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经济学走向（一）

郑栋才

每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都会引起学界对经济理论的反思，并常常导致经济学的革命。1920年代末爆发的那场危机，就引发了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本世纪发生这场规模更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后，经济学者们又在反省，并认为一场理论革命正在酝酿中。但我们致今仍看不到理论有革命性突破的苗头，大量文章都集中在经济调控的技术性、数量性分析上。本文提出的一个思路，是笔者几十年研究的一个总结，并坚信这是二十一世纪经济学唯一正确的路向，故大胆推出供学术界参考和进一步研究，望成引玉之砖。

                                                                                一、 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

       我之所以称以下的原理为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是因为：1.这个原理贯穿于人类经济活动史的全过程，始终没有改变过，而且今后也永远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是它的实现形式；2.种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经济学流派，从不同角度入手，凡追求真理的都已不同程度地走近这个原理、最终要汇合于这个原理。这个原理的重要性，可以从当今全球经济种种失衡的根源，正是背离这一原理所导致来说明，而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在经济调控中的作用，也必须用这个原理去说明。               

       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是，人类（包括社会整体和个体）的消费需求总量与结构是不停地向前运动的，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为了滿足这个需求总量与结构的成长，整个社会和个人都必须将其有限的时间分配于不同的领域，包括分配于衣、食、住、行、娱乐等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分配于直接的消费品生产和这些消费品生产所需资料（原料、工具、机器、厂房…）的生产，分配于劳动和休闲，而在当今生产力和消费力能对环境造成无法自我修复的情况下，还应分配于生产劳动、闲暇消费和环保劳动。与此总量与结构的成长相应，社会又形成一定产业、产能的总量和结构并不断发育成长。上述是一个有机的总量结构体系，是一个有生命的、不断发育成长的结构体系。就像植物生长总是趋光的一样，它的发育成长总是趋向一个目标，那就是在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前提下，这个总量结构体系趋向于使社会获得最大的效用，包括从不同产品的一定比例的消费中，包括从一定劳动产品的消费和一定时间的休闲中，包括用一定时间生产、休闲与用一定时间进行环保而从产品消费、休闲与自然环境的总效用中获得的效用最大化。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个能使社会所获效用最大化的总量结构体系的运动，决定它的发育成长呢？决定性的因素就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包括技术进步所导致全新效用的出现和生产单位产品所需劳动时间的节约。在生产力低下的刀耕火种农耕时代，人们不可能仅用10％以下甚至更少的劳动时间于农业生产，节约出更多时间来生产更多其他产品和休闲娱乐。可见没有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不会有今天的消费总量和结构，也不会有今天的生产的总量和结构。但是仅仅用社会劳动生产率这一个因素，也无法说明此结构体系为什么这样运动。当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后，为什么原来的农业劳动力不是全部留在农村，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农产品，而是向二、三产业转移呢？因为过多农产品的边际效用会下降得太低，这样的产出结构无法使社会获得总效用最大化，于是就有了效用趋于最大化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有了整个经济的总量结构体系的运动。一个新的更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通过时间的花费与主体（个体或社会）的主观效用（偏好）的衡量，总有一个新的经济总量结构体系能使社会所获的效用最大化，效率是这个体系运动的决定性力量，效用则决定这个体系的具体的运动方向。当社会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这个总量结构体系运动又不断达到使社会获最大效用的状态时，经济就达到了均衡的状态。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经济的总量结构体系总是随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向着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的状态运动的，这是勿容置疑的，但它总是在波动中，不断在偏离、修正、又偏离、再修正…的过程向均衡状态运动的，甚至有时必须通过极大的破坏力才能使它回到均衡的趋势。因此，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信息以何种方式传达到每个社会成员，并与他们的效用偏好相衡量，形成个人并总合为社会的效用最大化的消费总量结构，进而又以什么方式调节经济投入产出的总量结构体系去滿足效用最大化的需求，以及实际的调节过程中为何经济常常会偏离均衡，并以什么方式使之重回均衡的走向，就成为经济学最基本的内容。

       在中国“十年浩劫”时期，特别是1968年到海南岛“上山下乡”期间，我认真地学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完全接受了他的经济学理论，事实上在学习之前就先入为主认为它是完美无缺的。1977年回城后，我又学了点所谓“资产阶级”的西方经济学，惊奇地发现，在许多方面它也非常有道理。我无法理解，怎么两个完全对立的经济学理论都是正确的呢？1984年我进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有更多机会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理论，慢慢地发现，所有不同学派的经济学理论从各自的领域入手，都或多或少带有正确的成分，这些正确成分之间，不仅没有矛盾，相反都从不同角度趋向上述的同一个原理，使我相信不同学派中，凡正确的内容，最终必归于同一个正确的理论体系，归于同一个真理，与其所属的学派无关。2003年，笔者通过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劳动价值、边际效用与经济均衡---综观经济学原理探索》，就是以上述原理为贯穿全书的核心思想，集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不同流派西方经济学中的真理成份而写成的。书中这些成份绝非毫无关联的大杂烩，而是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体系。书中所有这些成份都不是本人的成果，只有把这些成果中错误的内容去掉后，互为补充，用上述原理把它们构建为一个理论体系，才是我的成果。书中我们看到，不同学派在真诚追求真理的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迈向并接近这一原理，因此我把这一原理称为经济学走向的终极原理。这一原理不会改变，但它的实现方式却不断变化，永无止境，因此这个终结的原理又并非是经济学的终结。

       当人类还处在落后生产力的时代，每个细小的生产单位滿足着各自的各种需求，从事各种不同的劳动：农耕、狩猎、织布、建屋、修路、制锄、磨箭，等等、等等。那时没有什么经济学，也不需要什么经济学，但他们仍然知道必须根据直接了解的每一项工作的效率和各种产品的效用去安排他们的各项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生产各种产品的效率与各种产品的边际效用之间的衡量，决定着他们的需求结构和时间分配结构，以便从中获得最大可能的效用。在这种最原始的关系中，已经体现了经济学那个最基本原理的所有要素。在社会化的、全球化的大生产中，大多数的产品，都是通过许多企业、许多车间、许许多多个人才生产出来的，而千千万万种产品的效用、边际效用又由个人各不相同的偏好决定。这种时间效率由社会分工共同生产决定，而产品效用由个人偏好决定的关系，决定了那种直接根据生产效率与效用的衡量决定需求与生产的总量结构体系的方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没有任何计划机构能取代个人的主观偏好去决定需求的结构，跟随效率提高而不断成长的需求总量也不会停留在某一水平被绝对滿足。没有商品、没有货币、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永远都不可能存在。在个性化的个人消费需求与社会化的共同劳动之间，一定要有一种间接的方式把它们连接起来，使上述那个基本原理始终得到实现。

       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在研究商品经济中家庭的经济行为时（参阅［美］加里·S·贝克尔著：《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认为家庭是一个运用其资源生产出各种产品的单位。其投入的要素主要是时间和购自市场的商品（包括劳务）。闲暇时间的投入，可以说是全部被用干生产和消费，其产品有饮食、睡眠、娱乐、旅游…，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几乎同时就是消费的过程。家庭成员会分配其拥有的有限资源于不同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使其获得最大效用。从原理上来说，这和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中家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原理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前者生产和消费的物质投入，全部都是家庭自已所生产，而在现代家庭中，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物质投入或服务，大部分已没有家庭的生产过程，它们都是用收入在市场上购买的。现代家庭的全部时间被明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取得收入的工作时间，一部分是非工作时间或闲暇时间。部分家庭成员在工作时间，只参与社会分工中某一产品甚至是产品某一简单工序的生产，取得一定的收入，去购买家庭生产或消费所需的商品。例如生产睡眠产品所需要的床和床上用品。家庭按一定比例分配闲暇时间于饮食、睡眠、娱乐…，相匹配地，又按一定比例结构支付收入去购买一定比例结构的商品以获得最大化的效用，有如自给自足家庭按比例分配其劳动时间去获取最大化的效用。但这种收入与不同商品价格的相对值已不再是个人性而是社会性的。当社会生产电脑的效率大大提高，生产1台电脑要花费的社会劳动时间大大减少了，而你所参与的工作（例如厨师…）的效率可能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完全没有变化，但你的收入相对于1台电脑价格的比值仍会大大提高，它将改变你家庭生产或消费的总量与结构，情况就跟你自已生产1台电脑的时间效率大大提高了一样。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每一个家庭消费的总量结构运动的总和，构成了整个社会消费总量结构的运动，只有当每个家庭或个人都按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去调控各自的消费，按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生产出来的产品才有足够的社会需求。因此社会一定要用社会的效率去调控所有人的需求总量和结构，社会的效率也就成为个人获得种种不同产品的时间效率。劳动生产率飞快提高的造纸工人与劳动生产率基本没有提高的理发工，都趋向于用相同工作时间的收入购得一台洗衣机，就是要用社会平均的效率去承认他们的工作量，而他们又用收入的分配按社会生产各种产品的效率去获得各种不同的商品。通常来说，家庭在非工作时间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是非常有限的（如生产睡眠产品），有也主要靠从市场购回的商品（如洗衣机…），因此推动一个家庭所得效用的总量结抅向前运动的，主要是工作时间所获收入与商品价格这一对关系的相对运动，而这一相对运动又决定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样我们就把一个家庭因而也是把整个社会的消费总量结构体系的运动和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了。加里·S·贝克尔研究了现代家庭生产和消费总量结构的形成与时间花费和效用最大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成果。而它的进一步研究应该是通过家庭收入和商品价格这一对关系，去说明整个商品经济社会的经济总量结构体系形成与运动的基本原理，与家庭一样都是随劳动生产率提高，通过时间花费与效用的衡量，朝着效用最大化的方向不断运动的。可惜的是，加里·S·贝克尔没能走出这一步。而走出这一步的难点，就在于对收入和各种商品价格这一对关系的正确理解，它就是商品经济向每一个家庭发出的关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信号。

       在经济的总量和结构的成长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效用的作用，因为只有社会所获效用最大化的时候，经济才是均衡的。那么当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并通过收入和商品价格传递给每个社会成员后，效用是怎样发挥作用去改变消费的总量结构，最终使需求与供给的整个体系趋向于效用最大化的呢？效用大小的比较是如何进行的呢？这就需要对效用有深刻的研究。事实上经济学已取得很好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边际效用的理论及其递减的规律，并证明在收入购买力一定的前提下，随着各种产品的消费量的增加，当它们的边际效用最后趋于相等时，消费者将从这种消费的总量结构中获得最大的效用。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中就已经得到体现。假设一个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体年拥有10000个单位的劳动时间，为简化问题，又假设它只生产A、B、C三种产品就滿足了全部需要。当它用2000个单位时间生产A己获得很大的滿足，边际效用已下降到很低，用3500个单位时间生产了B，仍然觉得不够用，边际效用高于A，用800个单位时间生产了C，其产量甚至还不足以维持生存的需要，边际效用非常高。在余下来的生产时间里，它会不断地衡量，是用于生产A呢？B呢？还是C？毫无疑问，它首先考虑的一定是边际效用最高的C。同样增加1个单位时间，生产C使它获得的总效用或滿足程度将远远大于生产A。当它总共用了2800个单位时间生产C使它获得的满足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其边际效用已降到B之下，于是它又会考虑将余下的生产时间用于生产边际效用较高的B。它会一直这样衡量，使它在用完这10000个单位劳动时间时，A、B、C的边际效用将趋于相等，并从中获得可能的最大效用。由于对生产A、B、C效率的直接了解和过往的经验，这个自给自足自然单位在年初就已经大概知道要用多少时间分别用于A、B、C的生产了。如果一年后，A、B、C三种产品的边际效用并没有下降到相等值，例如生产了过多的粮食，而衣服则不够用，那么在下一年的生产中将会作出调整。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这种失调的规模及其导致的痛苦也是有限的。假设若干年后，这个经济单位的各种情况都没有发生变化，唯有生产C的效率大大提高4倍，当它用700个单位时间生产的C已达到过去用2800个单位时间生产的产量，其边际效用己下降到用3500个单位时间生产B后的边际效用，它获得最大效用的原理不变，但它的需求总量和结构以及生产A、B、C总量和结构都必定被改变，它会把效率提高后生产C所节约下来的时间分配于生产A、B、C等产品，使它获得更大的消费总量和更大的总效用。这和近现代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后，会把节约下来的劳动力或社会劳动时间，分配于三大产业，并表现为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使社会所获总效用大大提高的原理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不过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这个调节过程就简单得多了，不需任何经济学的指导，边际效用及其递减律、效用最大化…所有这些都在他们的直觉中。在商品经济中，这个原理同样是那么简单，但实现的方式及对其实质的理解就变得复杂和困难了。这个既简单又非常深刻的原理其实并没有被多少人理解，不然中华人民共和囯建国后的前30年，怎么会做出把农民困在农村这种荒谬的蠢事呢？

      西方经济学曾用以下模型来说明商品经济条件下，收入、价格、个人需求总量与结构之间的联动关系。而无数个人的这种联动的总合，就构成了社会的联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