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道夫按：

“资本家集团就是要把全世界的人变成金钱的奴隶，所谓的西方政府领导人，只不过是他们的傀儡。”这是我父亲对此文的评价。

这篇长文章是一本书的一部分，它向全世界展示了资本世界的幕后操纵者的情况。

本文很长，但是，我认为它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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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帘背后兰花手

——读《彼德伯格俱乐部——操纵世界的影子集团》

文/潘飞

如果能把中国历史把玩得滚瓜烂熟，那么，你一定不会忘记那些木偶似的傀儡王权，以及隐匿在他们背后扯线的神秘人物。战国的赵太后、唐朝的武则天、北宋的高太后、南宋的谢太后、北宋的萧太后、清朝的慈禧太后……这些历史上著名的“垂帘听政”者，一度打破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女人不得从政参政的囹圄，摇身成为朝野实权的执掌者。重幕低帘背后伸出的那只兰花手，纤纤盈盈，却随意拨弄着政治棋盘上颗颗渺小的棋子，在多少风云时刻导引着整个王朝和民族的命运！

看来，历史并不总是如狂海般波澜壮阔，它也总在某些特殊时刻呈现暗流汹涌的状态。它既可能是谈判桌上的口水战，也分明可以是后花园里的折子戏。你甚至难以想象，少数的几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就能决定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其实，这断然不是传说神话！如此吊诡的感受在我阅读《彼德伯格俱乐部——操纵世界的影子集团》时尤为强烈，思绪不禁浮想联翩，明显地感受到了历史的蹊跷和玄机——人类常常因为某个人或组织，就被置于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重大岔口。中国的毛泽东、美国的洛克菲勒集团都在相当长的时段里，强势地左右着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时代的命运轨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在某些决定性的尖峰时刻，表现得真像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叙事大师和戏剧家，谁都不知道下一刻将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没准正在经历的这一刻突然就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纪念日。

可是，历史，究竟是一个人的历史，是一群人的历史，还是整整一个星球人的历史呢？

丹尼尔·伊斯图林给我们揭秘了一个既奇特又强悍的组织：彼德伯格俱乐部。在诞生以来的55年间，基辛格、查尔斯王子、克林顿、拉姆斯菲尔德、欧盟贸易委员、西班牙国王和英国首相、BP老板布洛文尼、美国参议院议员爱德华、比尔·盖茨……如此重量级的欧美政界与商界的顶级大腕共同“策划”着金融危机、美国大选、关税壁垒、伊拉克战争、国际警察力量建设等事关重大的全球性议题，甚至控制着联合国的议程，将“精英政治”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这个在“暗处”操纵全世界的“西方精英秘密俱乐部”试图通过向国际组织授权，以内部颠覆的方式彻底摧毁所有国家身份，建立一整套世界价值标准。并且，这个“超国家”的游说团体，触角几乎伸到了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它才是联合国背后垂帘听政的“世界政府”。

你完全可以想象一下，在戒备森严的高级酒店里，该俱乐部的某个成员轻啜了一口醇香的红酒，对他身旁的同伴说“你该好好教训一下萨达姆了”，或者“近来石油价格太低了”。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组织成员都是些“洋鬼子”，他们商量的事情都与我们相隔遥远，殊不知，所谓大浪淘沙，沙欲静而浪不止，大浪一下又一下，那沙岂能安稳？他们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让数以亿万计的无辜平民百姓卷入到硝烟炮火中，或者，纷纷掏出腰包里少得可怜的一沓钱，以多于往日几倍的价格，给车加满油。他们仿佛就是我们这个“地球村”里最恶毒的巫师，一不小心，我们就有可能中了他们的蛊毒。

这真是一种波诡云谲的历史真实！风云变幻，一切都是被幕后策划者精心设计好的，世界的秩序也仿佛只是他们的游戏！“他们能摧毁任何事物——无论大小，只要是妨碍他们创造统一世界的新秩序。”而他们如何策划以及策划了什么却是秘而不宣，他们的借口就是“这不符合公众的利益”。因此，全世界几十亿人，也包括我们自己不得不乖乖成为少数政客手下“沉默的羔羊”，被动地待命——要么被继续圈养等死，要么被送上屠宰场立刻去死。“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太有权势了，他们无所不在，所以不会暴露。”从法国广播播音员斯瑞·塞贡札克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组织无比强悍和狡猾的本性。所以，读这本书最大的好处就是，撕开它伪善的面具，至少死也得知道背后施放冷箭的那一位到底是谁吧。

如果人类的命运和文明总是由少数几个人来操控掌握，这究竟是人类之大幸，还是大不幸呢？这是世界范围的民主，还是另一种变相的专制？且听丹尼尔·伊斯图林控诉道：是他们迫使世界大规模地屠杀。我想到数百万在城市贫民窟的嗓音哭哑的孩子，数千万吸毒者(他们的未来就是沉湎于毒品)……与之相对的是，一小撮人从别人的苦难中赚取了大量金钱。

很幸运，作者以如椽的史笔揭示着黑暗和光明交替的时局，激荡着我们的心灵，也引领着我们看到：时代和政治的卷帘背后伸出一只兰花手，不要相信她只是白皙温柔的，保持警惕，她可能在倾刻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拨弄乾坤一指间！

"影子集团":他们在暗中操纵世界?

2009年08月22日 来源：广州日报   梁婵
 

彼德伯格俱乐部：操纵世界的影子集团 丹尼尔·伊斯图林著 新星出版社 2009年8月

    “骷髅会”、“共济会”、“罗马俱乐部”、彼德伯格俱乐部……

    是否真的存在一个跨国界的权谋组织在暗中控制世界？

    日前出版的一本新书《彼德伯格俱乐部：操纵世界的影子集团》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它由国际知名的调查者丹尼尔·伊斯图林所写，他连续15年对这个名叫彼德伯格俱乐部的组织进行追踪，在书中他向读者揭开了这个组织的神秘面纱。

    政要、商业寡头

    神秘的聚会

    彼德伯格俱乐部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冷战初期，西方国家高层普遍认为，如果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能在他们公开的姿态背后实际控制世界事务，那么，严重的经济下滑以及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于是，在1954年5月底，由荷兰亲王本·哈德组织，来自世界经济、政治、军事领域等方面的精英在荷兰的彼德伯格酒店开会，与会者同意成立一个秘密团体，并以该酒店的名字命名。从此，他们每年都在世界某地的一家豪华酒店里举行会议，秘密谋划人类社会的未来。与会者的资格很严格，必须由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主席亲自邀请，附上会议筹划指导委员会成员、顾问小组、名誉秘书长的推荐信。没有人可以通过金钱、权力或其他关系打通前往彼德伯格会议的道路。洛克菲勒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荷兰王室是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核心。

    彼德伯格俱乐部从一开始就十分神秘。50多年中，每年的会议地点、与会者的身份从未对外公开过，日程、决议也是一个秘密。然而，在每年出席人员中，你可以找到这些熟悉的面孔：

    重量级政要，如美国副总统、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北约秘书长、美国国会议员们、欧洲各国的总理们、反对党的领袖们等；世界经济的操盘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此外，还有世界上最大的100个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比如戴姆勒·克莱斯勒、可口可乐、英国石油公司(BP)、高盛、微软等等。

   世界性的影子政府

    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

    在尼克松政府将与中国建立正式联系作为公开政策之前，彼德伯格就为美国做了决定；在美国政府将星球大战计划作为官方政策之前，彼德伯格就已同意全力支持；涉嫌刺杀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事件；策划水门事件；涉嫌刺杀肯尼迪总统；涉嫌罢黜撒切尔……

    在不少人眼中，彼德伯格俱乐部是改变世界的“阴谋理论”的成形地，多年来是躲藏在黑暗中掌控全球的一只手。丹尼尔·伊斯图林在书中披露，当世界范围内某个政体需要更迭，无论这是基于支持某个福利国家的需要，或是改变不稳定的资本流向，只有彼德伯格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它才会发生。

    首先是“任命”美国总统和世界多国领袖。他列举了几个惊人的“巧合”：

    比尔·克林顿，1991年出席彼德伯格会议；1992年获得了民主党提名，并被选举为美国总统。托尼·布莱尔，1993年出席彼德伯格会议；1994年7月成为党魁，并于1997年被选举为首相。乔治·罗伯逊，1998年出席彼德伯格会议；1999年8月被任命为北约秘书长。1980年12月10日彼德伯格“300人委员会”命令，正式起用在法国建国伊始就被弃置的社会主义者弗朗索瓦·密特朗为法国下届总统。

    而在国际问题上，彼德伯格俱乐部在许多重要事件中起到作用：在尼克松政府将与中国建立正式联系作为公开政策之前，彼德伯格就为美国做了决定；在美国政府将星球大战计划作为官方政策之前，彼德伯格就已同意全力支持；涉嫌刺杀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事件；策划水门事件；涉嫌刺杀肯尼迪总统；涉嫌罢黜撒切尔……

    丹尼尔·伊斯图林认为，彼德伯格俱乐部试图控制美国总统、自由世界的所有主要新闻媒体机构、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金融家，以及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及其货币供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还有所有和联合国有关的渠道。他们能摧毁任何事物：无论大小，只要是妨碍他们创造统一世界的新秩序。它的理想初衷，就是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影子政府。
    半个世纪以来

    媒体为何对此集体失声？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几乎世界所有重要的媒体都归与会的大亨所有，他们聚会时保安级别不逊色于总统

    如果说彼德伯格俱乐部举行的神秘性可以理解，那么，主流媒体在半个世纪以来对如此重大新闻题材却集体失语就令人不解。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几乎世界所有重要的媒体都是与会的大亨所有的。并且，与其他高层精英聚会相比，其举行时的保安级别丝毫不逊色于总统。

    会议选择的酒店通常在一个小镇，这样可以远离大都市的聚光灯和好奇的民众。此外，小镇还有一个优势：那些私人助理可以带着枪，全面监控每一个人而不会被人质疑。为保密起见，被邀请者必须独自前来，不能带妻子、女朋友、丈夫或是男朋友。个人助理不能出席会议，吃饭也必须在不同的厅。

    而由于与会权势精英身份的重要性，由东道主国家的政府负责所有与会者及其随从的安全。他们不惜动用军队、情报机构、国家及地方警力，以及所有其他的私人警卫。与会者不用遵从东道国的现有法律法规，比如必须通关检验、携带适当的身份证明(比如护照)等等。他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任何不在“准予进入人员名单”上的人都禁止接近酒店。这些精英们通常带着自己的厨师、侍应、秘书、接线员、勤杂工、保洁人员以及安全人员。

    此外，除非是应邀出席的媒体高级代表，记者是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与会者禁止接受记者任何形式的采访。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报纸都可以在头版讨论G8会议时，却鲜有人报道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

    唯其如此，不少人对彼德伯格疑心重重，他们动用各种资源进行追踪调查，这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丹尼尔·伊斯图林。他的《彼德伯格俱乐部：操纵世界的影子集团》被追踪者视为宝典，出版后一再重印。他何以取得这些材料？据他自述，他如今住在西班牙，却生于前苏联。他爷爷是克格勃上校，但他爸爸却是个叛逆者，进了克格勃的监狱，后来他们举家逃出苏联，因此他既有克格勃内线，又有MI6的内线，能弄到彼德伯格的名单和会议议程，甚至最后达成的协议文本。

    如果属实，那么他书中所写的可能是真相，当然也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彼德伯格俱乐部，仍是一个谜。

    他们都是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会员……

《彼德伯格俱乐部》作者：[加]丹尼尔·伊斯图林

出版前言

有时候，出版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在提供某种支持。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洪亮的声音在电话那头说道：“我的书一定会改变世界……而且，会是本畅销书。”我极力不去戳破他“梦想”的肥皂泡，但还是让这本图书通过了初审，把它和那些试图揭示“不方便”被公开的战争内幕的图书联系起来，并慢慢地让这笔风险巨大的赌注具备了一些真实性。

哦，这就是那本书，它已经改变了世界，而且也真的成了畅销书。丹尼尔·伊斯图林通过对世界政治和金融巨擘们在每年的秘密会议——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上的言论的不懈追踪，得到了令人瞠目的发现，以及对全球事件的准确预测，同时也招致了该集团手忙脚乱的疯狂掩饰：为其操纵的诸多全球事件：被选出的总统、被安排的战争、操纵能源市场，还有很多很多……所有的这些都有主流媒体参与，但从未被报道。

窥探秘密从来都不容易，尤其是你还必须克服困难去应对偏见。直到最近，主流媒体仍然很少提及这个集团。彼德伯格仿佛是一个躲在世界边缘的精灵——事实上只有在那里，他们才可以葆有自己的好名声。

我们努力做到准确，以应对不断地变换的名册、登记表等。但对我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聪明人在做什么，需要这样极端地保密？另外，他们要带我们去哪儿？

如果像丹尼尔那样，历史地来看待这个集团的行为，你就能逐渐明白他们策划的现有格局，以及为什么他们需要这样高水准的“静默”来实现它。那些妨碍他们目标的事情，比如国家主权和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似乎对他们都没造成什么影响。

我与丹尼尔以及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相信自己国家真正的民主理念，而不是现在这种“精英”们的制度，通过他们的傀儡来为某些公司服务。我确信，大多数的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认为，他们秘密营造的未来都是出自好意。但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就像我自己，却可能并不真的想要这些。

出版人

克里斯·米里根（Kris Millegan）

2007年9月22日

致谢

这大概是这本书最难写的一部分了，因为所有曾经全身心地付出了精力和时间、不顾及与我们会见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的人的名单，简直太长了。（这个名单包括与我一起研究这个问题的合作伙伴、独立的研究人士、政府部门内外的消息人士、私家侦探、美国陆海空三军的分析人员、西班牙将军、厨师、厨师长、酒店服务生、保洁人员）而无法在我的——或者说是我们的书里用几页纸开列出来；再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就是天性自由的社会灵魂的集中再现。

在此，我谨向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马德里、巴黎、加拉加斯、罗马和渥太华的国际情报机构由衷地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是他们的智慧以及他们所掌握的内幕情报，使我常常在最黑暗的时候振作起来。他们的情报收集工作具有无比珍贵的价值，没有他们的这种努力，这本书将永远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我尤其要感谢我的祖国加拿大——她给了我家和希望，让我可以期待美好的未来，却不要求任何回报。1996年，我揭发了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妄图分裂加拿大的邪恶计划，以此来报达她对我的恩情。我爱加拿大人，他们正直，热爱自由，令人赞叹。在那决定命运的一年，在我竭尽全力的请求下，他们与我一起走上街头，帮助我成功地挫败了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想要悄悄分裂加拿大的企图。每当我需要振奋精神，我就想到他们以及他们对人类美德的坚定信念。

我还要感谢我的好运气【英文是 fortune。——译者注】和信念【英文是faith。——译者注】，即使在看不到希望、无力应对之时，它们也一直伴我左右，一点点地让我坚持下去。我能够度过那些最令人绝望的困难时刻，就是因为我坚信我的这两个F【指前文的fortune和faith。——译者注】。

感谢我的朋友约翰·哈拉里和他的智慧——他属于那不可复制的真正伟大的一代。我还要感谢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阿默斯特岛的乔弗里·马修斯，他是加拿大最好的报纸，传奇的《眼界》报（Eye Opener）多年以来的领导人。感谢所有那些我从未谋面的人们，是他们给我发了成千上万封邮件，让我坚信，生活中是有让人期待的东西的。

有的人，面对政府的谎言、欺诈、操纵和哄骗，从来没有停止过追寻真相；还有的人，凭直觉就知道，所有我们听到的那些亵渎神明的谎言都只是出于卑鄙的仇恨。所有这些人都应该知道我们的历史和传承的真相，我将这本书献给他们。历史传承靠的是推理，而不是严苛的证据。历史经验也不是（简单地）站在现在回顾过去，而应该是深入到历史中去，再回来时，有的则是对我们之前的观点局限性的更清醒、更宽泛的认知。

最后，我将本书的成功归之于波涅·特斯（Bonnie Toews）（他是我这部书稿的第一编辑）和TrineDay的老板卢斯·贝克（Russ Becker），而不是我自己。没有卢斯·贝克的眼光和帮助，这本书现在还是一纸空文。最后，我要感谢克里斯·米里根（Kris Millegan）。克里斯，你保住了这本书，保住了真相，全世界都欠你一份感激。你对这本书重要性的坚信令人信服。因为你相信，所以其他人也相信。不仅如此，我也相信，那也是因为我看到你相信。

但人类仍然要接受末日的审判。正如有人说过的那样，奇迹，只有奇迹是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发生了的。这本书和所有让这本书“诞生”的人们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范例。

          丹尼尔·伊斯图林

          2007年7月4日

彼德伯格俱乐部：影子集团操纵世界55年？

本文摘自：《彼德伯格俱乐部》  作者：[加]丹尼尔·伊斯图林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从1954年荷兰乌斯特比克小镇的彼德伯格酒店开始，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们每年都有一次秘密集会，讨论世界政治、经济大事，谋划世界未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彼德伯格拒绝亚洲人和拉美人参加。在彼德伯格会议上，记者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本书作者丹尼尔•伊斯图林，是国际著名调研记者，秘密追踪彼德伯格集团超过15年，不惜以身犯险闯入充满秘密的隐匿世界，向我们揭示了前所未闻的世界真相。

丹尼尔•伊斯图林：出生于俄罗斯，其祖父为前苏联克格勃上校，父亲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后被判刑入狱。伊斯图林于1980年被前苏联驱逐出境，流落加拿大，后居住在西班牙。持续跟踪研究彼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长达15年

引子

时间：1954年5月29-31日

地点：荷兰小镇乌斯特比克

会址：彼德伯格酒店

主办方：荷兰皇室、洛克菲勒家族

与会者：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们

第一次彼德伯格会议便这样召开了。整个周末，他们都在讨论世界的未来。会议结束的时候，他们决定以后每年都要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以便交流思想，分析国际事务。他们把自己称作“彼德伯格俱乐部”。从那以后，他们每年都在世界某地的一家豪华酒店里举行会议，谋划人类的未来。在这些经过精挑细选的俱乐部成员中，有比尔·克林顿、保罗·沃尔福威茨、亨利·基辛格、戴维·洛克菲勒、茲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托尼·布莱尔，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商人、政治家、银行家。

不过，在他们超过50年的会议历程里，新闻媒体从来都没有被允许出席，与会者的决议从来没有被公开过，会议日程也从来没有被公诸于众。彼德伯格俱乐部的首脑们认为，这种保密是必要的——与会人士在讨论中可以自由言论而不用担心被记录或是被公开。否则的话——彼德伯格成员声称，他们将被迫采用适合媒体的语言。毫无疑问，保密让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可以更自如地讨论。但是，这并没有回答最根本的问题：这些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们在会议上都说了些什么？

任何现代民主体制都保护隐私，但是，当一个国家的政治首脑和最富有的商业领袖们会晤的时候，公众难道没有权利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如果他们不被允许知道他们的代表在彼德伯格秘密会议上都说些什么，那么，公民们能用什么来保证，彼德伯格俱乐部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游说、做交易的中心？为什么所有报纸都可以在头版讨论丹佛经济论坛和G8会议呢，成千上万的记者出席——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或媒体）报道过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每年出席彼德伯格会议的人中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世界上最大的100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比如戴姆勒·克莱斯勒、可口可乐、英国石油公司（BP）、大通·曼哈顿银行、美国运通公司、高盛、微软，美国副总统、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北约秘书长、美国参议员和国会议员们、欧洲各国的总理们、反对党的领袖们、全世界处于领导地位的各大报刊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编辑们。尽管有这样重大的新闻素材，却没有任何报道。

主流媒体竟然没有一个认为有如此人物参加的会议有新闻价值，这肯定很让人难以理解。要知道，这些人的财富甚至远远超过所有美国人财富的总和，通常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的任何出行活动都会成为电视的头条新闻。这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谜题。15年前，这个谜题让我开始了我的调查之旅。而今，这已成为了我一生的事业。一个接一个地，我慢慢地锲入包裹着彼德伯格俱乐部的重重秘密。不过，如果没有“集团”内外那些有良知的反对者（他们有的也是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成员）的帮助，我是无法完成这些的。我向他们奉上我最深挚的感激——是他们所给予的无价的情报，促成了现在这本书。读者朋友一定明白，为了保护他们，我不能提及这些真正的英雄的名字，我只能对他们表示谢意，是他们帮助我发现了彼德伯格成员们在召开年度会议的豪华酒店紧闭的门后都说了些什么。

在我们走进这个举世无双的俱乐部之前，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正如没有任何人是绝对的“好人”一样，同样也没有任何人或者组织是绝对“邪恶”的。这个世界上有权势的人中，还是有人遵循高尚的理想、原则和信仰，而不为我在本书里所写的那些施行秘密操纵的俱乐部及其爪牙们所左右的。彼德伯格俱乐部最初的成员们所做的 “让世界更美好”的努力是基于他们的专制，仿佛“父亲”总是最睿智的那样。这与罗马天主教教义中的家长制模式很类似。

不幸的是，看起来彼德伯格俱乐部已经超越了它的理想初衷，而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影子政府。他们每年都秘密聚会，来决定如何执行他们的计划。他们威胁要夺走我们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这在其他的历史时期仅仅只能是若干邪恶的念头，但由于电信的发展、因特网迅捷深远的影响，加上行为工程学操纵个人行为的新方法，这些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使上述念头越来越容易地变成令人嫌恶的现实。

每一步新举措，从它自身来看，似乎都只是轻微的僭越一点点，但持续不断的所有这些改变就造就了完完全全的奴役。这就是为什么，是该看看幕后的一切的时候了。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在这里，我们所要选择的道路将决定人类的未来。如果我们希望保有我们的父辈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历经战火所得来的自由，我们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彼德伯格俱乐部及其同类们的真实目的和行动。

上帝是无法将我们从这个为我们而设的“新黑暗时代”“黑暗时代”指中世纪早期的西欧历史；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西欧进入一个所谓的“黑暗时代”。——译者注中救赎出来的。要靠我们自己！21世纪，我们的世界，是自由，还是为电子警察所操纵，就取决于我们现在要采取的行动。但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些深藏的秘密，就永远也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

而这，正是本书所要奉献给您的。

第一章 死亡踏板

1996年5月，多伦多。我在报道彼德伯格年度会议。这次会议在我的家乡——收养我的土地——加拿大举行。我爱这个国家，我能想起太多让我挚爱她的理由。回家的感觉真好。

多伦多，人口超过五百万，是加拿大最大的金融中心。它是北美洲第四大城市，只有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三个城市在经济上强于它。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就在这个城市，以市值计算，它的交易量在北美洲排第三，在世界排第九。它还有北美洲第一个完全计算机化的交易系统。

离多伦多一个小时的车程，坐落着加拿大最大的汽车制造业基地和马匹饲养基地。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向北赶往本年度彼德伯格会议的会址。不过我想先逛逛这个城市的街道，让自己再熟悉一下这太多的加拿大人早习以为常的美景。

卑街是多伦多的市中心，那里是多伦多的金融中心，是多伦多版的纽约华尔街。卑街161号耸立着加拿大信托大厦，大厦一共53层，高856英尺，是这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大厦是由西班牙一位著名的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设计的，自1990年建成伊始，我就一直对它十分着迷。大厦是占地52英亩的BCE Place的一部分，是多伦多第二高的特色景观。它排名仅在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又名西恩塔，始建于1973年，完工于1976年。从此便一举成为世界第一高度的自立式建筑。2007年9月12日，保持了世界第一高度记录长达31年之久的西恩塔，被当时仍在建设中的比斯迪拜塔超过。但西恩塔仍旧是美洲最高建筑。1995年，加拿大国家电视塔被美国土木工程协会收入“现代世界七大奇迹”名录。——译者注之后，后者高1820英尺，是世界最高的自立式建筑。

BCE Place实际是由一座大型购物中心连缀而成的建筑群。但从上空俯视的话，加拿大信托大厦以及它的姊妹塔贝·惠灵顿大厦更引人注目。两座大厦的绿色的窗户和无数锯齿状的建筑外沿，使得参差错落的乐高区给人一种挑战地心引力的艺术感受，让这对姐妹花在多伦多众多默默无名的摩天大楼中显得更是独一无二。

BCE王冠上的另一颗宝石是它的拱廊——向南朝着滨水区，顺着前街一字摆开，像一座五层楼那么高的大厅一样，通透明亮。拱廊的设计如同一座水晶教堂，它的屋顶覆盖了整个廊街（廊街连接着卑街和太古广场）。拱廊同样是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设计的，它有85英尺高，46英尺宽，从头至尾共394英尺长，两侧各由八个自立式钢结构支撑组成，向外呈抛物线状伸出。眼前的景象，让我感觉仿佛是森林中重重枝叶遮蔽的穹顶。

我最后逛到了杨街——这是世界最长的街道，差不多有1200米长。顺着杨街向前，从市中心西北区向北22英里，彼德伯格俱乐部的精英们正聚集在靠近古老的王城镇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领导中心——这里是1996年彼德伯格会议的会址。帝国商业银行的度假村就在王城镇——这里有豪华的巨大马场，英国皇室成员非公务访问加拿大时就住在这里。这座令人惊叹的度假村，包括3英里多穿越林地和起伏山峦的天然小径，都是加拿大一家主要银行——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私产。

毫无疑问，这个考究的地点是彼德伯格成员们选定的。从温泉浴场、特色按摩、护肤美容、桑拿、蒸汽房到悬于地表六英尺处的独一无二的200米室内全加热跑道，以及室内外的游泳场和旋涡泳池……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领导中心应有尽有。这里离许多高尔夫球场、驯马场、步走和自行车道、博物馆以及其他休闲娱乐场所也很近。简而言之，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们在这里是不会感到无聊的。

多伦多媒体和新闻机构开始获悉这个会议，是因为我和吉姆·塔克所作的努力——我们通过一系列的传真、电话和备忘录向他们通报消息——尤其当我从我在彼德伯格会议成员中所潜伏的消息人士那里得知信息后更是这样。据那位消息人士声称，1996年的彼德伯格会议就是加拿大即将解体的前兆。为确保这个（会议）“结果”，1997年年初，魁北克省将单方面宣布独立。这份独立宣言将瓦解加拿大，目的是在2000年实现与美国的“大陆联盟”。这个“约会”指魁北克省并入美国，成立大陆联盟。——译者注至少被向后推迟了两次。

一般而言，由于主流媒体完全被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所拥有，所以媒体从不谈及彼德伯格会议。但是，1996年5月30日，神秘的面纱蓦地被撕开了。那一天是这届彼德伯格会议的第一天。

加拿大发行最广、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多伦多星报》头版刊登了一则新闻，标题是：布莱克款待各国领导。该报的商务记者约翰·德弗雷尔称，加拿大出版大亨康拉德·布莱克支付了2.95亿美元得到了加拿大最大的报业连锁集团，并随后顺利召开了他自己的霍林格有限公司的年度会议。不仅如此，本周他更进一步，“现在正作为一次为期四天的严格保密的会议的东道主，在多伦多北部款待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皇室成员”。

德弗雷尔从我们提供给他的名单中精心挑选了100个与会者的名字：美国国防部长威廉·派瑞；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菲亚特荣誉主席乔瓦尼·阿涅利；加拿大财政部长保罗·马丁（后任加拿大总理）；欧盟执行委员马里奥·蒙托；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戴维·洛克菲勒；乔治·索罗斯世界著名货币投机家，现为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主席。——编者注；比利时亲王；荷兰及西班牙女王；以及其他商业、政治、学术精英。

同一天，《多伦多太阳报》刊载新闻，标题为“巨擘云集：1996王城彼德伯格秘密会议，各国际政要分歧巨大”。该报声称：“左翼和右翼分子都暗示私有化事件是影子政府系统的一部分，霍林格有限公司主席，传媒巨子康拉德·布莱克，以及该集团的其他常务理事，对此非常不满。”

当日早上7∶45，在多伦多主城区拥有最多听众的“680新闻”传奇广播节目的主持人迪克·斯麦斯，作了如下报道——报道作为该电台新闻预报的一部分，每隔一段时间便被重复播报一次：

迪克·斯麦斯：哦，这听起来像是阴谋电影里的情节，世界巨头秘密集会。康拉德·布莱克正在主持他的彼德伯格年度会议。这里是来自680新闻记者克伦·帕森斯的报道……

记者：大约有一百位要员，包括荷兰和西班牙女王，以及亨利·基辛格、美国国防部长威廉·派瑞，还有我们的总理，聚集在一起举行会议。与会的还有各大公司的首脑，这些公司是福特汽车公司、施乐公司、帝国商业银行和路透社。布莱克说，会议禁止记者报道，这样讨论就会更融洽、更坦率。他说，“意见交换常常十分热烈”。与会者被要求宣誓保密。去年的会议是在瑞士的三家山顶豪华酒店举行的，今年则是在价值六千万美元的王城镇奢华的温泉浴场召开。就之前的秘密会议，和其他报纸一样，《加拿大通讯》已经散发了简报。该简报是今天由拥有三十五万订阅客户的《多伦多太阳报》出版的。

这是彼德伯格会议历史上第一次被以如此的方式仔细审视。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们并不习惯不得不向什么人作出解释，尤其是这些成员们自己拥有或者控制着各主要都市的报纸、报业连锁集团及通讯社。

不过，1996年的会议并不寻常。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们没有像通常那样，在会议上策划推翻东道国政府。

当各大新闻机构开始通过他们各自的政府和私人消息来源来验证我们的信息时，整个事件逐渐明朗起来——加拿大，这个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被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和新世界秩序无情地预定谋划解体。他们本该知道，如果公众自己的自由面临险境，拥有再多媒体也无法阻止官员、编辑、作家、研究记者负责调查新闻正确性的记者。
——译者注，甚至加拿大电视台、广播以及纸质媒体向公众传播真相。

关于此事的媒体报道变得非常猛烈，以至于一名采访记者无意间听到，基辛格冲着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厉声吼道，如果有人为了他指让·克雷蒂安。——译者注把这个事搞砸了，那他指让·克雷蒂安。——译者注就完了。戴维·洛克菲勒在会议的间隙也曾把康拉德·布莱克拉到一旁，问他是否可以向某些媒体的人施加压力，让他们“就此事闭嘴”。今天的康拉德·布莱克已经破产，声名扫地；不过即使是对当时的他来说，那也是非常头疼的事。

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原来想象中的涓涓细流，很快发展成汹涌的洪水，进而山崩地裂。直到1999年的葡萄牙辛特拉会议，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才得以在极度的防范措施下松口气。这些措施都是在1996年多伦多会议——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最糟糕的一次失败之后所采取的。

6月1日，大吉姆·塔克、我，还有一位身材瘦小的彼德伯格兼职调查员一起庆祝这个辉煌胜利。全国的所有主要报纸都想找我们做访谈，电视台不断找我们要最新情况，广播电台追着我们满城跑。

我们在皇后街的马蹄酒店碰了头，这附近是多伦多版的纽约苏荷区South of Houston Street休斯敦街南区。——译者注。马蹄酒店至今差不多60年了，它是多伦多市最早的音乐演出地之一。加拿大传奇乐队Stompin Tom、Blue Rodeo加拿大摇滚乐队。——编者注、Tragically Hip加拿大摇滚乐队，曾获加拿大最高音乐奖朱诺奖。——编者注以及守望者（The watchmen）的首场演出都在这里。1997年9月，滚石乐队将要在这里，以一场75分钟的表演“Live on MTV”开始他们的安全不再之旅（No Security tour）。这是个尽情享受的好地方，我们都觉得很过瘾。

当庆祝活动慢慢平息，我开始思考即将到来的约会。这是我的一个线人在电话里和我约的。他急于在彼德伯格会议后面的日程结束前见我。我们约定一小时内在卡拉特拉瓦拱廊见。BCE广场是全多伦多最不引人注目的地点之一。这里不仅大，还有成群的游客。他们伸着脖子，四处张望着从楼宇间走过，拍照或是录像，将多伦多市最重要的建筑景观记录下来。

我们的party肯定得结束了。我决定步行穿过肯辛顿市场去拱廊。肯辛顿市场是多伦多版的马德里跳蚤市场，位于唐人街的西面。那天是星期六，正是一周里市场最繁忙的时候，整个肯辛顿成了一个熙熙攘攘的露天大集市，街上满是一群群的人。这时候要是有人跟踪我的话，我绝对能在这街道迷阵里把这个尾巴甩掉。

我刚从拱廊的角上转过来，就看见我的联系人正在书报摊那儿假装随意浏览。他左手拎着一个塑料袋，右手里握着一卷杂志。我们虽然没有立即认出彼此，但两个人的目光试探性地接触过后，便都默默地朝附近加拿大信托大厦那边的旋转入口走去。我有个朋友为这座产业的开发商工作，他在那儿已经为我安排了一间顶层房间。从那里可以俯视这座城市的地平线。

我走进一部电梯，紧张地向身后扫了一眼。我的联系人跟在我身后大约步行5分钟的距离。我一进入为我准备的豪华套间，北美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的风采便在我眼前展现开来，是那么雄伟壮丽。从离地面800英尺高的地方望去，整座城市静静地伫立在那儿，一动也不动。隔音窗户把我和这座大都市熙攘的人群与喧闹分隔开来。

加拿大信托大厦是一幢奇迹般的建筑。这里1平方米1天的租金是160加币。它有24部电梯，8层地下停车场。大厦配备了24小时闭路电视监视器，入口处有7名警卫以及便衣警察。大厦内驻有世界上最信誉卓著、最成功的跨国公司。

忽然，我感觉自己仿佛站在外面向里张望。所有这些会继续发展而导致与以往不同吗？面对即将来临的危险人们能清醒过来吗？甚或，从长期来说，这只是又一次地下活动？最后，当我耐心地向他解释谁要来，他们将要面临什么之后，这个路人只用一句“祝你今天过得好，我的孩子”来回答我。

不过，在过去的几天里，很多事情都实现了。这是第一次，我们对彼德伯格占了上风。媒体报道铺天盖地。基辛格被堂而皇之地惹恼了：这绝对是个好兆头。他们很郁闷，造访欧洲皇室被讨厌的媒体追踪到了。即将分裂收养我的祖国的计划暂时被搁置了。一个人还能指望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实现更多什么别的东西吗？

我仍然知道，这只是一次暂时的缓冲。这些人还会回来的，他们学乖了，也更加注意。他们想要摧毁任何抵抗，以他们的好恶来统治世界，用大炮或者黄油……

我的思绪被厚木门上一通小心的敲击声打断了。

“进来。”我回答道，只稍微提高了一点点嗓门。

走廊只做了简单的装修，套间里则是极尽繁复的艺术装饰。门槛从中间将两边分隔开了。我的线人，戴着皮手套，慢慢跨过门槛。他对着市中心港前区的瑰丽景色凝望了一会儿——湖畔的滨水小径环绕在港前区的周围——之后朝窗户走去。

“这次你差一点儿就阻止他们了。”线人说道，每个音节都重读英语字词发音分重读音节或非重读音节。句子中重读单词表示强调。——译者注，仿佛即使在发音上的一点点轻微的改变都会传达不同的意思。虽然他这么说，但语气里透露出放弃的意味。“加拿大分裂行动将按计划进行。只是时间问题。”

“也许吧，”我说，“不过从现在开始到下一次亲密接触之前，一切都很好。从这一刻起，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会因为年老、疾病，以及其他意外而死去。”

“意外？因为谁？”线人应道。

他从右手紧握的杂志里抽出便笺，不过并没有把我自己对揭密的绝望之情胡乱涂上去。

“我以为做笔记是不允许的。”我给了他一个灿烂的微笑，揶揄道。

“我的朋友，是不鼓励做笔记。”他纠正我说。

我扫了一眼那页纸——笔迹很熟悉，自来水笔留下的墨点到处都是。不过总的来说，我觉得我能看得懂。我对这个线人的“书法”还是比较了解的——模模糊糊的T、扭来扭去的R——所有的字都很努力地超出了这张五线格纸的限制。我立刻想到，这个勇敢的人为了见我，把这无价的情报交给我所要冒的风险。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这样的人没有再多些呢？不过也许是有的吧，只是我们可能不知道，又或者他们正在千里之外独自抗争。比如，有很多默默无闻的人，正是他们的存在使我能够获得我的大多数的情报。

我会比彼德伯格会议成员早几天到达会址。他们则和自己的安全人员一同抵达。在会议开始前，在那些安全人员把我赶走之前，我将待在他们即将入住的同一家五星级豪华酒店里。在酒店的时候，我会结识男女侍应生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我会接近那些看起来比较开明的人，向他们解释彼德伯格会议是如何运作的，这个秘密集团是做什么的，以及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这家酒店里会发生什么。当然，很多人不相信我。但我会请求他们不用因为我所说的而接纳我，他们只需要去看在他们的酒店发生了什么，在给彼德伯格会议的客人们提供服务的时候去听他们的谈话。然后，他们就能决定是否愿意为了造福人类而做我的耳目。

我正在利用所有五星级酒店的店规：为了服务于顾客，工作人员和雇员必须至少会说四种语言——英语、法语、德语以及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他们能够小心偷听到并明白会议期间讨论的大多数议题。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所接触过的人们见证了警察的出现、秘密机构，以及与会者的秘密，然后开始相信我对他们所说的话是真的。对那些决定帮助我的人，我会指定几个当地酒吧，我们在那儿碰面不会引人注意。但那些会议内部的人自然是需要一个更安全的会面场所的。

“我得走了。”线人轻轻地说道，头也没抬。

我张开手，向他机械地伸过去。就在我的线人正要与我击掌之际，我给了他一个熊式的紧紧拥抱。

“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说谢谢，因为再多的感谢也不足以抵偿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线人扭头看向一旁：“我必须离开了。”

“我们像来时那样离开，”我说道，“间隔5分钟的距离。我先下去。”

“不用麻烦了。我的车停在地下停车场。我们一起坐电梯下去。”线人回答说。

他戴上皮手套，摁下电梯按钮。透过按钮透明的表面，亮起蓝色的光芒。我能听到液压电梯以每秒六层的速度，从大厦的中腹位置朝我们快速开来的“嘶嘶”声。我转向我的线人。

“下一次我什么时候见你？”

门铃一响，电梯门开了。我朝电梯方向迈了一步。“小心！”线人尖叫道，抓住我的胳膊猛地把我拉回来。

我盯着电梯。面前的情形令人毛骨悚然—— 一个空电梯架子。如果不是我的线人出于本能的反应把我从这个深渊里拉回来，650英尺的下方，等待我的显然只有死亡。

我浑身颤抖。阵阵寒意顺着我的脊梁不断地上下窜动。

“踏板。”我喃喃道，声音小到勉强可以听到，“踏板在哪儿？”

“我们必须冲出去！”线人说道，“有人控制了电梯系统。他们要对付你！”

“听着。”他说，“不要坐电梯。不安全。从楼梯下去，同时打电话给警察。警察到这儿的时候，我会利用那段时间乘电梯下到车库。去吧。现在就去！”

我双手扶着楼梯间的墙，急促地绕过楼梯的拐角向下冲去。我感觉自己肾上腺素激增，一次跨两级台阶向下俯冲的速度都能创下纪录。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脏不断撞击着胸廓，以攫取更多的氧气。在低一些的楼层，我听到一个口音像是在国外出生的警卫沿着楼梯向我靠近时断断续续的声音。

“呃，生，先生，先生，你还好吗？发生了什么？我在第二层接到对讲机呼叫有人手动停止了电梯，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这样做。”

我抓住这个人的手臂。“请你尽快叫警察好吗？”我说。在说每个字的间隙，我都拼命地喘气。这个人掏出对讲机，我能听到从线路那头传来的尖厉的声音。我继续跑。5楼、4楼、3楼、2楼、1楼……我推开大堂厚重的金属门。两名巡警已经把车停在了外面。旋转门入口那儿已经有围观的人开始聚集了。

“你是困在电梯里的那个人吗？”多伦多警员用他胖胖的食指和中指指着我问道。

“这么说不准确。”我咕哝着，摇着头，真的难以置信，“我正要进电梯，那部电梯少了最基本的组件：踏板。”

这个警员轻声叫了一下。他的同伴向这边看过来。那是个很结实的家伙，长得棱角分明，胡子修得很整齐，手腕上全是毛。

“你知道，年轻人，你还活着真幸运。”这个警员站在那儿，膝盖微微外张，鞋尖朝外，“这种情况下，活下来的通常只有盲人。他们如果没有检查过，看踏板是不是在那儿，永远都不会进电梯。而我们大多数人都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黑手党要干掉什么人的话，最喜欢用这招。”

1996年6月1日，我就快30岁了。就死而言，这个年纪太年轻了。

操他们的！我想，这远不算完。我们仍然能够赢。

我向这个警员提供了相关细节，他不时怀疑地看着我，眼睛盯着我脸的下半部，好像他在读唇语似的。

有个警卫又问了我一次我是否没事。他顶着溜光的“秃瓢儿”，只有周围的头发稍微修剪了一下。几个人行道上的行人回忆说，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壮实男子，大约在警察抵达之前5分钟，从这座大厦里走了出去。

又有一辆警用面包车和两名摩托车骑警过来。是的，是的，演出开始了。围观的人群开始占据了舞台的中心。

错误的人记得正确的事，反过来也是如此。一个胖女人，因为正在“减肥”，所以拒绝吃巧克力糖。她说她看见一个人，或者也许是个什么东西，走着，或者说踉跄着……有个在街边演奏小提琴的人记起有两个男人抬着一个中等大小的钢琴从大厦里出来……有个带着卷毛狗的年轻女士……

不过，无论这些人可能看见或者没看见与这起罪案有关的事，他们现在都希望能以某种方式参与进来。是的，是的，他们—— 一大群有着良好愿望的人、旁观者、麻木的人、装深沉的人参与进来了。

把笔放一边儿去。演出结束了。先生，下台了，戴上你的墨镜！警官，别再往你的便笺簿上乱涂了！女士们，先生们，我是否能请你们所有人，把你们的个人物品都装回你们想象的匣子里，离开这里？演出，结束了！

一个流浪汉把一支抽了一半的雪茄塞进嘴里。一个留着长鬓角的瘦子衣冠楚楚地从旁边经过，假装没注意这里，甚至连头都没转过来。两个卖热狗的小贩黑着脸，推着他们的肉肠越过有轨电车的轨道，往街这边走。一个巡警摇着头，冲他们吹哨，要他们走开。

我走了，朝着另外的方向，和来时走的路一样。在安达卢西亚，6月1日已经是夏天了，但是这里还要有两个月才到夏季。

边上走过一对男女，拉着手。那男的显然是个俄罗斯人，剃了个“刺猬”头，正在抱怨一个叫万尼亚的人的饮食习惯。他让我想起我出生的地方，以及最开始把我推到所有这一切里来的人。

第二章 高地人，1992

我卷进这个叫彼德伯格俱乐部的秘密群落，始于1992年秋天。10月的某天，我接到住在巴黎的一个俄裔移民的电话。他之前从纽约发行的俄文日报上读到了我的家庭的境况。那篇报道的内容是关于我们一家被迫背井离乡十周年的。他希望能够和我见个面，商讨“绝对非常重要的事”。几周后，我们在多伦多杨街著名的西班牙餐厅塞哥维亚见了面。

当我作出那个宿命般的决定——去见这个人（我不能公开他的身份，而只称他为“弗拉基米尔”）——我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红色是“跑”，绿色是“射击”，黄色、橘色，以及其他颜色都不存在。这是一个完全反直觉的世界，除了精挑细选的一小部分人（这些人与这个间谍或是反间谍的世界有着某种接触或联系）之外，所有人都不熟悉这个世界。大多数人每日的生活劳作是接触不到这个与我们的天地并行的世界的。但是，相信我，它在的，就在那儿：一个充满了虚伪、谎言、两面派、含沙射影、讹诈和贿赂的粪坑。那是一个荒诞不经的世界，到处是双面或是三面间谍，不断变动的忠诚、疯狂的职业杀手、被洗脑的肮脏的行动特工、雇佣军。这些人最主要的收入源自政府运作的最肮脏、最卑鄙的破坏性行动——都是那种永远不能见光的事。

这些人毕生都在刀尖上跳舞，最轻微的危险也会让他们遁迹无形。因为大多数人愿意相信这些只可能存在于詹姆斯·邦德电影里，所以请记住我的话：大多数我们每日里所看见到的、听到的、读到的，都由这个与我们并行的世界所决定。如果你想在这些人的世界里幸存下来，就必须按照他们的标准行事，永远不要以他们的行为评判他们，也不要相信他们准备告诉你的大多数事情。我曾经见过一流的专业记者被吓昏了头，无法评估他们才刚见证的事实。

我先到塞哥维亚，叫了杯喝的，坐到了靠墙的角落里，等着。10分钟后，弗拉基米尔出现了——瘦高个儿，穿着讲究，长着一双灵动的眼睛。他走到我身边，两只灵巧的手指搭在我的肩膀上，向侍应生示意。

“威士忌。”他说话时几乎听不出俄罗斯口音，这表明他已经在国外生活了很久。他在我面前坐下，然后用钢笔尖把他浆洗过的白衬衣上一根橘色的线挑掉。我立刻意识到，这个人绝不是普通的俄罗斯移民。

“听着。”他向桌边靠了靠，说道，“你对这里的老板了解多少？”

“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回答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安排我们在这里见面的原因。”

他脸红了，连忙点头，如释重负般地看着我。餐厅另外一头，一个胸口插着喷了香奈儿香水手帕的胖胖的生意人，正试图勾引一位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士。

弗拉基米尔取出一只有点磨损的黑色皮质手提箱，看起来挺沉，然后小心地放在腿上。“咔哒”两声之后，锁开了。他伸出拇指，小心地把箱子打开。箱子里面满是文件，全都整齐地装在各种颜色的文件夹里。

接下来的两小时里，弗拉基米尔带我“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并永远地粉碎了我原本宁静的世界。我所看到的文件消除了我对自己听到和看到的事情的所有基于真实性的疑虑。他率直、诚实，愿意回答我对他提出的任何问题，这让我对他很有好感。所有的一切都摆在那儿：一个三边委员会精心策划了菲律宾总统斐迪南·马科斯的下台；讨论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备忘录；1980年12月5日，罗马俱乐部一个关于未来学研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也是一个研讨全球问题的智囊组织。成立于1968年6月，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编者注在华盛顿特区开会，赞同并接受他们的“2000年全球报告”—— 一份全球杀戮蓝皮书；克格勃的“基辛格档案”；等等。

不过，在我完全认可弗拉基米尔的证据之前，我需要确信，这个人不是一个“蜜罐”—— 一个有真实资料在手的情报员，被控制他的人放出来，目的是吸引人参加一场非常危险的自由竞赛。这个游戏我是新手，对我来说，黑色还是黑色，红色是停，绿色是走，黄色意味着要小心。我花了很长时间来习惯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人，把他们自己的“家法”强加给竞赛。而且，为了活下来，你必须听他们的。

几年后，我终于知道弗拉基米尔为什么来找我。他是一个双料间谍，为克格勃和军情五处工作。也许是上述机构中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他很绝望，很担心自己的生命，所以当他看到那篇关于我的家庭的新闻报道，他发现也许有人能帮他：我的祖父是一位前克格勃反间谍军官。

弗拉基米尔原本希望，这个交易或许能帮他重回游戏。他曾试图摆脱他的控制人，现在他们在追踪他。他需要些东西来和那些希望他永远闭嘴的人交易。他觉得，我，或者说是我的祖父，能够给他牵线搭桥。因为我在多伦多认识很多媒体的人，能够说动他们刊载他的故事，而我的祖父在军情五处仍然有足够的影响力。

一周后我又与弗拉基米尔取得了联系。我们的电话交流同样离奇和疯狂。我再一次发现自己身处那个并行的世界。在那里，什么都不确定，每个词组都用代码表达。在他向我狂轰滥炸的那些数字和日期中，我唯一努力记得的就是UP AR 340-18-5。这使我在情报机构的联系人能够据此追踪到高度机密的原始的“瞭望台行动”——这是美国政府在1974年至1984年期间，为了给反共活动提供经济支援而做的一桩秘密的贩毒勾当。这件事同样需要应付民众的监督。

“也许他正试图告诉我他正被监视。”我推测。我急切地期待着他再打电话来，但他再也没有那样做。

遗憾的是，弗拉基米尔消失了；而那个秘密群落的黑暗世界，以及政府的“帐外”行动却没有。弗拉基米尔向我描述的那个把我的世界弄得七零八落的彼德伯格俱乐部，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彼德伯格”成了“由一个世界政府统治”的同义词。而那个遥远的并行世界则进入了我的行动范围。

我变成了他们的一员，一个间谍，一个幽灵，一个鬼……在刀尖上跳舞，一看见危险就消失：一个影子舞者。在美国，他们叫我“高地人”。高地人（highlander），传说中具有不死能力的武士，源自Christopher Lambert领衔主演的《挑战者Highlanders》系列电影。——译者注

第三章  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建立

想象一下，有这样一个秘密俱乐部，在那里，总统、总理、国际银行家以及将军们摩肩接踵；优雅的王室成员女伴确保所有人都和睦共处；那里的人发动战争、操纵市场、控制欧洲；说着他们从来不敢公开说的话。这就是彼德伯格俱乐部，它是世界上所有组织中最为机密的一个。之所以没有人愿意打破这个组织所共谋的静默或者站出来揭露它的原因，在法国广播播音员斯瑞·塞贡札克的话里可以找到：“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太有权势了，他们无所不在，所以不会暴露。”

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的秘密激发了诸如罗伯特·鲁德鲁姆、盖伊尔·林德斯等小说家的想象力。他们书中秘密组织的原型就是基于彼德伯格俱乐部已公开的一些事实。这些小说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当世界范围内某个政体需要更迭 ——无论这是基于支持某个福利国家的需要，或是改变不稳定的资本流向——只有权力掮客们的某个世界组织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并把它列在了他们的会议日程上，它才会发生。

荷兰亲王本·哈德相信，如果负责任且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能够在他们公开的姿态背后实际控制世界事务，那么，严重的经济下滑，比如“大萧条”，是可以避免的。出于这个原因，1954年，他被授命组织那些“志趣相投”的代表们召开第一次会议。这些代表来自世界经济、政治、工业、军事领域的所有方面。1954年5月29日至5月31日，他们在荷兰乌斯特比克的彼德伯格酒店开会。会议结束时，与会者同意成立一个秘密团体。

大部分的报告称，最初的成员在酒店订立公约之后，把他们的联盟称作彼德伯格俱乐部。然而，作家吉欧格斯·C·海顿发现，这位德国出生的本·哈德亲王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曾是德国党卫军的一名军官，同时也是法本化学工业公司某附属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在海顿的著作《强奸宪法》、《自由之死》里，他声称，本·哈德亲王在公司管理中利用他的纳粹历史，鼓励“超级秘密决策集团”成员称他们自己为彼德伯格俱乐部，以纪念法本公司高层倡议组建的海因里希·希姆莱【海因里希·希姆莱（1900—1945），二战德国纳粹盖世太保总管，曾妄想取代希特勒，被希特勒下令逮捕。希姆莱逃窜过程中被盟军俘获，服毒自杀。——编者注】的“朋友圈”——这个朋友圈由一些创造财富的精英所组成，从希特勒早期受欢迎开始，一直到纳粹德国失败而解散。他们为希姆莱在国家社会主义计划中所给予的保护而回报其大笔的酬劳。战后，当本·哈德亲王成为荷兰皇家壳牌公司（荷英企业集团）首脑后，荷兰皇室小心地将亲王的这段背景隐瞒起来。今天，这家富有的欧洲石油公司也是彼德伯格俱乐部圈内成员之一。

    在1954年的第一次会议上，制定了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的目标和任务。据一个观察家称，他们的口吻是一贯的：“彼德伯格所有会议的目的都是为了在欧洲和美国之间产生‘精英意志’，就联合统治整个世界在政治、经济和战略上达成一致。北约组织是他们采取行动进行颠覆的主要基础，因为该组织可以为他们的‘永久战争’计划提供舞台，或者至少让他们可以使用‘核讹诈’政策。”

当我们一层层揭开这个秘密，把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的真实目的（碰巧这些对于当时的法国总统查尔斯·戴高乐将军来说，实在是再明白不过了）大白于天下之时，我会详细讲述这一切的。

政治研究员罗杰·曼尼威在他1967年10月的时事通讯——《法国外交政策》里，分析了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和戴高乐的关系。他的研究报告观点从一开始就令人震惊：“所有法国与彼德伯格俱乐部有关的人，比如乔治·彭皮杜、安东那·比内，以及盖伊·莫勒这些打压派，都是查尔斯·戴高乐核政策的强烈反对者。”彭皮杜是总理，比内和莫勒都是法国政府的部长。

彼德伯格俱乐部为什么如此呢？因为集团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以核威慑为攻城槌，对付那些不服从的国家，把欧洲自由国家的主权交给由彼德伯格俱乐部控制的英美世界政府。为了控制欧洲，即使法国的核力量是遏制苏联核威慑的关键力量，消除法国的核威胁仍然是必须的。戴高乐的传记作家让·拉古居尔写道：“戴高乐必须在欧洲建立起无可争议的实力地位，来对付英国以新世界帝国主义秩序为目的的自由贸易政策。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必须成为世界三极中的一极，而不只是欧洲大教堂里的一根柱子的原因”。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从1954年以来的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日程，尤其引人注目的就是，将所有分歧都统一于美国和欧洲那些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举例来说，1955年彼德伯格会议总报告的第7页赫然写道：“消除西欧各国与美国的误解以及可能的猜疑，以面对一切困扰世界的危险。”

1954年以来，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代表了所有西方国家的精英和财富——金融家、企业家、银行家、政治家、跨国公司商业领袖、总统、总理、财政部长、国务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世界传媒集团的总裁、军队的首脑。

2005年9月，为了消弭对彼德伯格俱乐部一桩阴谋的指责，集团73岁的主席艾蒂纳·达维格农子爵史无前例地会晤了BBC的比尔·海顿。会见中，他表达了集团秘密会议的初始目的：“我只是想，那些有影响的人喜欢与同样有影响的人在一个他们可以自由交流的论坛交流。在这里，他们可以审视各自的观点，没有批评家和公众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争论。”达维格农否认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想要建立全球统治阶层，“因为我不相信有这样一个全球统治阶层的存在”。相反，他声称，“商业影响社会，政治影响社会——这都很平常。并不是商业要和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们竞争世界的领导权”。

战争通常因为拓展疆域而起，但是在现在这个全球性的时代，商业和政治共同决定着国家存亡，这其中，经济居于主导地位。不管彼德伯格俱乐部主席说什么，有一点毫无疑问——该集团用经济控制着世界贸易。实际情况是：公众对他们每年举行的会议并不知情。他们秘密聚会，讨论全球战略，在广泛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这种保密令人怀疑。而我的目的，就是揭开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的秘密，昭示这个秘密的世界领导人和连锁机构的俱乐部，是如何试图通过他们所操纵的、由美国为管理者的“国际法”，使所有自由国家屈从于他们的游戏规则的。

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经营”着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因此可以决定贴现率、货币供应水平、利率、黄金价格，以及哪些国家能够得到贷款。通过控制商业链条上的货币和流动，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为他们自己赚取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是“钱”和对权力的贪欲驱使着他们。

自艾森豪威尔之后，历任美国总统都是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他们并不全都亲自参加会议，但都会派出各自的代表。和大多数英国政府的主要成员一样，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是又一个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甚至一贯高姿态的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也是该集团的成员。之前，被集团邀请的人还有，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希拉里和比尔·克林顿、约翰·克里、美林达和比尔·盖茨、理查德·珀尔等。

彼德伯格的成员还包括那些控制着你的视野和阅读的人——比如传媒界的戴维·洛克菲勒、臭名昭著的康拉德·布莱克（他之前拥有从《耶路撒冷邮报》到加拿大最新的《国家邮报》等超过440家媒体出版机构）、埃德加·布隆夫曼、鲁珀特·默多克，以及维亚康姆集团（国际传媒集团，涉及几乎所有传媒主要产业领域）首席执行官萨默尔·雷德斯通。是他们保护着这个秘密集团的秘密，而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彼德伯格”这个名字对你来说很新鲜的原因。

不论你看哪里——政府、大商业机构，任何其他谋求形式权力的机构——他们实行控制的关键就是保密。所有会议，诸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会议、G8会议、世贸组织会议、世界经济论坛、各国央行会议、欧盟部长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欧盟峰会、政府内阁会议，以及数不清的智囊团会议等等，都是在紧闭的大门之后举行的。这样做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想让你和我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那条为了掩盖事实的著名借口——“这不符合公众的利益”—— 真实的意义是，如果公众获悉他们在讨论什么，决定什么，这就不符合那些权力机构的利益。

除了这些通常的不情愿举行公开会议的理由之外，保密原则还出于论坛和会议自身考虑。比如，总的来说，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会议举行的地点，更不用说他们在会议上计划什么、讨论什么了。每年1、2月间在丹佛举行世界经济论坛，四五月间举行彼德伯格会议和G8会议，九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和世界银行会议。出现了某种国际共识，这个共识为一个又一个会议所沿用。但这并不是哪个会议发起的。（不过）这个共识成了G8会议经济公告的基础背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阿根廷会议内容调整后，这一共识即被同时通知与会者；这也是美国总统向国会提案时的共识。

根据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1989年会议文件草案，首次会议“产生于大西洋两岸诸多领导人，对西欧和北美没有像他们本该做的那样，在关键的重要事务上紧密合作而表示的关注。彼德伯格认为，定期的、没有记录的讨论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战后的困难时期，以及影响西方国家的复杂力量和主要趋势”。

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两个家族中的主要成员，罗斯柴尔德勋爵和劳伦斯·洛克菲勒，为了使欧洲区域化的秘密目的，亲自挑选了100位世界精英。根据目前已卸任的菲亚特公司领袖乔瓦尼·阿涅利所说的那样，“整合欧洲是我们的目标，在政治家们失败的地方，我们企业家希望获取成功”。

伦敦《观察家》报的威尔·赫顿参加了1997年的彼德伯格会议，他说：“这里不制定政策，全是讨论，有些只是普通的陈词滥调，但会议就制定世界政策的基础背景形成了共识。”

据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创始人、荷兰亲王本·哈德授权的传记记载（该传记的作者是阿尔登·哈奇），每一个彼德伯格会议的与会者都被“神奇地免除了公务”，来参加会议。他们成为“在会议期间各自国家的普通公民”。本·哈德亲王逝世于 2004年，他是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的父亲，也是英国菲利普亲王的密友。“当这些构成整个西方世界的代表从彼德伯格会议离开时，”亲王说，“他们带着集团的共识。具有无上权力的彼德伯格俱乐部，试图通过成员的讨论解决分歧，以达成一致，并因而当然地对出席会议的成员拥有重要的影响。”

事实上，从彼德伯格会议闭幕时起，所有那些在每年彼德伯格会议上讨论达成的各个领域里的共识，就被这些在政治和商业上强力的利益相关者通过主流媒体不遗余力地宣扬开来；与此同时，这些共识也成为驾驭那些显然是不同派别的国际力量的共同政策。一切似乎看来都“仿佛出于偶然”。

会议概要

尽管有很多公司曾经尝试过，但没人能买到会议入场券。彼德伯格俱乐部指导委员会决定被邀请人——伦敦《卫报》的称呼很恰当：“彼德伯格人”。这些人的资格在秘密会议的50年时间里，一直都没有改变。从本质来说，他们在寻找热衷于统一世界秩序的人，一个费边式社会主义者——费边主义者坚信他们所说的“对社会一切活动的民主控制”。核心的字眼是控制。通过世界政府来实现最佳的、对个体的控制。

根据我在该指导委员会内部的消息人士称：“被邀请者必须独自前来；不能带妻子、女朋友、丈夫或是男朋友。个人助理【即全副武装的保镖，通常都是前中央情报局和军情六处（MI6）的人。——译者注】不能出席会议，吃饭也必须在不同的厅。即使是戴维·洛克菲勒的私人助理都不能和他一起吃午饭。与会者绝对禁止接受记者采访。”

为了保证会议的隐秘氛围，彼德伯格人在会议期间（通常3到4天）租用一家酒店，整座建筑里的所有其他客人都会被中央情报局和当地的秘密机构清走，以确保会议代表完完全全的隐秘和安全。会议酒店的所有图纸都被列为机密，工作人员也将被彻底甄别——质询他们的忠诚度、核实他们的背景、调查他们的政治倾向。所有可疑人员在会议期间都被排除调开。

1998年会议期间，“每辆配送的车辆都被带着警犬，身着黑色作战服的警察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彻查，然后被护送去往酒店的入口。全副武装的军警在周围的树林里出没，入口处的守卫都是方下颌，戴着秘密工作使用的耳机。任何无力控制这个星球的人【指非彼德伯格会议代表。——译者注】接近酒店都被拦了回去。”

东道主国家的政府负责所有与会者及其随从的安全。为了保护这些权势精英的融洽和秘密，他们不惜动用军队、情报机构、国家及地方警力以及所有其他的私人警卫。与会者不用遵从东道国的现有法律法规，比如必须通关检验、携带适当的身份证明（比如护照）。这些对彼德伯格人都不作要求。他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任何不在“准予进入人员名单”上的人都禁止接近酒店。这些精英们通常带着自己的厨师、侍应、秘书、接线员、勤杂工、保洁人员以及安全人员。

比如，2004年的会议就是在斯特雷萨的波罗米斯大酒店举行。酒店有 “174个忠实再现了‘美好时代’时期【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国，法国巴黎当时歌舞升平，盛况空前。——译者注】风格的房间；神圣罗马帝国时代或者 Maggiolini风格的建筑结构，加上花团锦簇的窗帘，温暖斑斓的色彩，Murano【意大利威尼斯附近的一个小岛，以生产玻璃制品著称。——编者注】的吊灯，更为这种风格增色。大多数朝向湖水的房间都有独立的阳台，所有的浴室都有一个旋涡式泳池，地上铺着意大利大理石。套间里富丽堂皇——令人引以为傲的精致艺术品，嵌饰的房顶、雕塑、巨大的旋涡式浴室。皇室套间里除此之外还有独立的淋浴”。

代表们的住宿费用都由彼德伯格俱乐部支付，每个房间通常为1200欧元。米芝莲三星主厨准备饭食。事实上，选择酒店的其中一个标准就是该酒店是否有最著名的厨师。另外一个标准是该城市的规模（通常是一个小镇，远离大都市的聚光灯和好奇的民众）。小镇还有额外的优势——那些私人助理可以带着枪，全面监控每一个人而不会被人质疑。电话、房间服务以及洗衣费用由与会者自己支付。

2003年，凡尔赛特里亚农宫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三天里，戴维·洛克菲勒电话费达到14000欧元。根据同样是一位彼德伯格人的消息人士所说，四天“全球主义者的节日”账单高达1000万欧元并不夸张。这比保护美国总统或是做国际访问的教皇的花费要多得多。当然，没有什么总统或是教皇比彼德伯格俱乐部更重要。

会议通常有四次——两次在早上，两次在下午。周六除外，那天只有早上开会。周六中午到下午3点，彼德伯格人在他们的私人助理陪伴下打高尔夫、游泳、乘事先预备好的游艇或是直升机游览。

会场座席按字母表顺序循环排列。第一年翁贝托·阿格涅利（现已卸任的菲亚特主席）坐第一排，第二年德国邮政世界网络公司及德国电信的主席克劳斯·祖文克尔就可能坐他的位置。

每个国家派一个代表团，通常有三个人：一名企业家或商业领袖、一名高层部长或议员、一名居于主导地位的报刊主编或公共知识分子。美国由于它的经济规模而拥有最多的与会者。小一点的国家，比如希腊和丹麦，只有两个席位。会议通常最多有130名代表，其中，三分之二的与会者来自欧洲，剩余的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全球主义者属于实力略逊的姐妹组织——三边委员会。）

三分之一的代表来自政府和其他政治机构，剩下的三分之二来自企业、金融、教育、人力资源及通信行业。大多数的代表都英语流利，同时还会说法语。

彼德伯格规则的演进

从一开始，彼德伯格俱乐部就由一个小型核心领导。这个核心从1954年以来一直由“智者”组成的委员会任命。该委员会由欧洲人担任主席，欧洲和美国各出一名秘书长，还有一人负责财务。根据彼德伯格非官方的媒体报道，每年的邀请只发给那些“重要的、令人尊敬的人。藉由这些人的智慧、个人交往以及在国内外事务中的影响，能够扩大彼德伯格俱乐部的目标和资源”。

彼德伯格会议所遵循的章程是1919年在凡尔赛巴黎和平会议之后，由位于查塔姆大厦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IIA）制订的。“查塔姆大厦”通常都是指查塔姆研究院本身，而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是英国君主政体外事政策的执行机构。根据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规定：“按照查塔姆研究院的章程所举办的会议或其中部分会议，与会者可以自由使用所得到的信息，但发言者以及其他与会者的身份及属地不得公开；也不得提及该信息来源于本研究院的某次会议。”

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创始人们以查塔姆研究院的规定为基础，是因为这样可以让人们以个人身份表达观点。这些观点可以不代表他所在的组织，从而鼓励自由讨论。“如果不用担心因公开引用他们的话而影响他们的名誉或引发牵连，人们通常会觉得更放松。”

2002 年，应用该规则得到了批准，而且措辞更为严格：“查塔姆研究院的会议可以‘记录’，或是遵循查塔姆研究院的规定。在后一种情况下，同意某会议或是其部分会议内容应该严格保密并遵从查塔姆研究院的规则，以助于发言者自由讨论。查塔姆研究院的规定确保‘大墙’之内发言的匿名性，以达成更好的国际关系。如有违犯，查塔姆研究院将予以惩戒。”

彼德伯格俱乐部将这一着重强调的规定铭记于心。尽管与会者宣誓他们以私人身份而不是其各自的官方政府代表，参加集团的年度会议，这种确认仍然不尽可信——尤其是如果你将查塔姆研究院的规定与美国的洛根法案进行比较的话（更是如此）。后者认为，选举产生的官员秘密会见有影响的商业高层以讨论或是设计公共政策，绝对是非法的。

洛根法案意图禁止未经授权的美国公民干涉美国与其他国家政府间关系。不过在该法案将近两百年的历史中，看来还没有基于违反该法案的起诉。但是，有很多司法程序参考过该法案，所以，以该法案作为政治武器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

这并不是说，私人身份的公民如果访问或干涉外国，能够逃脱所有干系。他们不能非法出口或者出卖武器，当然，除非他们属于中央情报局。如果是这样，他们不仅能够从非法的武器和毒品买卖中获利，还能干涉独立国家的秘密事务。

那些蔑视洛根法案，参加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人有：艾伦·杜勒斯（来自中央情报局）、威廉·富布赖特参议员（来自阿肯色州，罗德学者）；迪安·艾奇逊（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纳尔逊·洛克菲勒；杰拉德·福特（前总统）；亨利·J?海因茨二世（亨氏食品主席）；托马斯·L?休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肯尼迪总统的国防部长，前世界银行主席）；威廉·P?邦迪（前福特基金会主席，《外交事务周刊》外交关系委员会社论撰稿人）；约翰·J?麦克劳伊（前大通曼哈顿银行总裁）；乔治·F?凯南（前美国驻苏联大使）；保罗·H?尼采（施罗德银行代表）；罗伯特·O?安德森（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主席，阿斯本人文研究院院长）；约翰·D?洛克菲勒四世（前西弗吉尼亚州州长，美国参议员）；赛勒斯·万斯（卡特总统的国务卿）；尤金·布莱克（前世界银行主席）；约瑟夫·约翰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亨利·福特三世（福特汽车公司掌门人）；安德鲁·J?古德帕斯特将军（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后来的西点军校校长）；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三边委员会的创始人）；亚历山大·黑格将军（曾经的北约司令官，亨利·基辛格的前助理，后担任里根总统的国务卿）；以及詹姆斯·洛克菲勒（美国花旗银行主席）。

彼德伯格的会议通常很坦率，但并不总是能够达成共识。在过去的几年里，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几乎都忘记了伊拉克。2003年，那时的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公开告诉亨利·基辛格：“如果美国人事先告诉他们伊拉克的真相”——入侵的真正原因是控制石油和天然气——也许他们，这些法国人，“就不会在联合国就该问题的决议投赞成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并不愚蠢，亨利。”根据这次会议中的我的消息人士称，基辛格沉着脸掉转身，走开了。

英国民族主义是彼德伯格的另一个关注点。1998年，在苏格兰特贝里会议上，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因为没有使英国进入欧洲共同货币区而被像顽童一般训斥。根据研究记者吉姆·塔克的消息，“布莱尔向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保证，英国会加入（共同货币），但由于英国的‘民族主义浪潮’，他首先必须解决‘政治问题’”。

《焦点报》（一份专注于不确切事件的报纸）1998年5月29日文章报道，一名德国人对布莱尔说，“你是穿裤子的玛吉·撒切尔 ”。这是未经雕琢的暗示——铁娘子撒切尔被她自己的、听命于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保守党所抛弃，在那些同样的问题上，其国家元首的位置由杂技演员约翰·梅杰所接任。

约翰·威廉姆斯在他的著作《大西洋主义：欧洲安全的阿基里斯之踵——自我认同与群体意志》中写道，一些西方精英出席彼德伯格会议“以完善并强化他们的虚拟共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对银行家和商业大亨好的，对所有其他人都好。所以，为了让人类过得更好，全球化（这种幻象）不可避免”。

彼德伯格俱乐部创始人之一、奥托·乌尔夫公司主席及首席执行官奥托·冯·阿麦隆根，非常罕见地描述过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讨论的构成——每次会议是如何确定会议议题（所选问题都有简短的介绍）并随后讨论的。有趣的是，冯·阿麦隆根被当做恢复德国和苏联集团经济关系的纽带。他是波恩驻苏的非正式大使，但他的过去却与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窃取犹太人财富的恶行牵扯不清。

参与导演了2001年奥托家族公司电视纪录片的沃纳·鲁吉姆声称，冯·阿麦隆根是纳粹在葡萄牙的间谍，参与过出卖希特勒从所征服的欧洲国家央行劫掠而来的黄金，以及从犹太人那里窃取的股票。鲁吉姆还声称，冯·阿麦隆根从葡萄牙向德国出口钨（一种用来强化步枪和大炮等武器用钢的重要金属）。整个战争期间，葡萄牙是唯一一个与德国进行钨矿贸易的国家。

另外两名 2003年彼德伯格会议的英国代表——他们不希望公开身份，解释说，会议的每个专题小组都由1名主持人以及2到3名成员组成。一共有6个“小组”，每组3 人，控制讨论。每组讨论时间将近两小时。大约十分钟的介绍性发言之后，讨论参与者自我决定何时加入讨论，或者举起1、3或者5根手指示意要求发言1、3或者5分钟。发言1分钟的人先说，然后是3分钟和5分钟的。之后是5分钟、3分钟或是2分钟的问题讨论。尽管代表们被要求事先就讨论作一定准备，但没有介绍情况的文件，也没有记录。1月份发布最初的与会者提名名单，3月份确定最终的名单。

为了防止渗透，彼德伯格执行委员会提前4个月确定会议的日期，但酒店的名字直到会议开始前一周才宣布。会议开始时，主席重申彼德伯格的程序规则，然后开始议程的第一项内容。彼德伯格会议所有分发给成员的资料都是：“个人的，绝对保密的，不能公开的。”

第四章 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

将每年都参与会议的活跃会员和其他偶尔被邀请的成员区别开来是非常重要的。大约有80名成员多年来经常参加会议。被邀请来就其影响领域或专业学术知识做报告的边缘人士，对彼德伯格俱乐部背后的正式构架完全一无所知，而且也完全忽略集团更大的、全球性的目标。有些人被邀请来是因为彼德伯格人认为，那些人也许在他们的全球主义计划里可能成为有用的工具，并在随后帮助其被选举到非常有权势的位置。没有留下任何印象的一次性被邀请者，自然被扔到一边了。

最戏剧性的“有益补充”的例子，就是籍籍无名的阿肯色州州长比尔· 克林顿。他1991年第一次参加在巴登-巴登举行的彼德伯格会议。在那里，戴维·洛克菲勒告诉克林顿，为什么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是彼德伯格俱乐部要优先解决的问题，集团需要他就此问题提供支持。第二年，克林顿被选为美国总统，然后——猜猜怎么了？——他成为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强力拥护者。

下面的清单着眼于一系列的巧合—— 一些重要领导人出席彼德伯格会议的日期以及随后他们事业变化的时间：

比尔·克林顿：1991年出席彼德伯格会议；1992年获得了民主党提名，并被选举为美国总统。

托尼·布莱尔：1993年出席彼德伯格会议；1994年7月成为党魁，并于1997年被选举为首相。

乔治·罗伯逊：1998年出席彼德伯格会议；1999年8月被任命为北约秘书长。

罗马诺·普罗迪：1999年出席彼德伯格会议；1999年9月宣誓就职欧盟主席，一直到2005年；2006年，被选为意大利总理。

弗朗索瓦·密特朗测试

1980年12月10日，彼德伯格“300人委员会”命令，正式起用在法国建国伊始就被弃置的社会主义者弗朗索瓦·密特朗为法国下届总统。根据约翰·科尔曼的著作《阴谋家集团——300人委员会》对这些事件的叙述，“密特朗正被起用，洗去沉疴，重返权力”。

密特朗重返权力的讲话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的不支持：“产业资本的发展是反自由的。我们必须终止它。20世纪和21世纪的经济体制将用机器对人类进行压榨，首先表现于核能领域，并已经产生出可怕的结果。”

科尔曼的声音也振聋发聩：“密特朗回归爱丽舍宫证明‘300人委员会’强大到足以未卜先知，并运用它的力量或是任何其他的手段，摧毁任何反对力量，使其实际发生。正如密特朗事件那样。在此之前的短暂日子里，他已经被巴黎的具有洞察力的政治力量集团完全唾弃。”

这个和大部分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一起抵制密特朗的，“具有洞察力的政治力量集团”，就是由让-玛丽·勒庞领导的、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在法国政治活动中，远在雅克·希拉克总统的苛刻政策之前，国民阵线就一直鼓吹严格的移民控制，并在2005年11月引发法国失业青年的大骚动。

塑造土耳其的未来

两名土耳其与会者——土耳其央行行长盖兹·艾舍尔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埃姆·雷萨伊——从1996年彼德伯格王城镇会议归来后四天，土耳其政府倒台了。

事出突然，土耳其总理梅苏特·伊尔马兹突然宣布辞职。他的退隐有效地瓦解了由保守党前总理坦苏·奇莱尔领导的真道党与中立的祖国党所组成的联合政府。伊尔马兹的退隐为亲###的繁荣党领导人内吉梅丁·厄尔巴坎重组下届土耳其政府扫清了障碍。这次政府更迭让彼德伯格俱乐部有了一次黄金机遇，向基督教欧洲的软肋施加###教影响，制造种族紧张，从而使该地区保持动荡。

葡萄牙行动

据消息灵通人士称，2004年意大利斯特雷萨彼德伯格会议提升了大批的葡萄牙成员。那次会议之后，葡萄牙政府领导发生了重大变化。

鲜为人知的里斯本市市长佩德罗·M?洛佩斯·桑塔纳，忽然被共和国总统任命为总理。

前总理约瑟·M?杜朗·巴罗佐被任命为欧盟委员会主席。

议员约瑟·苏格拉底，在爱德华多·费罗·罗德里格斯2003年5月25日辞职后被选为社会党党魁。爱德华多·费罗·罗德里格斯1999年至2000年间，因警方调查十五起案件而卷入一场社会及政治危机。据称，他涉嫌在国营收养院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犯（这位与该调查行动关系紧密的消息人士向我确认，危机是由幕后的彼德伯格成员导演的）。苏格拉底2005年成为葡萄牙总理。

彼德伯格人的副总统候选人

2004年6月，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的前竞争对手，约翰·爱德华兹首次参加彼德伯格会议，他看待美国政治的视角给成员们留下深刻印象。之后，被成员们直接选为克里的竞选伙伴。有很多提供消息的人士——我不能公开他们的姓名——都各自证实，会议第二天，在听了约翰·爱德华兹讲述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观点之后，亨利·基辛格致电约翰·克里，内容如下：“约翰，我是亨利。我们找到了你的副总统。”

《纽约时代》周刊2004年7月8日的一篇文章，也暗示了这个权力集团的介入：

是彼德伯格人选的爱德华兹？

今年6月初，大约有120人在意大利斯特雷萨召开的了独一无二的秘密会议——彼德伯格会议。有些人暗示，爱德华兹是由于得到了与会的亨利·基辛格、梅林达· 盖茨以及理查德·A?珀尔的欣赏，而助他赢得了克里的欢心。爱德华兹和共和党人拉尔夫·里德在关于美国政治的一次讨论中发言表现非常好，以至于与会者打破彼德伯格戒律，在会议结束前就鼓起掌来。事前，爱德华兹先生曾去过布鲁塞尔会见北约官员，宣传他的外交方略。

实力伙伴

为了弄明白是谁控制着北约的领导权，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行动或是今天的世界各国军队，你只需要看看那些属于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北约秘书长就成了：约瑟夫·伦斯（1971—1984）（括号内时间为任职时间，下同。——编者注）、卡灵顿勋爵（1984—1988）、曼夫雷德·沃纳（1988—1994）、威利·克莱斯（1994—1995）、贾维尔·索拉纳（1995—1999）、罗伯特森勋爵（1999—2004）、夏侯·雅伯将军（2004— ）。有如此的军事联系，有部队在自己的掌控之下，在诸如波斯湾、伊拉克、塞尔维亚、波斯尼亚、科索沃、叙利亚、北朝鲜、阿富汗等地区实施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政策变得是多么容易。

有件事情很有趣，1956年8月，约瑟夫·雷廷格尔在彼德伯格报告第十一页上写道：“集团可能是各种倡议的制造厂，但我们决定，集团不将任何新概念和倡议付诸实施，而是将它们交由某些人或组织去进一步发展。”

事实上，在1954年会议最后一天的开幕辞上，彼德伯格执行委员会就递交了一份提案（总报告的第8页）：如何使欧洲防务委员会并入北约，以使之成为一个“决策的核心机构，能够采取政治、经济及军事行动”。因此，会议决定，彼德伯格人要通过北约控制欧洲事务。

前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以及以色列将军彼得·萨瑟兰（前欧盟委员会委员、高盛及英国石油公司主席）是彼德伯格的活跃会员。2000年，拉姆斯菲尔德和萨瑟兰在瑞士能源公司和阿西布朗勃法瑞公司（ABB）董事会任职，赚了一些钱。由于阿西布朗勃法瑞公司（ABB）向朝鲜出售了两座轻水核反应堆，而使得他们的秘密联盟公之于众。不用说，正在公开宣传其“安全第一”政策的英国石油公司就更不会讲这些了。

过去30年里的每一任英国首相，都觉得必须参加彼德伯格会议。事实上，有些人说，彼德伯格俱乐部是军情六处在皇室国际事务研究院指导下的一个真正的创举。“英国情报机构的这个计划，是为了让约瑟夫·雷廷格尔（后来的欧洲行动组织主要创始人之一）能够在欧洲各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背后，把彼德伯格俱乐部组织成真正的权力掮客。”

按照另外一个观察家的说法，“雷廷格尔（耶稣会会士）从美国国务院得到秘密资助，并且一直通过中央情报局国际组织处的头儿托马斯·布雷登，获得大量援助。”

约翰·科尔曼在《阴谋集团》中写道，这个主意得自阿拉斯泰尔·布昌（皇室国际事务研究院的董事会成员、圆桌会议成员、特威兹穆尔勋爵的儿子）和邓肯·桑迪斯（卓越的政治家、已故的温斯顿·丘吉尔的女婿）。后者是雷廷格尔的朋友，也是一名耶稣会牧师，还是33等级共济会会员。

英国《观察家报》 1963年4月7日作了如下报道：“那些人（彼德伯格人）主张，未来是属于政治家的，他们彼此间流传着这样的话——严肃的国际事务问题太过复杂，因而不能交给那些外交家们。然而，他们讨论的‘保密程度’显示出，他们只是在追求一件事：有效控制世界人民。不过他们把自己精心掩饰起来，将政府职责交到了那些傀儡政客的手中。”

事实上，彼德伯格俱乐部也许是1902年成立的英国协作俱乐部（Britain Coefficients Club）的天然外延。彼德伯格俱乐部成立之前半个多世纪的1903年，阿尔弗莱德·米尔纳勋爵在圣阿尔敏斯酒店会议上就他对未来的看法发表讲话。在那个会议上，米尔纳强调了这样的观点：

我们必须实行精英统治——不是指特权，而是基于对世界的了解和必要的目的性——否则人类最终将会失败…… 这在民主政体来说是尤其困难的。如果整个人类能够拥有很高的教育水平和那些创造性的、我们所期盼的自由，那么实现更好、更有活力的社会类型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如果现在，那些拥有权力、闲暇和自由来应对富于想象力的诉求的人们，不能赢得集体的自我发展，那整个人类都无法做到。解决的办法并不在于直接的冲突。我们了解人类的行为方式，以及人类隐藏在假面背后的内心深处，所以我们能够击败民主政治。

在当今这个权力被分散的社会，我们需要在众多当权者、智者、企业家和有影响力的人中进行有建设性的、富于想象力的工作，以造就具有高度选择性的、自觉的、开放的、虔诚的精英文化。在我看来，这是人类事务所必须的下一个发展阶段。我认为人类的进步，不该是一群粗鄙的、为基本需求所左右的头脑的自发产物，而应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自然结果——它所针对的就是人类复杂的相互依存性、被解放的能量与求知欲、闲暇时的举止、为文学和艺术所再造的情感和动机。

回顾一下意大利企业家、已故的菲亚特主席乔万尼·阿涅利曾经说过的话，就能更通透地理解米尔纳勋爵的话：“统一欧洲是我们的目标，在政治家们失败的地方，我们企业家希望能够获得成功。”事实上，他们成功了。

如果军情六处需要一张皇室的面孔来给彼德伯格俱乐部公开的支持，以提升它的行动可能性，那么以和欧洲皇室以及众多顶尖企业家关系密切而闻名的荷兰亲王本·哈德，就是最理想的联系人，所以表面看来他被任命为彼德伯格俱乐部“外交”主席了，但实际上，集团的幕后控制人一直是雷廷格尔。在他1960年6月12日逝世前一直如此。

1957年，丹尼斯·希利开始成为彼德伯格会议领导人。身为英国人的希利是“欧洲行动”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该组织的目的是增进美国和欧洲政治家、商人、顶级官僚和军队领导人的相互理解与合作）。集团从一个设在纽约的、名为“统一欧洲之美国委员会”的组织得到资金支持。希利那时对此并不知情，只知道集团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前沿机构，其领导人包括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的战时领导人唐纳文将军，当时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以及无所不在的艾伦·杜勒斯。希利后来被任命为英国国防大臣和财政大臣，权力仅次于首相。

许多人认为，我是在把一系列著名的巧合联系起来，从中发现阴谋。也许吧。但巧合实在太多了。

第五章 彼德伯格俱乐部的目的

彼德伯格人在追寻后国家主义时代——没有国家，只有为世界价值所匡正的全球区域的时代。这就是说，全球只有一种经济，一个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人为精心挑选出的），一种宗教。为确保他们达成这些目标，彼德伯格人专注于“伟大的技术手段而很少在意代表大众”。

——威廉姆·夏农

彼德伯格俱乐部主要担心有组织的对抗。集团成员们不希望世界上的普通民众知道他们在为世界的未来计划着什么：主要来说，就是一个世界政府（世界公司），它拥有单一的全球市场，由一支“世界军队”守卫，由一个“世界银行”控制财政，使用单一全球货币。

彼德伯格人想要如何实现他们一个世界的愿景，内容都罗列在下面的“期望清单”里：

一个国际身份。他们试图通过向国际组织授权，以内部颠覆的方式，彻底摧毁所有国家身份，建立一整套世界价值标准。未来再不许有别的标准存在。

对民众的中央集权控制。通过对头脑的控制，他们计划引导全人类遵从他们的意愿。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著作《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科技时代的角色》中对该计划蓝图的描写令人不寒而栗。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简历令人印象深刻：1953年在哈佛获得了博士学位；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三边委员会创始人之一；卡特总统时期任国家安全顾问；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成员；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专责小组的联席主席。他还是亨利·基辛格的亲密伙伴，以出席过数次彼德伯格会议而闻名。他预计，在新的世界秩序下，没有中产阶级，只有统治者和仆役。

一个零增长的社会。在后工业化时代，需要以零增长来消灭大众财富残余。如果有财富，就会有进步。财富和进步使得执行压制不再可能，而如果你希望将社会划分成所有者和奴隶的话，你就必须压制。终结财富将终结核能电力及工业化生产（除了计算机和服务业之外）。加拿大和美国剩余的工业将转移至诸如###、秘鲁、厄瓜多尔、尼加拉瓜这样的贫困国家（这里的劳动力很便宜）。这样，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实现了。

一种永久的失衡状态。人为制造危机将使民众不断受到胁迫——肌体上、精神上、感情上——使得永久的失衡状态成为可能。民众将太过疲惫、虚弱而无力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困惑、消沉，以至于“面对众多选择，却总是漠然视之”。

对教育的中央集权控制。欧洲共同体、“美洲联盟”和未来的亚洲联盟，他们寻求对教育的更强力的总体控制的原因就是，允许倡导一个世界理念的全球主义者，将世界真实的过去彻底灭绝。他们的努力正孕育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今天的年轻人几乎完全无视历史的教训、个体的自由，以及自由的意义。以全球主义者的观点，这种安排将简化教纲。

对所有国内外政策的中央集权控制。美国确实影响了整个世界。现在，彼德伯格人看来要做些事来控制美国总统和他的政策了。加拿大为了保持它自己的主权，正按美国的需要前进。欧洲现在当然是受欧洲共同体的共识影响。

向联合国授权。他们计划利用现成的联合国，使之先从法律上成为世界的政府，并对“世界公民”直接征收联合国税，然后再从事实上做到这一点。

西方贸易集团。通过扩大北美自由贸易区至整个西半球（包括南美洲），最终形成与欧盟类似的“美洲联盟”。

扩张北约。就如同联合国现在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一样，由联合国在全球更多的动荡地区进行干涉，而北约则作为联合国的世界军队。

单一司法体系。国际法庭成为世界的唯一司法体系。

单一社会福利状态。彼德伯格人幻想一种单一的社会福利状态——顺从的奴隶得到补偿，不听话的就被消灭。

彼德伯格俱乐部有力量在世界任何国家施加影响，执行他们的政策。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触角有多长了——他们试图控制美国总统，加拿大总理，自由世界的所有主要新闻媒体机构，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金融家，以及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及其货币供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还有所有和联合国有关的渠道。拥有如此的联系网络，他们能摧毁任何事物——无论大小，只要是妨碍他们创造统一世界的新秩序。我将通过许多令人毛骨悚然、难以置信的例证来展示这一点。

例如，在《冒险与极端分子》（Picador出版社，2001）一书中，乔恩·龙森描述了在马岛战争中，英国政府是如何要求对阿根廷实行国际制裁，但被拒绝的。“在挪威辛迪夫佐特的彼德伯格会议上，英国石油公司的戴维·欧文站出来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赞同进行制裁。然后，这席话就让很多人改变了念头。我可以肯定，各国外交部长回到自己的国家，向他们的上司讲述了戴维·欧文的话。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制裁被实施了。”

可是，这个简单又美丽的国际各国合作的故事却极少有详尽的报道。

彼德伯格俱乐部试运行

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一个目标就是通过压制所有的科学发展，使世界去工业化。他们从美国入手，首要的目标就是以和平利用核能作为未来能源的低温核融合实验。“融合火炬（fusion torch）的发展将把彼德伯格的‘自然资源有限’的观念扔出窗外。一个被恰当使用的融合火炬能够从众多普通的物质中，发掘出无限的未被开发的自然资源，从而以某种方式造福人类。这种观念甚至远没有被公众所了解。”

为什么新世界秩序如此地痛恨核能？按照前英国军情六处秘密特工约翰·科尔曼的说法，产生大量便宜的电能的核电站是“使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落后的关键。有了核能产生的大量便宜的电能和充沛的供应，第三世界国家就能逐渐独立于使他们处于仆役地位的美国的对外援助，并开始主张他们的主权”。

对外援助越少，就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控制越少，也意味着它的人民有更多的自由和独立。让彼德伯格和他们的代理人们厌恶的，就是这种发展中国家掌握他们自己命运的观念。

这一点，在1955年彼德伯格会议总报告第13页上得到了确认：“在原子领域，科学发现不断超越……不能排除科学家们将新成果交到越来越多的人手中，并且很快‘原子弹就成为穷棒子的臂膀’。同样，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应用技术发展，让我们几乎可以预见那无法预见的情形了。”

核能，按照彼德伯格人的理想，不是为这个行星上的穷国服务的。正如在马岛战争中所表明的那样，它们甚至是用来威胁第三、第四世界国家的最可靠的武器。

根据我自己的调查渠道，科尔曼同样肯定了某位彼德伯格委员会高级成员的主张：“随后推翻阿根廷政府，然后是经济混乱和政治剧变。这些都是为了配合卡灵顿勋爵（前英国外交大臣，彼德伯格俱乐部委员会的另一名高级成员），由基辛格联合公司策划的。”我们还知道，阿根廷行动是由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科罗拉多阿斯本研究院策划的。

这次行动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就是，彼德伯格人发现他们的后工业时代零增长目标正在解体，所以“阿根廷的例子是对其他拉美国家的一个警告，让他们忘记他们可能有的民族发展、独立和主权完整的想法”。

选择阿根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这个南美最富庶的国家正在向墨西哥提供其所掌握的大多数核技术。而这是违反彼德伯格人的意愿的。马岛战争迅速终结了这个双边互惠联盟。毫无疑问，彼德伯格俱乐部更愿意让墨西哥作为便宜的、血汗劳动力的输出国，而不是让它主张自己是一个羽翼丰满的贸易伙伴。

更有甚者，由于一连串禁止报道的障碍，甚至于在今天，也极少有美国人认识到，从技术到重型工业设备，拉丁美洲市场对于美国有多么关键。与拉丁美洲的健康贸易将“激发众多衰退的美国公司，并提供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

为了防止这一点，彼德伯格人不惜一切代价。

彼德伯格俱乐部干涉主权国家外交事务

彼德伯格俱乐部干涉国家事务有那么一些方法：

在尼克松政府将与中国建立正式联系作为公开政策之前，彼德伯格人就为美国作了决定。

1973 年，在瑞典萨尔特舍巴登会议上，彼德伯格人同意将每桶原油的价格提升至12美元——350%的跃升意味着在美国和西欧制造经济混乱，这是为了提振石油公司下降的效益。对石油短缺的感受造就了阶段式的阿以战争的舞台，并为战争爆发前正式签署的主要价格协议提供了掩护。

1983年，彼德伯格人得到了当时“极端保守”的罗纳德·里根总统的秘密许诺，将5000万美国纳税人的钱通过他们喜欢的渠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转给第三世界和共产党国家。这个承诺不仅得到了遵守，还发展成了著名的“布莱迪计划”。

由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反对将英国的主权交给彼德伯格人计划的超级欧洲，彼德伯格人精心策划了罢黜铁娘子的决定。而我们都难以置信地看到她自己的政党出卖了她，转而支持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卷毛狗——约翰·梅杰。

1985年，远在美国政府将星球大战计划作为官方政策之前，彼德伯格人就已同意全力支持。

1990年，在纽约长岛格兰卡夫酒店的会议上，他们决定提高税收，以向拥有债权的国际银行家支付更多的钱。1990年，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杰出人物，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签署了增加税收的“预算方案”，然后在选举中落败。

1992年，集团开会讨论让公众接受联合国军“通过使用武力，干涉主权国家的国内政策，以及冲突解决方案”这一理念的可能性。2006年渥太华会议期间，《多伦多星报》和《国家邮报》这两家加拿大的主要媒体在首版整版刊载了彼德伯格人的这一建议。

1996年，在王城镇彼德伯格会议上，第一次讨论了将当时为加拿大政府所拥有的安大略水电集团以数百万美元出售的问题。随后很快，安大略水电集团就解体为五个独立的公司，并被私有化了。

从 1996年会议开始，一直到1998年期间，科索沃栽在了彼德伯格人的显微镜下。彼德伯格人商议建立遵循“托管制”的“独立”的科索沃，而且，为了使该地区持续动荡、冲突，作为该地区国界整体重新规划的一部分，将南斯拉夫肢解（将拥有35000匈牙利人的南斯拉夫北方省归还匈牙利），并用西方国家纳税人的钱重建该地区被摧毁的以百万美元计的基础建设。

从2002年彼德伯格会议泄露出的报告说，伊拉克战争被一直推迟到2003年3月，而当时世界所有报纸都以为战争将在2002年夏天或者秋季发动。

1999年，肯尼斯·克拉克议员、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马丁·S?费尔德斯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董事斯坦利·费舍尔、欧洲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奥特玛尔·伊辛、法国国家银行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在会议上讨论了实现单一欧洲货币之后，下一步推行“美元化”的事宜。

与欧盟类似，彼德伯格人还讨论了建立以日本为首的政治联盟——单一货币的自由贸易亚洲集团。

为建立美洲联盟而肢解加拿大，最初计划于1977年，但未在预期内的媒体曝光。在1996年王城镇彼德伯格会议上，彼德伯格俱乐部被迫推迟了他们的计划。好几本书都以此为题材，就加拿大的推迟解体作了描述。其中，罗伯特·欧德里斯科尔和伊丽莎白·埃利奥特合作编写了相关文章的合集《新世界秩序的堕落——加拿大》最为引入关注。

第六章 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傀儡们

罗纳德·里根从做加州州长开始政治生涯起，就避免使自己成为强硬、老式的传统主义者。他让“洛克菲勒们”成为他的主要顾问。1980年总统选举时，那些认为“保守的、传统的美国”会赢得胜利的人们不会想到他们错得有多厉害。尽管里根保证，如果被选为总统，他将解除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保罗·A?沃尔克的职务（因为他的反通胀政策），但他一当政就食言了，不再相信共和党的保守势力。

也许是巧合，也许不是，英国下院议员安东尼·韦奇伍德·本1980年12月8日告诉在华盛顿开会的社会主义国际的成员：“如果你们把里根‘调教’好，强化沃尔克的信用崩溃效应，你们就发达了。”

这席话让人立刻想到些问题：本是什么意思？他在暗示有人在影响罗纳德·里根吗？为什么里根对他自己的政党食言？为什么他的私人团队只有洛克菲勒顾问们而排斥其他？

彼德·维克斯·豪尔是里根的“圈内人”之一，此人以身为美国费边主义最高领袖而闻名，他还是彼德伯格关联组织——塔维斯托克研究所的成员。1981年，豪尔讲过这样的话：“有两个美国。一个是19世纪的美国——沉重的、以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另一个是日渐成长的后工业社会。后者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旧有美国的碎片上的。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危机将在下个10年导致经济和社会的灾难。这两个世界本质上是对立的，它们不能并存。后工业世界必将最终摧毁、消灭前者。”

他是在预测美国经济和产业的终结。25年前，从一个和美国总统联系那样紧密的人口中听到这些，是多么不可思议？里根是否可能是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一个傀儡，他被放在白宫，为他的主子们完成特别任务？

约翰·科尔曼在他的著作《阴谋家集团——300人委员会》中声称：“从存贷款政策和银行业的崩溃中可以看出，里根政府采纳并应用了该建议（彼德·维克斯·豪尔的建议）。”科尔曼顺便也指出，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导了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计划，“通过里根政府，首先加速钢铁制造业的崩溃，然后是汽车和房地产业”，从而实现美国的去工业化。

考虑到彼德伯格人常常看来拥有无边的权力，没有谁有能力与之抗衡，这实在让人感到不安。撒切尔夫人在首相之位旁落约翰·梅杰之后，对《焦点新闻》的主持人吉姆·塔克说，她认为，被彼德伯格人罢黜是一个“贡献”，因为英国或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该放弃主权。至少撒切尔夫人还活着，只是被迫离开了她的办公室，而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就不同了。

彼德伯格俱乐部与刺杀阿尔多·莫罗事件的关联

1982年，前情报人员约翰·科尔曼揭露说，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是“基督教民主党的忠实信徒，他反对让他的国家‘零增长’和人口下降，因而被刺身亡。刺杀目的是让意大利与罗马俱乐部和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命令保持一致——将意大利去工业化并大量削减其人口”。

科尔曼在《阴谋家集团》中声称，全球主义者利用意大利来动荡中东，这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莫罗计划通过全面就业和产业、政治稳定来稳定意大利，这将加强###产主义的天主教的势力，从而大大提高了使中东动荡的基本目标的难度。”

科尔曼用严谨的细节描述了这一系列使意大利瘫痪的事件：1978年，莫罗是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红色旅绑架，并随后被野蛮地枪杀的。他所有的保镖也都死在冰冷的血泊之中。1982年11月10日，已故之人的挚友，戈赖德·圭尔佐尼（gorrado guerzoni）在罗马法庭证实，阿尔多·莫罗，这位数十年来一直勤奋的卓越的政治家，“被皇室国际事务研究院的一名中介人威胁，这个人那时候是美国国务卿”。

科尔曼说，在对红色旅成员的审判中，“其中一些人证实，他们知道美国高层介入了刺杀莫罗的阴谋”。1982年6-7月间，“阿尔多·莫罗的###证实，她丈夫的死是其生命久已面临严重威胁的最终结果。这种威胁来自于她称之为美国高层的政治人物。

法庭问她，她是否可以告诉法庭，这个人指美国政府高层。——译者注都说了些什么，伊莉诺拉·莫罗的回答完全是圭尔佐尼之前证词的重复：“要么停止你的政治路线，要么付出昂贵的代价。”

科尔曼在他书中那些更令人毛骨悚然的纸页中叙述如下：“据法官回忆，圭尔佐尼被问道，他是否能够确认莫罗夫人说的那个人的身份。圭尔佐尼回答说，是亨利·基辛格（之前他暗示过）。

为什么一名美国高级外交家要威胁一位欧洲独立国家的主要政治家呢？圭尔佐尼的证词对美-意关系有着潜在的破坏力。1982年11月10日，这一轰动性的证词瞬间传遍西欧。尽管事实上基辛格未被判定为这些刺客的帮凶，但表面看来，美国没有一家电视台觉得这条新闻值得任何一个人的关注。

看过本书第二部分内容就觉得这种管制不那么让人惊讶了。

比尔·克林顿的彼德伯格洗礼

作为彼德伯格影响力的终极例证，1991年在巴登-巴登的彼德伯格会议上，比尔·克林顿总被推上总统的宝座。大多数美国人和世界媒体不知道的是，会后克林顿出人意料地直接秘密访问了莫斯科。

6月9日，星期二，他与苏联内政部长瓦季姆·巴卡京会晤了90分钟。巴卡京是气数已尽的伊尔·戈尔巴乔夫总统内阁的成员之一。他那时正忙着竞争激烈的总统选举，离投票只有六天了。但他还是从他排得满满的日程中抽出时间，会见在国际上毫无名气的阿肯色州州长。为什么呢？

巴卡京先生随后的职业生涯也许能提供一点儿线索。尽管戈尔巴乔夫在总统竞选中落败，但巴卡京这个“改革者”却得到了克格勃最高长官职位的奖赏。看来是彼德伯格人把克林顿直接派去莫斯科，在他两个半月后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之前，把他在克格勃的学生时代以及反越战争中的文件“掩埋”起来。

《阿肯色州民主公报》是极少数报道这一事件的美国报纸之一，新闻标题为：“克林顿在苏联的强力伙伴——克格勃的新首脑。”

据消息人士称，彼德伯格人支持的候选人克林顿允诺叶利钦总统，如果他赢得选举，俄罗斯的战舰将在所有美国海军基地拥有加油及其他港口优先权。这个承诺在克林顿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之后，一直得到了遵守。

比尔·克林顿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塞缪尔·桑迪·博格在布鲁克林学院说道：“全球化——经济、技术、文化和政治一体化——不是可供选择的一个选项。它正逐渐变成事实。无论我们是否同意，这一事实都将实现。这是一个我们忽略了的危险事实。”

他是对的。正如吉姆·塔克对我说的：“也许是上帝创造了宇宙，但若就这个行星来说，彼德伯格俱乐部给上帝的口信只会是：谢谢，但那之后就由我们接管了。”

第七章 水门骗局

水门危机中充斥着没能被认清的人，以及被扭曲的法律。水门事件背后的真相从来没有被揭示过。但是，那些操纵推翻伊朗国王的人、控制马岛战争的人、让阿尔罗·莫罗去死的人，以及让撒切尔下台的人，又一次被牵扯了出来。我们的确知道理查德·尼克松滥用总统的权力吗？万一那支“冒烟的枪”和“该死的”“滥用”的证据是伪造的呢？派特·尼克松总是说她的丈夫是被陷害的，并且相信历史终将证明他的清白。

据我那些出席了1970年春彼德伯格会议的线人们说，《华盛顿邮报》的角色就是通过不断发布一个又一个“揭秘”，让尼克松成为热点，以此培养公众对尼克松总统不信任的氛围。

英国最高情报机构情报分析专家约翰·科尔曼，在他的著作《阴谋家集团》中直接指斥《华盛顿邮报》1963—1993年的出版人，说她谋杀了自己的丈夫菲利普·L?格兰姆。该案被联邦调查局官方定性为“自杀”。科尔曼声称，凯瑟琳·格兰姆谋杀了自己的丈夫以便控制《华盛顿邮报》。更有趣的是，这样严重的指控从未被已故的女百万富豪（该女士被确认为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诉诸民事诉讼。那些研究彼德伯格人和他们的保护体系的人相信，进行指控会让科尔曼更有把柄，所以凯瑟琳·格兰姆家的人、她的朋友和相关人士都没有这样做的意思。他们选择改写让人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随便想去吧”。

不过，在水门危机中，《华盛顿邮报》却表现出媒体无限的力量。而那正是美国媒体的控制人——外交关系委员会（CFR，我们将在本书第二部详解该组织）所期盼的。这起涉及尼克松及其管理班底的丑闻，对总统办公室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借以立身的机构造成致命打击。这对彼德伯格俱乐部有什么好处呢？显然，一个独立且强大的美国，加上清廉的政府首脑（我并不是说理查德·尼克松）将会使实现他们全球征服计划的新世界秩序沦为不可能。

是谁在丑化尼克松总统的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呢？

在众多可见的“演员”之中，大卫·杨是其中一个。他是这群“堵漏工”的头儿——这是尼克松在约翰·埃尔利希曼治下设置的，为白宫特别调查部工作的盖世太保性质的部门间谍组织。大卫·杨原先为彼德伯格俱乐部创始人之一的亨利·基辛格工作，现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是打入白宫的“蛀虫”。正是他的录音带成为将尼克松击倒的那支“冒着烟的枪”。在这些录音带罪证中，可以听到尼克松在讨论阻挠水门事件调查时，承认他下令掩盖水门事件。这些录音进一步证明了尼克松总统对美国公众撒谎达九个月之久。

另外一个主要“演员”是前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官员詹姆斯·W?麦科德，他是尼克松总统连任竞选委员会的安全主任。看来是他“偶然”将那盘臭名昭著的录音带遗忘在白宫水门大厦某个门边，并且引起一名警卫的警觉而非法侵入。麦科德和其他四人在非法侵入的当晚被捕。他被判处六项罪状，并承认有罪。随后，他给审判水门事件的法官约翰·J?西瑞卡写了封信，信中承认犯有伪证罪。麦科德声称，白宫知道该起非法侵入事件，并试图掩盖。正是他的这一声明，使得调查员们更加努力地捕捉白宫里的秘密录音系统。麦科德承认之后，还指控说，中央情报局的探员在他的家中烧毁他的个人文件。麦科德仍然害怕自己被关进监狱服刑期间被中央情报局杀害。

水门事件中，最关键不过的人物就是亚历山大·黑格将军。黑格将军是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关联组织——圆桌会议的“产物”。在《塔维斯托克研究所：邪恶与致命》中，约翰·科尔曼为我们解开了存在于影子政府、为新世界秩序服务的美国政客与乐于助人的媒体之间的纠葛。他说到了黑格是如何引起了英国女王圆桌会议组织中美国成员约瑟夫·卡利法诺的注意。卡利法诺是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法律顾问，他实际见过为水门事件非法侵入一事“堵漏人”之一的阿尔弗雷德·鲍德温，并就麦科德的背景，以及他为什么选择鲍德温进入他的“团队”做了记录。

“更有害的，”科尔曼写道，“是卡利法诺的备忘录，里面有尼克松和连任竞选委员会的全部谈话录音稿细节。所有这些都是在非法侵入前发生的。”

为什么卡利法诺未因持有证据而被传讯？

科尔曼搞到了无价的塔维斯托克秘密手稿。上面有用来摧毁理查德·尼克松的方法：“尼克松总统首先被孤立起来，周围都是背叛他的人，然后困惑不堪。这个方法遵循的是塔维斯托克研究院首席理论家库尔特·勒温留下的那封关于完全控制个人的方法的信。”

该方法包括如下内容：“摧毁意志的一个主要技巧是通过恐怖战略，具体包括这样的战术——使目标人物观点和预期保持模糊。同时，如果散布矛盾消息使其在严重惩戒措施及良好待遇的许诺间频繁摇摆，让该情形的认知结构完全不明，这时，该目标人物就很可能放弃了解某个专门引导其朝向或者偏离其目标的计划。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是那些有着明确目标并且愿意冒险的人，也会由于在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上严重的内在矛盾而全面‘瘫痪’。”

用来搞掉美国总统的塔维斯托克的恐怖策略和洗脑方法非常成功，美国人开始相信大量的谎言，以及阴谋家们抛出来的奥威尔式含糊其辞的真相，而实际上，“水门”事件完全是一桩彻头彻尾的谎言。

尼克松和他的两个最亲密的助手——霍尔德曼和厄利希曼，对于正在进行的事完全没有线索。他们不是彼德伯格俱乐部、皇室国际事务研究院，以及受控于军情六处的塔维斯托克研究院“联军”的对手。公众并不知道，军情六处每年的秘密预算大致在3?5亿到5亿之间。他们完全被压倒了，绝不会知道那个“戴维·杨——牛津大学的研究生，曾经长期通过圆桌会议公司，比如哈德利和麦克罗伊这样的律师事务所，与基辛格搭档——正在白宫的地下室里监控着总统的举动”。

詹姆斯·麦科德对约翰·西瑞卡法官承认犯有伪证罪。这本该让尼克松警惕他正被人设计倒台，但百般困惑且精神陷于瘫痪的尼克松此时已经不折不扣地掉到了塔维克学院的分析里——如何通过恐怖策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

基辛格负责给尼克松洗脑并使他迷惑，而实际上，在这段美国总统的“岗前培训”阶段，是黑格在运作美国政府。

科尔曼写道：“由于皇室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坚持，在1973年4月政变之后，黑格事实上接管了美国政府。”

黑格把华盛顿前100的职位都安插上了自己人，这些人来自布鲁克林研究院、政策研究院和外交关系委员会，全都忠于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世界秩序，将其利益置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之上。

根据科尔曼的情报来源，1970年春天，联邦调查局的威廉·麦克德莫特去见了位于加州圣莫尼卡的兰德公司最高安全官，警告他，丹尼尔·埃尔斯博格涉嫌为美国军方偷窃情报。兰德公司研究了越南报告，回办公室之前还做了复印。兰德公司是个非营利组织，因其出色的社会计划方法论和媒体心理学而被当做美国的“洗脑公司”。在随后与兰德公司执行总裁亨利·罗文博士进行的会晤里，罗文告诉麦科德，美国国防部的质询已经在进行了。正是由于罗文的无耻，联邦调查局对埃尔斯博格进行了调查，联邦调查局不知道罗文是埃尔斯博格最好的朋友。科尔曼揭发说：“根本没有在进行质询，国防部也从来没做过。埃尔斯博格得到了进出兰德公司的许可，在五角大楼档案事件（该事件从根基上彻底动摇了尼克松政府）被暴露之前，他一直在对越战文件进行销毁或复制处理。”

那时候，尼克松原子能委员会被解散，所以彼德伯格俱乐部可以“征召”詹姆斯·施莱辛格主席为政府的国防部长。在共和党威胁弹劾总统之前，让所有军事指挥官拒绝白宫的指令就成了施莱辛格的任务。然而，尼克松1974年8月8日自动辞职了。

尼克松的丑闻是否给美国未来的总统们上了一课，警告他们别妄想能够挑战或者控制影子世界政府，并取得最终的胜利！

更具体地说，尼克松政府的倒台，加上美国政府签署了关贸总协定（这是尼克松强烈反对的），直接导致了美国从越南撤军后的军事机构的大幅消减，以及美国的去工业化。这两个结果直接满足了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后工业时代零增长战略。

约翰·科尔曼在《阴谋家集团》中还说道：“从这开始，我们能追踪到1991年大萧条的根源，那次大萧条的代价是3000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

到目前为止，水门事件中最有影响力的玩家是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彼德伯格俱乐部让基辛格负责一个小组，成员包括詹姆斯·施莱辛格、亚历山大·黑格和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和他们一起工作的还有政策研究院的主要理论家诺姆·乔姆斯基。政策研究院是英国圆桌会议的成果，塔维斯托克研究院决定它的议程，并和它一起开发程序研究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基辛格小组和乔姆斯基在美国的基本行动一直是制造“新左翼”，为的是在美国培养冲突和动荡。他们的目的就是散布混乱信息，繁衍左翼恐怖主义的“理想”。在这个位置上，他们能够通过鞭打美国政治体制来挥舞“大棒”。

在尼克松总统宣布不同意加入关贸总协定之后（这个声明惹恼了戴维·洛克菲勒），基辛格做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这样，埃尔斯伯格和黑格就能够开始发动皇室国际事务研究院的水门计划，将尼克松总统赶下台。事实上，尼克松是对的。因为从那以后，关贸总协定进一步侵蚀了美国的国家主权。1994年，欧洲议会的一名亿万富豪成员詹姆斯·戈德史密斯过世前，向美国参议院证实了这一点。

由于基辛格是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和他的手下能够在尼克松之前得到所有国内外的情报、法令颁布信息，包括联邦调查局最高机密。所以尼克松毕生最信任的两个人——霍尔德曼和厄利希曼不明白他们周围到底在发生什么，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对基辛格来说，这是他事业的巅峰。羞辱尼克松并把他赶出总统办公室，空前的权力转交给了基辛格。尼克松引退之后，彼德伯格人最终看到了“他们的”总统——杰拉德·福特进驻了白宫。福特赞同新世界秩序，他直接从亨利·基辛格这个戴维·洛克菲勒的代理人那接受指令。而洛克菲勒，恰恰是彼德伯格人的奴仆。

第八章 彼德伯格俱乐部揭秘
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创始人之一，他曾这样讲道：“独立的独裁行为可能是由于偶然的观点；但如果从某个明显的时间开始，坚定地通过部长和总统的更迭所制造的一系列的压制，显然是系统性的精心策划，想让我们沦落到奴隶制。”

1991年6月，在德国巴登-巴登的彼德伯格会议上，戴维·洛克菲勒这个深信全球主义的公司匪徒主张：“智慧精英和世界的银行家们可以超越国家主权，这肯定比过去的世纪里，由国家自发决定要好。”

2001年12月9日，加拿大圭尔夫大学教授约翰·麦克默里特在“加拿大该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和战争”论坛上是以这样的言辞开始他的发言的：“现行的世界制度和结构，是由同一批金融和传媒系统的决策者们构建的。他们违背大多数人的选择，把托尼·布莱尔推进了英国首相办公室，把乔治·布什塞进了白宫。跨国公司资助这些政治领导人，以确保这些傀儡政府为他们服务，而不是为那些选举他们的人民的政府服务。通过国家的授权和跨国公司的贸易法令，政府就不再能够在与新贸易投资法令相冲突的情况下，控制他们的共同利益。这样，就只有那些跨国公司能够获取利益了。”

最让我们迷惑的是，其他人看不到这些危险。这是由于知识带来的责任感和喧闹影响了决策反应吗？如果我们承认事实上存在超越被选举出来的总统办公室之上的力量，一个超越教皇的“精神”领袖，一种看不见的权力在控制世界的军事设施和情报体系，控制国际银行系统，控制大多数卓有成效的宣传机构，我们就可能被迫得出结论：民主最多只是一种幻想；而最糟糕的情况下，将是独裁统治的前奏，最终将演变为新世界秩序。

麦克尔·托马斯是华尔街的一位投资银行家。同时，作为一名作家得到了广泛的赞誉，为里根和布什时期许多尖刻的评论家所尊敬。他在《SCH周报》英国布赖顿的一家免费周报。——编者注（SCH News）上撰文道：“如果彼德伯格人比以往看起来更羞于公开，那是由于他们手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执行的他们的政策，造成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多的灾难。”

“这种不幸，”前BBC记者托尼·戈斯林在他的个人网站（www?bilderberg?org）上说，“就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颠覆，决策者们聚集在一起并不是出于对普通人重要的因素——社会公平、共同利益、生活质量——而是强化经济节制，并且为那些世界政治和企业的精英们送去更多的私人利益。”

尽管证据俯拾皆是，面对着日复一日的问题，大多数人仍旧相信，他们不用对“阴谋家理论”太在意。这恰恰是塔维斯托克研究院的研究让我们这样做的。面对混乱，我们的反应和尼克松开始被孤立、困惑并最终被全球主义者干掉的时候一样：丧失斗志、困惑、缺乏自尊、对未来不确定。人们对突然出现的“救世主”—— 一个新秩序——许诺消灭毒品、色情、童妓、猖獗的犯罪、战争、饥荒、痛苦，保证人们和谐地生活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里……还远没有准备好。

这些好心的欧洲皇室成员，声音甜美的年长的女士们，温文尔雅的绅士们，实际上彻头彻尾的残忍。他们会用所有国家的痛苦牟利，用别人的财富来保护他们自己的特权生活。这种精英统治的财富与“黄金、钻石、毒品和武器贸易、金融、工商业、石油、新闻媒体和娱乐业纠结在一起，密不可分”。

如果事实上无法渗入彼德伯格俱乐部，那该如何避免这些呢？有些事情是检验不了的，因为信息是从情报文件中得来，只有一小部分人有权看到。别指望那些新闻媒体会在晚报的栏目里提及这些阴谋家集团。媒体都被那些花大量时间做慈善的、好心的夫人和绅士们完全控制了。大多数人相信，既然他们看不到我所讲的事情的具体行动，那它一定就只是一种“阴谋家理论”，为此忽视或嘲讽它，或者抵制它。他们要实在的证据，可实在的证据很难得到。这正是塔维斯托克研究院的精神分析实验带给人类的。新世界秩序一直致力于消除我们对他们的计划所能造成的唯一威胁。

我试图撕去新世界秩序的面具，让它展现本来的面目。这本书里有很多信息和文件可以证实至少相当数量的事实，我希望能够因而让某个有头脑的读者想到：是否有比这些看似有理的东西更多的？

评论:魔鬼的影子，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人世间。上帝的形象，从来都在虚无缥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