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为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母校的前身是当年的红军卫校，“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就是毛泽东给母校毕业生的题词。我入校那年，高考竞争还是很激烈的，能上大学的只是少数的高中毕业生。正因为如此，虽然我只是进了一般的医学院，全家人还是很为我自豪的。

高考揭榜后的那年夏天，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难忘。用我父亲的话来说，我这个平时的尖子生意外地成了高考失误份子，真遗憾哪。因为按照我们平时的考前测验，我应该至少多考几十分才对。如果我发挥正常，我肯定就能挤入更好一点儿的医学院了。当年的父亲虽然这样安慰过我，我却一直认为，所谓的失误就是水平不够，水平不够就无须再找借口。

现在留意一下，我高中毕业那年，有两个值得骄傲的特殊之处。第一是，我们为文革后高二学制的最后一批毕业生。在我们毕业之后，全国高中就都改为三年制了，这就意味着后来的高中生们都得比我们多读一年才能挤进大学的门槛。第二是，我们入校时，有幸和那些仍未离开校园的77级大学生同校共读过几个月。我本人一直对77级大学生充满特殊的敬意，大概和这段经历有关。当年，我们这帮小孩子和77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争抢图书馆的座位时，这是一件多么有趣的故事。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一届大学生的独特之处。只是在回首往事时的今天，我才明白，我们当年的这个特殊经历还是值得写下一笔的。

读大学前，我几乎没有过任何独立生活的经历。虽然母校离我家并不远，父母还是为我牵肠挂肚。尤其是快毕业那段时间，中国已经越来越开放，人们的观念也是日新月异。社会上丑恶的现象不仅时有所闻，坑人骗人的各种新闻更是危言耸听。记得那时候，父母和哥哥姐姐时常提醒我，你一定要小心啊，可别让人骗到农村给人当媳妇去。每当这时，我总是笑而不答。嘿，想骗我，没那么容易吧。我觉得，容易上当受骗者，一定是喜欢贪图他人钱财之人。我一个粪土金钱的小大学生，哪会给坏蛋以可乘之机？几年后的生活实验证明，父母的这份担心确实是多虑了。

医学生的生活其实是很枯燥的，我认为，数理化成绩一般的人学医，肯定能行。我总觉得，学医的和学文的，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因为医学院几乎所有的功课都是要背，背，背才能过关。大学五年，我虽从来没为功课发过愁，但也没达到过特优秀的成绩。我这人比较懒，每次考前功课复习差不多时，我就懒得再背了。

每次期末考试前，我的书包里总会装上几本小说和英汉对照读物。关于读书，我有一件挺自豪的事，那就是我把学校图书馆里所有的英汉对照读物在大学前两年就都读完了。至少在我们班里吧，我是头一个获此殊荣的人。80年代的图书馆，检索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图书馆也不是开架阅读的。我们要先找到图书检索卡片，然后用纸笔抄下书号后，再找图书馆员帮助才行。那时候，我甚至想，要是我能混个图书馆员当当，那该真牛。泡在书堆里，咱想看什么书就能顺手牵羊地找到，这该多美。

在医学院所有的功课中，解剖课是让我最吃力的一门课。即使在现在，每当我生活紧张时，我做的恶梦经常是答不出解剖考试题。肌肉长在骨头上，神经和血管在肌肉中穿行，哪是起点，哪是终点，真难背呀。可为了应付考试，我们非得背得滚瓜烂熟才行。当时在解剖课上，我们全班同学被解剖老师分成两人一伙儿的学习小组，老师的用意是想让两人互相提问互相增强记忆。记得我们学男女生殖系统时，我和我的男同夥一起用实例比划男人的播种机时，我那十分忘我而又认真执着的样子，让班里的毛毛善意地取笑过我多次：“哎呀，那东西，看看解剖图谱就行了。什么弯曲，什么海绵体，多不好意思呀。”

我学解剖时，确实特别吃力。如果没有真实标本的辅助，啃书本时说不定就能把我给啃睡了。每个解剖系统我都是这样傻乎乎的学过来的，天地为证，我当时真的没有任何不健康的想法呀。再说了，我学解剖时刚18岁，那时的18岁在认知上也就相当于现在的10岁吧。不知别人怎么样，我当时懂的东西实在有限。很多年后，当我和毛毛在电话中回忆起大学趣事时，我们俩又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这个故事。说着说着，两人又是一阵开心的狂笑不止(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