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是否会出现滞胀?

郑栋才

旧文新注（二）：2007年6月，我收到中山大学朱富强教授寄来的“广东《资本论》研究会2007年年会暨征文通知”，即向大会提交了题为《我国经济是否会出现滞胀？》的论文，并于年底参加了这次大会。当时我并没有准备正式发表这篇文章，因为在中国经济创造高增长奇迹还非常顺利的情况下，要想发表这一选题的文章是非常困难的，只是希望在会上与大家交流这方面的思想。会议过程中，参会的《广东商学院学报》编辑汤菲女士问我是否愿意在该刊上发表这篇文章，我当然表示愿意，这才促成该文在《广东商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上的发表。时间很快又过去几年，期间经历了至今仍未平息的国际金融风暴。回首可见，近几年中国经济几乎完全是按文中图2所描述的轨迹在运行，文中关于经济理论中最基本的规律也得进一步的验证，只是目前的经济形势与当时已大不相同，但自认为该文的理论价值一点都没有减少，故加以新注，置于博客供大家参考和交流。

                                                     ---2011

摘要：社会需求与供给的整个经济的总量结构体系，一定要随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向前运动，当它处于当前社会劳动生产所决定的使社会获最大效用的状态时，经济才能实现均衡，滞后或偏离此状态都是非均衡的。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公，已经导致经济总量结构的失衡（至今的需求总量，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总量仍严重滞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水平---2011），必须依靠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才能维持供求平衡。而这种依靠是不能持久的，如果这样的收入分配和经济总量结构体系不及时加以调整（事实是，近几年的这一总量结构体系不但没有趋于均衡，而且失衡的状态进一步恶化，收入的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了，这才是导致今天两难困局的根本原因---2011），经济发展就很有可能出现滞胀。

关键词：社会劳动生产率；经济总量结构体系；经济均衡；收入分配不公；滞胀

一、经济理论中一条最基本的规律

    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认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对商品经济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价值规律只是某种更一般的规律在商品经济中得以实现的特殊形式，也就是说，在价值规律的背后还有一条更一般的规律（贯穿于人类历史全过程的规律---2011）在起作用。这条规律就是：与社会需求和供给有关的整个经济的总量结构体系，一定要随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向前运动的规律(下文简称为“定律”)。这一“定律”表面看来简单，但事实上它是判断经济总量与结构是否均衡的最终尺度，它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定律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地位是相当的。每当经济不均衡发展时，它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显示其不可抗拒的存在和力量。

    马克思曾指出：“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需要的时间越小，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象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1］这是对该“定律”的一个概述：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社会需求和社会供给的整个体系、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面性都会向前发展。这是任何社会都不可违背的客观经济规律。如图l所示，当社会劳动生产率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的低水平提高

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A点时，社会需求与供给的整个体系也必须运动到使社会在劳动生产率A的前提下能获最大效用的B点，A与B协调发展，经济才可能实现均衡。如果社会劳动生产率已提高到A点，而社会需求与供给的体系仍滞留在简单商品经济时代的B’状态则是不可能的，在社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情况下，社会需求与供给体系即使滞后一两年，经济发展也会非常不均衡。有怎样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就必然有怎样的社会需求和供给体系，社会劳动生产率是最活跃的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反过来，社会需求和供给体系又影响着社会劳一生产率的提高。为实现二者间的协调联动，在任何社会生产中，社会劳动生产率都必须不断地以各种特殊的、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消费者和生产者发出准确的信号，一方面拉动社会需求跟上并适应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必须借此信号进行强有力地控制，使需求不超过社会劳动生产率当时的发展水平。这与生物化学中真核转录的分子基础研究所说明的情况非常相似：对于任何真核细胞生物来说，在分子层面由DNA向细胞转录其储存的信息以生产适合生命体的蛋白质时，构建不同功能器官及生命体本身的原理是不会改变的，但生物的许多疾病又与这种信息的错误及其转录过程的紊乱有关。社会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体。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社会更是如此，它要通过收入与价格这个复杂的系统，把千千万万种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信息转录给数以亿计作为“社会细胞”而存在的每一个居民和企业，调节其消费与生产的活动，进而控制整个社会的需求体系和生产体系的形成及其发育成长。价值和价值规律是这一“定律”在商品经济中得以实现的基本形式（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商品中物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得以实现。商品中物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实就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倒数。但是在货币超经济发行，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即使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商品中物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物价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上涨。因此笔者相信，由收入与价格整个体系的运动来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能更清晰地说明商品的价值。在通货膨胀情况下，收入与各种商品的价格都有上涨趋势，但收入与价格的整个体系中，收入与各种商品价格的比率和各种商品价格之间的比率，虽不能随时都能准确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但总趋势是反映的。商品价格相对于收入下降的总趋势，反映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同商品价格比的变化，反映着不同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不同程度的提高或变化。通货膨胀中收入与价格的普涨不会改变这一趋势。正是这种趋势，才实现了商品经济中社会的供给和需求的总量和结构体系长期随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而运动的过程，除此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另一种力量、另一种作用能推动这一过程的了。这就是价值规律，一种内在的、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对此“定律”的理解，贯穿于笔者于2003年出版的专著《劳动价值、边际效用与经济均衡》的全书中，此后又在发表的多篇论文和在多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上论述这一规律，无奈至今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规律的内容非常非常简单，也无可挑剔，以至人们不加思索就以为就以为已经了解其全部。其实最深刻的，也是最简单的，只有深思才能理解。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全部运动，大到三大产业、两大部类，小到衣、食、住、行的结构运动，无不由此规律来决定；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失衡，也无不与背离这一规律有关---2011）。但不幸的是，由于制度上的原因，这种信息转录过程常常出现紊乱和信号错误，并导致经济失衡。过剩或短缺、失业率高企、供求失调和周期波动是经济失衡的主要症状，而收入分配不公或绝对平均则是社会劳动生产率信号错乱的主要原因。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别悬殊，已使需求的总量和结构偏离能获最大效用的均衡状态（至今，我国社会消费需求的总量占国民收入之比已下滑到百分之三十几，广大民众的生活远远落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所决定能使社会获最大效用的水平，可见经济失衡已达到何等严重的程度。而有计划地压抑劳动成本的上升，即压抑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目的就是要不断扩大贸易顺差，去获取越来越多的不保值的纸的国际价值符号，使国内运作的资本，不论是外资或内资都能获得高额利润和高速的积累，使产能不正常地高速增长。而这种非均衡的经济高速增长一旦成势，要想调整过来都非常困难，直至危机爆发，更何况我们对这种失衡毫无认识，全无调整的紧迫感---2011），这就是本文说明我国经济失衡以及分析是否会出现滞胀的基本思路。

二、贫富差距过大、消费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经济不均衡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举世瞩目的速度高速增长。但由于非公有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扩大（近年出现“国进民退”中的 “国”，已不再是完全国有的 “国” ---2011）、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以及劳动力供求严重失衡使劳方在争取自身权益上处于劣势的种种原因，广大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提高，贫富差距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迅速扩大。目前，官方和学者对我国基尼系数的计算结果虽不一致，但普遍认为超过O．4的警戒水平。农民工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占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半数以上，但收入却非常低。2006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指出，被调查的农民工在超时工作情况下的月工资，主要集中在500元～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元一500元的占29．26％，500元一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转引自人民网2006年4月17日综合报导，http：∥www．polities．people．coln．cn／GB／1026／4303575．html）。这种情况在城镇普通劳动者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从而在劳动者所创造的(作社会必要扣除后的)价值与他们低收入的消费能力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缺口，一个国内供求无法平衡的缺口。如果把我国经济封闭起来看，其投资加消费的需求总量与总供给之间是不平衡的。从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必须均衡的角度来看，这个缺口是由消费不足引起的，是由社会中普通劳动者的收人过低，而收入再分配和福利政策又无法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加上社会平均利润率过高刺激着富有者的投资欲望，又进一步抑制了消费所引起的。收入分配的不公，已使社会的消费总量远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后所决定的使社会获最大效用的均衡水平。而背离前面所述的“定律”是不可能不出问题的，我们用图2予以说明。图中我们还是以

收入分配不公作为分析的起点。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收入总量中资本所得的利润过高，而劳动所得的工资收入太低。这样的收入分配，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没有在同期用于消费的毛储蓄率高达50％(美国为10％)，而消费率太低，家庭消费在GDP中所占比例已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2006年的36．4％。高储蓄率使高投资率成为可能，而资本的高利润率又刺激了投资的欲望，导致投资、生产和供给的高速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的，而消费需求增长相对缓慢，因此即使投资需求高速增长，也无法弥补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缺口，必须依赖外需，靠贸易顺差才能弥补这个缺口。由于我国劳动力的价格低廉，加上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使我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快速提升，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又使外需弥补这个需求缺口成为可能，使经济得以在国内市场供求失衡的状态下高速增长，得以在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别过大、经济不均衡状态下继续运转。当然，这样的经济高速运转还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劳动力的供给必须与投资同步地高速增长。对我国来说，目前这一必要条件是可以满足的。但劳动供给并不是无限的，最终会受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限制。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接近潜在产出的高位，过剩劳动力会不断减少，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同时受到劳动力自然增长和消费不足的共同约束而下降（不幸的是，这一判断已被铁一样的事实所证实，而且还将继续被证实---2011）。这时我们会发现，其实社会对资本积累和生产资料积累的需要量是有限的，它们必须被动去适应、匹配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技术进步，超过社会的必要量是一定会导致经济失衡的，这和社会的消费需求低于效用最大化的值会导致经济失衡是同一过程的两种表现。凯恩斯认为，经济均衡的条件是储蓄+消费=投资+消费，所以经济不均衡、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投资<储蓄。但这样的推理并没有包含关于需求结构中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必须均衡的理论分析。而笔者则认为，储蓄+消费=投资+消费并不等于经济均衡，它只是一种市场供求平衡，在市场供求平衡中很可能潜伏着结构不均衡（因为首先需求的结构就可能是不均衡的，在此前提下的供求平衡就决不是经济均衡。在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消费需求极低，而投资需求过高，而美国的消费需求畸高，投资需求不足，因此在危机爆发前那种欣欣向荣的状态下，在那时的供求平衡中，两国经济已经包含着总量与结构的严重失衡。问题是你怎样才能在那种状态下就能看出这种失衡，只有运用本文中所论述的“定律”才能轻易地做到，事实上本人早已指出中国经济的失衡，只是没有人愿意听而已。值得指出的是，中美两国结构失衡的性质，与马克思的理论是刚好相反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低消费高投资失衡，用马克思的理论来分析应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美国的高消费低投资失衡则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2011）。一旦经济增长突然受到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约束而波动时，则经济失衡的原因通常不是投资<储蓄，而是投资过多，生产资料积累超过了均衡值，社会付出的剩余劳动总量超过了社会必要的剩余劳动总量（即资本投资和积累的实际总量超过社会必要的总量，产能过剩---2011），而消费却没有达到社会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使社会获最大效用的均衡值。但目前我国剩余劳动力还大量存在，经济离潜在的、均衡的产出上限还很远，由收入分配不公所引致非均衡的经济高速增长还没有走到尽头，其引起的经济危机预期也尚未迫在眉睫（现在的情况已经改变，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大规模的过剩劳动已基本消耗，劳动无限供给的时期已经结束，经济增长、投资增长的速度必将受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约束，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也行将结束，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笔者于2003年出版的《劳动价值、边际效用与经济均衡》一书中对此已有详细的论述---2011）。

三、我国经济会出现滞胀吗?

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不均衡，在当前总会有一种阻碍其运行的力量存在，这就是图2中的下循环所描述的与上循环呈反向作用的力量。

图中我们看到，收入分配不公一方面导致消费总量不足，是总供求缺口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劳动成本低下，又使贸易顺差扩大以弥补不断扩大的供求缺口成为可能。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也成为一种必须依靠外需才能平衡，并在一种貌似均衡的状态下高速增长的经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又导致我国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结果从多条不同路径反向作用于对外贸易，形成压缩贸易顺差的力量。

首先，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导致人民币的大量发行。据统计，到2007年3月，我国外汇储备已高达1．2万亿美元，其中贸易顺差所引致的外汇收入占主要部分。我国外汇管理制度决定，流人我国的外汇都要结售给中国人民银行，由此导致基础货币大量发行。按汇率计算，央行为收购这1．2万亿美元外汇而发行的基础货币超过8万亿人民币，远远超过市场的需要量。人民币过量发行，反过来又迫使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发行债券回收这些货币。但债券是要还本付息的，其规模有限。这样，流通中过多的货币量就决定了市场的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是一个不太清晰的概念，同时与流通中的货币量和货币流通速度有关，实际上是指单位时间内，流通中的货币量m与货币流通速度V之积，超过了单位时间商品流通量Q与商品平均价格P之积，从而推动了物价上涨。笔者曾在拙著《劳动价值、边际效用与经济均衡》中证明，商业银行系统创造存款和消灭存款并没有创造货币和消灭货币，其真正作用只是改变货币的流通速度，因此流通中的货币量实际就是基础货币量，调整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率和存贷款利率，改变的都是货币流通速度［2］。此外，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还有很多，所以相对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货币流通速度在经济中是更活跃、更不稳定的因素，也是调控经济时用得最多的因素（2010年以来，中国央行十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一大笔一大笔基础货币被收入央行，明明就是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怎么说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是降低货币流通速度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无论货币流通速度有多快，每一时刻处于非交易状态的基础货币都是非常大量的，如果非交易状态的货币能迅速被贷给急需资金的借方，能使货币流通的速度大大加快，商业银行系统将存入的基础货币成倍成倍地创造出存款，就是大大加快这些货币被借出的速度，从而加快货币流通的速度。央行确定存款准备率，只是将商业银行系统中本来就处于非交易状态的基础货币总量的一部分冻结起，以避免存款的无限创造造成货币流通速度失控；提高存款准备率只是减少创造存款的量，降低流入商业银行的货币被借用的速度而降低货币流通的速度。但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和流通中货币量的适度增长对经济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通胀和通缩都有两种，即货币流通速度失控的通胀和通缩，以及货币发行量（印钞）失控的通胀和通缩，且它们常常是互相推动的。当货币发行量过度引起物价上涨时，人们会加快购买的速度，进一步推动物价上涨。如果这时过度提高存软款准备率，货币流通速度大幅下降，又很可能造成通胀下银行的借贷资金不足，钱就会跑到银行系统外去加快货币的流速---2011）。流动性过剩，可以用抑制货币流通速度的办法使它缓和下来或潜伏起来。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调控有时也是无效的，当基础货币超过一定的数量，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就很难再下降了，最终还是会引发通货膨胀。货币发行过量、物价上涨而普通劳动者的货币收入又不提高，其结果必然是财富进一步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更加困难，名义上提高他们收入水平的压力也必将不断加大。生产资料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上涨，使出口商品的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结果将抑制贸易顺差的扩大。

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另一个作用是促使人民币汇价升值。中国经济越发展，贸易顺差越扩大，外汇储备就越多，从而确保人民币汇价不贬值，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越稳固。在这样的预期之下，加上美元持续走弱，导致国际游资以种种方式进入中国，形成人民币汇价升值的压力。另外，中国贸易顺差的加速扩大，也促使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作为竞争对手的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人民币升值，也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非市场压力。一方面是国内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币贬值；另一方面是国际市场上人民币升值。表面看来，这是两个矛盾的、方向相反的过程，但对出口贸易来说，它们是同一方向的合力。国内劳动力和资本价格的上升，加上人民币国际市场上的升值，降低了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减弱了贸易顺差继续扩大的势头。

此外，部分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外汇储备高速增长作出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应。而一方是高贸易顺差，另一方是高贸易逆差的势头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后者国力的减弱最终必然使其进口能力下降，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的一大经济体，是不可能依靠国外需求来实现长期的供求平衡和持续的经济高增长的。

无论是通货膨胀、人民币汇率升值还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其作用都指着一个方向，即缩小中国的贸易顺差。针对这几种情况，中国政府制订了相应的对策：对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用提高存贷款利率、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去抑制人民币的流通速度；用发行债券去冲减收购外汇而大量发行的基础货币，减少流通的货币量；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受外来政治压力的干预，保持人民币的相对稳定；对贸易保护主义则通过外交、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法去应对。但以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没有从全局的角度去认识、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所以效果是不会理想的。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控制住了物价上涨和人民币汇率，在低成本、低价格的情况下，保住了出口商品的强大竞争力，使外需继续弥补国内供求巨大缺口得以维持，使图2中上循环能在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国内消费总量不足的情况下加速运行，外汇储备必然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外汇储备是我们向海外输出的产品没有换回等值产品的价值差额，反映当期社会总效用的一个净流出量。作为国际贸易的交易需要和应付未来不确定的需要，一定的外汇储备是必要的，但如果超过一定数量时，当我们要动用这笔储备时，却换不回流失海外的等值效用了，因为各国盲目的外汇储备使国际货币过量发行从而导致其贬值。我们能压得往今天的物价、人民币汇率，但能压住明天、将来的物价和人民币汇率吗?物价上涨了，劳动者的收入不提高，就必然使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我们能维持今天的低劳动成本，但能维持将来的低劳动成本吗?或应该去维持低劳动成本吗?如果压不住这三低，外贸顺差最终将被压缩，总供求的平衡就只能靠增大国内的消费需求，提高最广大劳动者的收入来实现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图2中下循环的矛头指向了。经济学最基本规律的巨大威力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收入信号错误使经济的总量和结构偏离均衡，使社会所获的效用无法达到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所决定的最高水平。

形势已把我们逼到两难的困境。如果继续依靠低劳动成本，掩盖着的矛盾只会进一步深化、恶化，一旦着手解决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则又会遇到新的情况。提高工人的工资，并不等于贫富差别缩小，只有当工资增长的速度高于物价上涨速度时，才有可能增加国内的消费需求，但结果很可能是工资与物价互相推动。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是廉价劳动力，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提高了，劳动力的价格提高了，我们的出口竞争优势还会存在吗?如果失去这种优势，一些企业将会倒闭，经济会因需求不足而停滞吗?另一方面，我国的产业结构是适应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贸易顺差巨大的实际而形成的，大量的出口产品并不适合国内消费扩大后的需要，供给与需求在结构上又会出现问题。在流动性过剩已成事实的情况下，普通劳动者收入提高既增加货币量也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普通劳动者货币收入的周转高于富人，也高于社会平均速度)，这是否又会加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压力呢?前后两种作用加起来，我国经济会出现滞胀吗?

 这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逻辑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缩小贫富差别，提高广大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和货币收入，是势不可挡的趋势，否则经济不可能实现均衡。当前应主动进行调控，以避免经济滞胀。重要的是国内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速度的控制必须与贸易顺差收缩、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相配合，逐步用国内消费需求的增加去取代贸易顺差缩小而减少的那部分外需，使经济不至于因需求不足而停滞，但通胀恐怕就在所难免了（当时这种逐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实现平稳过渡的设想，现在看来时机已过，甚至在写作本文时，最好的时机也已经错过，文章正式发表后不久，中国与美国严重的结构失调共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爆发了。此后中国的经济仍继续沿着本文图2中的上、下循环而运动。而这种运动所引起的滞胀，又和图2上方描述的经济高速增长撞向动态潜在产出上限的问题碰到一起了，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现在不仅仅是贸易顺差缩小的问题，还有劳动无限供给时期结束，投资增长受限，产能过剩突显，消费率继续下降等种种问题挤在一起。极其被动的劳动者名义收入快速上涨、人民币对外汇率升值、人民币国内贬值即通货膨胀、出口投资消费增速的必然下降等等，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去阻止非均衡的经济继续高速增长，这就是今天的现实---2011）。当然，在此过程中贸易顺差的逐步缩小，并不是要降低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和出口量，而是要相应增加适合国内需要的进口。另外我们只是要逐步放弃低劳动成本、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价格产品的竞争力，这一类产品的部分生产企业会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倒闭，部分会被导向于扩大了的内销市场。当前应提高那些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合理高劳动力成本的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市场淘汰一部分企业，使对外贸易发展迈上新的台阶。而内销其产品的企业，它们的劳动成本、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就业容量和产品市场的大小，都会因收入信号的合理调整而相互协调，趋于均衡。逐步让进出口走向相对平衡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倒退，而是因为进出口的总量会继续增长，比较利益的原理还在起作用，同时又引导国内的经济走向均衡。但如果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在货币已经大量发行，贸易顺差受到越来越大压力而突然被动缩小的情况下，滞胀就不可避免了。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2]郑栋才．劳动价值、边际效用与经济均衡[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3：271-321．

■收稿日期：2007-12・18

(责任编辑 汤菲)

On the Possibility of Economic Stagflation in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dences of Guangdong Province，Gnangzhou 510610，China)

Abstract：The situation of social needs and supply in the whole economic structural system is supposed to progress with the increasing efficiency of social productivity．Only when the economic system leads social productivity to a state of maximum utility ca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reach a balance without lagging behind or deviation．Nowadays，the unfair allotment of income has given rise to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total economic output and the structural system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only way of sustaining the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s to expand the trade surplus constantly．However，such a reliance can not last for a long time．If no action is taken to regulate such a system of income allotment and economic structure immediately,stagflation may occur．the stagflation will be an inevitable outcome．

Key words：efficiency  for social productivity；structural system of total economic output；economic balance；unfair allotment of income；stagf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