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短扳效应（续）： “文化大革命”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特别是打倒 “四人邦”后，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开始恢复，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所增加。知识青年回城成为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第一波，就像日本当年被迫流入农村的过剩劳动随经济复苏首先返回城市一样（《阿信的故事》缩写过这段历史）。80年代初，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目标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投资增长不断加速，生产资料和所需劳动力也开始加速增长。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入经济发展迅速的城市，从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00年代前半期，更出现一年一度春季的民工潮，其势汹涌澎湃，一浪高一浪。城市又开始出现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很多没机会读书的回城知青和企业老职工，被更年青力壮的农村青年挤出劳动力市场，下岗工人大量涌现。劳动力过剩，劳动力之间的竞争，使劳动收入的增长远远落后于高速经济增长，并产生一种内在联系着的恶性循环：工资（劳动成本）越低——投资利润越丰厚——资本积累速度越快——投资欲望越强烈——投资增长越快——生产力和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劳动成本相对越低下，如此反复。经济在这种循环中高速增长，并使收入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失衡同步不断趋于恶化。但只要劳动人口这块长板中仍有大量过剩的劳动，结构失衡的恶化就不会显露出来，大量过剩劳动高速投入生产，使经济表面看来一切正常，这种失衡的经济高速增长就能维持下去，好像劳动人口自然增长就跟劳动投入生产的增长速度一样。但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是远远低于这个速度的，劳动人口长板中的过剩劳动力必然被高速增长的经济消耗掉。劳动人口相对于高速增长的经济和投资突然转变为短板，它将决定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时（图1B），也只有这时，经济高速增长中劳资收入分配的失衡，消费与投资需求结构及相应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才充分显露，经济不仅速度要下降，而且必然产生强烈的破坏作用。郎咸平在其《新一轮经济刺激让中国陷入日本式大萧条？》中指出，在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时，“日本政府刺激一次，经济就出现短暂复苏，但是退出刺激就下滑。长期来看，公共债务支出让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日益恶化。事实证明，采取这种‘注射强心剂’的办法，并没有让日本经济真正好转。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只有1.1％。”但郎就只能指出这种现象，可以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如果日本仍有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劳动人口仍然是长板，投资就可以继续高速增长，因而经济也可以高速增长，上述情况之所以出现，是日本经济高速冲击经济自然增长的结果，无论你注不注射强心剂，结果都一样。中国现在的情况也一样，因为劳动人口短板效应已成事实，要想经济回到持续的双位数增长是神仙都做不到了，相反它只会波动着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