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yjfred1000    2010.05.26

“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便是台湾。我胸中还氤氲着郑氏的英魂，精忠的赤血点染了我的家传。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水一战。母亲，我要回来，母亲！”——闻一多，《七子之歌台湾》。

   我们的民族历史浩瀚五千年，文明远播几万里。其实在人类历史中，国家也好，民族也好，以经济而生，以文化而传。人类的文明史，就是私心与公心之争，反映于经济上，就是个人支配生产资料与众人支配生产资料之争。一争就是几千年，其间国家也好民族也好，无一不是斗争工具。为个人，国家民族可以弃之不顾，祖宗可以不要，大好河山可以卖出。宁为权贵，宁为国贼，宁为伥鬼，就是不肯做人。不肯做与人平等之人，做一心奉公之人。只想控制一切，立于众人头上，重利盘剥，奴役百姓。若是被众人造反，就用暴力去镇压；镇压不了，就里通外国，要洋主子来撑腰。当然洋主子撑腰是要给好处的，那就把国家瓜分了吧。你保我的地位，我送你的好处，皆大欢喜。1840年以来，帝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是不遗余力的。中国的剥削阶级本想在自己地上吃独食，只是打枪打炮斗不过人家，强 奸变成顺奸，自此就有了内外勾结的国贼。所以香港给洋主子，澳门给洋主子，台湾琉球也可以给洋主子。给的不算，还要把洋主子请到家来划地而治，多少劳工，多少矿产，多少金银财宝任其取之，只要洋主子顶自己，让自己永远站在百姓头上，多少财富也可以赚回来。此少数人可谓深谙劳动创造财富之真理。少数人的享乐就是多数人的灾难之源，从此中国的底层群众在内忧外患为活下去而挣扎，只是挣扎也不见统治者善心发现，不见处境变好。百姓悲痛也好，麻木也好，隐忍也好，都是心死而已。不见前途，怎么办？唯有造反！！！以造反求存，以造反求权利，以造反牟自己的和众人的幸福。

   1917年，十月俄国一声炮响，欧洲人民开始无产阶级革命了。是的，西方民众一直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拥护者，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人民以自身生活之体会，自觉地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五一”8小时工作时间之纪念，“巴黎公社”之壮举，都是西方无产阶级英勇抗争之表现。天佑中华，中国有识之士迅速的接触吸收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奋斗之路上找到了正确方向。中国的革命派向来龙蛇混杂，有小地主阶级革命主张的黄兴，宋教仁；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有汉奸买办的汪精卫；有无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王明博古；其他的如军阀帮派主义，小农主义，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主义更是数不胜数，热闹非凡。唯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找到解放民族，解放民众的正确道路。他们坚持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深入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主张，工农联合主张，统一战线主张。才能最后解放中国，实现人民民主专政，行进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是无产阶级联合各阶层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30年。试问历史上哪次社会实践运动有我们这样的勇气和决心，有我们这样的无私和勤奋，有我们这样的气概和豪情。毛主席在中国革命运动的早年就说过，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础前提，但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成功，就无从去谈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更无法建立公平公正，劳动光荣的共产主义。所以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工作中始终秉持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独立自主的作风，努力的做到发展靠人民，发展为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对于党内居功自傲，想当“李自成”人，毛泽东坚决斗争之；对于党内依赖外援，放弃独立自主路线的人，毛泽东坚决斗争之；对于党内妄图窃取人民革命和劳动成果，走修正路线的人，毛泽东坚决斗争之。那时人民拥有空前的民主权力，空前的革命建设热情。人民活地无比的尊严，不需权贵施舍，不需议会的斗争，尊严就是尊严，不需提倡，不需修饰，人民自能感受。因为我们知道，一心一意跟着党，国家就能建设好，生活就能富起来，我们澳门，香港，台湾，西沙诸岛也会再次回到我们版图；到时候帝国主义会在我们面前战栗发抖，他们一切的意识形态，发展模式会在全球土崩瓦解，觉悟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就会联合起来推翻他们少数人的统治，建立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劳动人民建国后30年的奋斗直接目的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长远的目的是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幸福。中国人民为此敢于实践，勇于实践，这是何等的公心和博爱。然而，纠缠利益的私心如千古不死的幽灵，让官僚和权贵如虱子般伴生于我们的肌体。他们利用我们的错误，大肆攻击我们政权，攻击我们思想，攻击我们经济基础和发展思路。压制民主，挑逗人民内乱，借机蚕食国家权力，进而阻断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离开了人民民主，离开独立自主，离开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所有一切的革命都是伪革命，当民众彻底失去经济政治的地位时，这些伪革命家就会撕下面具，把一切勾当置于台面之上，公然亵渎劳动人民。到时，一切重回1840年，中华民族又将重踏上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而斗争的艰难之路。

   现在香港澳门回归了，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功了吗？当然不是，那是因为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华战略调整了。过去香港澳门是联系大陆和西方的唯一通道，自然深得帝国主义的重视。现在中国开改了，门户打开了，而西方民主权利运动新形势也要求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开改输出自身的国内矛盾。别人开了门，欢迎你进去，于是资本们跃跃欲试，涌动起来。在利用外资的问题上，中国人民的儿子发话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牢固的很，吸收几千亿的外资撼动不了社会主义。”百姓将信将疑，因为此前该人还说社会主义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必须要解放思想，进行改革开放。一边是崩溃，一边是牢固，的确是解放思想，灵活运用的典范。资本主义的战略家们“惊呼”中国的伟大创举，赞扬GCD的与时俱进。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来临了，我们用廉价商品给西方商业资本带来丰厚的利润；我们用美元储备坚实着西方金融资本基础；我们放弃科技攻关，放弃核心技术研究让西方工业资本牢牢占据产业制高点。给他们的太多太多了，看不见的刀子刀刀见血，让我们虚弱无力。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与生俱来永不消灭，我们给他们太多的财富，太多的时间慢慢调整国内阶级关系，慢慢调整扩张战略，将手中的刀子磨的雪亮锋利，慢慢地削我血肉。所以先富带后富，和平崛起，中华复兴只是画饼充饥的荒唐念头。有这样念头人的忘记了资本的掠夺凶性，忘记了帝国主义的残忍狡猾。有谁见过兔子在狼群边吃草的，无视危险而发展实在盲目，实在脱离实际，若是毛主席再生定会痛斥为投降主义。我们不仅仅与狼共舞，养白眼狼，还引狼入室。狼群壮大了，要求更多的利益了，怎么满足，接下来只有卖国卖民了。所以我们和台湾越走越远了，我们西沙南海被别人抢占了，我们的藏南冲突不断，我们的新疆屡现动乱。这一切只是开始，只是帝国主义的牛刀小试，更大的侵略，更苦的民生还在后头。中国的少数人已经和外国的少数人血脉相连，在中华民族认清事实开始反思之后，他们必然百般阻挠，不惜掀起腥风血雨。

    我出生于1980年，我不想再说这个时代加诸于我们这一代身上的命运了，这个时代却让我看清自己的阶级立场。我迷信过精英时代的个人奋斗，迷信过我们的国家会更发达，更公平。只是我进入大学后才发现，我和那些家境优越的人并不是公平竞争，是我一个人和这些人以及他们的父母竞争。陈胜起义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说，在这个时代，确有种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我带一盏指路明灯。我是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我的父母也是彻底的无产阶级，我的命运只有投入为我的阶级谋取利益的斗争才有意义。今天听到了《七子之歌·台湾》（由闻一多1925所著，2007年由湖北省宜都市业余音乐人袁忠宜谱曲），潸然泪下。国家民族的大命运，牵连着我们个人的小命运。海峡分裂的原因，也是我们今天承受所有压迫的原因。在这个世界，一切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工具，已经具有容纳民众政治的条件，资本主义在自身的发展中孕育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因素，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塑造了自己的毁灭者——无产阶级和各行业劳动者。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冲突总有一天要到来，整个世界左转不可避免。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水一战。是的，我的阶级同志们，给我个号令，我将背水一战。

毛泽东：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

——毛主席这篇讲话是在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成立之后和1919年7月14日学会刊物《湘江评论》创刊之后，早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　　

“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为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毛泽东同时又是《湘江评论》的主编和主笔。　　

1919年至1920年全国赴法国勤工俭学有1700多人，由湖南新民学会选派的学生就有430人之多，为全国之最。“新民学会”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骨干。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蔡畅、李富春等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新民学会”，在中国近代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1920年7月6日　至10日，赴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尔尼召开会议。决定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会议在讨论“改造的方法”时，出现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主张。蔡和森等人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萧子升等则“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会后，争论各方均写信给在国内的毛泽东，阐述各自的主张。毛泽东在给他们的回信中，赞同用“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的方针。对改造的方法，表示赞同蔡和森等人的主张，不同意萧子升等人的意见。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这篇文章，正是主席在给他们回信之后，于长沙“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的又一讲话。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存在的社会问题，其解决的方法，主席当年就主张用“改造”而非“改良”。时至今日，虽然接近九十个年头了，重温这篇文章，再次显现出它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原文收录在《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一篇。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1]　　

     毛 泽 东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二日）　　

   一　　

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2]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3]诸人。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4]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二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5]；　　

　　2.社会民主主义[6]；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7])；　　

　　5.无政府主义[8]。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bujuxialou）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注释：　　

[1]这是标志着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的一篇发言。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三日举行，热烈讨论了一九二零年七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会议上提出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以及改造的方法、目的等问题。本篇一是毛泽东　一月一日　的发言，本篇二是毛泽东　一月二日　的发言。　　

[2]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零年八月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当时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革命论，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　　

[3]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广东新会人。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辛亥革命后组织进步党，一九一六年该党演变为研究系，他是首领。张东荪（一八八六——一九七三），浙江杭州人。研究系的主要成员，当时任《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主编。一九二零年十一月，张东荪、梁启超等挑起了一次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因而否认中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反对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主张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并宣称可以通过立法和社会监督以及发展各种“协社”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他们的这种主张，受到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　　

[4]启民，即陈启民，名陈书农（一八九八——一九七零），湖南长沙人。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长沙周南女校教书。　　

[5]社会政策，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后流行于欧美以及日本，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社会政策的提倡者主张阶级协调，由国家或其他社会力量制订劳动法规，实行社会保险，成立工人组织，兴办福利、救济事业等等，来维护资本主义经济。　　

[6]社会民主主义，指二十世纪初期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它反对无产阶级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无产阶级走议会道路，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和阶级调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也曾有极少数人宣传过这种主义。　　

[7]罗素（一八七二——一九七零），英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加入英国费边社和工党，后又信仰过基尔特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曾到俄国考察。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一年来中国讲学，先后在北京、长沙等地演说。在这些演说中，他表示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好学说”，主张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实行”，不赞成“阶级战争”和“平民专制”，认为中国首要的事情是兴办教育和发展实业。罗素的主张在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界有相当影响。　　

[8]无政府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否认任何国家和政权，否认任何权力和权威，鼓吹绝对自由、极端民主，主张建立一个“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五四运动前后，这种思潮在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工人中曾经有过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