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新经济学原理》序言

郑栋才

    本书吸收了古典经济学与当代经济学中的精华，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对以往的经济理论又是一次颠覆性的变革。

    古典经济学中被当代经济学所抛弃的劳动价值论，在本书将重新焕发光彩。但它必须与当代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相结合，才能脱胎换骨走出困境。

    劳动价值论与效用最大化理论的结合，必然否定共产主义的空想。因为社会的需求有两种，一种是由人的欲望所决定的绝对需求，它永远超越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供给能力。例如无人驾驶汽车一出现，人人都想拥有一部，这也是一种需求，但却是不可实现的需求。这种状况是永远都存在，永远不可改变的。另一种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约束下能实现的社会需求，只能在购买力的约束下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在前一种要超越约束的需求欲望推动，与后一种被社会平均收入与商品价格所约束的需求的共同作用下，现实的趋向效用最大化的需求，永远是受社会劳动生产力约束并与之同步增长的需求。这种现实的需求，不可能象“土豆烧牛肉”那样停止发育成长而被绝对满足。“土豆烧牛肉”早已被今天人们的追求所取代，但人人都想要幢好房子，人人想到迪拜休个长假，虽然还远远算不上“各取所需”，就已经大大超越了现实可能性。今天的追求将来也会被更高的追求所取代，且永无止境。“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永远不可实现的空想。

    马克思认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凝结于使用价值中的社会必要劳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但必须对社会必要劳动这一概念有正确的认识。社会必要劳动应包括三层含意：一，它涵盖满足人类一切领域的需要（毒品、反人类、反人权等的需要除外，下文凡涉及社会必要劳动时相同）必须付出的社会劳动；二，在需求被合理约束的前提下，只有为均衡的需求量范围内的供给量而付出的劳动，才是社会所必要的劳动；三，在现有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概念的内涵三者缺一不可。

    自从农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后，节约下来的社会劳动力，已全方位向工业和社会服务业渗透，社会必要劳动已扩展了大量全新的具体内容。可以说，凡通过市场力量将社会劳动配置到的一切领域，都在创造商品价值。或者反过来说，正因为社会必要，市场才会给予配置劳动，律师、旅行社的导游、银行的职员、仓库的管理员等等的劳动，都在社会必要劳动的范围内。随着机器人的运用，社会劳动生产率会更大幅度提高，节约出多得难以想象的社会劳动力，其结果除了降低现有劳动强度和减少劳动时间外，社会必要劳动也将演变出更多至今无法预知的内容。这是由社会必要劳动的第一层含意所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内容的演变大大丰富了我们对社会必要劳动的认识。因此，劳动价值论必须抛弃，而且早就应该抛弃资本家所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即那些为社会必要的资本积累在筹集、均衡投入、产出及其优化配置、营运和管理过程中付出的劳动没有创造价值的理论。这些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中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必要劳动中高级、复杂、多倍于普通劳动的劳动，并物化于商品的价值中。我们无法想象，在微软公司中一位仓库管理员，他的劳动是必要的，是微软产品价值中的构成部分，而比尔·盖茨及其他股东在公司资本形成和运作的全部环节上的劳动付出，却在微软产品的价值形成中没有任何创造。否认或承认资本家为企业生存与发展而付出的劳动创造了价值，这是一个根本的差别，它将决定劳动价值论有完全不同的两个逻辑体系。如果你否认，那么非常简单，你就解释清楚，为什么企业内必需的一个清洁工人，他的劳动抽象化后，是整个企业产出的商品中物化的社会必要劳动的组成部分，但资本家的劳动却不行？如果没有他们在资本形成与运作上的劳动，怎会有企业及其商品的产出？如果你承认，那怕你认为他们创造的价值没有他们所得的那么多，但你已经否定了马克思以剩余价值为基石的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推翻了《资本论》中有关剩余价值的全部逻辑分析，因为其中没有一丁点资本家劳动创造价值的内容。马克思认为，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并认为，在任何社会生产中，“剩余劳动”中的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是必须始终存在的。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所谓剩余劳动，其产品的大部分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是社会必要的，因此“剩余劳动”其实是社会必要劳动的一个部分（我们甚至不关心其中逻辑上的混乱，这已经不重要）。特别是其产品中，用于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的部分，我们“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这只是这种社会需要得以实现的形式，重要的是，本质上它是用于社会的、属于社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只是执行了社会必要资本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而没有改变这些资本最终的社会属性。我们不知道也不关心将来是否有更好的该职能的代表者，但至少目前所见，经过市场筛选出的资本家是最好的代表者（不包括那些以非市场手段获取财富者），其二代或三代通常会被淘汰。在资本主义这个有商品价值创造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为什么执行社会需要的这一个重要职能的代表者，其劳动却没有创造价值？问到这里，我想如果马克思还在，都会哑口无言，他还能说什么呢？你不妨替他想想。我们不承认资本家养活了工人，也不承认工人养活了资本家，他们只是在不同领域为社会需要付出劳动，并被市场承认为社会必要劳动，虽然劳、资之间仍有收入分配公平与不公平、合理与不合理的问题。说到这里，有人会立刻进行反驳：一个拥有成百上千亿资产的大资本家，年收入也数以亿计，这难道仅仅是分配不公的问题吗？没有剥削，怎会有如此大的收入差别？我们假没，一个资本家，其拥有的财富每年以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增长，正是为了社会需要的这种增长及其在市场上的生存竞争，加上个人的思想意识和追求，他们会控制个人名义收入中消费与投资的比例。我们夸张一点再假设，他的生活消费水平几乎年年不变，直到终老，而把高速增加的财富都放在社会生存发展所必要的资本积累上，你认为那百分之二、三十的财富增长，是他真实的个人收入增长吗？我认为，全体资本家拥有的资本，加上普通居民在股市的投资，以及全体居民在银行的存款，只要是在社会均衡资本储备的范围内，本质上都是社会性的，只是在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中通过私人拥有并运作的方式得以实现。当然，他们的动机，并非都是这些资产的社会性，而是个人生活的将来提高，甚至包括个人拥有的荣耀感等等，但客观上是从个人名义收入中，自动作出一个满足社会必不可少需要的扣除。他们要为此而操劳并面对风险，大有大的操劳和风险，小有小的操劳与风险。这些出于个人动机的操劳，最终完成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投资及其调整。即使是普通公民，通过银行储蓄或证券市场各种证券的买入卖出，也在不同规模上起着相同的作用，为此，几乎动用全社会的成年居民付出巨大的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在不同领域和部门投放、配置他们拥有的资金，去优化配置生产资料增量，与现有生产资料存量相结合，与劳动人口增长相匹配，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并加以完善的经营管理。他们付出的劳动难道不是社会必要的劳动吗？马克思把超过生活消费需要的劳动定义为一般社会的剩余劳动是错误的，只有超过生活消费需要和经济均衡增长必要积累的需要的劳动，导致产能过剩的劳动，才是非必要的、多余的、没有创造价值的劳动。也就是说，在经济均衡的情况下，没有剩余劳动也没有剩余价值，在经济失衡情况下，有剩余劳动但它没有创造价值，因此也没有剩余价值，那怕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在我们的劳动价值论中，不再有剩余价值的概念。全体股民与证券交易所职工、全体居民与银行职员以及以资本营运为生的资本家的共同活动，完成着社会必要资本积累的工作，股民的红利、居民存款的利息与金融系统职工的工资一样，都不是从别人的无酬劳动中剥削的剩余价值。一些拥有大量财富的资本家，如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等，就象一个个营建巨形资本大厦的高级工程师，为社会必要的资本积累付出巨大而又复杂的劳动，并物化于企业产品的价值中。他们毕生劳动的实际所得，和所有劳动者一样，就是他们名义收入中减去为社会必要积累的余额。由于他们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们有远高于普通百姓的生活，而个人的消费始终是有限的，加上市场竞争压力也会迫使他们克制个人的消费，把名义收入中的大部分年复一年地还予社会生产，他们的高消费与他们作出的贡献相比是合理的。社会必要的资本，本质上是属于社会的，当然，前提是资本积累和存量是社会所必要的，非过剩的。在此前提下，私人拥有的资本，虽然受法律保护，但也只是名义上私人拥有，实质上是社会的。它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一直都是为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而存在。拥有巨额资本，反而说明了他们肩负的社会责任和承担的经济风险之巨大。收入和金钱，只有自己花掉的，才真正是属于自已的。

    全体居民的总收入，总会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用于生活消费，一部分用于储蓄和投资，只有前一部分，年复一年用于消费的，才是他们个人真实的总收入。因此笔者认为，收入分配不公、不合理，体现在每一期的收入分配中，普通劳动与资本运作劳动所获名义收入的差別上。前者比例过小，后者比例过大，一方面刺激了全体居民储蓄和投资的欲望，另方面又导致最广大普通居民有购买力的消费能力低下，使收入的消费率过低、储蓄投资率过高，将导致资本超均衡积累、产能过剩和经济危机，这才是收入分配不公对社会造成最大的危害。当社会总收入中，普通劳动者的名义收入占比提高到，并且只有提高到一个公平合理的比例时，投资下降消费提高才会达到一个均衡状态，资本积累刚好匹配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社会必要量。书中将证明，这时社会所获的总效用、总消费量也达到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约束下的最大值。反过来说，当投资刚好满足社会必要的均衡值，社会所获的总效用、总消费量达到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约束下的最大值时，个人收入也必然处在公平的状态。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社会所获效用的最大化与经济的均衡就是这样内在统一、内在一致地联系在一起。比尔·盖茨、杰克·贝佐斯…拥有巨大的财富，只要不引致经济垄断，在正确的经济政策和劳动法规下，他们会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是完全可能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的。把他们的财富拆分给一百万，一千万人去投资，只要经济政策和法规不合理，同样会出现收入分配不公，引致高投资低消费和过剩危机。财富拥有的差别大小与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前者如果仅与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情况下，资本家执行社会资本必要积累代表者职能的规模化有关，只要社会资本积累的总存量在社会必要的均衡的范围内，资本一定程度的集中是无害的，甚致是必要的；但如果财富拥有的差别由每期收入分配的不公累积而成，导致资本过度积累，而民众贫穷化导致消费不断萎缩，这才是有害的。因此，当期收入的分配是否利于资本积累与消费的均衡，才是收入公平与否的关键。

    我们如此大费周章去清除劳动价值论中的污垢，何不直接把它抛弃呢？要知道，我们呵护的可是浴盆中的婴儿。劳动价值论并不是由马克思首创的价值理论，他把劳动价值论重建在剩余价值和剥削论的基础上，为其阶级斗争学说服务，是非常错误的。排除了旧劳动价值论中的糟粕后，我们才能无懈可击地保留住劳动价值论的精华，使其作为社会劳动生产率在商品经济中发生调控作用、实现均衡的唯一方式，并在本书中得以全面展开。

    本书将说明，只有当不断提高的需求总量与结构及相应的产出总量与结构，使社会所获效用，达到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约束下的最大值，才是均衡的经济总量与结构，否则经济必然作出调整，这就是贯穿全书的核心原理。旧的劳动价值论没有效用理论的配合，没有效用最大化的分析，因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有经济危机理论，没有经济均衡的理论。但没有经济均衡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就是说不清道不明、欠缺说服力的理论。就象一个汽车驾驶员，如果不知道交通规则，发生交通事故后，也不会知道为何出事，怎样行驶才能避免出事。社会劳动生产率约束着社会所获效用的最大化，决定着经济均衡的状态。商品价值实体是凝结于使用价值中的社会必要劳动，在正确理解社会必要劳动的前提下，这是一个正确的价值理论，它反映的正是这个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商品价值及其实现形式的价格，是社会劳动生产率传递给和约束着每个消费者的重要信号之一，但并非社会劳动生产率传递给和约束着消费者的完整信号，还无法实现社会劳动生产率对消费者行为的约束。对于一个标准化的劳动者又是消费者来说，只有其劳动被承认具社会必要数量的收入量，相对于各种消费品价格的比值，才是一个完整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信号系统，并约束其消费的行为。

    社会所获的总效用，怎样才能达到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约束下的最大值呢？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在效用和效用最大化理论上已取得很大进步，但它反对劳动价值论，因此也存在严重的错误和不足。只有结合劳动价值论，才能发展出一个完整的经济均衡理论。

    在当代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消费者均衡论，它不是经济所有层次的均衡问题，而是多层次经济均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消费者均衡论研究单个消费者在一定收入和各种商品价格的约束下，如何确定自已购买商品的数量和结构，能从中获得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规律。说明该理论的一个模型，是用一条预算线，与无数条效用无差异曲线中的一条相切，切点的纵横坐标，就是消费者在收入一定、商品价格一定前提下，能获得效用最大化的商品总量与结构。因为预算线是由一定收入能购买选定的两种商品的所有组合的点集合而成，反映了该收入对两种商品的购买能力，而该切点是预算线能触及的效用最大的无差异曲线，所以其纵横坐标，就是该收入能买到的使消费者获最大效用的商品组合。进一步的数学分析，证明该商品组合处，两种商品的消费量，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相等。而模型得以实现的消费者市场行为是，当他持有一笔收入走进市场，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会对所有商品的效用进行比较，哪些商品用量已得到较大的满足，边际效用已经较低，哪些商品在自已购买力能及，还很需要，边际效用较高。他总是不断选择购买那些边际效用还较高的商品，导致该商品的边际效用下降，结果使他用自已有限的收入，购买的那些商品的边际效用不断趋于相等而获得最大的效用，即趋于上述的那个切点。消费者均衡论，以两个商品为例，推及多种商品，当一定收入购入多种商品，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都相等时，所获效用最大化而达到均衡。由于每个人的效用偏好都不同，即使在收入和商品价格都完全相同的情况下，1亿个人，几乎就有1亿个各自不同的效用最大化选择，特别是商品种类繁多的今天。但只要他们属同一个经济体，这1亿个不同选择汇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在收入和各种商品价格约束下使社会获最大效用的商品消费总量与结构。模型继续说明，消费者的收入是不断变化的，商品的价格也是不断变化的，特別是长远来说，商品价格相对于个人平均收入，是有方向地持续运动的，因此消费者均衡点也在有向运动着，我们将这些均衡点连成一条曲线，看到均衡点随着收入相对于商品价格的比值增大而向更高效用方向运动以及商品组合结构的变化。而所有社会成员消费均衡点的运动，又构成了全社会的消费均衡点，随着社会平均收入相对于商品价格的增大，向高端消费总量与结构，向新的更高的效用最大化方向的运动。这一理论分析，实际上已经站在了真理的门口，只要我们再问一句，一个社会的消费总量与结构的长期运动，归根结底是由什么因素决定呢？是自然资源稀缺的变化所决定吗？不是。毫无疑问，是不断有新的效用被发明创造出来及所有产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所决定。社会平均收入相对于商品价格的不断提高，以及各种商品价格比值的不断变化、长期运动，是不会无缘无故发生的，它只是社会劳动生产率长期持续提高所决定，要不断发出，借以推动同时又约束着社会消费向高端运动的一个信号系统。想想看吧！除了这个信号系统，你还能找到另一个机制，能把商品经济前提下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消费水平，从19世纪初的状态，随科学枝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而引领到今天高度吗？农业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如果没有人们的收入相对于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提高，还有什么力量能把过剩的社会劳动引向第二、三产业，使社会所获最大化的效用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呢？没有啦，你找不到别的另一个机制。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和消费者的经济行为，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中每一个家庭的经济行为有着相似的地方。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中，每个家庭都非常清楚自已有多少劳动力，生产那几种生活用品的效率有多高，它要把自已有限的劳动时间分配于不同生活用品的生产，使各种生活用品的边际效用趋于相等而获得最大的满足。如果某种用品的的边际效用相对较低，而另一种用品的边际效用较高，家庭会直接调整其劳动时间安排，增加后者的产量，使总效用趋于最大化。怎样才能将这样的原理，实现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整个经济中，就好象它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呢？在商品经济中，消费者知道的是手中有多少用于消费的货币收入，它是个人劳动的所得，就象前者知道已自有多少劳动力、劳动时间一样，它要分配这笔收入去购买市场上五花八门的商品，使它们的边际效用趋于相等而获得最大的满足，这和前者也非常相似。不同的只是前者分配的直接就是自已的劳动，而后者分配的，是自己被承认具社会必要性的过去劳动量，然后集合为市场需求，通过市场再调节将来的社会劳动（包括活的和物化的）分配和产业结构。可见在不同模式的后面，最基本的原理是相同的。计划经济中的独裁者，企图取代数以亿计不同偏好的消费者，否定数亿种不同的消费者均衡结构的存在，强迫他们接受几种军营式按需分配的效用结构，只会破坏经济结构的均衡，并反过来严重阻碍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整体经济的发展。只有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决定19世纪初的消费状态上升到今天的状态，只有收入与商品价格这一组信号能引领19世纪初的消费状态上升到今天的状态。因此，作为商品价格实质的商品价值，反映的就是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就是生产这一单位商品，在现有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所需要的劳动。由于旧劳动价值理论的错误、共产主义空想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由于计划经济想在生产已经社会化，而消费仍必然是个性化的历史条件下，不顾千千万万个人的差别，想把市场经济的模式改回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模式，这种倒行逆施，已经一再给社会经济带来恶果。而当代主流经济学则由于共产主义幻想破灭和计划经济失败，把劳动价值论的精华一并否定了。拒绝劳动价值论，消费者均衡论就拒绝了向前跨入真理大门的决定性一步，看不到经济均衡与效用最大化的实质。本书将从这个实质出发展开我们的论述。

    劳动价值论、效用最大化和经济均衡论，是一些非常枯燥乏味的议题，大多数人都没有兴趣，称之为不接地气，只有那些具体实用、操作性强的理论，才是接地气的。但正是这种接地气，只看眼前利益，鼓吹经济要高速再高速增长，然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理论，才导致今天的经济濒临崩溃。就象一个不懂水性的人落入水中，根本不知道在水的浮力中要轻松地保持平衡，而是手脚并用拚命挣扎去破坏平衡。在面临没顶的恐惧之下，毫无经济均衡理念的中国当局，其财政、货币、债务、房地产…政策，就象那溺者狂乱舞动的手脚，正把经济的失衡推向极端。其实，如果有一个好的社会政治制度，知道经济均衡的原理，不要搞什么高投资的高增长，相信我吧！按中国目前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中国人民会生活得非常轻松幸福，更不会出现今天的乱局，这才是真正接地气的经济学理论。并非发展就是硬道理，这是鼠目寸光的理论。均衡才是硬道理，均衡中才会有最好的发展。

   笔者是退休已十多年的老人，本应静心安度晚年，享受人生，但由于对经济理论的喜爱，一些新的想法会不断地涌现出来，以至急切地想写下来。但一动笔，就深感力不从心了。虽说是退休养老，但是凡人也有一大堆琐事困扰，很难找到一个稳定的时间进行思考和写作。加上岁月不饶人，精力、理解力、记忆力和知识都在老化，开始怀疑是否能写成这本书。于是产生一个想法，如其断断续续地写，盼出书，还不如把写好的部分在网上抛出，后读的慢慢写，能写多少是多少，这样压力会不断递减，轻松很多。致于成果、出书，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倒是书中的原创理论，是我非常珍爱和坚信的。但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对资本家的劳动也创造价值的理论一定会恨得直咬牙，而当代经济学者对劳动价值论又很不感冒，因此估计我会很孤立。好吧，那就请发起猛攻吧！我已作好准备。在争论中，你一定会发现其中的瑰宝。

                                                                                                           郑栋才    2019年2月11日

 简明新经济学原理

郑栋才

    人类为何要劳动？为了获得效用。人类为何有比例地分配其有限的时间于不同的领域？为了实现效用的最大化。人类为何持续不断地调整其时间分配的结构？因为：1.获得效用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变化、不断提高，以及不断有新的效用被发现、发明创造出来；2.已经形成的时间分配和产业结构偏离了获取效用最大化原则。什么因素决定了人类社会整个经济的总量与结构，长期朝着人民生活获得更大满足的高级阶段发展，同时又限制其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不是自然资源稀缺性的变化，不是！而是人类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效率的提高。人类各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已经完全反映了自然资源稀缺的状态及其变化，资源稀缺只是影响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其中因素之一。美国人也曾用50%甚至更多的社会劳动，或社会的劳动时间来从事农业劳动，而现在，他们只用不到2%的社会劳动从事农业，不仅养活了整个美国，还有大量的农产品出口，并导致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什么因素决定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不是自然资源，不是土地资源的变化，而是农业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变化。当农业社会劳动生产率数十倍地提高后，如果还保留50%的社会劳动在农业，社会产品结构的不合理，将使社会所获总效用，远低于当前劳动生产率状况下社会能获效用的最大化状态，其经济结构就一定严重失衡，就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用户籍制度将农业人口锁死在农村后的结构失衡是一样的。但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当美国农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时，就必然不断有节约下来的农业劳动力向外流动，渗透到其他社会需要的每一个领域，使社会生活得到更大的满足。农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还会更大幅度提高，因此，这样的调整过程还会继续。仅仅是一个农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就如此大规模地改变了人类社会时间分配的整个结构，大规模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以及满足这种生活改变所必须的整个经济的产出总量与结构的改变，那么当社会劳动生产率在所有部门都大幅提高，当新发明创造出来的产品当大量涌现时，其对经济总量与结构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近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根据变化了的效率和变化了的效用的衡量，为获最大效用而不断调整自已的时间分配，表现为劳动力及相应的资源在不同部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的一种鲜明的生命现象。它跟一个自给自足的原始家庭，根据效率和效用来调整家庭内部劳动时间分配的道理是一样的。例如家庭发明并使用织布机后，生产同样多衣服所需的劳动时间大大减少了，家庭会把节约的时间，在衣、食、住、行、休闲、娱乐…作一全面衡量后重新分配而获更大满足，它对生活改善的作用是全面的，而不仅仅在衣着方面。现代社会化生产的情况也一样，而事实上社会劳动在生产的每一个领域的效率都在提高，都在不同程度上持续地改变着整个社会获取效用的结构体系和产业结构体系。不仅如此，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不断地改变着人类劳动时间的长短和强度。现在人们普遍担心，机器人的发展，将来会夺去人类大量的工作机会，造成大量失业。但深入想想应明白，那些权威们的担心，只说明其经济思想有多么肤浅。我们为什么没有想到机器人使大量行业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会导致人类生活不断丰富和水平的大幅提高，劳动时间在不同领域更广阔的均衡分布，以及劳动强度降低和劳动时间普遍缩短，使得人人有工可作，并在物质、文化、娱乐、休闲、环保、医疗和养老等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呢。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劳动时间在更广阔领域的合理分配，只会使社会全方位的需求更加丰富，得到更大满足，而不是相反的失业和贫穷，这就是上面提到人类为什么持续不断调整其时间分配结构的原因。那么，当期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以怎样的方式与每个人的主客观效用相联系、相衡量，共同去决定当时最优的、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又是均衡的经济总量结构体系呢？这就是人类所有发展阶段的经济行为及其反映在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了。而特别引起思考的是，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体必须清楚自身的各种劳动生产率及其不断变化、提高，在社会化大生产的今天，人人都不知道也不关心各种产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社会劳动生产率能以怎样的方式与每个人的经济行为、消费行为相联系，受其调控，进而调控整个社会经济呢？这就是市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了。

经济学原理：社会需求和供给的总量与结构，决定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受其约束，并随之提高而向高端运动。当社会从中所获总效用，达到当前社会劳动生产力所决定的最大值时，经济才是均衡的，否则就是失衡的。失衡及其引发危机的程度，取决于所获总效用偏离最大值的程度。

    这一原理的提出，近似于公理，是未经证明就预先设定，认定在人类经济活动中普遍为真的命题。在我们看来，它也近于不证自明的，与人类全部经济活动的事实相符。与公理不同的是，公理与其推导出的定理有非常严密的逻辑关系，一旦公理被证伪，全部定理就都不成立，而原理与相关定律之间没有这样密切的逻辑关系；公理并非处于其逻辑体系的核心，该体系的内容较为松散，而原理则是某一特范畴整体关系中的核心，对该范畴内的相关定律起统括作用，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这也是一条非常简单但又极其深刻的经济学原理，它贯穿于人类社会生产的所有历史发展阶段，贯穿于经济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和环节：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无论是劳动时间的、人力的，还是资源的配置；无论是生产劳动、环保劳动，还是休闲、消费、娱乐的安排；也无论是金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收入分配和税收政策，还是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都离不开这一原理的控制，并为实现它而展开，因背离它而波动。从另一角度来说，本书在经济每一环节上的论述，都在证明这一原理。这是经济学唯一的原理，千规律、万规律，最终都归于这一原理，并必将成为主导未来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一

    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小生产中，家庭总要生产各种供劳动需要的工具。他们会计算，明年新增多少劳动力，是8个还是2个，并考虑现有工具的损坏情况和数量，再确定生产多少锄头、镰刀…。它不会不加思考就花大量劳动时间，生产出足够几十、上百新增劳动力使用的锄头、镰刀…来，反而没有足够时间用锄头等工具去种植农作物，使这个家庭所获的食物和其它效用大大少于本应达到的，由其生产力决定的最好水平，甚至挨饿受冻。这样的蠢事在落后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中不会出现，但是在现代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却累累大规模地发生，经济学原理会强迫其作出调整而频频发生经济危机。其原因是什么？调控的机制在哪里？这就是本章要弄清楚的问题。

    在社会平均的资本技术构成（资本的技术构成是指资本在物质形态方面的构成，是反映技术水平下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比例）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资料存量的增长，如能与投入生产的劳动人数增长相匹配，它们是成正比的。在每一期的社会生产的产出中，在国民收入既定情况下，被用于投资的比例越大，总量越大，用于消费的部分相对就减少，意味着将新增更多的生产资料、技术装备，因此就必须有更多新增的劳动人口投入到社会生产中与之相匹配，才不致于产能过剩，也意味着有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资本技术构成提高情况下，相对提高投资同样意味着相对有更多的劳动人口投入才能与之相匹配，虽然它们不再成正比。

经济学定律一：在社会平均资本技术构成既定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与产业的纵向（由上游产品到下游产品、由中间产品到最终产品、由生产资料到消费产品）结构有必然的对应关系。速度越快，必然对应着国民收入中用于投资，用于资本品生产的比例越大，用于消费及其产品生产的比例越小，以及投入生产的劳动力增量越大；反之反然。（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投入产出动态分析、哈罗得-多马经济增长理论都有分析，不再重复论述）

经济学定律二：在供求平衡前提下，经济的总产出决定于投入的劳动量及平均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因此，任何经济体，都存在一个静态的，由全体劳动人口正常投入的总劳动时间及其平均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潜在的总产出量，是上述前提下经济总产出的上限；将潜在总产出量随时间动态化后，就得到经济的潜在增长，是实现持续充分就业的经济均衡增长，亦是经济动态产出的最高上限。

    在技术进步和技术有机构成成长状态既定前提下，根据经济学定律二，持续充分就业的、均衡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被劳动人口自然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决定的，因此也是一定的。既然经济均衡增长的速度一定，根据经济学定律一，每期总产出中，用多少来投资，以满足自然增长着的劳动人口生产的需要，用多少来消费，以满足全社会人口的生活需要，才是合理的、均衡的，其比例也是由此确定的；为满足这一均衡的需求结构，生产的纵向结构也必须是一定的。当产出中的生产资料追加到生产资料的存量中后，使生产资料存量的增长正好满足劳动人口自然增长对生产资料的需要，社会生产中其余的人力物力，都被用于满足社会的消费需求，从而使社会所获效用的总量最大化。这样的纵向需求结构和纵向产业结构就是均衡的，符合经济学原理的要求。当经济已经运行在均衡增长的上升通道时，要持续运行于此通道，就必须特续保持上述结构要求。但现实中，在多数情况下，经济并非运行于均衡通道上。在经济反复于周期的波动时，可以说100％的时候都没有运行在均衡通道上，但这并不等于均衡的理论是无意义的。就象汽车没有多少时间能准确地行驶在车道的中线上，它总是不断地偏离车道方向，但借助车道线为参照，驾驶者才能不断使汽车返回车道中轴，如果没有车道线的规范，交通将一片混乱，事故频发。没有正确的经济均衡理论作参考线，经济将永远在混乱中运行，市场将是剧烈波动的市场，计划亦将是更混乱的计划。那么，当经济已经跌落到均衡增长的轨道之下，失业率高企时，经济怎样才能接轨均衡增长的通道呢？

经济学定律三：经济潜在的均衡的增长（自然增长）率，由劳动人口自然增长与技术进步这两个因素所决定，因此要实现均衡增长，消费与投资的比例，以及相关产业结构所导致生产资料的增长，应刚好满足劳动人口自然增长和技术进步对它的需要，此时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就是均衡的，消费总量、社会所获效用总量，就是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最大值。

经济学定律四：当实际经济已跌落到潜在增长线之下，在社会劳动高失业率、劳动力过剩，生产资料、资本品相对于总劳动人口生产需要的不足这两个必要条件下，经济实际增长速度有可能出现高于经济潜在增长的速度，但任何时候产出量都不会超过潜在的总产出量，经济不会在高于潜在增长线的上方运行。

劳动力大量过剩与产能不足，是经济实现高于潜在增长速度的增长在起点时的两个必要条件，但并非充要条件。例如经济体制也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本文不讨论经济体制问题，因为经济体制问题，是可能导致经济失衡的原因之一，但不是经济增长是否均衡问题的本身。经济以高于潜在增长速度增长可以一直维持到大量失业者消失，实现充分就业之前。因为在此之前，高速增长的生产资料产出，仍有大量失业者投入生产去匹配这高速积累的生产资料，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实现为生产资料的高速增长，而不是社会生活水平的高速增长。但是当失业者基本消失时，这种非正常的高速经济增长就必然会结束，因为它将受到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约束，不可能再有如此高速非正常的劳动力投入去匹配高速的生产资料增长。

经济学定律五：当经济一直以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的速度达到潜在经济增长的上限，社会劳动刚达到充分就业时，已经形成的产业结构中，必有大量上游产业的产能出现过剩，因为它只适应有大量失业劳动继续投入的高速经济增长，必然超越劳动人口自然增长对生产资料的需要。这时，投资必然萎缩，几乎同时劳动失业率回升与消费减少，形成恶性相互推动和显性经济失衡。

    对以上五条定律的证明并不困难，有的在过去的经济学理论中已有证明，我在专著《劳动价值、边际效用与经济均衡》中，以及多年来发表的许多论文中也作了颇有新意的论证，这里不多说了。本书只是将这些已明确的重要规律归纳梳理为定律，目的在于，当我们对其他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和推导，常常涉及这些规律时，不必反复论述这些规律，就象几何学中三角形全等定理的作用那样，同时，也想说明这些定律与经济学原理之间的内在关系，下面我们将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来阐明这种关系。

    先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经济结构纵向失衡问题：设社会有大量失业者；再设一制衣厂有300个工人，为赚更多，老板利用失业者就业竞争的有利条件，压低工人工资，用更多收入去扩建厂房、买设备、购进布匹，使企业收入中的更大比例用于扩大投资，尽可能少地用于工人和老板的消费。第二年，工人增加到330人，加上技术提高，产出增加15％。第三年失业的情况一样，生产规模继续扩大，产值又增加14％。企业一直两位数高速增长，且一切正常，因为年年都能招到足够的人手。十多年后，企业规模达千多工人，之前每年产值都双位数增长，年年增加的生产资料与年年招收的劳动者人数之间是匹配的、协调的。这年他还在扩建厂房、增购布匹、更换并买进更多更先进的设备。但突然出现“民工荒”，只请到两个新工人，而计划增加百多人的厂房已建好、布和设备已购进，企业产能过剩了。这，只是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的一个缩影，它不只是一个企业的产能过剩，还反映了生产厂房、布匹、机械以及更上游许许多多产业的产能过剩，但通过它已能看出中国经济由畸形高增长到失速危机的一些最根本因素，其中隐含了上述原理、定律中所有的规限。改革开放前，由于长期实行错误的计划经济政策，中国经济被世界发达经济越抛越远，技术落后，产能严重不足；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把大量的劳动力封锁在农村，阻止农业劳动力向工业、服务业的流动。加上十年浩劫对城乡经济的破坏已到崩溃的边缘，城市无法安排大量待业青年工作，一千多万知识青年被逆向驱赶到农村，类似二战后，日本城市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劳动者，自发逆向回到农村找碗饭吃，使农村劳动力本已过剩的情况更加严重。根据经济学定律四，中国经济具备实现超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劳动力显、隐性失业率极高与产能严重不足。实际经济中失业率越高、产能越落后和不足、经济体越大、离潜在产出远，说明经济能实现更高速和持续时间更长的高增长。以上这些条件在中国已非常明显地存在，改革开放只是将积蓄已久的能量突然释放出来。改革开放前，社会所获的总效用、人民的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当时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效用最大化值或应达到的生活水平，它的需求和供给都是被计划控制的，是不可随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随人们的效用偏好的变化而调整的，这是一种严重背离经济学原理的状态，它反过来也极大阻碍着技术进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改革开放后却走向另一个极端，朝着偏离经济学原理的另一种状态狂飙。除市场经济、私有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体制性改革外，知青返城和农民工进城，资本居高临下面对自我竞争而弱势的失业劳动者，导致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不断恶化，又为经济畸形超高速增长创造了另一个重要条件，即经济学定律一中所指出的：国民收入中的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以及相应的高资本品产出与低消费品产出的产业结构。对于落后的追赶型经济体来说，这种高速经济增长，在追赶的前期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就无法追上定律二所指出的潜在增长的产出高度，无法达到均衡增长的水平。但是当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后，人们就只会为高速增长欢呼，并把中国这种高投资低消费的高增长一直推向潜在产出的上限，在追赶潜在增长的后期转变为结构极度畸形的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当大量过剩劳动还没有被消耗完之前，初看起来似乎一切都非常协调，因为高速积累的资本、产能，有似乎无限供给、能高速投入的劳动力去匹配，由经济学定律一可知，经济高增长得以平稳实现，看不出有任何问题。但是，劳动人口是不可能永远提供这种劳动力高速投入的。当劳动力高速投入最终导致失业劳动基本消失时，劳动人口自然增长速度将决定投资增长、资本积累可实现的数量，如经济学定律二所指出，增长己不再可能超越潜在增长和自然增长的速度。但经济学定律一说明，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已形成的纵向结构只与高速增长相适应，与短时期内必须迅速转变为自然增长速度所要求的纵向结构，是格格不入的。有如那位企业家，增加百多人就业的厂房已建好、布和设备已购进，但只请到两个新工人，导致企业产能过剩一样。

    上世纪80年代，我国通过行政、立法和经济等手段，开始强制实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已导致我国劳动人口增长急转下降，以及人口结构的急速老化。现实已使我们深切感受劳动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强约束关系。我们这里不讨论怎样的人口增长是最优的向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我只是想说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那种双位数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今天经济增速的下滑，其决定性的原因决非投资、消费和外需萎缩这些表面的因素，而是由劳动人口自然增长与有限技术进步所决定的潜在增长的不可逾越，和非均衡高速增长与均衡增长相冲突所决定，投资、消费与外需萎缩只是这种背离经济学原理的不均衡的必然表现。当经济保持远远高于潜在增长的速度，猛烈地撞向这个不可超越的潜在增长上限时，经济已实现的高速度与将可能实现的速度之间，在高速增长中已形成的纵向产业结构与均衡增长所要求的纵向产业结构之间，将发生强烈的冲突，表现为大规模的产能过剩。

    我们用图1（A）和图1（B）来说明这个冲突。图1（A）中曲线AB表示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均衡增长或潜在增长线；曲线CD将潜在增长各期的GDP分为两个部分，AB与CD之间的部分表示消费，CD以下的部分表示投资；曲线FE，表示所有潜在产出如B1t生产过程所需的生产资料存量E1t。B1t是潜在产出，因此E1t就是t时与全部劳动人口相匹配的生产资料总量。而FE反映的生产资料存量增长，与GDP被CD分为消费与投资两部分的比例结构关系密切。

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决定了这一期的产出中，有多少用来补偿消耗的生产资料，有多少增量将的积累到FE的生产资料存量中，并正好匹配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但这种完美的使社会所获总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增长，是很少见的（也许将来能较多看到）。因此在图1（B）中，我们把这三条线虚化掉，用实线表示实际的经济增长。A1B1表示实际的GDP增长，其起点A1远低于潜在产出A，说明有大量失业者这个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条件之一存在；F1E1表示实际生产资料存量的增长，F1远低于F，说明产能严重不足这个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也存在。由于低劳动成本与高投资利润率，刺激着社会的高投资欲望和高储蓄率，曲线C1D1把各期GDP分割为高投资与低消费两个部分，使得每年有更多的生产资料积累到F1E1中，并吸收大量失业者与之匹配，使经济A1B1与生产资料存量F1E1同时实现高速增长，向着各自的最高上限冲击。当生产资料存量直线冲高到全体劳动人口能推动的上限E1点时，意味着实际经济也冲击到潜在的上限B1点。这时，如果我们不看产业的结构和生产资料存量的结构，只看总量，还看不到纵向产业结构失衡与产能过剩的问题。但看看GDP中长期高投资低消费的比例，它必然影响生产资料总存量E1t中的结构，以及相关的整个产业链向上游部门的严重倾斜，例如煤炭、冶金、机械、源材料…的产能的严重过剩，以及相应劳动力在这些部门的过度投入，是非社会必要的劳动投入，正如经济学定律一和定律五所指出的，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的相对应的产业结构，经济以超均衡的速度冲到潜在增长上限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必然与不可超越的潜在增长所要求的产业结构发生冲突，并表现为产能的过剩。经济已经无法越过潜在产出增长线AB向更高产出运动，但整个产业结构、生产资料存量结构以及已经形成的投资、消费比例结构却要求，并只适应沿实际经济增长线向前冲刺，但已经没有大量过剩劳动力去推动了。经济的体量越大，实际经济增长速度A1B1高于潜在经济增长AB的差值越大，经济失衡的程度就越严重，危机破坏力也越大。图1（A）（B）所说明的经济均衡增长与非均衡增长导致的冲突和危机，笔者在2003年出版的《劳动价价、边际效用与经济均衡》一书，以及在第九届全国（中国---笔者注）政治经济学年会上提供的论文《经济均衡的理论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一书）中都有较详尽的理论与数学分析，不再重复。图1（A）（B）的优点是描述得更简捷更直观，易于理解。特别要指出的是，它把全社会效用最大化与经济均均衡的关系清晰反映出来了。图1（B）说明，实际经济增长A1B1的主要追求目标，不是社会效用的最大化，而是投资利润的最大化并挤压社会效用使之远离最大化。图中的社会消费由A1C1增长到B1D1，远远落后于投资由C1O增长到D1t，t时刻的消费总量，也远低于t时刻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所决定能获最大效用的消费总量B1t。这时我们才发现，大量的社会劳动被消耗在超均衡的无用的生产资料生产上，而没有用在民众生活最大化的满足上。这完全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网上能搜索到大量不一致的数据，但几乎都一致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既低于高收入国家，更远低于低收入国家，且有逐年走低趋势；而中国的投资率则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凡是涉及中国的数据，无论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不可靠，因为层层上报的数指都有造假，除非你能拿到内部的统计数，也许会接近一点真实。但大量数据所反映的超势己足够说明问题了），也是中国经济必然失衡的根本原因。

    图1（B）中，当实际经济沿A1B1冲高接近上限B1时，经济学定律四所指出的，经济超高速增长的两个必要条件消失了。劳动力过剩已转变为劳动力自然供给相对于经济超高速增长的不足，产能不足也转变为产能惯性高增长超越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推动力，且部分上游产业的产能已严重过剩。产能过剩又导致经济增速迅速下滑如B1B2。经济畸形超高速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即资本的高积累和高投资，由于产能结构牲相对全员劳动过剩，已无法继续投向实体经济，而转投股市、金融、房地产…，在那里来回空转，吹起一个个巨大的泡沫，这几乎是所有不加控制追赶型经济高速增长最后阶段的必然现象。而实体经济增速下滑，又使劳动供给的状况，由过剩到相对不足之后，又重新回到过剩。但这时的劳动力过剩，失业率突然猛增，已不是当年与产能不足并存的过剩，而是与产能结构性严重过剩并存的双过剩，根据经济学定律四，在消除大量低效过剩产能之前，经济无法重回高增长轨道，失业率高企也将长期持续。政府企图避免危机爆发，常常会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去加以应对，大印钞票、降底银行利率和存准率、提高杠杆率。但所有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只会使各种泡沫越吹越大，债台高筑而不会救活死火的实体经济，因为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己经堵死了追加投资实体经济的渠道。这就是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

    这时，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包括那些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泡沫的分析上。他们没有看到，所有这些泡沫、结构失衡、债台高筑、资金空转、经济下滑等等问题的根源，就是前述经济学原理中所指出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消费量、生活水平，并没有随之合理提高，全社会所获总效用被压抑，仍停留在之前更低生产力水平的状态，偏离或者说落后于新的更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最高效用值的必然结果。由于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平不合理的积累，导致贫富差别的恶性扩大，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那种偏离、那种失衡，在中国表现得非常严重，中国经济的失衡及其将引发的危机也是极其严重的。千万不要小看了这条经济学原理，以为它是过于简单言之无物的废话。我们将会看到，这是一条囊括经济所有层次均衡问题的原理，所有层次的经济失衡都源自对它的背离。当中国经济以畸形的超高速硬硬地撞向其即时潜在的上限时，人们才发现，大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产能，是远远超过与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相匹配的数量，是无用的，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没有将这部分生产力均衡地用在提高全社会，包括最广大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平上。这就是没有足够的破坏力都无法消解的经济纵向结构的严重失衡。

那么，对于落后的失业严重的追赶型经济来说，是否既能实现追赶，同时又不与潜在经济增长上限相碰撞呢？答案是肯定的。就象我们要修筑一条铁路支线与一条铁路干线相衔接一样，当我们让支线不断向干线靠拢的同时，必须不断调整支线的走向，使之弯曲，最后到达干线时，其方向与干线完全一致，就与干线相衔接了，而不是笔直地修一条支线与干线对接，火车必在交接处翻车。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经济学第一定律所规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的纵向产业结构是必然相关的，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有不同的纵向产业结构。要想失业严重的追赶型经济平稳地上升到潜在的均衡增长轨道，就必须控制好经济增长的速度，使它的速度逐步降低，在达到均衡增长时正好与均衡增长的速度相等，如图1(C)中，实际经济增长A1B在B点与潜在经济增长线AB在B点的速度达到一至。这时，已经形成的投资消费需求结构、生产资料存量和产业的纵向结构，在市场调节作用下，也正好符合均衡增长的要求。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资本品、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品生产的产业结构，如图1(C)，就象铁路支线的两条铁轨，稳稳地衔接在铁路干线的两条铁轨上。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就象图1(B)中行驶在那条笔直修到干线AB的那条支线A1B1上的列车，而干线另一侧是不可逾越的大山。但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和学者们就是那样的目光短浅，只看到即时的现象：当经济还可以实现高速增长时，他们高呼发展就是硬道理，而看不到均衡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看不到他们为之欢呼的高速增长背后所隐藏的严重结构失衡和危机，看不到畸形的高速增长必将撞向潜在增长不可逾越的大山上；当中国经济增长列车从支线直直地撞向干线要翻车时，他们又吱吱喳喳地讨论什么金融、货币、债务、房地产、产能过剩、三套车疲软，甚至人口红利、人口老化等等这些翻车前的种种表象，还以为自已有多大本事，能使一辆能量巨大、高速运行的经济列车，在冲撞增长上限的短时期内，用那愚蠢的供给侧改革、货币宽松或财政宽松等等方法，就可以在保住产能过剩、保泡沫不破、保速度稳定情况下，重回高速增长的轨道，避免危机的爆发，以为神奇的中国经济不受任何经济规律的限制。（请注意：中国目前经济失衡的状况，与美国08年前失衡的状况完全相反，当时美国是储蓄与投资不足，经济增长缓慢，可用凯恩斯增加投资的方法，但中国不行）他们完全看不到，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出在对经济学原理的严重背离上，出在经济发展了，但包括广大民众在内的社会所获总效用，远远没有随之提高到当前生产力所决定的最大值水平上。因此，要使经济走上均衡增长之路，需要一种巨大的破坏力，把目前的整个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格局，把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体系，以及已经失衡的整个产业结构破坏掉。大大提高中下层民众的收入，社会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才有可能趋向于社会效用最大化状态，才可能使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比例结构趋于均衡。只有当投资与消费的需求结构趋于均衡时，才能决定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的纵向产业结构趋向均衡。经济的均衡，与市场供求平衡完全是两码事。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主张实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增加需求，以维持消费+投资=消费+储蓄的平衡，主要是投资=储蓄的平衡，以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充其量只是一种追求市场供求平衡的理论。它看不到市场供求平衡，在中短期内完全有可能在经济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得到实现，如上述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期，在市场总供求平衡中酝酿着最终必然爆发的总供求不平衡。投资与储蓄的不平衡，源自投资与消费这个需求结构的不均衡，并常常就是因为投资过度，盲目去扩张投资，无法实现持续的市场供求平衡，反而会更加不平衡。经济均衡，首先是需求必须均衡，需求必须符合经济学原理中效用最大化原则，总量与结构达到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下使社会获最大效用的均衡，才会有供给总量与结构的均衡，才会有持久的供求平衡。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失衡的需求结构不变，绝无使经济趋于均衡的可能。而需求结构能否均衡，又决定于财产增量即收入的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及其导致的财产存量分布是否合理。因为投资回报的高低，决定着几乎所有居民在其收入和资产中，多少用于储畜、投资，多少用于消费，其总量，就构成了社会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决定着这一层次的需求是否均衡。

    那么，怎样的收入分配关系，才能使那条经济学原理得以实现呢？我们需要重提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并与当代经济学理论相结合：什么是商品的价值？什么是收入？怎样去理解效用及其最大化？

    前文我们已经说过，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条件下，家庭会根据劳动力增长，原有工具好坏的状况，来决定用多少时间去生产各种不同的工具，刚好满足劳动的需要，避免盲目生产出大量过剩而无用劳动工具来，然后用余下的劳动时间去生产直接用于生活的用品，以获得最大的效用。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中，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理是一样的，却经常大规模地出现钢铁、煤炭等等产能的严重过剩，把宝贵的社会劳动，大量消耗在过剩而无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上。我们已经讨论了当代市场经济中，纵向经济结构均衡的原理及其失衡所导致的危机。我们还知道收入分配在实现这一均衡中的重要性，但仍然不知道怎样的收入分配才能实现这一均衡，才是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下面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设定每个现代家庭有一个家长，一家之主，他将确定，或以他来代表家庭所有经济行为，包括消费与投资等。虽然家庭收入贫富悬殊，但仍可以认为每个家庭都参与了储蓄和投资，只是温饱线以下家庭的储蓄与投资设为零或负值。所有家庭的投资与消费的总合构成了社会的投资和消费。家长们是如何调节家庭的投资消费比例呢？显然是与储蓄、投资的收益率密切相关。这里涉及一个间接与直接投资、储蓄与投资平衡的问题，继而是货币金融等一连串问题。我们不能对所有这些问题同时展开讨论，因此假设储蓄与投资是平衡的，把问题集中在合理的收入分配能实现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均衡上。我们把社会成员所获收入分为两类，即社会成员以所有者身份营运资本的劳动收入（下文简称 “资本收入”）和以非所有者身份运用资本的普通劳动收入（下文简称 “劳动收入”）。例如居民储蓄和银行职员都为社会必要资本积累付出了劳动，前者的利息收入是一种“资本收入”，银行职员的工资收入是一种 “劳动收入”。绝大部分社会成员都同时获得这两种收入，但无论是哪一种收入，在社会成员手里只是一个总数，他们会把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消费，一部分用于储蓄或直接投资，并在下一期再获得“资本收入”和 “劳动收入”。他们会用多大部分收入于储蓄或直接投资呢？这就决定于他对下一期 “资本收入”的预期。而本期“资本收入”的走势影响着他们的预期。如果本期“资本收入”比“劳动收入”增长得更快，如果社会的“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所占比例偏高，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偏低，他们会更多地储蓄或投资。不要说那些以私有资本营运为生者的“资本收入”越高，再投资的资本量会越大，就是那些以“劳动收入”为主的普通家庭，也会把家庭收入中更大部分用于储蓄或投资，甚至直接转为投资创业，尽量压缩个人消费。因此在经济高速增长必要条件存在前提下，社会的“资本收入”总量与“劳动收入”总量的比率，是调节居民，因而也是调节全社会投资与消费比率的重要指标。而社会的“资本收入”总量与“劳动收入”总是比率又是可调节的，进而国民收入用于投资与消费的比率以及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是可调节的。社会有许许多多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手段，当收入分配过于偏向于“资本收入”，我们需要控制投资的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时，只需运用分配与再分配的手段，将过多的资本收入向普通劳动者或居民转移即可。更重要的是，社会还有法律和行政多种手段可运用，例如劳动法可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工作时间、劳动保障和福利、个人收入所得税累进率和环保法规等等，都可以控制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率，改善“劳动收入”和社会福利，达到控制投资和经济增速的目的。当然，任何社会都需要积累以满足劳动人口自然增长和技术进步对它的需要，甚至在刀耕火种的年代，也需要增加刀和种子的数量，以满足增加了的劳动人口劳动时的需要和增加了的人口的消费需要。今天，生产已经高度社会化，但仍由私人承担着、代理着这样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职能。实践已经一再证明，这是实现这一职能最有效率的形式，如果再加上好的分配制度、法律和行政手段，无疑也是当今唯一合理的实现形式。社会必要的资本积累都掌握在全体居民手中，因生产规模和资本营运的需要，在市场的优化作用下，居民拥有的资本有多有少。在这种实现资本积累职能的形式下，全体居民的收入，都是双重属性的，即私人属性的部分和社会属性的部分。社会属性的部分名义上、法律上是个人所有的，但实质上是社会的，是社会对全体居民名义收入中的一个扣除。一个拥有巨量财富的资本家，如果把个人一生的消费控制在普通居民的水平上，那么年复一年滚滚而来的绝大部分收入，也就年复一年归于社会，而且还必须操劳于这些资本的营运，承担着失误带来的风险，代理着社会的重要职能，而他一生的真实收入就跟普通人并无二样。在这样的社会必要资本积累及其营运的实现形式下，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比例关系是否公平合理的问题，而“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比例关系是否公平合理，又取决于它所导致个人名义收入中储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是否符合经济均衡增长所要求的比例。“资本收入”在囯民收入中占比的“资本收入”率过高，导致储蓄、投资率过高和消费率过低，以及经济非均衡的高增长，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但“资本收入”率也不能小到使居民的储蓄和投资达不到必要的均衡值，消费增大到吃老本的程度，导致劳动生产没有足够的物质手段可运用，其后果也必然是消费量随之不断下降。当被“资本收入”率调控的储蓄、投资、积累和产能增长，刚好满足或趋于满足潜在的、均衡的经济增长的要求，即满足劳动人口自然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需要时，国民收入的其余部分将用于消费，其消费总量和总效用也达到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最大值，这时的社会的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就是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符合经济学原理要求的收入分配。归纳起来说就是，“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比例关系公平合理，决定着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均衡和经济增长的均衡，而经济增长的均衡又决定了社会所获效用在总量上的最大化（结构上导致的的效用最大化在后文另作讨论）；反过来说，社会所获效用在总量上实现了最大化，前提一定是经济实现了均衡增长，再进一步的前提则是“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比例关系已处在公平合理的状态。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经济的均衡和社会所获效用的最大化就这样内在一致地统一起来了。这三项要求，只要其中任何一项不符合经济学原理的要求，其它两项都绝不可能符合要求；因此，只要其中一项事实已经符合了要求，那么其他两项也一定达到要求。这三项要求中的后两项的关系，正是经济学原理中的内容，而第一项即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是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能准确向社会发出的信号之一。收入分配不公的实质，就是制度和法规导致了社会劳动生率向社会发出了错误的、失真的信号，那么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均衡，社会所获效用也不可能最大化。年复一年，社会在全体居民的个人名义收入作了一个扣除，这个扣除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中个人自动作出的。人们的动机并非为社会经济的均衡运行作出贡献，而更多的是为了将来收入的增长或个人的荣耀等等私人目的，因此只有在经济环境及未来预期合理的情况下，人们才会自动作出符合经济均衡要求的也是社会必要的扣除。当人们在自已的名义收入中自动作出符合经济均衡要求的，那个本来就应该是社会的必要扣除后，这时的真实收入，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即在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下的个人，无论是普通劳动者还是资本营运者，其劳动被承认为社会必要劳动中真正属于个人用于消费的数量。消费者持着这一个反映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信号，去面对市场上数量巨大、种类繁多，价格同样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商品，去购买各自偏好的生活用品，实现一种衣、食、住、行、教、娱、健…的横向结构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均衡。由无数个体的消费者均衡，又总合为社会的横向消费结构均衡。

    提到社会劳动生产率信号、劳动价值论和社会必要劳动，就有必要讨论一下马克思的劳动价论论了。马克思认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凝结于使用价值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正好说明商品价值就是社会劳动生产率在市场发出的重要信号之一，是正确的定义。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社会必要劳动这一概念的认识也必然会不断深化。社会必要劳动必须包括三层含意：一，它涵盖满足人类一切领域的需要（毒品、反人类、反人权等的需要除外，下文凡涉及社会必要劳动时相同）必须付出的社会劳动；二，在需求被合理约束的前提下，只有在均衡的需求量范围内的供给量，其付出的劳动才是社会所必要的劳动；三，在现有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产所需要的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概念的内涵这三者缺一不可。

    重农主义者曾认为，国家的财富决定于农业生产，其他经济活动的从业者，是靠农业产品的盈余部分所养活的，不是真正的财富创造者。这种理论如沿用至今，那么美囯的从业者中，只有不到2％是真正的财富创造者，其余都是寄生的，今天来看，是极其荒谬的。自从农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后，节约下来的社会劳动力，已全方位向工业和社会服务业渗透，社会必要劳动已扩展了大量全新的具体内容，不仅包括物质产品生产的、体力的劳动，也包括大量非物质产品生产和非体力的劳动，只要这种劳动的产品是社会必要的，是在社会劳动分工整个结构体系中的一部分，就是社会必要劳动。科学家、工程师、教师、旅行社的导游、银行的职员、仓库的管理员和电工等等的劳动，都在社会必要劳动的范围内。随着机器人的运用，社会劳动生产率会更大幅度提高，节约出多得难以想象的社会劳动力，其结果除了降低现有劳动强度和减少劳动时间外，社会必要劳动也将演变出更多至今无法预知的内容。这是由社会必要劳动的第一层含意所决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必要劳动内容的演变大大丰富了我们对社会必要劳动的认识。因此，劳动价值论必须抛弃，而且早就应该抛弃资本家所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即那些为社会必要资本积累在均衡投入和产出，并以资本拥有者身份在其优化配置、营运和管理过程中付出的劳动却没有创造价值的理论。事实上这些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中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必要劳动中高级、复杂、多倍于普通劳动的劳动，并物化于商品的价值中。我们无法想象，在微软公司中一位仓库管理员，他的劳动是必要的，是微软产品价值中的构成部分，而比尔·盖茨及其他股东在公司资本形成和运作的全部环节上的劳动付出，却在微软产品的价值形成中没有任何创造。否认或承认资本家为企业生存而付出的劳动创造了价值并物化在企业产品的价值中，这是理论上一个根本的差别，它将决定劳动价值论有完全不同的两个逻辑体系。如果你否认，那么非常简单，你就解释清楚，为什么企业内必需的一个清洁工人，他的劳动抽象化后，是整个企业产出的商品中物化的社会必要劳动的组成部分，但资本家的劳动却不行？如果没有他们在资本形成与运作上的劳动，怎会有企业及其商品的产出？如果你承认，那怕你认为他们创造的价值没有他们所得的那么多，但你已经否定了马克思以剩余价值为基石的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推翻了《资本论》中有关“剩余价值”的全部逻辑分析，因为其中没有一丁点资本家劳动创造价值的内容。马克思认为，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并认为，在任何社会生产中，“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是必须始终存在的。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所谓剩余劳动，其产品的大部分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是社会必要的，因此所谓剩余劳动，其实是社会必要劳动的一个部分。因此在纵向经济结构均衡的情况下，是不会有剩余劳动出现的，也不会有 “剩余价值”；在纵向经济结构失衡，投资过度，资本积累超过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需要，导致产能过剩时，真正出现了过剩的劳动，其产品在市场上无法售出，根据社会必要劳动的第二层含意，这种过剩的劳动不是社会必要劳，也没有创造价值，因此在经济结构失衡的情况下，也不会有“剩余价值”。在我们的新的劳动价值论中是没有“剩余价值”这个概念的。马克思指出，用于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在纵向结构中，社会的均衡的储蓄与投资的部分，我们“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这只是这种社会需要得以实现的形式，重要的是，本质上它是用于社会的、属于社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只是执行社会必要资本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并为此付出巨大的劳动，也没有改变这些资本最终的社会属性。我们不知道也不关心将来是否有更好的该职能的代表者，但至少目前所见，经过市场筛选出的资本家是最好的代表者（请不要误会，这里绝不包括那些以非市场手段获取财富者），其二代或三代通常被淘汰。在资本主义这个有商品价值创造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为什么马克思所指出的，那些“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的资本家，其劳动却没有创造价值？问到这里，我想如果马克思还在，都会哑口无言，他还能说什么呢？你不妨替他想想。我们不承认资本家养活了工人，也不承认工人养活了资本家，他们只是在不同领域为社会需要付出劳动，并被市场承认为社会必要劳动。个人拥有财富的差别巨大，并不等于收入分配一定不公平，因为名义上个人拥有的财富中，存在一个与该拥有量相关的部分是属于社会的，个人财富拥有量越大，其中属于社会的部分的相对和绝对量都会越大，因为用于个人的消费始终是有限的。少数资本家拥有巨额资本，反而说明了他们肩负的社会责任和承担的经济风险之巨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主要体现在每一期收入的分配中。而每一期收入分配中，资本营运与普通劳动在国民收入所占比重的大小，与资本多大规模集中于小数人手中没有必然关系，资本集中规模很大程度决定于经济社会化的需要。如果把社会上1000名最富有者手中拥有的资本，平均拆分给上百万、上千万资本家手里，不仅不利于经济，而且对每期收入分配的改善也没有任何帮助，甚至可能更加恶化。贪婪，是人性恶的一个部分，事实上富有者、大资本家的贪婪并不比普通人更恶，看看那些出生在社会底层的国家干部、先峰队员们，在地位改变后表现出的贪婪就清楚了。收入分配能否实现公平合理的责任，并不在个人的身上，因此我们不应把收入分配的不公聚焦在具体阶层的人上，而应该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社会制度、法规制定和管理上。常言道，金钱和财富，只有自己用掉的，才是属于自已的。这是一个浅显而又深刻的哲理，民间对此已深有体会。美国互联网巨头亚马逊公司的创始人兼CEO杰克·贝佐斯，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个人的名义收入非常高，日入六十多亿美元，但他仍然住在一家租用的公寓里，他工作的桌子是把旧门拆下来做成的，且每天还自已洗餐具，你认为他一生的实际收入是多少，一生为社会管理的资本是多少呢？当然这是个例，但总的来说，在收入分配公平合理前提下，富豪们的消费始终是有限的，他们高于常人的消费与他们作出的贡献相比是合理的。事实上在收入分配较为合理的国家中，人们对那些靠自已在市场中的努力而致富资本家并不仇视。财富拥有的差别大小与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前者如果仅与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情况下，资本家执行社会资本必要积累代表者的职能的规模化有关，只要社会资本积累的总存量在社会必要的均衡的范围内，资本一定程度的集中是无害的，甚致是必要的；但如果财富拥有的差别，由长期收入分配的不公累积而成，或腐败的政权对民众进行掠夺的后果，这种差别已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过度积累，而民众贫穷化导致的消费不断萎缩，即使你调整收入分配，没有经济危机的破坏力，也无法使消费总量回到均衡的、效用最大化的状态，这样财富分布结构才是有害的。因此，每期收入的分配是否利于资本积累与消费的均衡，才是收入公平与否的关键。

    那些所谓要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者，最后都现出原形，其实是一群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靠暴力、权力非法致富的“资本家”，他们极力鼓动人们去仇狠市场产生的资本家，鼓吹阶级斗争，是別有用心的。他们第一步，就是用武力夺取政权，以公私合营方式，剥夺绝大多数是劳动致富的私有财产。当社会失去一大批市场中形成的，最优秀的经济管理人才，去执行社会必要的资本积累的代表者职能后，在一些外行者指挥下，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中国的公有经济、计划经济已面临崩溃，于是才有了改革开放。利用私有经济救活了中国，也救活了共产主义的党。与此同时那些最邪恶的权贵们，借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妖风，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家财产和民脂民膏，那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先锋队员们，一个个摇身一变都成了邪恶的大“资本家”。如果说比尔·盖茨、杰克·贝佐斯等等资本家，就象一个个营建巨形资本大厦的高级工程师，为社会必要的资本积累付出巨大而又复杂的劳动，同时还要为这些大厦在经济“地震”时能否抗震承担风险，那么那些直接或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政府官员及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在政治权力绝对化体制下，更象一群要把粮仓里的粮食吃空的老鼠，他们不会为“全民”去营建那一坐坐资本大厦，他们整天所想所忙碌的，是如何掏空这些大厦。当经济在收入分配极不公平，投资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衡的畸形高速增长转而下滑，以及没有政治改革的改革开放走到尽头，普通百姓手里已没有多少油水时，共产主义者们又再次想到那些中小民营企业及企业家了。因为他们手中还有油水可榨，而且他们在市场竞争环境下的成长，必将威协权贵们依靠非市场手段掠夺财富之路。于是消灭私有经济的口号被重提，利益集团掠夺了国有企业之后，开始向民营企业伸出魔爪。

    收入分配的不公，民众接收到的收入信号对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严重滞后和偏离，终于导致纵向经济结构的失衡，需求萎缩和经济增速急速下滑。但资本快速积累、投资高速增长的巨大惯性力不会因此嘎然而止。大量的资本在市场中左冲右突，寻找投资的机会，但无论你如何引导，它就是不进入实体经济，因为纵向结构的失衡实体经济已不可能吸收更多的投资。政府那愚蠢的宏观调控，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吹起一个又一个的泡沫。上帝造人和部分动物时，其身体比重与水几乎相等或略轻，根据阿基米德定律，其在水中受的浮力与体重也几乎相等。因此只要找到平衡，稍微露出身体一点点（眼、鼻），轻轻划动四肢，就能浮在水面和游动，有利于他们的生存。但不会游泳的人，由于对水的浮力大小没有经验和感受，以及对水的畏惧，所以一落入水中就拼命蹬腿向上挣扎，导致身体更大部分露出水面。浮力减少，身体下沉的感觉就会更强烈，于是就更加奋力地向上挣扎，恐惧和下沉感就更大，直致体力不支沉入水中。在生死关头，他又重新挣扎向上。如此反复沉浮，直致…。由此可见，了解并把握好事物的均衡点是何等重要。所有国家在非均衡经济高速增长的末期，几乎都是纵向产业结构失衡即将引发危机的时候，情势就象那位不会游泳的人，落入水中拼命踩水登高后的情况那样。目前我国经济也处在这样形势中，政府已深切感觉到危机的严重，但又畏惧经济回归均衡的下沉下滑，于是也象那位溺水者那样，正利用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手脚并用拼命向上挣扎，吹起一个又一个泡沫，且泡沫越吹越大，危机感也越来越大。我们明知投资过度产能严重过剩而消费不足，但挣扎着不得不还是依靠无效的投资；明知我国的房地产泡沫是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泡沫，但也不能让它破灭，恐惧其巨大的破坏力及其对整个经济的多米诺骨效应，不得不一次次推高房价；我们明知货币已严重超发，但还得继续超发；我们明知债务危机将爆发，但还是要降准再次筑高债台…。对经济均衡毫无认知的政府，就这样引领着这个国家，精疲力尽地在失衡的状态中胡乱地挣扎着，最后还是要没入水中。有样可鉴的就是委内瑞拉了。

    房地产泡沫：房价飞速上涨，已远远超过其实际价值，房产数量也远远超过刚性需求的购买力，并严重过剩，鬼城遍布。房屋是一种消费品，因此初看起来，房地产的高速增长，是对消费不足投资过度的平抑。但在房地产泡沫中起推波助澜作用的绝非是消费，而是走投无路的过剩资本寻找出路的投机行为。习近平有一个说法：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无意中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把房产泡沫炒起来的，并非消费，而是大量过剩资本利用房地产投资的方式，把民众手中仅余不多的可消费资金都搜刮一空的最后机会之一。一个手中有十几万、几十万的普通民众，一个手中有百万、几百万的中产者，加上银行的借贷，大部分血汗钱就以首期形式送入房地产泡沫中。前面我们说过，当资本收入率过高时，居民储蓄和投资欲望会高企，并压缩消费，导致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非均衡高速增长。现在，当实体经济已无法高投资高增长时，建厂房造机器已经没多少钱可赚，于是将实体经济过剩的产能部分向房地产产业转移，只有炒房子才能实现资本积累的高增长。当房地产泡沫吹起时，就形成一恶性循环：房价升得越快越高，投资房地产的收入率就越高，以致远远高过投资实体经济“资本收入”，居民就越是压缩消费，争先恐后地投机房地产，房地产泡沫就越吹越大，如此反复推动。人们已经无法准确估计中国房地产的总市值是多少，有的说是两百多万亿，有的说是四百多万亿。但这绝对是一个虚假的总市值，不然怎么说它是泡沫。正是这个虚假的不断膨胀的总市值引诱着无数人上勾，勒紧裤腰带也要筹钱买房子。在房地产超值膨胀的泡沫破灭前，如果他们把用来炒的房产卖出，算是投机成功了。但如果大家都懂这个道理，泡沫早就破灭了，绝不会胀到今天的程度。赌场中能赢钱的赌徒总是少数，真正赚大钱的只有庄家。整个过程的结果必然是，房地产泡沫最终破灭，平民百姓中，无论是购房自住还是用来炒的，大都已债务缠身，有的资不抵债。特别是面临失业潮，很多人会无力清偿债务，而房价下跌到一定程度，他们发现所欠房贷甚至超过房价而断供，房子没了，钱又拿不回来，他们最后一点积蓄的大部分都流入利益集团少数人的手里。消费将进一步大幅萎缩，经济离经济学原理中的均衡越来越远了。消费与投资相互推动着下跌，加上必然到来的贸易战重重一击，需求的三套车同时萎缩，经济危机暴发。可以说，房地产泡沫与高投资低消费的非均衡高增长演的是同一台戏，是这场大戏的最后一幕：榨干消费。经济非均衡高增长期的高投资，主要实现在生产资料的高增长上，而不是实现在消费的高增长上，它须要大量失业劳动者的高速投入去配合。当没有大量的失业劳动者可投入，产能过剩显现出出来后，高投资就只能实现在不需要大量劳动力去推动的产品的高速增长上，其最好的载体就是房地产，因为高速产出的房产不需要高速投入劳动者去匹配。经济畸形高增长时消费已被压得很低，紧接着的房地产高投资则是把所剩不多的消费资金吸干，就象在水中沉浮失去平衡的溺水者，其最后的挣扎耗尽身体中的氧一样。当房地产泡沫开始出现，当看到银行内居民的存款余额因此而萎缩，政府就应该主动去刺破它，越早越好。拖的时间越长，泡沫越大，用于消费的资金就被榨得越干，离社会应获的效用最大化越远，危机爆发也将愈加剧烈。正如经济学原理所指出的那样：“当社会从中所获总效用，达到当前社会劳动生产力所决定的最大值时，经济才是均衡的，否则就是失衡的。失衡及其引发危机的程度，取决于所获总效用偏离最大值的程度。”而我们的政府为了维持所谓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干的就是那种背离经济学原理的蠢事，结果必然适得其反。

    债务泡沫：债务在经济运行中起着一种润滑的作用，不管经济是均衡还是不均衡，这种润滑作用都在发生，就象滑冰运动，它可以使你稳定加速，但是当失去平衡的时候，也会加快你重重地摔倒，其本身并非负面作用。当经济在非均衡的轨道运行时，债务就会润滑着经济加速冲向危机。债务曾支撑过实体经济的非均衡增长，一直把它送到产能过剩的尽头；债务也支撑过股市泡沫，加速过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当实体经济下滑的时候，为了保增速，当局实行货币宽松，大印钞票，但资金就是不流入实体经济，其后果必然是滞胀（笔者曾在《广东商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上发表《我国经济是否会出现滞胀》一文，并被《新华文摘》转载。此文是对中国经济中长期走势的预测，11年了，不幸已成现实）。于是当局又想出一个馊主意，何不用股市筑一个蓄水池，既可以将钱蓄在里面，避免通货膨胀，又可以让大量准上市公司从中圈钱发展实体经济。股市的总市值，是一个虚拟的估值。因此只要管住有资金的机构大户，认它们只买不卖，再用债务杠杆将股价往上推，鼓吹要涨到多少多少点，广大股民纷纷跟进，事就成了。但无奈实体经济还是下滑，许多企业圈到钱，一上市就亏损，就务虚，股市市值高位难以支撑。2015年来了个跳水下挫，你拿着抢到股市去顶也无济于事，股市至今无法再创当局想要的虚假繁荣。股票的总市值本来就是一个虚拟的总值，市值下挫蒸发掉的那多少多少亿资产，本来就是巿值中子虚乌有的部分。但价值回归时，真金白银已经易手，一批又一批从股市两手空空退出的股民，就只有压缩消费过紧日子了。股市泡沫破灭，债务所支撑的房地产泡沫也即将破灭，在它支撑的一个一个市场都出问题后，留下的除了巨额的债务之外，就是全社会债务缠身后的消费萎缩。中国的债务总额是多少？由于数字造假，准确数据无法获取，但普遍的估值是，2017年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债务总额在200万亿以上。面对如此巨额的债务，当局的解决办法，一是“债转股”，二是印发钞票。由于实体经济的资金周转不灵，无法还债，连带职工失业，收入下降，政府税收减少，都无法清偿还贷款，致使全社会资金周转减慢，资金回流银行的数额减少。“债转股”的实质，就是强迫股民出钱去购买这笔坏账。银行少了一笔钱被“债转股”确认，股市那边的企业又大大放慢资金回转银行的速度，甚至根本就转不回来了。资金本来就不足，现在更是捉襟见肘，到头来还得印钞。印钞首先是稀释民众手中货币的价值，再用来给企业和政府部门贷款，用老百姓的钱，用新的债务去支撑已经形成的债务泡沫，就是官方发起的一场非常隐蔽的庞氏骗局，这个骗局没完没了。债务支撑不了实体经济、股市和房地产，最终也支撑不起自己，因为整个经济是失衡的，偏离经济学公理的。债务危机总有一天会爆发，我们将看到一个债务连续推动的完整的过程，从压抑到抽干社会的消费力，把社会所获总效用压低到，离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效用最大值可能的最远水平，危机无可避免。

    如前所述，债务本身并非就是一个不均衡的力量，它可以与经济均衡与不均衡的多种状态并行。经济的纵向不均衡有两种：一种是投资过度消费不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的是这条路，债务一直与之相伴随；另一种是社会福利、消费过度而储蓄、投资不足，如经济学定律一、定律二所指出那样，经济增长缓慢，失业日趋严重，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甚至美国都走过这条路，而债务也能与之伴随。后者引起的债务危机通常也表现为政府财政的入不敷出，债务缠身，无法正常运行，并随经济下行而不断恶化。我认为，既然早期资本主义经济走过投资过度消费不足，引至频发周期危机之路，福利经济在不理解投资与消费必须均衡的情况下，又能走出消费过度而投资不足的畸路，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在正确的经济理论指导下，完全能实现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均衡，克服马克思所谓的那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据报道，通过制度改革，西班牙已从2012年箭的困镜逐渐走出，2016和2017年甚至引领欧元区经济复苏，年增长率超过3%，但愿它一路走好，实现均衡，而不是走向另一个不均衡的极端。

    在经济均衡状态下，债务起着适度润滑作用，有利于经济正常运行，不会形成泡沫。我有一笔非急用的资金，短时期内既不用于消费，也不会投资。但我有一些朋友，急需投资资金。我把钱借给甲，他投资获利后，连本带利还给我；我又把钱借给乙…如此循环。一年后，当我要用这笔钱的时候，属于我的钱已先后被三个朋友用过。朋友的这三次用钱，是货币在市场新增的三次交易，与我本人可能同样的三次用钱是没有区别的，但用钱的不是我，却把我慢周转的变为快周转的用钱，对经济起到润滑作用。但这种润滑作用不会无限增大，我们将看到，它是受诸多因素所控制的，特别是经济均衡与否和供求关系。在经济一定的状态下，其润滑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例如在结构失衡、产能严重过剩情况下，无论你如何货币宽松、扩大信贷，都无法加快资金在实体经济中的周转，这就是所谓的流动性陷阱了。我们把资金在市场的一次买卖称为一次循环、或一次周转，把单位时间平均单位货币周转的次数，称为货币流通速度。但在赌场、借贷…中货币的易手，凡没有与商品发生交易的，都不属货币的一次周转，即通常所说的货币的空转，不计入货币流通速度中。单位货币在单位时间内周转N次，就有N单位货币价值的商品被售出或得以实现（同一商品在市场上被反复买卖，重复的交易价值相抵消不计入货币周转）。货币流通速度越快，平均单位货币在单位时间所实现的商品销售量越大。由于借贷使货币周转的速度加快，使商品销售加快，资金周转加快，对经济起润滑作用。银行实际就起这样的润滑作用，他使我闲置的资金在商业银行内找到很多很想借钱用的“朋友”。但经济均衡并没有对货币周转速度提出多快为好的要求。相反，是经济的均衡，决定总供求平衡，决定货币流通稳定在一个使供求趋于平衡的速度上。而经济的周期波动，会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不稳定，甚至急剧波动。最常见的是，经济危机暴发时，流通中货币的数量没变，甚至加速印钞去投放市场，但经济失衡，产能过剩，企业不再扩大生产，不买机器、厂房，失业大增，消费萎缩，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瞬间急剧放慢。不明真相的经济学家们迷惑了，惊呼我们印了那么多钱，比美国、欧洲印的钱加起来还多，为什么还是没钱用，货币都跑那里去了。而在经济表面的繁荣期，明明在收紧银根，货币又不知从何处大量地涌现出来，使物价飞涨，他们看不到货币的流通速度在急剧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要远远大于货币的数量。从表面上看的货币是否够用，并非由货币的数量决定，而是由经济是否均衡导致的供求是否平衡决定。当经济失衡，产能过剩，人们有钱也不会去购买那些过剩的投资产品。产品卖不出去，资金周转不过来，连带所有行业包括金融部门，你印多少货币，货币流通速度就下降多少去抵消，产品卖不出去还是卖不出去，钱不够用还是不够用。是经济不均衡引起供求不平衡，而不是货币数量不足或过量引起供求不平衡，导致货币流通速度急剧波动。你不能反过来，用增加货币数量去克服经济不均衡引起的供过于求。

    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经济学家就是要盯着货币数量而忽略货币流通速度，在所谓主流经济学中，已经很久没有提到货币流通速度这一概念了。为什么？这与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中一系列的严重错误有关。在商业银行系统内发生的债务关系，主要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只有中央银行的债务才主要影响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但学界错误地认为，商业银行系统内的债务关系在大规模改变货币的数量。我们不得不用一个较长篇幅去批判货币理论中一些重大的错误。

    现代货币理论几乎一致认为，商业银行系统的业务活动能创造货币。初始存入银行的基础货币是货币，银行系统派生的、创造的存款也是货币，因此引来货币有狭义、广义许多种。但货币流通速度却不会有狭义与广义的许多种，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你无法理解M0、M1与M2等多种货币的周转速度或流通速度的并存。于是干脆放弃货币流通速度这一概念，而用货币流动性这一含糊不清的概念，来模糊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这两个反映事物本质的概念。为了说明这一系列的错误，我们从商业银行系统创造货币这一理论错误说起。笔者在1997年《暨南学报》第2期上发表的《货币流通速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997年第7期《金融与保险》上被全文转载）一文中，及其后在2003年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劳动价值、边际效用与经济均衡》中，从理论上已对这一错误作了有力的批判，这里不想重复，只从另一角度，用反证法对其错误作一简要说明。

    经济学教科书说，一笔货币最初存入银行（初始存款），银行将法定准备之外的部分贷出后，会被他人重新存入另一银行（派生存款）。如初次存款者没有提现，商业银行系统中的存款总数就多出一笔。而另一银行也可以将派生存款的部分贷出，再派生新的一笔存款…如此反复，整个商业银行系统会因一笔初始存款而派生出多倍的存款，经济学称之为商业银行创造的货币。法定存款准备率决定贷款占存款的比率，因而控制了银行系统创造货币的数量。但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出现了。假设一个日本商人在欧洲市场上销售商品，得到1亿美元的收入。他将1亿美元存入了日本银行，这是日本国内商业银行系统内新增的一笔初始存款。通过日本国内相对独立的商业银行系统的业务，创造出5亿美元的银行存款，并假设这5亿美元的创造都发生在日本国内。这5亿存款与最初存入的1亿存款没有任何差别，随时可提现，这就很容易使人误认为这5亿美元存款与那1亿美元存款无差别都是美元，商业银行创造了货币。现在要问，日本的商业银行系统真的在国内创造了5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吗？如果说这5亿美元存款就是5亿美元货币，那就是说，日本商人在国外销售1亿美元的商品，日本国内就能得到6亿美元（创造的是5亿美元）的国际货币，能到国际市场购回6亿美元的商品，或在国外作6亿美元投资，或购买外国证券，世界经济不是乱套了，还有公平可言吗？因为不仅日本的商业银行系统能创造国际货币，英国、印度、马来西亚…的商业银行系统也能创造国际货币，而且没有国际统一法定的美元存款准备率，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还不疯狂地去创造国际货币？显然不可能。但银行系统所创造的存款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你怎样解释呢？存准率降低提高存款创造率，会导致购买力上升是客观事实，你又怎样解释呢？其实答案是非常清楚的：事实已经说明，商业银行系统创造存款，并没有创造货币，那只是一些依靠信用创造出来的影子货币；商业银行系统消灭存款，也没有消灭货币，因为那消灭的存款本来就不是货币，而是货币的影子，只有提出银行系统外的那笔现金才是真正的货币。当初始存款或派生存款中有1亿美元提现，在商业银行系统内立刻就有另外5亿美元存款表现出影子货币的性质，并很快被消灭。因此，流入日本，再流入日本商业银行的那1亿美元，并没有创造出任何货币。当它流出商业银行系统再流出日本时，流入时所创造的货币影子存款，在流出时已消灭得干干净净，1亿美元就是l亿美，在日本国内，在银行系统内，多出了存款额，但没有多出一分一毫的美元。但真实的货币与多倍创造出来的影子货币在银行内是同时共存的，并从信誉上都随时可提出现金的，如果现金以稳定的速度流出又以稳定的速度流入商业银，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新流入的现金支持了早先已创造出来的存款即影子货币的信用，因此似乎并没有影子货币被消灭，但新流入的现金也看不到有新的存款创造出来，只是旧的取代新的而保留下来；但如果发生挤提，真实货币与影子货币的总数要同时提出现金，商业银行根本没有那么多货币的真象就完全显露并形成金融危机了。商业银行创造存款又消灭存款的真正作用是改变货币周转的速度。存款准备率越低，创造的存款越多，就好比准备向存款者借钱周转的朋友越多，而不是钱越多，相同时间内从存款中提出货币进行交易的机率越高，使货币流通加速的作用越大，反之反然。但存款准备率越低，也意味着挤提的风险越大。例如商业银行系统内存有的真实货币即基础货币假设是1000亿元，用一种夸张点的数字来说明，当存款准备率由20％降到0.2％时，用存款创造的公式计算，创造的存款将由1000亿的5倍即5000亿，猛增到1000亿的500倍即500000亿，这创造出来的5000亿和500000亿影子货币之信用，都是由那1000亿的真实货币作担保，一旦出现波动，从500000亿挤提1000亿发生的可能性，比起从5000亿挤提1000亿的风险足足提高了100倍。如果没有法定存款准备率，其风险的程度就更加不可想象了。因此，法定存准率调整，除了对货币流通速度有一定控制作用外，还对金融风险有控制作用，不可任意调整。而我们的政府和企业从银行借款不还，则从另一方向给金融带来巨大风险，那就是他们从银行抢走了真实的货币，使银行信用的支持力变得更加脆弱。所谓挤提，其实就是银行中真实货币的真正拥有者，与非拥有者即从银行借钱者，要同时提取那有限的真实货币，结果很多非拥有者抢先提走了，一些慢知慢觉的真正拥有者却没有提到。如果银行破产，前者就白白获得一笔财富，也不用还了，而后者则是自己的真金实银眼睁睁被别人抢走了，再也拿不回了。如果最后真发生挤提，那些借钱不还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就是最早最大的挤提者。那些本来就无力还本付息，本来就不打算还本付息，利用权力和关系从银行成千上万亿借到款，甚至大笔大笔转出国外的，不就是明明白白的强盗吗？

    回到正题。为了更清晰地说明商业银行系统创造又消灭存款的活动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我们用图2来解释。图中的商业银行系统（B）将流入的现金、基础货币放大为多倍的存款。创造存款越多，单位时间从商业银行系统流出货币的数量，相对于没有存款创造的情就况来说会越多。存款创造，是用多个单位的存款去推动一个单位真实货币从银行流出去完成一次买卖交易、一次周转，同时消灭掉留在银行内它创造的存款（我们常常看不到这个消灭过程，是因为有货币再流入商业银行系统，本该消灭的存款就代替了新流入货币的创造存款，似乎没有被消灭。而在正常情况下，真实的货币被加速从商业银行流出完成交易的同时，货币流回银行的速度也被加速了）。如果我们在商业银行系统（B）的右、左两边分别作一个货币流出截面和流入截面，那么流出右截面的货币数量，长久来说是永远不会多过左截面流入的货币的，是不会有货币创造的，只不过从流入到流出的速度加快了。1单位货币在20年时间里，可能周转过40次，完成过40次买入，共买入过40个单位价值的商品，也可能周转过70次，共买入过70个单位价值的商品。后者比前者在

相同时间里多买入了30个单位价值的商品，这不是货币数量的增加，而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它的每一次购买力，都是之前的一次商品卖出而获得的。对于一个社会经济来说，有稳定的需求或商品买入才会有稳定的商品买出，并有新购买力的资金获得；反过来说也成立，有稳定的商品买出或有新购买力资金的获得，才会有稳定的需求或商品买入。至于它们谁先谁后，跟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的问题一样没有意义。而它们稳定与不稳定，通常会表现在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上，但决定的因素是经济的均衡与否。想用货币的数量或其流通速度的调整，来稳定商品的买和卖，最多只是一种治标的方法。前面所说，从系统外由图2中货币注入口流入日本的那1亿美元，流经流入、流出两截面的永远是这1亿美元不会多出，它可以在日本多次周转、交易或购买，但没有美元数量的创造。这样，商业银行系统（B）就象货币流通的加速器，相对于没有这个加速器来说，其总的作用是加速了货币流通的速度。但它的加速强度是可调的，存款准备率越低，创造的存款越多，对货币流通的加速力度越大；存款准备率越高，创造的存款越少，对货币流通的加速作用越小，将存准率一路提高直到100％，对货币流通的加速作用也会一路下降直到0，出现挤提的风险也一路下降到0。这样它又象一个调节器，通过调整法定存款淮备率，使货币的流通速度进一步加快或相对减慢。显然，货币当局通过存准率来控制银行借贷规模和经济杠杆率，达到控制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是存在的。此外，银行利率的调整，改变的也不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而是货币流通的速度。只有开动印钞机，增加基础货币发行，才是增加货币数量。货币宽松或紧缩，则通常包含了存准率、利率和货币发行等对货币流通速度和流通中货币数量的调控。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货币宽松或紧缩对调控经济的作用常常非常有限。人们往往忽略了图2中对货币流通速度起决定性作用的另一个卡口，那就是交易（A）卡口。如果企业家们找不到投资盈利的渠道，就不会去购买厂房、机器、原材料…如果居民非常需要生活用品，增加消费，但由于收入分配不公，或大量失业，收入下降、他们也会减少购买，即使借贷消费也是有限并难以为继。因此，当经济危机暴发时，通过交易（A）卡口的货币流速急剧下降，即货币周转速度急剧下降。这种急剧下降，不是因为商业银行系统（B）收紧了借贷。恰恰相反，为了增加投资、就业和消费，与危机相伴的常常是货币宽松。央行印发更多钞票，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和利率，去加大商业银行系统（B）加速货币流通的力度。但只要危机还没有结束，失衡的经济总量与结构仍然阻碍着需求，货币流通速度在短暂的反弹后会继续滑落。在交易（A）口没有投资购买的需求，没有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无论你在（B）口如何动作，都是无济于事的。降低存款准备率，创造出更多的存款，就象可能借我钱用的朋友，突然由3个增加到l3个，钱被借出并与商品进行交易的速度，在经济非均衡高速增长或均衡增长时加快了，但在不景气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牛（在A）不喝水，无论你（在B）怎样摁它都没有用。

    讨论过货币理论中的错误和货币政策在一定经济状态下作用的有限性甚至无效之后，我们应回到了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上，回到经济学原理中怎样的经济才是均衡的理论上了。笔者并不否定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经济调控中的积极作用，前面已经说明货币政策对货币流通所起的一定作用，但所有技术性街段的作用，都必须放在经济均衡原理的框架内去理解，这才是根本。过去的货币理论，包括肤浅的、模糊不清的流动性理论和货币数量说，统统都割裂了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内在关系。经济的理论与实际工作者，总是把精力放在货币政策等等一些的技术性手段上。在经济周期的繁荣期，他们开足这些手段的马力，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失业率速降助威，把它看作硬道理去吹捧，完全不知道经济均衡的原理。当经济越过繁荣的高点开始下滑时，投资与消费突然萎缩，商品与货币交易量减少，他们仍然把注意力仍放在货币、财政等技术性手段上。但无论你怎样增加所谓的流动性，无论你怎样扩大政府开支，实体经济的资金不足还是不足，经济继续下滑，失业继续增加。投资和消费的购买行为继续减少，货流通速度就必然继续下降，而且经济失衡决定它该下降到什么程就下降到什么程度。货币的超额发行，想从原有货币价值的稀释中抽取一笔收入，用来推动经济。但结果只是从原货币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抽去增大泡沫，实体经济的投资进不去，低消费变得更低，失衡的结构进一步恶化。资金大量涌入房市和股市。在赌徒心理作用下，人们开始扩大债务，把能借到的钱都投入到这场赌博中。于是在房市、股市之后，又加速了一个债市泡沫。在这些泡沫破灭之前，数字上几乎人人都赚到了大钱，人们又进一步追加赌资。他们不知道，这场赌博就是经济危机暴发前最后的疯狂，大家都被贪婪的欲望卷入榨干社会仅存不多消费资金的绞肉机内。他们都想用这台绞内机榨取别人，但最后必定是绝大多数人被榨得干干净净，中产者变为穷人，穷人变得更穷。股市、楼市和债市在完成最后的榨取后，有的已经破灭，有的紧跟着要破灭，投资实体经济的路被堵死后，这些最后的非正常投资渠道也将被堵死，消费也将跌落到生死存亡的边界上。在偏离经济学原理，偏离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条件下社会应获最大效用的道路上即将走到尽头，离无底深渊仅差一步了。在危机暴发前这段最危急时间里，统治我们的政党和它的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呢？毫无疑问，他们唯一所想的就是维稳。而维稳的第一要务，就是弄钱，无论枪杆子、刀把子还是笔杆了，都要烧大把大把的钱；另一要务就是推迟危机暴发的时间。大规模印钞，这已经从老百姓身上刮走了第一笔巨资；筑起股市、楼市和债市这几个巨大的资金池，然后吹大成泡沫，利用人的贪婪和赌徒心理，然后将老百姓仅有的甚至透支未来的活命钱都席卷到这些泡沫中，从中又刮一大笔钱；现在还有什么钱能刮的呢？百姓的存款已大幅萎缩，房地产总市值是一个虚假的总值，就象当年被炒高的名贵兰花…一有波动它就价值回归，随着居民余钱减少、房市低迷，卖地收入也大幅缩水，抓几个不法商人和贪官，所获有限，于是就盯上了民营经济和中产阶级，消灭私有经济、开征房产税也许是能刮取的最后一笔巨资了。一方面要弄到百姓手中的钱，另方面又怕经济危机暴发，于是就象那溺水者一样拼命挣扎向上，但越挣扎失衡就越严重，消耗的体力和氧就越多，所谓的流动性就越是不足，最后危机还是一定会暴发（我不想说中美贸易战，那只是刺破泡沫的针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已大大提高，按照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中国人民要从整体上获得可能的最大效用，幸福指数不知会比今天高出多少多少倍。看看那巨量过剩的产能、一座座鬼城和大量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在经济均衡的情况下，这巨大的生产能力，都应该用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社会所获效用达到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最大值上。但社会就是不断地生产锄头、生产锄头，就是不用锄头去生产粮食。与这种过剩成鲜明对比的是，多少人生活在贫困中，多少人无房可住露宿街头。收入与各种商品价格这一对信号，它们的比值关系，就是社会劳动生产率发送给所有社会成员最重要的信号，只有当它们公平合理、准确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的状况时，才能引导社会获取最大效用，才能引导同时又约束着社会需求与供给从总量到结构的整个经济均衡地向前运动。但是看看今天中国百姓的收入相对于商品价格是怎样的状况，他们收到的信号已错乱到怎样的程度。我国从工资、医疗、教育、养老到其他福利和税收，从实体经济到股市、房市、债市等虚拟经济，从分配到再分配，那一环节不是针对所谓中、低端人口的收入，象割了一茬又一茬的韭菜，个人可支付于消费的收入已极度萎缩，大量流入政府和少数富人（他们绝大多数并非社会必要资本积累职能的代表者）的手里，社会所获总效用怎能不越来越回到更落后生产力阶段的水平，经济还有什么均衡发展的可能。由此可见，政府的行为，只会使经济偏离均衡越来越远，使将要爆发的危机来得更加猛烈。

    社会劳动生产率决定了社会获取效用最大化的状态和程度，只有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才能使人们的收入和各种商品的价格这一信号系统准确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引导人们的经济行为以实现效用的最大化，而只有实现这种跟随社会劳动生产率而运动的效用最大化，经济才是均衡的，否则就会出现经济波动和调整。社会的公平、所获效用的最大化和经济的均衡，这三者的统一，是一种何等神奇的内在关系，就象天地万物、日月星辰那些严密有序的运动，冥冥中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作出安排那样。

    本章讨论了经济纵向结构的均衡，潜在的、均衡的、持续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以及资本积累、生产资料积累必须与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相匹配。要强调的是，这一均衡的实现，并非如运行在锋利的刀刃上一样困难。由于许多因素如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生产技术与管理的可调性和弹性，以及充分就业本身的粗线条实现，它更象公路上汽车行驶的车道，是有一定空间可调的，重要的是必须清楚均衡的原理。有此车道作参照，我们在其上行驶的时间越长，经验就越丰富，运行就会越稳定。

二

    上一章讨论了社会需求与产业的纵向结构均衡，本章将讨论社会需求与产业的横向结构均衡。

    统括整个经济学的原理指出：社会需求和供给的总量与结构，决定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受其约束，并随之提高而向高端运动。当社会从中所获总效用，达到当前社会劳动生产力所决定的最大值时，经济才是均衡的，否则就是失衡的。这当然也适用于社会需求与产业的横向结构的均衡。但我们还一直没有讨论，什么是社会所获的总效用？社会需求和供给的总量与结构分别如何影响社会所获的总效用？其大小如何量化？现在是时候予以说明了。当我们讨论社会需求与产业的纵向结构均时，认为当部分社会劳动生产的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存量的增长正好匹配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其余的社会劳动将全部用于生活资料的生产，毫无疑问，这是从一个总量上使社会所获总效用的最大化，暂时回避了其中消费结构的问题，而消费结构对总效用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本应在假设消费结构已自动达到均衡状态的前提下，去讨论总量上的总效用最大化，只是为了不使问题更复杂，我们省略了这一假设。现在补上，这样，需求与产业纵向结构均衡能从总量上使社会所获总效用量大化就没有任何问题了。至于总量如何量化，问题就更复杂了。在统计学中，当我们用价格这种比较精确的数字，去计算GDP的增长时，由于产业结构和商品价格不断变化，也只能用不变价格去粗略说明、计算经济的成长，似乎想用来说明使用价值在增长，因此要量化效用总量增长就更加困难了。但这个总量及其增长是不可否认的，上一章对此的说明也是无可争议的。再深入的量化讨论，就留到本章效用结构使总效用最大化的讨论之后进行吧。

    在讨论社会的消费需求和产业横向结构，即衣、食、住、行…的结构使社会所获总效用最大化时，前提是社会的需求与产业的纵向结构已实现了均衡，使社会所获效用在总量上已保证社会所获总效用达到最大化。之所以设定这一前提，是因为在不同的效用总量之下，会有不同的效用最大化结构，而只有效用总量使社会所获总效用达到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最大值，均衡的横向效用结构，才是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使社会所获总效用最大化的结构。以下横向结构最优化的讨论，将从个人的横向消费结构优化开始，汇总为社会的消费结构优化，再推演出横向产业结构的优化。

    当代经济学有一个边际效用的概念。边际效用能量化吗？在什么前提下能量化。边际效用的量化，就象人们对智商、情商、颜值等之类事物的量化一样，量的差异是客观存在，但又难以精确量化。当你肚子很饿的时候，眼前的这碗饭对你来说，效用是非常大的；当你吃完第二碗时，已经饱了，再给你加一碗，效用已经非常低了，甚至为零。你把第一碗饭的边际效用定量为20或50，把第三碗定量为2或4，这既不精确也无多大意义，但边际效用随使用量增加而下降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被称为边际效用递减律。这是同一消费主体对同一种用品随消费量变化而获得效用大小的变化规律，经济学通常用一条随消费量增加而向下倾斜的斜线来反映其量的变化，而不用具体数值来描述。消费者在市场上会面对品种繁多不同种类和不同价格的商品，他要根据各种商品使用量后的边际效用及其价格进行衡量，确定购买多少商品A、多少商品B…。他会不断地进行比较，A、B、C…各自的边际效用已下降的情况，新增加一单位货币购买的商品A、C还是E所获的效用更大，来决定他继续的购买行为。当他不断这样衡量着用完这一期的消费资金，他所购买的所有商品在增加最后一单位货币所获得的效用，即边际效用将趋于相等，并从中获得最大效用。这是同一个消费主体对不同用品效用大小的比较。我们注意到，对效用量大小的比较，无论是对同一种用品的，还是对不同用品的，都是对同一个消费主体来说才可行的。这个主体可以是单一个人，也可以是由许许多多单一个人汇总而成的一个社会整体。不同的个体，由于对不同用品效用的偏好不同，已使用量的不同，人际间对用品效用大小的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由不同文化的个人组成的民族和国家，情况也一样。因此效用不能成为人际间和国际间商品买卖交易的量的依据。但千万不要轻视同一主本对各种消费品效用大小的比较，正是这种比较，导致了个人的、家庭的和国家的消费结构，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均衡地不断演变，且意义重大。不妨再提农业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这一议题。当它十倍、几十倍地提高后，通过收入与农产品价格这组信号告诉大家，现在生产同样多的农产品，社会只要很少的劳动就做到了，因此在你们的收入中，只要很小的一部分，就能买到同样多的农产品了。但是，个人的粮食消费量，假设过去是年平均250公斤，不会因此增加到十倍、几十倍的2500公斤以上，这就是人们对效用大小进行比较后，边际效用递减律的作用。社会平均个人的粮食消费量可能增加到260公斤，其边际效用已下降得非常低了，人们会把购买粮食节约下来的收入，去购买其他边际效用还较高的工业产品或服务，使个人获得更大的总效用，并对横向产业结构产生巨大的反作用。社会已不需要那样多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生产者的收入下降强迫大量的农民必须转行，使社会在新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下，获得新的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最大化的总效用。农业劳动流出，第二、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这是一场伟大的变革。社会劳动生产率与产品效用在这种结构性演变和优化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再次回到社会劳动生产率信号系统的问题上来，因为还有一些困扰我们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

    记得中学时，物理老师告诉我们，温度是微观分子热运动平均动能的宏观量度，我们很快就接受了，因为从宏观的角度去理解是一点也不难的。但如果我们人类与分子是同一层次的存在，进到物质中看到无数分了无规则的运动和碰撞，没有任何宏观的视野和思考，有人再跟你说温度这种宏观的量度时，你一定会反对，因为你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哪有什么平均动能？对它的量度有何意义？人们对商品价值的理解也是这样，看到的只有价格随供求关系而杂乱无章地波动，无所谓价值，经济学早就不谈商品价值了。就象我们认识温度一样，只有从更宏观的角度，才能深刻地认识这些表面看来胡乱波动的价格的真正作用，它的实质。美国农业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除了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的有向性持续运动，以及第二、第三产业产品价格和从业者收入的有向性持续运动，对社会需求、社会劳动及相应的社会资本的不断引导外，我们再也找不到什么别的力量能把那么多的农民，从农业调整到工业部门和服务行业。这样宏观的视野，使我坚定不移地相信，价格持续有向运动的实质，即商品的价值运动，就是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借以推动整个经济向前运动而发出的重要信号，并与收入一起，成为这一推动作用在商品经济中得以实现的唯一形式。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坚信商品价值的实体，就是凝结于使用价值中的社会必要劳动,且只有活劳动才是商品价值的源泉的论断。但价格的长期运动真能反映商品价值这一实质吗？我们不得不面对马克思以剩余价值为基石的劳动价值论所引发的一个难题，那就是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的难题。

    马克思的商品价值构成公式是：W=C+V+M。其中c表示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消耗的转移价值，V表示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M表示的是剩余价值。马克思又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如果商品价格围绕价值W=C+V+M波动，必然造成劳动密集型行业比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高。假如手机制造行业，完全用机器人进行生产后，全行业只有十几人使用电脑对机器人进行操控，而且只有这十几人的活劳动能创造价值V+M，使手机行业的剰余价值率远低于暂时还劳动密集的制衣、玩具…等行业的剩余价值率，致使逐利资本向后者流动，导致单位资本投入所获利润趋向平均化，使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转形后，剩余价值在不同行业间发生转移，但全社会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量不变。这种建立在剩余价值基石之上的劳动价值论，为与现实相符而勉强作出的转形论，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都无法自完其说，引起经济学界长达百年之久的激烈争论。由于争论各方仍无法摆脱剩余价值论的影响，所以至今仍不得其解。但一旦我们抛弃剩余价值论，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书中我们已经处处看到事物的本质内容与其实现形式之间，那种表面看来不协调、不统一、甚至相互矛盾的关系。马克思说，生产已经社会化了，但生产资料却实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而我们则反过来看，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只是一种形式，并以这种形式，去实现社会化生产中生产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积累，而且大部分是社会必要的、不可或缺的积累，这才是形式所实现的内容，实质的内容，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只是一种形式，其本质属性仍然是社会的。在社会制度不成熟，管理与法律环境不合理情况下，这种形式会导致资本过度积累和经济周期危机，但矫枉过正，例如过度的社会福利，甚至会出现资本积累不足，说明随着制度与法规的逐步完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发生并非必然。由于资本家，执行着社会必要资本积累代表者职能，就必然会从成本和利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反映在实用的经济理论中。当我们回到事物本质内容的角度去思考，在假设资本实现均衡积累前提下去认识商品价值时，我们得到不同的商品价值的构成公式：

J=Z+P+S

    其中，J是商品的价值，可以是单个商品的价值，也可以是全部商品的总价值；

          Z是物化于商品中为筹集、营运社会必要资本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

          P是物化于商品中除去为筹集、营运社会必要资本以外的全部社会必要劳    

           动，普通的社会劳动；

          S是商品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

在这个公式中，我们没有沿用前面提到的“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概念来划分，

原因是要把社会必要的资本，看作经济均衡状态下的一种重要的产出。公式中我们看到，围绕着社会必要资本，有两种不同的社会劳动在工作：一种是筹集和运营社会必要资本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Z，其中集合了大量的具体劳动，包括收取银行存款利息、股权分红、非股份制企业资本收益… “资本收入” 这类资本终极所有者所付出的劳动，和银行及证券交易所职工、企业经理和会计等等收取薪酬这种“劳动收入”所付出的劳动，其量的大小与筹集和运营的资本量成正比，是社会平均的，是在现有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由产出等量社会必要资本社会平均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是上述人员的收入的来源，体现为利润；另一种是运用资本所购置的各种生产资料进行除社会必要资本产品之外所有其他产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P，量的大小与其推动的生产资料数量无关，是这类普通劳动的收入来源，即他们的工资。马克思认为，只有后一种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剩余价值由它所创造，利润也由此产生，否定了前一种，一个数量巨大的社会劳动也在创造价值，因此才有了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的伪命题。而我们则认为，有资本家参与的前一种劳动与普通劳动者参与的后一种劳动，都是社会必不可少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我们说过，这是一个根本的差别，正是这个差别决定了我们的劳动价值论中，商品价格围绕能使资本投入获社会平均利润的生产价格波动，就是围绕商品的价值波动，而不是绕一种不可逆偏离价值的生产价格波动。生产价格就是商品的价值，而不是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商品的价值并没有从劳动密集型行业部分向有资本密集型行业转移。上述两种劳动，虽然是两种不同质的具体劳动，但仍然可以抽象为，实际上在市场交换中已经被抽象为等一的、无差别的、可量化的人类劳动。

    所有的消费品，都是从最上游、中游、下游的层层生产而最终产出的，而每一层次的产品，其价值都是J=Z+P+S，而且只要产品还没有走到生活消费的阶段，其价值就会层层向下游转移，积累性地实现在最终消费品的价值J=Z+P+S中，直到进入生活消费而消失。同种等量的商品中物化的劳动或形成的价值Z+P是相等的；而任何行业生产的任何商品，其投入、运用、耗费等量的资本（同一种产品），社会平均付出的劳动Z也是相等的。因此，商品价值中所含Z的比例大小，利润率的大小与资本有机构成无关，只与耗费的资本，投入的成本有关。牙膏是一种生活用品，在消费的过程中，其中物化劳动形成的价值将与其使用价值同步消失。生活消费品的效用，是其中付出的全部劳动的目的，是从最上游生产开始层层物化劳动的最后退出的出口。为了生产牙膏，企业要筹集和运用一笔资本，以支付各项成本。这笔资本的总值，源自上期社会总收入Z+P+S中生活消费之外、为社会均衡扩大再生产而必要扣除中的一部分。无论这种扣除通过股市集资、银行贷款、私人投资或别的形式获得，没有社会和企业内部为此付出一笔巨大的社会必要劳动，包括银行系统内的、股票市场内的、牙膏生产企业内的全部人员为此付出相关的劳动，以及银行存款者、股民和相关资本家为此付出的劳动，这笔资本不会自动跑到牙膏生产企业中。这些劳动都需要获得收入，是这些劳动的凝结，并实现在牙膏的价值中，体现为相对牙膏成本的增值。在私有制形式下，再通过银行职员、股市经纪和员工、企业经理…的薪金，以及存款利息、股份红利和资本家利润等方式进行分配，通过税收、财政支出、社会福利等方式进行再分配。假设牙膏生产企业筹集、营运的资本是5000万元，为此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是1000万。企业可支付成本的资本只是5000万，是筹集过去劳动已凝结但还没有通过购买实现的价值，而新创造的1000万是要在牙膏销售后才出现，在牙膏的价值中体现。########从资本私有的形式出发，企业支付的成本包括牙膏生产工人的工资和购买牙膏生产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假设工人的工资在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经济纵向结构均衡情况下，正好等于他们劳动新创造的价值，再假设工资是牙膏产前售前的预付，那么在牙膏售后，其收入中所含的工人新创造的价值，就不用再支付给工人了；假设工资是产后售后支付，数量又正好等于工人新创造的价值，与前一种情况实质是一样的，工资成本都没有占用那5000万资本，5000万资本主要用在各种生产资料的购买上。假设5000万资本全部运用生产的牙膏总价值中，工人劳动新创造的价值，亦工人的工资总额，在不同时期因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分别是3000万或2000万。全部产品的价值总额分别是J=1000+3000+5000=9000万或J=1000+2000+5000=8000万。但这并没有影响资本投入的利润率都是1000/5000=20％，是社会名行各业平均的利润率。再看那5000成本，假设企业用其中的90000元购买了一台机器，这是它购买各种各样生产资料中付出的成本之一，当然它还要支付其他成本。假设这台机器生产3000000支牙膏后报废，因此机器平均转移到每支牙膏中的价值是3分钱。企业是用筹集的资本，是前期劳动物化的价值90000元来购买这台由当期劳动物化价值为90000元的机器的，就象商品的物物交换那样，用我的劳动换取你的劳动，这样，生产机器形成价值J（机器）=90000元的劳动，就成为生产3000000支牙膏的劳动，其中生产机器形成价值3分钱的劳动，就成为1支牙膏的劳动。在牙膏生产企业这一层级的生产中，90000元购买机器的成本，和5000万元总成本，都不是新创造的价值，而是用前期劳动创造的价值，以购买方式将上游种种的生产劳动汇集到牙膏生产企业中来。从投入产出分析法可知，这机器的生产由更多更多的上游产品的劳动加入而完成，它们累积起来，通过机器消耗而转入1支牙膏生产的总和，仍然是创造价值3分钱的劳动。也就是说，花费5000万成本生产的全部牙膏，是由许多许难计其数的上游劳动与牙膏企业的劳动汇合在一起共同生产出来的。牙膏企业要将上游的种种劳动汇合进来，就必须有一笔资本去购买那些劳动的产品。但在牙膏企业这一层级的生产中，用5000万资本购进的上游劳动的产品，生产资料，是已经物化的劳动，其价值只能转入牙膏价值中，数量就是5000万，不会再有新的价值创造出来。因此牙膏企业生产的牙膏的价值

J=Z+P+S=1000+3000+5000=9000万

中，只有Z+P=1000+3000=4000万是这一层级生产的劳动新创造出来的。这两种活劳动和已经物化劳动的生产资料，对于牙膏的生产来说是缺一不可的。没有工人的劳动，就无法用生产资料生产出牙膏来；没有资本家参与其中的筹集和运营社会必要资本的劳动，就不会有资本去购买生产资料；没有生产资料这种上游劳动的产品，两手空的工人也生产不出牙膏来。再说那5000万元资本的形成，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牙膏企业、银行、证券公司共同在牙膏企业产出的产品，就象把牙膏看作由牙膏企业与许许多多上游企业的共同劳动进行实物生产的产品一样，也可以把银行看作独立生产的企业。在后一种情况下，银行的主要产品就是贷款，并将这一产品借给牙膏企业使用。银行为生产这一产品，也需要一定的资本金作担保并购买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以及为筹集运用这笔资本金必须付出的劳动，还需要一定的员工从事存、贷业务，去生产银行的产品。因此银行生产的产品的价值也是J=Z+P+S，并将产品的价值，产品中物化的全部劳动，以借贷方式汇集到牙膏等等企业的资本金中，银行利润Z从牙膏等等企业产品价值中的Z中获取。就象牙膏企业、证券公司与银行的共同劳动，在牙膏企业生产出必要资本这个产品一样。银行内的劳动是否创造了价值Z+P？银行产品的价值J=Z+P+S是否全部是劳动创造的价值？如果你承认是，那么你就已经承认包括资本家、股东、存款者和银行在内，为筹集和运营资本所付出的劳动，是创造了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我们也再次有力地证明资本家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如果你否认，我们就会再问，邮局为民众提供的收、发信件的服务，是否是一种凝结了劳动价值的产品？如果回答是，那么为什么银行提供的资金和服务不是？如果回答不是，那么市场为什么要调集那样多的人力和物力，去发展第三产业，为民众提供这样或那样必要的服务。我们认为，为民众的需要，市场所调动、安排的劳动，包括与金融产业有关大量的劳动，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把社会必要劳动局限于农业生产劳动、局限于一、二产业实物产品的生产劳动，把一个庞大的服务性产业中的劳动排斥在外，是荒谬的、过时的理念。作为最终产品，牙膏的价值，凝结了一、二、三产业中上下游大量的社会必要劳动；作为消费品，在生活消费过程中，其中凝结全部社会必要劳动的价值，将随牙膏的使用价值一道逐渐消失，其中物化的全部劳动，达到了满足生活需要的目的。

经济学定律六：对同一主体（可以是单个人或由许多人组成的一个社会）而言，同一种用品在不同使用量情况下，或不同的用品在不同的既定使用量情况下，增加最后单位使用量或增加最后单位价值用品的使用量，所获效用的大小即边际效用，是有可比性和可量化的。但在不同使用主体间，没有任何可比性。

经济学定律七：商品的价值，由个人或企业为生产必须花费一笔资本而进行筹集和运营的社会必要劳动所创造的价值Z，运用生产资料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所创造的价值P，以及生产过程消耗的生产资料所转移的价值S所构成，等于凝结在商品中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量。商品的价格或生产价格都是商品价值的实现形式，围绕价值波动。 

   在收入分配公平合理前提下，收入和商品价格是社会劳动生产率向市场发出并引导经济总量结构均衡向前运动的信号。自商品经济存在以来，需求结构和总量的长期运动，产业特别是三大产业结构的长期运动，已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就是商品价格和收入的长期运动反映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变化所起的作用，商品价值的实质就是使用价值中物化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这是毋用置疑的。但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的理论曾一度使我非常困惑，商品价格这个信号还反映商品中物化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反映商品的价值，反映社会生产这一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吗？我对经济学原理的信心也有所动摇。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有了这两条定律，我们再假设收入分配是公平合理的，经济纵向结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是均衡的，收入信号反映着各社会成员的劳动付出，就可以对一种横向的需求结构，即消费需求结构的均衡问题进行讨论了。 

    人类所追求的效用，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主要有这么几个层次的总量和结构：一，劳动产品的总量与结构所提供的效用；二，休闲时间总量与结构所提供的效用；三自然环境所提供的效用。人类所获效用有多少个层次的总量与结构，相对应的，人类经济活动也有多少个层次的总量与结构。上一章我们是讨论了劳动产品总量所提供效用的最大化问题，这一章我们将讨论劳动产品总量均衡、最大化前提下，产品横向结构均衡与所获总效用最大化的问题。两章讨论的都是第一层次总量与结构均衡的问题。随着本书章节的全面展开，读者必将相信，只要遵循书中的原理实现经济均衡，按中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或按世界目前的劳动生产率，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会生活得非常幸福。事实上，在任何生产力水平下，只要经济是均衡的、效用趋最大化的，在历史当下的人民，都是幸福指数最高的。……（待续）

（三）（待续）

（四）（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