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短板效应

郑栋才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从需求方面看，主要有投资需求、消费和出口；从产能方面看，主要有生产资料、劳动人口和技术这三个生产要素。没有需求或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无法实现。相反，旺盛的需求会刺激经济增长加速，但需求是不生产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直接的。直接推动生产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生产资料、劳动和技术这三大要素的成长，而它们的成长又各有其自身的规律。本文就是从三大生产要素的成长去探讨经济增长中的短板效应。

    三大生产要素各有特点：生产资料在投资的推动下，在劳动供给充足的配合下，是可以高速甚至超高速地增长的；劳动的供给在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决定于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是一个增长速度既定的相对缓慢的要素；枝术的进步也有其自身的规律，不是你想它多快就有多快的，而且技术进步只是有形无形地体现在生产资料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素质和效率上，并不断改变着它们的有机构成，即它们相匹配的比例，通常是技术进步后，单位劳动匹配并推动一个更大数量的生产资料。根据以上特点，我们用图1来反映经济增长中的短板效应。

    图1中，我们用桶的两个围板分别反映生产资料和劳动人口。围板处于成长状态，其高度的增加分别表示生产资料和劳动人口的增长，它们常常以不相匹配的速度增长，因而不断有长板短板出现；桶中所装之水表示GDP，它的数量由短板决定；板的宽度表示单位生产资料和单位劳动的效率，在高度不变情况下，板越宽，柏内装的水越多，说明单位生产资料或单位劳动生产的GDP越多，板的宽度及其变化决定于技术进步，技术越先进，生产资料的技术含量和劳动者的素质越高，围板就变得越宽，这样模型就体现了生产的枝术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模型中两围板高度相等表示生产资料与劳动相匹配的数量，因此两围板的宽度反映了技术的有机构成，假设会成长的桶会按此要求自然生长（两板的宽度按技术有机构成自动调整），因此当这两要素不匹配时，围板就有长短不一的现象出现。

    图1A所显示的状态为劳动力大量过剩的状态。日本在二战后最初处于这种状态，因为战争对物质生产资料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加上战时的生产资料构成不适合战后的生产，使适合战后和平生产的生产资料数量远不能滿足劳动力已大量减少后的需要。大量的失业者为了生存不得倒流到农村。当时的生产资料是经济中的短板。我国上也纪80年代初也是这种状态。“十年浩劫”使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沿，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逆历史发展方向而动，是因为他们已成为过剩的劳动力，必须把他们送去农村找碗饭吃，同时也可以减轻城市乱的压力，结果使户籍制度下冻结于农村已有大量过剩劳动力的状况更加恶化。改革开放后，城市和农村中显性与隐性的过剩劳动力才充分暴露出来。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空前规模的劳动力过剩，为改革开放后持续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图1A能说明这种可能性，因为这时经济的短板是生产资料，在劳动成本低廉，投资利润丰厚的情况下，高速增长的投资将使生产资料这个短板迅速增高，同时又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不会消耗完过剩的劳动而约束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就是战后日本和我国改革开放后能持续一段较长时间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

    图1B反映的则是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大量过剩劳动力终于消失，而生产资料在高速增长的“惯性”作用下一定程度超过总劳动力对它的需要量，经济增长的短板由生产资料突然转变为劳动人口的情况。这是经济高速增长期必然结束的状态，因为劳动人口这个短板是不可以随心所欲高速增长的，它的增长是既定的。它的自然增长加上有限的技术进步，硬梆梆地、紧紧地约束着经济可能实现的最高增长率，这就是经济的潜在增长或自然增长率。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当时就像一个神活，人们都以为它会一直这样增长下去。当日本经济达到图1B的状态时，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但当时的几任首相仍信誓旦旦地宣称，一定要使日本经济恢复到高速增长期的速度，也许他们真的以为能够做到，但都以失败告终了。他们不知道在图1B的状态下，你是神仙也无能为力了。目前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中也来到了这个关口。（待续）

     “文化大革命”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特别是打倒 “四人邦”后，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开始恢复，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所增加。知识青年回城成为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第一波，就像日本当年被迫流入农村的过剩劳动随经济复苏首先返回城市一样（《阿信的故事》缩写过这段历史）。80年代初，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目标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投资增长不断加速，生产资料和所需劳动力也开始加速增长。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入经济发展迅速的城市，从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00年代前半期，更出现一年一度春季的民工潮，其势汹涌澎湃，一浪高一浪。城市又开始出现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很多没机会读书的回城知青和企业老职工，被更年青力壮的农村青年挤出劳动力市场，下岗工人大量涌现。劳动力过剩，劳动力之间的竞争，使劳动收入的增长远远落后于高速经济增长，并产生一种内在联系着的恶性循环：工资（劳动成本）越低——投资利润越丰厚——资本积累速度越快——投资欲望越强烈——投资增长越快——生产力和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劳动成本相对越低下，如此反复。经济在这种循环中高速增长，并使收入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失衡同步不断趋于恶化。但只要劳动人口这块长板中仍有大量过剩的劳动，结构失衡的恶化就不会显露出来，大量过剩劳动高速投入生产，使经济表面看来一切正常，这种失衡的经济高速增长就能维持下去，好像劳动人口自然增长就跟劳动投入生产的增长速度一样。但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是远远低于这个速度的，劳动人口长板中的过剩劳动力必然被高速增长的经济消耗掉。在此高速增长中，大量资本和过剩劳动的追加投入，主要用在生产资料这个短板的增长上，并由此形成独特的、非均衡的产业结构。当生产资料这个短板在高速增长中终于达到图1B的高度，劳动人口相对于高速增长的经济和投资突然转变为短板时，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将决定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使生产资料的歧高增长无法再实现，因为再没有相匹配的劳动高速增长去推动。这时（图1B），也只有这时，经济高速增长中劳资收入分配的失衡，消费与投资需求结构及相应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才充分显露，经济不仅速度要下降，而且必然产生强烈的破坏作用。郎咸平在其《新一轮经济刺激让中国陷入日本式大萧条？》一文中指出，在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时，“日本政府刺激一次，经济就出现短暂复苏，但是退出刺激就下滑。长期来看，公共债务支出让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日益恶化。事实证明，采取这种‘注射强心剂’的办法，并没有让日本经济真正好转。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只有1.1％。”但郎就只能指出这种现象，可以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如果日本仍有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劳动人口仍然是长板，不需要政府负债投资去刺激，民间投资就可以继续高速增长，上述情况之所以出现，是日本经济高速冲击经济自然增长的结果，无论你注不注射强心剂，结果都一样。中国现在的情况也一样，民间有大量的过剩资本想投入，这种资本是非常精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因为劳动人口短板效应已成事实，现在已找不到出路，民间投资增速开始下降，而朦朦懂懂的政府投资（这里除去腐败因素不谈）则取而代之，目的是刺激经济，那怕是毫无收益甚至负收益也往里面投，中国特色的债务危机也由此而生。但要想经济回到持续的双位数增长是神仙都做不到了，相反它只会波动着下滑，总趋势是一直下滑到中国经济的自然增率以下。自然增长率不是一个常数，它随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的速度而定。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应在4％以下甚至更低。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一、劳动人口转变为短板已成事实，它决定经济可能实现的增长速度铁定下滑，政府刺激一下，它就反弹一下，但仅仅是反弹，接着又会继续下滑；二、已经形成的收入分配结构，是与经济高速增长相配合，与投资和出口高增长相关联的分配结构，必定与增长速度下滑产生严重冲突，短时间内要调整这一结构谈何容易；三、已经形成的需求结构，也与经济高速增长和不公的收入分配结构相关，消费需求逐步降到GDP的30％多，更大的需求是投资，而且还必须依靠不断增长的外需，一旦经济增速下降和外需（必然的）转弱，投资和出口下降，必然与分配结构发生冲突，而在经济增速下降、结构性失业增加的情况下，增加劳动收入和社会消费需求的比例又谈何容易，更不要想以消费需求去弥补减少的投资和出口需求了；四、已经形成的产业结构，是与经济高速增长、劳资收入分配和需求严重失衡的结构内在联系的，现在也与经济增速下滑产生严重冲突，产能过剩主要是一种结构性的，要将投资、生产资料或资本品、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部门间进行大规模的调整，以适应经济的不断减速更谈何容易，目前的失业人口增加，是劳动人口转变为短板后的结构性失业，它不会反过来使劳动人口重新变为长板；五、由于中国经济一味追求低劳动成本和低技术含量的经济高增长、高投资、高出口和高贸易顺差，使经济在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还非常低的情况下，就过早达到潜在产出和自然增长的水平而速度受限，即人们所说的“未老先衰”，且又刚好碰上计划生育后的劳动人口增速下降和人口老化加速，使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本身降低，使中国经济今后的成长之路困难重重。但我相信我们还是会挺过去的，并逐步走上以民众生活提高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为稳固基础的经济均衡增长之路，不再回到那条错误的，以投资和出口非均衡高增长为虚幻基础的老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