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债危机看全球贸易制度的重建     郑栋才     

         本人不赞成一概反对贸易保护，事实上没有维护国际贸易平衡的强有力规则，正促使全球经济滑向严重失衡的状态。因此，必须重建更加规范和更有约束力的的国际贸易制度，兼顾贸易自由与贸易平衡保护两大机制。我们过去更多地强调贸易自由，所以重建的着重点应是确立贸易平衡保护的强有力规则。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Jose Manuel Barroso)先生说：欧盟领导人需要达成有说服力的希腊债务危机解决方案，否则全球经济都将为债务危机蔓延付出代价。但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这样的方案。原因很简单，就是现有解决方案都范了方向性的错误。主权债务虽然是燃眉之急的问题，但危机的根源并不在债务本身，因此解决了希腊债务危机，产生新的主权债务危机的基础依然存在。要解决问题，应从制度的改革入手。最需要改变的国家主要不是希腊，而是本身已严重供过于求并通过贸易顺差迫使整个欧元区经济不断趋向于失衡的德国。

    我们都知道，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任何经济体实现均衡所必须的。当一个国家出现贸易赤字时，会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供给相对于需求下降，债务增加，对该国的经济平衡造成破坏。如该国货币独立，通过市场调节，汇率下降，可以逐步恢复平衡。但在欧元区内已失去这种功能，当区内有一个国家的生产率提高而没有及时相应提高民众收入和福利，导致供大于求，在国际贸易中就可以压价竞争，通过贸易顺差，把本国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失衡输出国外，导致另一些国家出现债务危机。整个欧元区内总有几个国家抵挡不住，出现逆差而经济平衡被破坏，而单一货币又使它无法用汇率去保护本国经济，逆差只会扩大，债务不断恶性增加。也就是说，在这个制度不健全的欧元区内，只要有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收入相对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过低，就会通过市场竞争迫使另一个国家不得不把民众的收入和福利也压制到大大低于本国生产力水平之下，非如此不足以还债。这就是目前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的现实。而事情又不会到此为止，当这个国家也加入了供过于求的行列之后，欧元区内其他国家，无论它们原来是或不是逆差国、债务国，在贸易上都会受到更大的压力。其中有的国家在成为债务国之前，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就开始主动压低劳动成本、社会福利，压低本国的消费需求；有的国家则在债务恶性增加的威协下，被迫这样做。区内大多数国家本来是可以总供求平衡的，就因为一两个国家的供求失衡，最终导致整个欧元区逐个逐个趋向于供求失衡的恶性循，使整个欧元区的总需求不断萎缩。由于是单一货币制度，那些本来供求平衡的国完全没有招架之力，这也算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吧。如果整个欧元区变成一个大的贸易顺差、供大于求的经济区，那么世界经济就有难了，欧洲将把世界经济拖向危机的深渊，因为我们的世界是无法把供大于求向其它星球输出的。世界总需求萎缩导致的危机，反过来最终会把欧元区自已也击倒。但欧洲确实还没这个能力，国际上有更强的贸易顺差势力在阻止着它，欧洲的收入分配不公，劳动收入、社会福利走低的趋势，消费不足的程度，无论如何还远没有达到与此势力抗衡的程度，整体来说，欧洲暂时还是一个对外贸易基本平衡的经济区，因此危机就必然被挤压在欧元区内爆发了。这次被击倒的是希腊，跟着必然还有第二个、第三个…被击倒，形成滚雪球式的效应，债务危机将不断蔓延。越到后面，整个欧元区的需求总量必将萎缩得越严重，因此等着欧元区的将是更大的经济危机。

    那么欧元区是否就没救了呢？我想也不一定，但它必须建立一些新的制度，来保证区内每一个国家都不能把国内的供大于求以贸易顺差的方式输出到国外，去破坏其他国家的经济平衡。方法有两个：1.要求区内每个国家都必须自我调控去维持供求的平衡。那些技术先进、社会劳动生产率高，劳动者又勤奋的国家，民众理应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必须主动去提高民众的收入和社会福利，他们向区内销售了更多的产品，就必须向区内相应购回那么多价值的产品，他们对区内的供给上作了多大的贡献，在区内的需求上也必须作出同样大的贡献；而那些劳动生产率较低，或偏好于用更多时间去休闲、娱乐的民族和国家，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恰到好处地底一些（但并不等于他们的幸福指数和获得的总效用不高），他们向区内销售了较少的产品，但不能通过市场迫使他们从区内购入更大价值的产品，这样他们就能自我实现经济均衡。也就是说，既然单一欧元货币已无法用汇率的方式去保护每个国家的经济均衡，就必须各国自我调整劳动成本和社会福利来实现区内每个国家供求的自我平衡和区内的贸易平衡。2.如果做不到供求的自我平衡，那就必须赋予区内逆差国以关税保护的权力，凡逆差国都有权提高顺差大国货物进口的关税直至贸易平衡，而高关税与正常关税的差值将成为欧元区的财政收入，用于债务危机国的救济。这样的贸易关系对顺差国不利，如其商品的高关税落入别国手里，还不如提高本国的劳动工资和福利，提高产品价格来实现货易平衡，这样，制度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欧元区的问题不是要希腊等国更多地生产，更少地消费，一个个在更穷的情况下转变为顺差国以还清债务的问题，这只会使问题不断恶化，而是如何迫使德国转变为需求大国，供需平衡、贸易平衡的大国。

    当然，区内强制实现贸易平衡，并不等于各国就能实现总供求的平衡了，它只是一种强制每一个国家都要自我去实现平衡的制度。当德国被迫实现了贸易平衡后，可能会发现国内的消费、需求远远达不到供给的水平，生产过剩了，危机将要发生，这就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本来就是不平衡的。那么德国首先要检查一下国内的收入分配是否合理，是否投资获得了过高的社会平利润率，刺击了过高的投资和生产，而过低的工资又抑制了社会的消费需求，再看看社会福利是否达到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应有程度，并作出相应的调整。如果还不解决问题，就应该看看劳动时间是否过长，休闲时间是否过少，单位休闲时间的边际效用与单位劳动时间产品的边际效用是否趋于相等，总效用趋于最大化。从德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两方面的原因都存在。

    劳动产品，无论对于单个消费主体还是其集合的主体（家庭、社会）来说，都是一种效用。如果家庭或社会用过少时间生产产品，达到一定限度甚至无法生存，可见最初其边际效用之大，但随着劳动时间增加和劳动产品的增加，满足程度提高，其边际效用也趋于下降；同样的，休闲时间的产品如睡眠、饮食、娱乐等，也是一种效用，如果休闲时间减少到一定程度，人也无法生存，可见其最初的边际效用也是非常大的。社会不会把90％以上的时间用在休闲，而只用10％以下的时间来劳动，使劳动产品的边际效用大大高于休闲的边际效用，这样粮食、衣物和暖气的不足可能有很多人饿死或冻死；反过来，社会也不会把老、中、青、少年（也就是社会的）总时间的50％以上用来劳动，这样会有很多青壮年劳动者活活累死，而劳动产品则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消费而大量过剩，卖不出去。笔者曾论证过，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比例随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变化，当它们的边际效用趋于相等时，社会效用最大化并达到均衡，是经济整体均衡的重要部分。劳动时间决定供给，而休闲时间与收入分配一起，是调节社会消费需求最重要的因素。减少劳动时间，增加休闲时间，对于减少总供给，增加总消费和总需求，是一种非常敏感的调节方式。而且它还是调控收入初次分配的重要手段。一旦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比例达到均衡，加上收入分配公平合理，总供给与总需求也自然达到平衡。但不同的主体（个人、家庭、族群、国家），在劳动产品与休闲产品的偏好上是不同的，均衡点的位置也是不同的。在可独立选择的情况下，即使劳动生产率相同，有的主体会用更多时间于劳动，用较少时间于休闲，使增加单位劳动时问所得产品的边际用与增加单位休闲时间所得产品的边际效用趋于相等，供求达到平衡，有的主体情况可能相反，但前后两者的这一结构都是均衡的，他们都认为从自已的时间安排中获得最大?足、最大效用。他们不同的地方反映了偏好的不同。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但不能依靠市场去实现这一层次的均衡，为了争夺市场的竞争反而有促使各经济体背离这一均衡的压力。因此需要一种制度，要用行政和法的手段去维护这一均衡。而对均衡与否的判断，就要看贸易平衡前提下国内总供求是否平衡来确定了。在欧元区不同国家之间，这种差别是明显的。作为前类的国家，不应该也无权去指责后一类国家懒惰，更不能以此为由去干预别人的选择，甚至通过市场、通过贸易顺差去破坏别人的均衡，强迫这些国家不断紧缩开支，用自已的供过于求去迫使?人也供过于求。要想整个欧元区经济走向均衡，要改变的不是别人，恰恰应该是德国。如果德国不这么做，在劳动生产率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没有合理提高民众的收入和福利，还硬要花大量的劳动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用更少的劳动收入和更少时间去消费更少产品，导致供求失衡，然后通过贸易顺差迫使其他国家也这样，那么欧元区解体就是迟早的事了。目前欧元区处理债务危机的方法明显是走反了方向。

    如果用以上的理论来分析全球经济，那么毫无疑问，不合理的国际贸易制度，导致全球经济正走向需求严重不足的深渊。2008年的金融危机仅仅是全球性需求萎缩的开始，是德国、日本…这些供过于求的大国联手推倒了危机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国际需求大国美国。美国的内需已经急剧萎缩，它难以重新站起来，因为紧握双拳的贸易顺差大国仍虎视眈眈地包围着它，只要它的需求稍有一点抬头，贸易竞争的重拳立刻就会把它再次击倒。在美国需求不振的情况下，几个顺差大国又把目光转向欧洲还有一点点消费力来堆持平衡的国家。凡是注重国内消费，重视民众福利的国家，都无法与强压劳动成本（相对于本国生产力水平而言）、民众的消费和福利去争夺市场的国家相竞争，它们将像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冰岛、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甚至法国。当这些国家的内需都萎缩之后，就轮到顺差大国自已了。马克思是正确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导致生产过剩和民众消费不足的危机，这一判断仍然深刻地揭示了当前这场全球性危机的本质。但马克思又错了，这种危机并非资本主义经济不可克服的危机。实践已经证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等大多数国家，已经克服了这种积累和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导致的危机，而继续走资本对劳动过度剥削老路导致全球需求不足的，则不论其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是本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源头，它们向全世界输出了这种危机，并迫使世界各国回到高积累、高投资、低消费的老路。舆论几乎一致认为，美国的金融失控是这次全球性危机的源头，这完完全全是错的。和以往的经济危机不同，这次的危机是一场“慢性病”，从美国开始的需求萎缩，是一国一国地传染的，目前还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远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直到澳大利亚这样的资源大国也倒下为止。在全球性劳资双方的角力中，由少数国家劳方的极弱势，正扩展为全球性的劳方弱势，从而确定了全球范围的劳动收入下降和贫富差别扩大的趋势。曾经在克服经济危机上作出努力，取得成功的国家，有可能被重新拖回危机频发的状态。欧债危机与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现实告许我们，世界经济的贸易制度必须重建，全力去阻止这种倒退的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不能只强调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还必须强调贸易的平衡和各国内部供求平衡的自我约束，在自我约束无效的情况下，还必须有具体的贸易制度去阻止个别国家通过贸易将国内的供求失衡输出国外（其实亦是对该国劳动大众利益的保护），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只有在收入分配公平的情况下，全球的总需求才可能达到充分就业的总供给，全球经济的均衡就有赖于此。在当今社会劳动生产力的高水平之下，只要经济均衡、充分就业，各国的生活水平不能说平均，但都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而不是目前这种状态。国际贸易制度的政革必须同时举起“贸易自由”和“贸易平衡保护”两面大旗，一面是提高效率的大旗，一面是保护各国和全球经济均衡的大旗，保护各国和全球广大民众利益的大旗，两者的协调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样的制度对所有贸易国都是最有利的制度，它不针对任何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