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经济学走向（二）  经济四层次的总量结构均衡----兼论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

郑栋才

    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的提高，经济的总量结构体系将不断发育成长，当社会将它的全部时间均衡地分配于不同的领域，去运用“造物主”提供的各种资源（被动因素），使社会所获得的总效用达到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前提下可能的最大值时，经济处于均衡的状态，这是判断经济是否均衡的一个总原则。实现经济均衡的手段主要有市场自发调节与政府计划干预两种。经济学一直就更强调市场调节的作用还是加强政府干预力度的问题争论不休。而本人则认为，经济的总量与结构存在几个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的均衡即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内容有很大差别，失衡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力的大小非常悬殊，市场与政府的调节作用也很不相同，必须分别进行讨论。

    表1是对经济总量与结构四个层次的基本情况的概述。表中每一层次都有自已的结构，其合计的总量又构成更高一层次结构中的一个部分。和自给自足经济中经济活动的总量结构归根结蒂是时间分配的总量结构一样，市场经济总量结构的问题，归根结蒂也是社会全部时间分配的总量结构问题，这反映在表1四个层次“经济总量结构的内容”一栏中。表中简要地说明，总量结构的层次越高，市场所能起的调节作用越小，其失衡所产生的破怀力则越大，最严重的甚至灭绝整个人类。下面我们将对这四个层次分别进行讨论。四个层次是一个整体，其中任何一个层次的失衡，都会导致其他层次的失衡，因此，下面我们在讨论每一个层次的均衡问题时，都假设其他层次正处于均衡状态。

第一层次经济结构的均衡：

    即衣、食、住、行、娱乐…等消费的比例结构均衡问题。一种公平的收入分配，能使广大民众得到的收入相对于商品平均价格的信号很好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这是第二层次均衡要讨论的，这里假设它已得到实现。在此前提下，居民通过对收入、价格与商品效用之间的衡量，形成一个消费的需求结构，在边际效用趋于相等的情况下，从一定比例不同产品的消费中获得最大的效用，因此总合起来，社会也从这个比例结构中获得该层次的最大的效用，再通过市场调节的作用，使经济产业、部门的产出结构与此消费结构相符，这就是第一层次的均衡。为什么这样的消费需求结构使效用最大化？这个问题上节已讨论过，所以不再重复。市场如何实现供求平衡，在经济学也有详尽的分析（如教科书常见的“蛛网图”模型，但这远远不是经济均衡的全部），也不需过多说明。剩下的就是市场调节如何使商品与商品的价

                                            表1                                                                                                           图1 

格比趋于它们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反比的问题（当收入信号相对于商品的平均价格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总水平时，只有各种商品的价格比等于它们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反比，收入与各种商品价格的相对关系，才能分别反映各种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我在公开发表的论文和专著中，曾多次提到图1的市场自发调节模型，该模型应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模型中的两个控制因素是各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各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模型最终输出的是随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而运动并趋于平衡的商品供求关系。我们以某一均衡状态为起点，其后，如果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这里不单指技术进步、劳动技能提高，包括资本的投入和管理都属于劳动投入及其生产率的提高），供给增加了，必然破坏原来的平衡，出现供过于求，将通过图中的反馈路线，使价格在波动中下降，导致资本向其他部门转移，归根结蒂是劳动向其他部门转移，去实现供求平衡。通过该商品价格相对下移，反映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高，价值量下降，以反比的方式反映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不同商品之间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对比关系。正确的收入、价格信号与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相衡量，形成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下能获最大效用消费需求总量结构。而在价格有趋向性的波动中，又不停地调节着生产的部门、产业结构去滿足这种消费需求。就这个层次来说，政府的干预99％都是错误。政府要做的事情不是控制居民的消费结构（如上世纪我国经济困难期），不是调控商品价格（如房价控制），而是要管好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见下一小节），这是市场无法实现的。如果政府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又去乱管，就是最大的失误了。我国房地产泡沫的根本问题，不是房价的问题，而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是资本高速积累的贯性，在经济危机爆发前，在刘易斯拐点前，大量过剩的游资找不到出路而涌向房地产的结果。由于不想重复上节的内容，所以只是简略地分析了这一层次的均衡

第二层次经济结构的均衡：

    主要是讨论积累、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均衡。

    投入产出动态模型可以表达为

Ｗt＝(Ｉ-Ａ)-1 ·Ｋ· dＷ/dt +(Ｉ-Ａ)-1 ·Ｘt…………（1）（原公式内(Ｉ-Ａ)-1 中的-1是上标，即指数，此注，下同）

公式（1）中：Ｗt是t时各生产部门总产值的列向量；Ｘt是t时最终产出中消费产品产值的列向量；Ａ是直接消耗系数矩阵；(Ｉ-Ａ)-1是完全消耗系数矩阵；Ｋ是资本投入系数矩阵，是各产业部门单位时间增加单位产出，需增加投入其他部门产出的资本品的系数； dＷ/dt是产值随时间的变化率列向量；因此Ｋ· dＷ/dt就是最终产品中使经济获dＷ/dt增长的资本品积累列向量。模型说明，在每期的产出中，最终产品有两种：消费资料Ｘt和积累的资本品Ｋ· dＷ/dt。因此总产出也可以分为两个大部分：一部分是生产消费资料过程的完全投入和产出(Ｉ-Ａ)-1 ·Ｘt，另一部分是生产积累的资本品过程的完全投入和产出部分。前者的结构是上一层次市场要调节的内容，其总量构成本层次结构的一个部分，是体现社会所获总效用的部分。它与后者的总量形成第二层次的结构关系。当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时，积累的资本品数量受劳动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的限制，超过这个限制则产能过剩，低于则产能不足，只有刚好滿足劳动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对生产资料存量增长的需求时，花费在生产资料积累上的人力物力既没有浪费，也没有不足，因此其余的社会劳动所生产的消费资料总量才正好使社会所获效用最大化。公式（1）中，资本品积累Ｋ· dＷ/dt与消费Ｘt此消彼长，因此第二层次结构涉及经济增长速度 dＷ/dt，或者说经济增长的速度 dＷ/dt，决定于投资、消费的比例结构，它们的均衡与否也密切相关。我曾反复用图2（此图取自本人2003年《劳动价值、边际效用与经济均衡》一书第145页），去说明其均衡及其失衡所导致经济波动的过程。图中的EF曲线是一条潜在的、持续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的经济增长曲线，哈罗得-多马模型称之为自然增长，而本人从另一角度称之为幸福的经济增长线，以区别于后面将提到的痛苦的经济高速增长线，因为这是社会所有成员能获最大效用的经济增长。由于受到劳动人口自然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限制，投资增长有限，它并非是高速增长的，而是速度适中的均衡增长。这一增长状态下的第二层次经济总量结构中，用于资本品积累的部分（图中用GH表示其增长）导致每期资本品的增量，正好滿足劳动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的需要，资本品总存量增长（图中用KL表示）正好与劳动总人口增长相匹配，其余的社会劳动（包括已物化为产能的），将全部用于滿足社会的消费（图中用EF与GH之间的部分表示其增长）而获得最大可能的总效用。但现实的经济增长要持续实现EF几乎是不可能的，理想的状态是经济在靠近EF的下方以尽可能小的波动顺其增长。 而实际情况通常会糟糕得多，我们用图2中的A为经济增长起点来说明。

    经济增长起点A远低于EF，说明当时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乡，特别是农村，存在几亿过剩劳动力），使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受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限制，使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劳动力供给、资本品供给和技术进步中，劳动的供给似乎是无限的，也使资本品的供给不受劳动对其需求的约束，使资本非均衡地高速积累成为可能，并体现为少数人财富暴发性增长。公式（1）说明，国民收入中的消费Ｘt和投资Ｋ· dＷ/dt是此消彼长的，而且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密切相关。过高的消费率必然降低国民收入的投资率，导致经济增长dＷ/dt下降；相反，在高失业，资本积累不受限于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情况下，过低的消费率必然和过高的投资率相伴随，导致高速的经济增长。本文上节提到中国经济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就是由世所罕见的高投资低消费结构失衡所决定的。人们常说，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套马车是投资、出口和消费，现在的投资和出口想与过去一样高增长已不可能，但增加消费就能维持住8％的经济高增长，这是没有经济学常识的说法。中国如果真的把消费提高到合理的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就一定会降下来趋向均衡，更何况中国既有财产的分配已成定格，根本无法在有限时间内改变收入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现状，消费率不仅不会提高，反而还在下降，希望消费带动经济高速增长只是空想。投资高速增长、资本品高速投入，是由失业者高速投入生产去推动、去运用的，没有失业者的高速投入生产，就不可能实现投资和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沿AB高速增长冲向潜在产出的增长线，资本品总存量沿PQ高速增长冲向充分就业所能推动的总量增长线KL。与此高增长密切相关的第二层次结构，是资本品的高速积累，它由失业者投入所推动，并使富有阶层的财富高速积累得以实现，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消费增长极其缓慢，有很大一部分民众甚至走向相对或绝对贫困。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表现为资本品和富人财富的高速积累，而没有实现为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合理提高，没有实现为社会所获效用最大化，我把AB这样的经济高速增长称为痛苦的经济高速增长，而痛苦的高潮将暴发在不可继续的B点。在B点，经济总量和资本品总存量已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失业大军已消失，受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约束，投资需求急速下降，经济不可能再沿AB的方向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已经形成的第二层次结构BD﹕DM已经严重失衡，它贯性地要求经济继续高增长，但又不可能。而速度下降，就必然与现存的产业结构发生严重冲突。大量失业人口消失，失业率降到某个低值后，与高速增长相关产业的产能必然大量过剩，突然又出现失业人口迅速增加，社会消费需求也趋于萎缩，这就是经济危机。而这时增加的失业人口已不能支持资本品的高积累和投资高增长，因为资本品或产能的总存量和结构都已失衡，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将暴发。只有当失衡的产业结构中大量过剩、落后的产能在危机中被淘汰后，经济才可能重新启动，失业者才会重新被投入生产。如果人类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上述过程又会重新出现，并周期性发生。

    以A为起点的经济，要追赶并实现为充分就业的幸福经济增长，就必须以高于这条均衡经济增长线的速度增长，才能消减失业人口，向它靠近，这是否意味着痛苦的经济高速增长AB不可避免呢？不是的。就像修筑一条铁路支线与干线相衔接一样，支线必须以一条弧线逐渐去接近干线，最后要方向一至，才能平稳地衔接。以A点为起点的经济增长，在它接近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必须合理地提高国民收入的消费率，以控制经济增长的速度，使之逐渐地越来越接近均衡增长的速度，与速度密切相关的第二层次经济结构，即资本品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结构就自然而然地接近均衡的水平，资本品存量的增长速度也会接近劳动人口自然增长和技术进步所需要的增长速度，实际的经济增长才能平稳地衔接上充分就业的潜在增长，如图2中的AF曲线，它在F点达到充分就业的潜在增长，实际的增长速度也降到潜在增长的水平，而第二层次结构FH﹕HN也自然达到潜在增长的要求。实现这一对接的控制手段是存在的，我们用图3来说明。图中横坐标表示社会平均利润率。随着

社会平均利润率提高，将刺激投资欲望增大，除用于再投资的利润增加外，富裕一点的居民也会省吃俭用去增加蓄储，供求的同向增大使实际的资本积累沿AB增加和投资增加，而消费率下降，反之则反然。因此通过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控制好投资的社会平均利润率（OE），就能使实际的资本积累Ｋ· dＷ/dt符合经济均衡增长或衔接均衡增长所要求的资本积累量（EF﹦CO）。但在市场自发调节的情况下，社会平均利润率由劳资双方力量对比来决定。当失业率高企时，资方不愁劳力，就业压力使劳方处于弱势，劳动成本被压低而社会平均利润率高企，只有当失业大军基本消失，出现“劳工荒”时，劳方讨价还价的力量才突然转强，但经济在痛苦的高速增长中已到达不可继续的顶点，要想衔接均衡增长为时已晚。市场是接收不到与均衡增长相关的资本积累信号的，只有在经济危机时才会接收到第二层次结构失衡的信号。事实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利用法津限定最低工资和劳动时间，去调控社会收入初次分配，通过税收、社会福利等手段去调控社会收入再分配，在平衡劳资，实现公平的同时，也调控了社会平均利润和第二层次经济结构。但由于经济理论对此均衡的理解模糊不清，把握不准，甚至出现了工资福利过高，利润率过低，消费过度，蓄储和投资不足，经济增长过慢等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反的情况。事实已经有力地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克服的结论是错误的，既然福利经济制度能把投资、消费比例结构调整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反面，当然也可以将它调到接近于均衡。倒是中国正重复着走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老路，现已达到痛苦高速增长的顶点，广大民众并没有从高增长中真正获益，种种矛盾和冲突将在此点集中暴发。本人并不主张收入分配的绝对平均主义，不反对私人资本获取利润，但政府必须对资本获取利润的程度进行控制，才能使资本积累趋于正好滿足劳动自然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需要，使社会从中获得最大效用，防止资本过度积累破坏经济的均衡。只要资本积累能控制在这个水平，那么私人拥有和管理这些资本只是一种形式，它们本质上是属于社会的，是社会生产必要范围内的资本积累，是有益无害的，至于资本拥有者有更高的生活水平，也是可接受的。趋向均衡的经济增长需要政府的干预。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大问题，是官商勾结瓜分利润使社会平均利润率无法控制，他们的财富积累和投资欲望极度膨胀，而高的社会平均利润又成为官商腐败分赃的大蛋糕。按目前已大大提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来判断，在公平分配和均衡增长情况下，民众生活水平或社会所获总效用应高得多，这种社会效用最大化趋势并不需要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但贫富差别恶性扩大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高速增长，注定了民众不能从中获益，这就是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是体制推动着中国的经济沿着痛苦的高速增长线，走向即将到来的痛苦的顶点。

第三层次经济结构的均衡：

    即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比例的均衡。

家庭（或个人）的时间，可分为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工作时间的产品，都不是用于本家庭消费的产品，工作的目的主要是获得收入。非工作时间也生产产品，都是用于本家庭消费的产品，如清洁、维修…是自给自足非商品产品。随着经济发展，非工作时间的某些生产会从非工作时间移出，用收入去购买，使经济更加商品化。而消费过程都集中在非工作时间，有经济学把消费亦广义地称为某种产品的生产，如睡眠、饮食、旅游、化妆等。这样，家庭时间，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非工作时间，就都可以归结为获取效用的时间。家庭如此，总合为社会的时间也是如此，因此全社会的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的比例结构，也有一个使社会获效用最大化的要求。在第一、二层次均衡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研究了全社会工作时间内产业结构的均衡，它们的总量构成第三层次结构中的一个部分。而［美］加里·S·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中则着重研究了家庭在非工作时间分配结构的伏化、获效用最大化的问题，这一时间的社会总量又构成第三层次结构中的另一个部分。

我们把全社会工作时间生产的产品看作是一种产品，是社会所获总效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又把全社会非工作时间的产品看作另一种产品，其中包括小量非商品的产品，包括休闲、养生、娱乐等，也是社会所获总效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发展了的商品经济中，如果全社会的劳动者都只用很少的时间工作，前一种产品的数量少，极端情况甚至危及社会的生存，产品的边际效用非常大，甚至无穷大，必须增加工作时间，降低产品的边际效，实际就是社会从中获更大的效用。另方面，如果社会无论老幼还是青壮年，都把大量时间用在工作上，只留下例如不到10％的非工作时间，不仅工作时间大量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时间消费，也没有足够时间休闲、养生、繁衍、育后…同样甚至威协个人与社会的生存，后一产品的边际效用也会趋于无穷大。因此社会的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必须有一个合理的比例结构，社会才能从中获得最大的效用。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以个体生产为主的商品经济中，家庭会根据老、中、青、幼不同生理去安排各人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当他们认为劳动的产品太少，增加劳动时间获得产品的边际效用，大于增加非劳动时间的边际效用大时，自然会增加劳动时间，反之，他们会作出相反的决定，致使增加劳动时间或非劳动时间所获的边际效用不断趋于相等，并从中获最大的效用。他们凭主观偏好和感觉就能达到平衡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获得相同劳动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将减少，原来的平衡被打破了。节约下来的劳动时间如果全部继续用于生产劳动，劳动产品的边际效用将降低到非劳动时间所获边际效用之下，人们会感觉增加非劳动时间会更好，直至劳动产品与非劳动时间产品的边际效用在新的时间分配比例结构下达到相等为止。第三层次结构随劳动生产率提高而调整的另一解释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减少部分劳动间的同时还增加了产品的总量，边际效用降低而总效用增大，劳动生产率提高会使休闲、娱乐、健身等生活更丰富多彩，增加的劳动产品也需要更多时间去消费（即生产非劳动时间的产品），使相同非劳动时间所获产品的边际效用提高，必须增加更多的非劳动时间，才能使其边际效用降低到与劳动产品增加边际效用降低的相同程度。第三层次时间结构这种调整，才能使所获总效用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情况下得以提高并达到最大值。所有这些，在由集体共同劳动生产产品（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中，也必须得到实现，但实现的方式就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了。个人已不能单独去确定自已的工作时间。市场一定程度上由劳动的供求关系去调节，但反应迟钝。当劳动供过于求，劳动者话语权降低，单个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有过度延长的压力。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社会总工作时间也处于非正常的高增长状态。在“繁荣”的顶点，即痛苦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顶点，劳动由供过于求实然转变为供不应求，个人工作时间被非均衡延长和社会总工作时间非均衡高速增长的问题才显露出来，并与第二层次结构中的收入分配不公、收入信号错乱、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等失衡现象一道，共同促使经济大幅周期波动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工作时间过长，非工作时间过短的失衡，本身就是社会平均利润率过高，第二层次结构失衡的原因之一。以上说明，市场难以充当第三层次经济结构的调节者。第三层次结构均衡是一个更粗线条的均衡，它的调整通常都不是连续进行的，而是间断的，有时会隔很长时间才调整一次，但它随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而趋于效用最大化的调整是客观的事实，是必须的。政府的行政干预和立法应更多发挥对该层次的调节使整体经济实现均衡的作用。放任市场去左右这一结构是错误的。虽然本层次结构失衡的危害性表面看来不是很大、很明显，其实它在经济整体均衡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社会的总供求平衡上。增加（减少）非工作时间，减少（增加）工作时间，对于增加（减少）最终消费需求，减少（增加）供给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只有它的均衡，再配合收入分配公平，才会有充分就业下的供求平衡。否则，一部分人过长时间工作，消费又不多，就必然是另一部分人失去工作。

第四层次经济结构的均衡：

    即生产、消费时间与环保劳动时间的均衡

    社会所获效用最大化决定着所有经济层次的均衡，这是一个基本的原理。而社会所获的总效用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工作时间的产品提供的效用；二是非工作时间产品提供的效用，如睡眠、闲暇、养生、繁衍、娱乐、旅游等等；三是大自然的空气、水、生态环境等等提供的效用。旧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产品用于交换的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非生产性（如管理、服务等）劳动不创造价值。我所理解的劳动价值论不同，认为商品价值涉及社会为获取整体的总效用中除去自给自足部分外而付出的所有社会必要劳动，而只有均衡分配于四大层次结构并使社会获最大效用的劳动才是社会必要劳动。只有这样一种价值理论，才可以在分配全部社会劳动于各个领域使社会所获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发生作用。…在第一层次经济结构中，过多用于农产品生产的劳动不会被承认为社会必要劳动，并使农产品价格下跌到价值之下，其作用就是要迫使过剩农业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使社会在这种社会总劳动时间的调整中趋于获最大效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我们的制度，例如户籍制度等阻止了这一调整过程，改革开放后，农村数以亿计的过剩劳动力才汹涌而出，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民工潮。在第二层次经济结构中，过多用于资本品积累、用于投资非均衡高速增长的劳动，也不会被承认为社会必要劳动。上帝是一而再、再而三通过经济危机告诉人类，因为贪婪而导致资本过度积累、产能过剩所花费的大量劳动是无用的，社会必须公平地进行分配。我以为，收入与价格所构成的价值关系，和宇宙星体有规律的运行一样，都是由神所设计的非常精巧的关系，是发送给每个公民的信号，只有正确的收入信号、价格信号，才不会有过高的社会平均利润率，才会有均衡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结构。但人类却始终没有领会神的旨意。在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发生经济危机，人们并没有从中真正理解均衡的原理。中国曾大规模地批判所谓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研究其产生的根源，但看看今天中国在痛苦的经济高速增长中那种资本积累的贪婪，为实现高利润对劳动成本的强压，农民工在贫困中痛苦的争扎，不就是重复别人走过的错路吗。而一些发达国家又可能用过度的社会福利和劳动制度，将社会平均利润率压得过低，而导致消费过度，蓄储、投资和资本品积累不足，经济增长过慢。他们无一真正理解了神的安排：只有社会（全体成员）效用的最大化才有经济的均衡，价值关系则由此而生。下面在第四层次经济均衡的分析中，会更深刻地说明这个道理。

    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类在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破坏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不加控制，甚至会毁灭整个人类。社会必须把自已的全部时间均衡地分配于生产、消费和自然环境保护这两个大的部分之间，社会才能获最大的总效用。但由于历史上环境效用的维护并不需要或只需极少的人类的劳动，大部分环境效用的获取都不需要通过市场交换，因此直到现在，在政府不关心、不干预的情况下，市场是不会承认环保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假设社会年拥有10000个单位时间，其中9995个单位时间用于生产和消费，在市场不承认其创造价值的情况下只有5个单位时间的环保义务劳动。在生产力非常低下时，9990个单位时间生产和消费所造成的环境破坏，通过自然自身的恢复力和5单位环保劳动得以恢复。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当代，生产和消费所造成的环境破坏，通过自然自身的恢复力和5单位义务环保劳动已无法恢复，且环境效用损失会逐年积累起来。社会过多的生产劳动时间和过少的环保劳动时间，使单位环保劳动维护环境的边际效用超过生产和消费的单位时间所获的边际效用，环境破坏所损失的总效用将部分抵消甚至超过社会从生产、消费和休闲时间中所获的总效用。也就是说，从社会所获总效用的角度来看，过多用于生产的劳动是无效的不必要的劳动，这种无效的不必要的生产劳动时间越多，社会所获总效用相对于社会可获的最大效用就会减少得越多。只有均衡地分配这部分劳动于环保，体现于劳动产品的效用才是全部生产劳动和环保劳动共同新创造的一个净效用，劳动产品才反映出一个货真价实的GDP。但市场关系不会推动生产、消费时间与环保时间比例结构的调整，社会所获总效用将从可能的最大值滑落。如果自发调节的市场不承认必要的环保劳动创造的价值，政府也不干预市场去承认，环保劳动者没有收入，只靠义务，就不会有一个均衡的社会环保劳动总量，社会的时间总量中，将绝大部分用在生产劳动、消费和休闲上，环境不断恶化而社会所获净效用将绝对地不断向零或负值下降，甚至毁灭人类。只有当社会总劳动时间均衡地分配于生产商品和环保之间，使社会获效用最大化时，全部的社会劳动才都是必要的、共同创造这个最大化净效用的价值的劳动，并应该以社会分配、再分配的方式将收入、价格信号正确地发送到每一个劳动者（包括环保劳动者）、每一个社会成员，共同去享用这个净效用。这就是  神的安排。有人会说，这只是一种纯理论，纸上谈兵一下还可以，实现起来就另一回事了。其实非也，在实践中，不同国家的政府在这方面都多少做了一些工作，只是没有理论，做得还很不够而已。

    环保劳动可分为事前与事后两种。事前环保劳动，是在环境被破坏之前付出，将环境破坏程度降低甚至趋向零的劳动。例如为企业提供废水、废气处理装置的劳动，为各种机动车辆设汁、生产和安装减少和外理废气、噪音部件的劳动…此类劳动付出，已大部分计人产品的成本，其创造的价值直接就体现在产品价格与社会收入的关系中。但企业和投资者并不愿意付出这样的劳动成本而降低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利润，这才有大量的废水、废气偷排现象出现。这也是市场不具备实现第四层次结构均衡能力的表现，必须依靠政府的干预，通过环保制度的建立和监管去强迫企业付出环保成本。但我国政府为追求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自觉不自觉也是为了少数人的资本、财富高速积累，对此也很不积极，表现在环保的标准过低和监管的力度不足上，更不要说那些贪官与奸商勾结，为瓜分超额利润而恶性破坏环境的情况了。事前的环保劳动是远远不够的，当环境不可避免遭到生产或消费过程的破坏后，就必须投入事后的环保劳动。这种环保劳动投入，通常都不会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增加劳动成本，而是通过税和费的形式去增加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的成本，如各种排污税、费…的征收，再由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聘请环保工作者。最常见的有环卫工人，还有净化空气和水的科研和监视人员等等，让这部分劳动的成本间接地构成商品价值的一部分。

    承认环保劳动是社会获得一个净的总效用，并体现为其总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组成部分，以收入与价格关系传递给包括环保劳动者在内的社会全体劳动者，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能均衡地分配一部分社会劳动于环境保护使社会获最大效用，并在社会获最大效用的情况下，为社会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实现充分就业。环保劳动就像许许多多服务、管理性劳动一样，不再被看作不能创造价值的劳动，被得到足够的重视并获得合理的收入。因此，除了事前环保劳动大部分被承其创造价值外，政府还必须根据均衡的原理去确定还需要多少未被承认价值的环保劳动，进而确定环保税、费的收取量，而且所有环保税、费都必须专用于环保投资，吸收足够的环保劳动，不得挪用。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的政府还远远做得不够。和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而压低劳动收入，导致国内消费不足，为消费付出的社会劳动时间远远低于均衡量一样，为了减少环保劳动成本，压低商品价格，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将导致社会环保劳动时间总量远远达不到使社会获最大效用的均衡值。我们的政府可能想都没有想到社会总劳动时间中，还有一个生产劳动时间与环保劳动时间的均衡问题，以致出现环境保护的严重失职。二，能使社会需求处于一种可持续的最优化状态，也使社会所获的总效用持续处于最大化状态。这前后是两个不同的理念。前者提到的需求，是指有购买力的需求，后面提到的总效用，包括购买劳动产品获得的和大自然提供不须购买而获得的总效用。有购买力的需求总量，特别是消费需求总量，总是随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提高的，收入与商品价格必须正确地反映包括必要环保劳动在内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才能引导每个社会成员的消费总量达到合理水平，使经济实现均衡。但现实中除了过度压低劳动成本，使社会成员收到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错误信号的一面外，也有商品价格中不包含全部环保劳动的成本，使社会成员收到没有全数计入环保劳动而过高计算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借误信号的另一面。两种反向发出借误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信号会同时存在，就像今天在中国能非常清晰看到的那样。它一方面使消费非均衡地过低，另方面又使消费非均衡地过高，但它们导致经济失衡的作用是不会互相抵消的，因为它们是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经济结构中发生作用。劳动成本过度压低、资本利润过高，所导致的消费需求不足，是相对于资本积累、投资和经济非均衡地高速增而言，它使第二层次经济结构失衡，而不会引导第四层次经济结构中，消费和生产劳动时间减少社会环保劳动时间增加到均衡状态；同样的，不全数计入环保劳动的低价格信号，导致消费及其生产劳动时间总量过大，是相对于环境负担不可持续而言，也不会使经济第二层次结构中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趋于均衡，只会导致第四层次结构中环保劳动不足的失衡。社会获得一个消费品的净效用平均要付出的社会劳动，决不仅仅是直接、间接消耗的生产性、服务性劳动，还要包含消减生产和消费这个产品时对环镜造成破坏的劳动，这才真正是生产、获得这个消费品净效用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当生产劳动、服务动者和环保劳动者通过收入和商品价格，都收到这种真实的需更多社会劳动才能获得消费品净效用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信号时，必然会使个人和社会的消费总量得到最合理的降低，成为环境、资源能持续负担的最伏且最大化的消费量，并把这个蛋糕合理地分配给创造这个蛋糕的所有的劳动者。从表面上看，似乎服务、管理、环保劳动者分簿了生产劳动者生产的这个蛋糕，其实是他们共同创造了这个蛋糕。当社会用于生产劳动的时间总量与用于环保劳动的时间总量达到这样的比例，使增加单位生产劳动所获产品的边际效用与增加单位环保劳动所保护环境的边际效用保持相等时，社会由此获得的总效用将保持最大化，由此而被控制的消费也将是永远可持续的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约束下最大化的。

    如果我们只考虑产品的市场的竞争力，特别是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只考虑投资利润和少数人财富的高增长，大幅压低劳动收入、压缩环保劳动量，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人们生活得并不愉快、而且会越来越不愉快，因为贫富差别在不断扩大，环境在不断恶化。一旦经济降温，而环境又恶化到不得不增加社会环保劳动量，人们的生活必将面临双重的打击：一方面是经济不景使人们的收入减少，另方面环境已积累性恶化到无法忍受的程度，必须在产品价格中加入环保劳动成本，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将迅速下降。这种生活的不稳定性是非常有害的，但我们又不得不减少生产和消费，以均衡地增加社会环保劳动时间，而且还必须把过去积累的债还上，使我们要付出的环保劳动成本更高。这就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问题。相反，如果经济的四个层次都一直处于这种均衡状态，人们有购买力的消费水平虽然不会提高太快，但他们会生活得很好、很满足，因为这是一种稳定的、均衡的，而且是可持续的提高。第四层次经济的均衡，必须依靠政府的干预，任由市场竞争去调节，人类将一步一步走向灭亡。政府在这方面不作为，是最大的失职，如果理论上还提出先生产、后环保，就更是错上加错，是从指导思想到实践的全面错误。

    社会劳动生产率、商品价值、收入、价格、全社会效用的最大化、经济均衡… 上帝的安排实在是太美妙、太精巧了。建立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论，是以生产力无限提高，而消费需求不会同步提高为条件的。但现实情况是，不要说几十亿人口每人一次太空旅游还不算各取所需，就算它已经是各取所需，也把地球的资源和环境毁坏殆尽了。不受约束的需求是永远超越最大可能的供给的，只有准确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收入、价格信号所约束、所引导的消费需求才是切实的、均衡的、稳定的、最大化的和供求可持续平衡的。因此商品、价值、货币、收入、价格及其实现的关系是永存的。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中，缺的就是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成长的需求和关于效用的整个系统的理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