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边际效用与经济均衡》一书概要

郑栋才

    本人于2003年出版的《劳动价值、边际效用与经济均衡》（广东科技出版社 2003.11出版，ISBN 7-5359-3475-7）一书， 是一本观点非常独特的经济学著作，试图将两个完全对立的理论体系中科学的成份有机地结合起来。书中认为，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体系中，合理的部分最终一定属于同一个科学体系。

    人类为什么要劳动？为了获取效用。人类为什么把自己的时间（包括劳动时间）有比例地分配用于不同的活动内容？为了效用的最大化。人类为什么又不断地改变其时间分配的比例？因为获取效用的效率在不断变化、不断提高，最大化效用的总量和结构以及相应的时间分配结构也必然随之变化，这就是近现代农民不断减少，工业和服务业劳动人口不断增加的原因。21世纪社会劳动在不同部门分配（一种社会的时间分配）的结构，获得效用的总量、质量、结构（如衣、食、住、行…的比例）和用途，与18世纪已大不相同。是什么因素决定这种变化？是获取效用（包括新开发效用）的时间效率、利用资源的效率的提高，而决不是外在资源稀缺性自身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中，效率提高是以什么方式导致效用总量、结构和时间分配结构向前运动的呢？是通过收入相对于商品价格的持续提高这一组信号，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总体水平的提高；通过不同商品比价的变化，反映不同商品的社会劳生产率不同程度的变化；由全社会成员对收入、价格与效用的衡量，形成新的效用最大化的需求结构，再通过市场改变产业结、劳动时间分配结构而得以实现。这是商品经济中，社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导致需求与产业结构长期运动这一人类经济活动最基本的规律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不信你试试能否找到需求和产业结构长期运动的另一动因和另一途径，你永远都找不到。因此我要把古典劳动价值论与现代经济学的效用理论中合理的成份结合起来，构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本书想要作出的理论贡献。

    在一个原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中，为什么他们不会不断地生产鞋子，几十双、几百双…却不生产食物，结果大家都饿死呢。这是因为他们会根据生产鞋子、食物…的效率，和享用一定数量的鞋子、食物…后边际效用下降的程度，去决定用多少劳动生产鞋子，用多少劳动生产食物…使它们的边际效用趋于相等而获得最大的效用，形成其最优的需求结构和劳动时间分配结构。当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化时，这种结构就会跟着发生变化。这个原理，在当今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只是其实现的方式变得极其复杂。今天在市场上，每一个人都在寻求着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并要总合构成全社会效用的最大化，而全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必须是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前提下效用的最大化，但市场上没有一个人能直接知道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并据此去确定自已的效用最大化。他们只会跟据自己的收入与各种商品的价格进行衡量，使自己购得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趋于相等而获最大效用。而略去收入分配不公这个要另外讨论的问题后，从长期角度来看，收入与各种商品价格的关系，正是社会劳动生率长期变化传递给市场和每一个购物者的信号。每一个消费者都会按各自不同的偏好，去追求各自不同的效用最大化，这是永远不能用社会计划的按需分配来取代的，而每一个消费者又永远不会直接按产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去控制自已的消费行为。因此就永远需要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收入、价格信号，才能一方面合理地提高，另方面又约束其消费行为，才能实现社会整体的效用最大化和经济的均衡。但由于收入分配关系的不合理，人们接收到的收入相对于价格的信号是会失真的，并导致经济失衡。劳动价值论是对的，但劳动价值论与现代效用理论相结合，则证明马克思要消灭商品、消灭货币的共产主义只是空想。因为需求与社会劳动生产率从长期趋势看永远是同步增长的，理论上，社会生产力是无限增长的，社会需求也是无限增长的，需求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水平不变而得到绝对滿足。

    以上只是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理论中的一个层次。效用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不仅仅是劳动生产的消费品的效用，因此经济均衡还有多个层次的内容。你可以对多喝一杯咖啡的边际效用与多卖一双袜子的边际效用进行比较，但却不会对加多一把锄头与吃多一块牛扒的边际效用进行比较，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效用结构。锄头一类的产品不能吃不能穿，也不好玩，与牛扒一类产品的效用完全不同。那么锄头类产品与牛扒类产品的比例结构，其效用最大化原理是什么呢？在自给自足经济体中，会不会拼命生产成千上万把锄头而不去种地，或反过来只去种地，锄头坏了不够用都不去生产呢？当然不会。它会根据劳动人数增加和原有各种工具损坏的程度，决定用多少劳动去保证各种工具，正好匹配技术进步后劳动人口增加的需要，其余劳动全部用于生活消费品生产，社会才能从中获最大效用。由于生产规模细小，要实现这一均衡实在太容易了，也不需要什么经济学去指导。但在现代社会生产中，类似那种拼命生产锄头的不均衡的情况却大规模出现了。当人们投资扩大产能，谁知道这产能扩大还有个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限制，谁去管这个呢？只要有市场能赚钱就行了。如果市场也有信号的话，它就是经济危机了。

    当社会有大量失业者时，这对资方有利，对劳方不利。设一制衣厂有300个工人，为赚更多，老板压低工人工资，用更多收入去扩建厂房、买设备、购进布匹。第二年工人增加到330人，加上技术提高，产值增加15％。第二年失业的情况一样，生产规模扩大，产值又增加14％。十多年后，企业规模达千多工人，且每年产值双位数增长。这年他还在扩建厂房、订购布匹、更换并买进更多更先进的设备。但突然出现“民工荒”，只请到两个新工人，而计划增加百多人的厂房已建好、布和设备已购进，企业产能过剩了。这，只是整个社会经济的一个缩影，所有行业会同时出现同样的问题，增速无以为继。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期之所以能有双位数的高速增长，有三个必要条件：一、大量的失业者；二、产能相对于全部劳动力严重不足；三、蓄储和投资高增长。三者缺一不可。从投入产出动态分析可知，经济增长的速度与产业结构是必然相关、一一对应的。当经济超高速增长时，必然是投资相对于消费不合比例的超高速增长。投资高增长实现为产能高增长，而产能严重不足是必要条件，否则就不会有产能和投资的高增长。而大量失业人口，又是产能超高速增长的另一必要条件，没有过剩劳动的高速投入，就无法推动高速增长的产能。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收入（劳动成本）过低，社会投资的平均利润率过高，既为资本高速积累提供可能，同时又刺激着人们压缩消费增加储蓄和投资的欲望。这些因素环环相扣，互为条件，相互推动，形成结构畸形的经济高速增长，一直到失业劳动力消耗殆尽，无法继续高速供给为止。这时，经济已经无法以过去的速度高速增长。但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形成的高投资品生产、低消费品生产的产业结构（中国经济高增长，与国民收入近百分之六十几用于投资、只有百分之三十几用于消费的结构必然相关），与劳动力自然增长所约束的较低速增长发生全面冲突。在这个节点上，似乎无限的劳动供给突然转变为不足，而相对于全体劳动力的产能突然转变为严重过剩，投资高增长与经济高增长的两个必要条件突然消失了。这时，一度接近充分就业的经济，又重新出现大量失业，但这时的失业与当年的失业已经完全不同，这是产能总量过剩结构失衡状况下的失业，己不可能被高速增长的投资所吸收，因为产能相对于全部社会劳动力的过剩，决定了投资甚至不可能正常增长。而高增长时的低消费高积储又不可能突然改变为多消费少积储，于是紧跟着产能过剩之后的就是资本过剩。在实体经济找不到出路的过剩资本（过度积储）就必然逃向虚拟经济，吹起一个又一个泡沫，或向外输出资本，导致资金外流。这就是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大规模的产能过剩？是畸形的经济高增长的结果。这样的经济能否使社会获最大效用？就象上述不顾劳动人口增长，大量生产过剩的锄头，浪费了大量本可生产更多其他效用的劳动一样，社会不能获最大效用，经济就是不均衡的。请注意，千万不要以为包括全社会成员在内的效用偏离最大化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其结果一定是经济失衡、经济危机。但一个产能不足、失业严重、技术落后的经济，没有较高的经济增长，是无法接近、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的。那么，如何使高投资高增长的经济平稳地过渡到均衡的、维持充分就业的、速度较慢的经济增长呢？记住速度与产业结构必定是一一对应的道理，高速增长一直冲到这种潜在的经济增长的上限时，一定发生严重的结构冲突。因此必须在达到这上限增长的多年之前，就要开始逐步降低增长速度，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使实际经济增长接近潜在经济增长时两者的速度基本相同，那么实际的产业结构与潜在的均衡增长的产业结构就一致了，就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了。就像我们修一铁路支线与另一铁路干线相衔接一样，必须提前逐步改变它的走向，使其与干线相交时与干线的方向一致。而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社会平均的投资回报率，是调节国民收入中的投资率和消费率的重要指标。投资回报率过高，连最穷的居民都会节衣缩食，存点钱搞点小投资，全社会的高投资低消费就可想而知了。只要法定最低工资、法定劳动时间、税收、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合理，就一定能把投资回报率控制到合理水平，使社会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逐步调节到均衡的水平。本书2003年底出版后，曾寄过一本给时任总理温家宝，希望他能接受这一理论，逐步将过热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但不知他是否看到，我没有收到回信。而接下来正是中国经济最热的时期，以畸形的超高速度完成了向潜在增长上限的最后冲刺。

    本书还讨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社会总劳动时间与总休闲时间的比例结构，及其随社会劳动生产率提而调整的问题；讨论了随生产力提高，生产与消费过程对环境的破坏力越来越大，已远超出自然环境自我修复的能力，为实现包括自然环境在内人的整个效用体系的效用最大化，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动去保护和修复自然环境，并体现在生产和消费成本中，体现在收入与商品价格这组信号中，以适度控制社会需求和生产，并调节着人类用于产品生产、休闲和环境保护的时间分配比例。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过社会时间分配（当然连带着资源配置）的优化调整，使社会所获效用不断趋向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所确定的新的最大化状态，这就是经济的均衡，是人类经济活动中一条最基本的规律，背离这一规律，就是经济失衡，背离的程度，决定了经济失衡的程度、危机规模的大小。这就是贯穿全书的中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