次对外进行了和安全试验。来自30多个国家，60余位国际原子能专家在现场看到了不插入控制棒的情况之下，如何搞冷却这么一个议题。这是全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用正在运行中的反应堆来进行事故的演练，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和平利用核能技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我们的研究这么厉害，但是结果却是什么呢？我们竟然在第二次的中美经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会议中，同意与一个核能技术赶不上我们的美国共同分享这个第四代的技术。作为回报，美国提供第三代的技术给我们。换句话说，我们把最先进的技术和美国人分享，换来的却是继续把美国还没开发出来的技术在中国做活体实验，并且出钱让美国人来评审美国现在的技术，最后把一个8000亿的市场的份额拱手让与美国人。

　　最后我得讲句公道话，我并不怪政府，请你想想看，连我都知道的，我们搞核能的人员会不知道吗？今天只是我把核能的概念用非常简单的话语将给各位朋友听，请你再想想看，连我都知道、我们核能单位知道，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其好似我并不怪我们核能技术总公司，因为我们没办法，为什么没办法呢，那原因就是美国汇率大战的延伸。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007/168704.html）

实际上，中国第四代核电技术比郎咸平先生介绍的还要成熟。郎咸平先生说的还只是清华大学02年的设计和04年的“实验堆”。目前的进展状况为，一台由清华大学完全自主设计的20万千瓦的“高温汽冷HTGR”商用“示范堆”已经从2004年开始选址到09年于山东石岛湾破土动工；同时还规划了后续的6台100万千瓦级的“高温汽冷HTGR”机组。这6台“高温汽冷HTGR”是否也要根据能源局的“方向”调整为AP1000？笔者不得而知，考虑到绅士应该有一条华美的领带，暂且可不计入可能调整之列。

作为第四代“高温汽冷堆HTGR”的技术成熟性并不亚于西屋第三代AP1000，因为在中国采用AP1000之前，西屋并没有做过任何一台正式的商用AP1000，在中国三门动工的第一台AP1000同样具有示范意义。只不过人家一上手就用125万千瓦的大手笔示范，清华则是小心翼翼地用20万千瓦示范。

那么，为什么中国在拥有“CNP1000”（完全自主研发的2代加改进型）和“CPR1000”（通过20多年来引进、消化、吸收、改进、具有知识产权，可完成设计、设备、建设、运行，自主化、本地化、国产化程度较高的2代加改进型 ）两种安全、稳定、低廉的产品；而且第四代“高温汽冷HTGR”已经呼之欲出的条件下却要如此大规模地购买美国毫无运行经验、很快将成为落后技术的第三代AP1000？而且还要答应把自己最先进的第四代技术和美国共享？

对此，郎咸平先生风趣地解释为“奥巴马不高兴”，这固然体现了郎先生的大师风范，“汇率大战”的提法也相当时尚。但是，在“汇率大战”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更为深刻的东西呢？

中美“汇率大战”是指中国坚持人民币低汇率，美国坚持人民币高汇率。在我的印象里，郎咸平先生似乎是坚持低汇率、低工资、高就业、高出口的；而吴辉先生则是主张通过“自由汇率”（或曰“市场汇率”）的方式来提高汇率，激活进口的；同时，吴辉先生是也是认可“人民币低汇率有利于中国出口，高汇率有利于美国出口”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的。（参见《吴辉：炮轰周小川，我的一张网络大字报》http://www.wuhui01.com/article.asp?id=53）。

也就是说，郎咸平先生和中国政府一个立场，吴辉先生和美国政府一个立场。

汇率到底是“高好”还是“低好”？

假如把这个问题提交一个毫无国际贸易知识的菜摊农妇，她的第一个答案是“高好”，因为“高”就意味着中国的“钱”更“值钱”了；假如你再告诉她“高”就意味着美国会向中国出口大量的土豆，她的土豆将卖不出去，那么她还会说“高好”吗？

在人民币汇率“高”与“低”的价值取向上表现出的自我矛盾和犹豫不定，反映了中产阶层知识分子在“和谐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心灵挣扎。

第四章 出口 外汇分化

一刻也不可停顿的生产、规模巨大的产能、分配的单一低下、低迷的内需、稳定压倒一切的基本国策决定了中国必须不计代价寻求国际市场。

换个说法：出口的被迫性是生产的被迫性决定的，生产的被迫性和低端性是10亿无产阶级的生存（就业）矛盾的尖锐性决定的，生存矛盾的尖锐性是分配的极度单一性和低下性决定的。也就是说保持和扩大出口，是中国“稳定压倒一切”的国家基本核心利益在当前分配格局下的必然选择。

哥出口的不是商品，

哥出口的是社会矛盾。

200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4285.5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2220亿美元的34%。贸易顺差约为3000亿美元（2954.6）。

净出口了3000亿美元的的社会矛盾。

能将社会矛盾出口给别人当然爽得一塌糊涂，马克思称之为“转嫁”。但是，危机并没有一去不复返，出口的实体产品带走了失业饥饿生存矛盾，顺差的美钞又带回了贫富两级分化。

出口商拿回来3000亿美元，央行就要印刷2万亿人民币把它买下来，美钞央行留下做外汇储备，人民币出口商拿去搞再生产。于是，中国社会的人民币流通总量增加了，“储备性通胀”发生了。假如2万亿人民币是平分给每个国民的，“通胀”也不那么可恶；然而，2万亿是给了出口商的，社会成员是根据与出口商这个“货币源”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来瓜分这笔货币的。于是，距离出口商位置最远的无产阶级劳动者就成了获得最少的人。呵呵，平摊了“通胀”的负性，却获得了最少的补偿。贫富差距就这样越拉越大。

（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大约2.5万亿美元，国内由此增发的人民币约为18万亿元，相当于2009年3.6万亿市场货币流通量（M0）的5倍）

也就是说，通过实体产品输出的“生存矛盾”，又通过逆差→汇换→储备→发钞的渠道返回来了，继而转化为“两极分化”的矛盾固化在中国社会之中。

有人会说，既然顺差会带回“储备性通胀”和“两极分化”，那么我们白送给他产品不要美钞顺差好了。

那不行！

因为中国虽然可以把产品以无偿援助的方式白白送给美国，但也必须同时付给出口商2万亿人民币；否则，出口商就无法维持再生产，失业就会立马产生。所以，美钞还是要要的，搁在那，做为外汇储备和印钞的担保。

央行通过发钞权给了出口商人2万亿人民币，发钞的成本也以“储备性通胀”的方式转嫁给了中国社会。在整个过程中央行只付出了印钞纸、工人工资、印钞机折旧等可忽略不计的成本，等于说是白白捡来了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那么，这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应该干什么呢？按照吴辉先生的说法，应该进行国际采购，把采购来的实体财富投放中国市场，既增加中国的财富总量，又平抑发放2万亿人民币所造成的“储备性通胀”。（这和张宏良先生“用2万亿美元储备收购外资在华经济实体”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

构想很好。

但是，我们进一步要问吴辉先生，你打算采购些什么呢？

这里，我们不妨把可能采购的产品分为以下几类。

⑴ 资源性产品：石油、矿石、煤炭...

⑵ 高端产品：核电站、飞机、航母…

⑶ 廉价工业品…

… …

⑴类产品无疑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事实上，中国一点也没少买这类产品，所谓的贸易顺差，就是购买过这类产品的节余。

2009年，中国进口石油1.99亿吨，已高于自产的1.89亿吨，占总消费量的51%。假如全部进口，数千万石油工人的就业如何解决？稳定如何保持？2004 年，中国开始石油储备，在2008年下半年和2009 上半年国际油价低谷期，以每天28万桶的速度共注入1.02 亿桶原油，成本为58美元/桶，低于目前80美元/桶的国际价格。第二阶段工程将于2011年竣工，可注入原油1.69 亿桶。但大规模抢购石油会造成国际油价上涨，而且规模过大从工程和安全角度技术上也不可行。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2.5万亿，假如按目前价格购买石油，可购入50亿m3的原油，这是和黄河年入海水量同一个量级的概念。因此，用中国的外汇储备购买石油，会把国际油价搞成热带风暴，买来也没地方搁，还极易形成生态灾难和战略负担。而且，中国的外汇储备还在以每年5亿吨原油的速度激增。

2009年，中国进口铁矿石6.3亿吨，占世界铁矿石总交易量9.0亿吨的70%。中国国内还有8.8亿吨的产量。如果中国再增加进口量，那就别怪价格要翻几番了。经常听到说国际矿商联合起来对付中国，面对你这么大的买主，人家不联合起来行吗？按理说，以中国这么大的采购份额，他们就是联合起来，也不可能掌握定价权，中国只要拖他半年，他们就会把定价权乖乖交给中国。但中国拖得起吗？即使钢铁厂的老总愿意拖——因为炼钢铁已经是微利，老总们早就想把资金抽出来去搞房地产呢，但近亿的钢铁工人拖得起吗？何况老总们都去搞房地产也不能缺少钢材呀。

生产的急迫性决定了“定价权”必然丧失。这也包括稀土等国内资源的出口定价权。

2009年，中国已正式确定为煤炭进口国，全年累计净进口9000万吨，对外依赖度为2.7%。2010年以来，进口势头有增无减，预计对外依赖度将超过4%。中国的煤炭产量已经占全世界的47.6%，却还要进口，如果缺口进一步加大，国际煤炭价格也会飞涨，甚至进都没地方进。

中国成为煤炭进口国的意义是重大的，标志着中国的经济达到了自然资源的边界。

⑵类高端产品是美国急于要卖给中国的，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谈来谈去就是美国要用自己的廉价工业品市场换取中国的高端市场。高端产业也是中国政府和民族主义者力争要保的，但保住保不住呢？

大飞机中国早已主动放弃了，核电站也已在“双赢”声中尘埃落定。中国为了先进的第四代核电技术不被扼杀在摇篮当中，同意和美国共享，把美国也拉进来。把这种委曲求全的智慧结晶称之为“产业和亲”，可谓惟妙惟肖，也算是开辟了 “双赢”的最新模式。

吴辉先生还想买什么？莫不是看中了老美的航母吧？近年来，美国透过各种途径传达出要帮助中国搞航母的意向，前一阵子也流传过美国要把“B-2战略突防隐身轰炸机”技术转让给中国的消息。搞定了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市场再突破军火市场，是美国的既定目标。左派朋友们不要信誓旦旦地“不相信不相信就是不相信”美国敢卖航母给中国，美国军火垄断资产阶级就是搞这个的，有啥不敢的？美国就是把现有的所有现役航母全部卖给中国，中国莫不是要驾着航母战斗群去攻击美国这个核大国吧？估计在几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航母战斗群就会被囫囵个地端上谈判桌。届时，吴辉先生们大可为“外汇储备转化为高端战略实体”弹冠相庆，但中国自主的军工产业和军工从业人员呢？

⑶类廉价工业品吴辉先生要买吗？那美国人肯定喜出望外，他会热情地询问你：“这些够不够？要是不够，我再去中国给您进口。”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中国的贸易顺差或者外汇储备，是不能用采购国际实体产品的手段释放的，一旦释放就会对国内就业和产业格局产生毁灭性打击。

我们前面分析过，通过“生产→出口→逆差→汇换→发钞→储备”这个链条，把中国无产阶级不可缓和的生存（就业）矛盾转化为可暂时缓和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矛盾。外汇储备是这个转化链的最终凝结物，关禁闭还害怕关不牢呢，还敢释放？一旦释放，链条就会发生逆向运转。

哥储备的不是外汇，

哥储备的是失业和动荡。

第五章 中美民族矛盾与前景

 “就业生存”被成功地转化为“两极分化”，除了制造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外，还制造了另一个成果：中国资源的巨大损耗。把社会矛盾以物化产品的形式输出，是资本采用市场生产方式而又要延缓产能过剩危机的必然手段。然而，输出社会矛盾是需要包装的，这个包装品就是廉价劳动力、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人口健康、人均寿命。全面的环境污染破坏、资源枯竭，甚至连煤炭都成为进口国，各种各样的污染病、职业病，人均寿命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倒退；都是社会矛盾输出不可规避的代价。

哥并不想消耗资源，

但哥需要包装材料。

资源的损耗与外汇的堆积，客观上造成了美帝国主义用印刷工艺品交换中华民族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的历史事实；——这正是中美民族矛盾的核心内容。然而，民族矛盾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10亿劳动阶级分配的极度单一和低下。这要这个内在矛盾一天得不到缓解，外在的民族矛盾就一天天扩大。

面对中国巨大的过剩产能，美国在享受中国人民劳动成果和中华民族子孙资源的时候也被搞得狼狈不堪。中国什么都要生产也什么都能生产，你敢5美元卖的东西，中国就敢1美元卖。这种恶性生产搞得美国的资本家什么都不敢投资，除非他们找到一种无论如何也从中国运不进来的产品；很幸运，他们找到了，——房地产；于是全美资本一拥而上制造泡沫。很不幸，泡沫终归是要破的，于是就发生了两房危机、次贷危机、金融危机。

然而，美国是清醒的，美国意识到了产业空壳化的危险性，美国比谁都更清楚危机来源于中国庞大的过剩产能。作为经历过30年代大过剩大萧条的国家；美国深知这种过剩的可怕和危机的深远。

于是，美国试图依靠自己宽广的市场、相对不足的产能，充足的技术、资源、资本储备在这次全球性的大过剩中独善其身。美国将在美国和中国庞大的产能之间建立“防火墙”。单边市场的时代已经过去，市场交换将成为主旋律。为了达成这个目的，美国不惜公开放弃“引领全人类走资本主义幸福道路”的使命，公开承认“中国不可能达到美国的幸福道路”。美国甚至督促中国改善分配模式，以减轻自己的压力。美国已经在着手解体“中美国”，假如中国不能适应美国的这种改变，当“新孤立主义”这个美国以市场自主、消除逆差为内容的概念流行之时，大萧条将在中国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