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时代，“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指一种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因而有别于“同”。比如烹调，必须使酸、甜、苦、辣、咸调合在一起，达到一种五味俱全、味在咸酸之外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佳肴；比如音乐，必须将宫、商、角、徾、羽配合在一起，达到一种五音共鸣、声在宫商之外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美乐：反之，如果好咸者一味放盐，好酸者拼命倒醋，爱宫者排斥商、角，喜商者不用羽、徾，其后果便不难设想，也不堪设想了。因此，早于孔子的晏婴就曾说过：“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左传·昭公二十年》）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孔子将“和”与“同”的差别引入到人际关系的思考之中，于是便有了《论语·子路》中的那句话。

在我理解，所谓“和而不同”，是指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所谓“同而不和”，则是指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某一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这本是极为正常的。真正的朋友应该通过交换意见、沟通思想而求得共识；即使暂时统一不了思想也不会伤了和气，可以经过时间的检验来证明谁的意见更为正确；因此，真正的君子之交并不寻求时时处处保持一致；相反，容忍对方有其独立的见解，并不去隐瞒自己的不同观点，才算得上赤诚相见、肝胆相照。但是，那些营营苟苟的小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或是隐瞒自己的思想，或是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只知道人云亦云、见风使舵；更有甚者，便是党同伐异、以人划线：凡是“朋友”的意见，即使是错了也要加以捍卫；凡是“敌人”的观点，即使是对的也要加以反对。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就划出了不同的圈子，形成了不同的帮派。其“朋友”的真正意义也便荡然无存了。

或许，这种“同而不和”的小人之交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在有些人看来，孤立的个体是很容易吃亏和受到伤害的，如果不加入某个帮派、不挤进某个圈子，就缺乏必要的安全感：殊不知，这种安全感的获得却是以牺牲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为代价的。当一个人连真实的思想都不敢表达，连自己的见解都无权具备的话，这个人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更有甚者，这种“同而不和”的行为方式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而且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到了学术领域。其结果，便是把学术之争变成了门户之见。我们知道，学术之争的本意是要通过不同观点的交流与碰撞而去伪存真，促进学术的发展；而门户之见则是无原则地坚持和捍卫自己学派的观点，将学术之争演变为利益之争：显而易见，后者已由人格的异化扩展到了学术的异化，而异化的根源，就在一个“利”字。正像古人所指出的那样。“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宋，欧阳修《朋党论》） “君子论是非，小人计利害”（清，申居郧《西岩赘语》）

与小人不同，真正的君子并不十分注重人际往来中的利益纠葛，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勇于坚持立场；真正的君子并不十分计较人际往来中的是非恩怨，但却能在正视不同意见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因此，真正的君子或许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至少能保持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

这，也便是“和而不同”的境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