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栋才

    刘易斯把发展型的经济增长分为两个阶段：一、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二、劳动力短缺阶段。经济学把从第一阶段转变为第二阶段的转折点称之为刘易斯拐点。在此拐点的前后，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正常或正常以下的较低速增长。但与此同时，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劳动力由过剩在拐点达到短缺后，经济增速下滑又迅速使劳动力转变为过剩，且此劳动力过剩久久无法使经济回到高速增长的状态，因此，很多学者对刘易斯拐点论都不以为然。这也是中国目前所遇到的情况和中国学者大都不承认己越过刘易斯拐点的原因。导致这一错误，是刘易斯拐点理论中，缺少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内在联系的分析。

    马克思有一个两大部类产业结构与再生产关系的分析，无论他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猜想犯下多大的错误，他的这一研究是有价值的，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经济增长速度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必然关系，而动态投入产出分析则能更精确地说明种关系。我在多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和专著中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刘易斯上述模式的第一阶段，由于失业人数多，就业的竞争把劳动工资挤压到只够维持基本生活的水平，而投资的平均利润高企，刺激了整个社会的投资欲望。不公的收入分配不仅剌激了投资的欲望，也为高投资高积累创造了条件，因此在整个经济高速增长期，都是投资的高比率高增长和消费的低比率低增长，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第1部类的高比率高速度增长和第2部类的低比率低速度增长，就是生产资料、资本品、或产能的高比率高速度增长和生活资料、消费资料的低比率低速度增长（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还要从国际视野去理解）。这和我国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实际是完全相符的。但这样的经济高速增长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劳动供给必须与资本品同步高速增长，而第1阶段的失业大军提供了这一条件。当经济以此状态直线冲到刘易斯拐点的时候，这一条件突然消失了。劳动的无限供给变为劳动力自然增长的有限供给，远远不能滿足经济以双位数增长的需要，远远无法推动投资占国民收入近70％所产生的产能，于是生产资料增长与劳动供给增长不相匹配的情况出现了。这就是刘易斯拐点，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下降。

    归纳起来，经济增长的动因主要有两组：一组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外需，即常说的三套马车；另一组是投资、劳动力增长和技术进步，即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没有三大需求的增长（或高速增长），就不会有经济的增长（或高速增长），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它们的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促使三大要素中的投资增长间接拉动经济增长。而另一方面，投资又不仅受制于需求，而且还受制于三大要素之间的匹配，如果它超过了劳动力供给和枝术进步的需要就会出现过剩。只有当劳动力大量过剩，或第一产业要向第二、三产业大量转移劳动力，而生产资料、资本品又非常不足的时候，投资才可以高速增长，使生产资料产出和积累高速增长去匹配劳动的无限供给，与此同时，资本的积累又可以实现在资本品的积累之上。当劳动无限供给的失业大军突然消耗尽殆，约束投资增长的真正原因已不能单从需求的角度去理解了。当然仍然是投资需求，但约束它的是劳动人口和技术进步的有限增长。那么，当经济以非常态的高速度直线冲到刘易斯拐点时，是否就能就能平稳过度到新常态，实现投资匹配着劳动人口“自然”增长和技术有限进步的非高速经济均衡增长呢？不可能了。因为与经济高速增长期密切相关的两大部类结构和资本品积累，是一种非均衡的结构和积累量，大量的产能过剩，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回复均衡的，它们有一种很强的惯性力，反过来要求经济继续高速增长，而这又是不可能的，其结果经济增长必然跌落到常态的、均衡的速度之下。就象汽车的速度和方向是可以调控的，但你不能在高速行驶的时候急转弯，那是要翻车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是可以调节的，两大部类的结构是可调节的，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可调的，但这并不等于经济在高速增长中可以迅速转变为相对较低的均衡增长。经济在高速增长中也有一种巨大的贯性，那就是在高速增长中所形成的产业结构、产能的增量及其积累的存量。这一贯性决定了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急降，否则就必然发生经济危机。就象高速行驶的车辆不能急转弯，否则必然翻车一样。但高速的经济增长在刘易斯拐点速度不可能不急降。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已被劳动人口自然增长所压制，必然急降，所以经济必然发生危机，与此同时，失业人口也必然大增。有人会问，为什么这大增的失业者不能推动投资和产能的高速增长呢？原因就是当前的生产资料过度积累、当前的产能过剩，已经是相对于包括这些失业者在内的过度积累和过剩。与第一阶段经济高增长期，生产资料不足、产能不足前提下的劳动力过剩完全不同，现在是生产资料、产能相对于全劳动力过剩前提下的劳动力过剩、失业大增。前者可以不顾一切地高投资、高生产资料积与劳动力高投入相协调，实现经济高增长；而后者没有一个较长时间结构性去调整、消耗或淘汰掉过剩的产能，大量的失业者都无法重新就业。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