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游牧民族带着从中国中原地区学会制造的火药火器席卷欧洲。到16世纪，中国人已经开始接受从欧洲回流的火器制造技术，并遗憾的未能在技术上实现更高的超越。不但如此，中国的火器制造技术如这个古老帝国一样开始变得停滞、甚至衰落。倒是火药和火器在改变欧洲战场的同时，也改变了这个大陆长久以来受游牧民族威胁的历史，进而开始让他们带着被自己目益完善的火器，开始了对整个世界的入侵和征服。这个暴力的过程改变了欧洲本身，同样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进程。

　　被误解和遗忘的中国火药火器

　　在《电的利弊》一文中，鲁迅曾写下这样一段著名的句子：“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鲁迅的本意，大概是讽刺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面对先进的发明，许多往往未能用于推动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但这段文字此后却被广为引用，用以抨击国人对祖先发明和科技利用上的边缘化。火药这个被恩格斯形容是“改变了欧洲历史”的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似乎因此而被消解。

　　“其实并非如此。”故宫博物院展览部主任胡建中向我出示了乾隆年间由外国传教士画家绘制、然后在法国蚀刻的铜版画。他指着其中一幅《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的图画说，这幅画最清楚不过地反映出18世纪中期，清军在新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战争中，采用冷兵器和火器混合的战法，一举击败主要采用早期火器的大小和卓叛军实景。清军的火器基本是明代火器的延续，而中国火器的历史更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

　　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图中，叛军由于地处西域，加上勾结沙俄，武装基本全部采用火枪。前往平叛的清军除了装备部分火枪，多数主要是使用弓箭和腰刀的骑兵，但清军在火炮数量上占了上风。图中双方隔着溪水用火枪和大炮对射，最终清军火炮击破了叛军的马阵，以强悍的骑兵和弓箭彻底摧毁了叛军的部队。

　　“这就是18世纪清王朝鼎盛时期所进行的中国境内最激烈的战争形态。大小和卓的部队受西方、主要是沙俄的影响，已经全部开始用火器替代冷兵器，但那时候的火器还处于早期火绳枪的时代，射击速度慢。清军虽然也采用了火炮和火枪，但最终作为主要兵器的，还是游牧民族最擅长的弓箭。”胡建中告诉我。

　　“当时的火绳枪其实已经是明代从西方引进仿制的产品，但在射程和射击速度上还是不能完全替代弓箭。尤其是在自然条件多变的野外，风沙和雨水都会影响到火枪装药和点火。而弓箭则不同，不但发射迅速，相当可靠，而且威力甚至还超过火枪。”胡建中说，美国退役陆军上校杜普伊曾经在《武器与战争的演变》中，将17世纪前后的各种兵器的杀伤力做了比较。滑膛火绳枪获得了最低点19分，甚至低于普通弓箭。而15世纪出现的英国长弓威力高达36分，战斗效能竟和19世纪才发明的早期来复枪相同。中国火器从宋代开始萌芽，到明代大规模装备使用，并开始仿制西方更加先进的火器，直到清中期，弓马娴熟的八旗军仍不愿意舍弃骑射以火器完全替代，并非完全是思维落后。胡建中说，评定大小和卓等战争中，清军虽然采用了火器并最终赢得了胜利，但此后国内再也没有出现过更大规模和更高技术对抗水平的威胁，这导致清军对于火器的依赖开始下降。而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的时代，欧洲人已经开始全面放弃使用冷兵器作战，改用火器取而代之。

　　没有烟花，只有硝烟：欧洲的火药发源

　　这或许才是中国火药火器真实的历程剪影。如果当年的清朝统治者能够认真对待英国人的提示，或许中国的火药火器能摆脱停滞，历史也许将会改观。“乾隆时期马戛尔尼来到中国，就已经告诉了中国官员，欧洲当时已经完全用火器取代了冷兵器，但清朝的官员却没有当回事。”胡建中告诉我。那时候距离中国发明的火药传到欧洲不过400年左右的时间，而火器的技术已经在此前100多年里向发明国回流过。

　　“蒙古人的确在西征时就把南宋时期中国人发明的火器广泛用于欧洲战场，但是当时处于蒙昧中世纪的欧洲人并没有能力仿制这些武器。他们只是把这些喷火、并且发出巨响的火器当作魔法。”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军事兵器史专家王兆春说，欧洲人实际获得并学会使用源自中国的火药和火器，主要是通过阿拉伯人而非蒙古人这个“中间人”。蒙古人在欧洲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很难让那些败退的欧洲王国缴获胜利者的火器，通常获得这些先进装备的只可能是赢得战争并最后占领战场的人，比如日本人，他们在击退了在日本登陆的元朝军队后缴获了大量火器，俘虏了大批懂得制造和使用它们的工匠。另一个游牧民族充当了火药火器西传的中间人。“阿拉伯人由于贸易关系和中国接触密切，也很容易了解和学会来自中国的新技术。而当时的阿拉伯帝国文化和贸易非常发达，他们还占据着今天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所以火器被欧洲人学会和使用，最早是通过这样一个途径。”王兆春说。

　　在采访中，王兆春向我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向西方传播的不仅仅是火药，而是火药和火器同时传播。而中国的火器在传播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演变。“世界上最早的管型火器大概在13世纪中期出现在中国，当时使用的是纸制作的发射筒。阿拉伯人很快用竹管代替了中国的纸筒，而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得到火药和火器后，开始用金属制造发射筒。”这样在从蒙古人那里最早领略到火药和火器的威力后，欧洲人在100年后终于开始间接掌握了它。“北宋初年，中国将火药用于军事后，火药基本上也同时开始用于制造观赏用的烟火。”王兆春说。但是欧洲人则是从战争中直接接触到火药和火器，这决定了欧洲从一开始就懂得将火药和火器用于战场。

　　火药和火器：冷热兵器混用年代欧洲的正确选择　　西班牙人开始用火器将阿拉伯人赶出伊比利亚半岛，后者正是将火药“传入”欧洲的功臣。1346年8月，英国爱德华三世率领包括炮手在内的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在诺曼底登陆后，在克莱西迎战法军。王兆春说，当时正是英法百年战争时期，在克莱西这场百年战争初期的著名战役中，以长弓为主要武器的英国人已经开始使用一种轻型火炮，它们只能发射重量为2磅的实心炮弹。根据史料记载，英军总共只使用了3门小炮，每天耗费火药不过86.5克，发射20枚弹丸、204个铅弹、120块铅块。对手可能还没有太多意识到这种武器的威力，或许使用者也是如此。但很快火药和火器将改变欧洲的战场，从装备、训练到战争进程的所有领域。

　　和中国一样，火器在传到欧洲后，同样经历了很长时间冷兵器和火器的混用时代，早期的火器在战场上长期处于配角地位。就在与英法克莱西战役几乎同时的1364年，朱元璋的水军在鄱阳湖和陈友谅的水军进行了决战。王兆春说，双方都已经使用了最早的火铳。而明军和陈友谅使用的火铳如今都已经有发掘出土的实物。其中前者有口径为110毫米、全长365毫米、重约16公斤的实物，这个口径和英军在克莱西战役使用的“火炮”差不多处于同一水平，但朱元璋的部队在火铳使用数量和规模上显然要大得多。在明代之前数百年，北宋和辽金、南宋和金与蒙古的战争中，火药和原始火器已经大量被用于战场。14世纪的中国火器早已经进入到筒形火器时代，而这种武器在更早的元代就已经开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