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的那年因为手术后需要继续康复，我留在了美国。因为未满18岁，根据美国法律我则需要一名美籍监护人，而那时候的美籍华人谢晓红、刘国生夫妇承担起了 那一份责任。在出院后我一直生活在他们位于美国纽约的家中，也让我幸运的成为了他们的孩子，甚至他们对我的感情可以和我的父母相提并论。
我想那时的组委会是非常希望我回到中国的，我的受伤也给那个“世界友好运动会”加上了“该死”的字样。《纽约日报》曾经多次提到那个“该死的友好运动会”，那个美国人为了拉近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政治秀，听说后来的友好运动会举办过2届就流产了，直到现在都没有再举行。
那一年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北约轰炸了我国驻南联盟的使馆，而我那时候正在美国，由于签证即将到期，我的监护人也正在与组委会商量我签证延期的问题，但迟迟没有得到回应。再加上南联盟大使馆被炸，这让我们也不得不选择早日回国。
而回国后怎么办？康复？生活......这些问题就将是摆在我面前的最大问题，毕竟我们没有能力继续生 活在美国，没有房子、父母没有工作，即便是我的保险在美国继续有效，可我们的生活却没有保障，毕竟我也不希望我的监护人阿姨和伯伯为我这么操劳，其实，他 们已经为我付出了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