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18日，重庆直辖整整12周年。

565天之前，即2007年12月1日，薄熙来履新重庆，成为这座中国最年轻、人口最多的直辖市的第五任市委书记。他也是连续第二位以在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入主”重庆的重量级高官。

瞬间一：就职演说

到任第一天的“就职演说”上，这位公认颇具魅力的前商务部长说，重庆是西南重镇，而我在东北工作过20年，从东北到西南，跨度很大，这也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薄熙来还承诺工作中勤政廉政，严于律己。薄熙来说，我在东北就常讲，做干部一要干活、二要干净，党政领导一定要风清气正，取信于民。我已经和爱人开来商量好，决不允许任何亲友以及身边的任何人在重庆图方便、求特权。如果大家听到有谁打着我们的旗号在重庆办事情，请一定坚决制止并告诉我们。

瞬间二：“红色旋风”

“我很喜欢毛主席的几句话：‘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这些话很精干，很实在，也很提气。”

这是薄熙来亲自创作的一条“红色短信”，据说在2009年4月底开始的重庆“第二届红色短信创作传播大赛”中，因为转发量高达1600万次（相当于重庆半数人口），荣登最受群众喜爱“红色短信”第一名。

这只是薄熙来到任后刮起的“红色旋风”中最新的一波。此前的2008年年中，上任刚刚半年的薄熙来在多个公开场合带头唱“红歌”，重庆市政府也向市民推荐了四十多首“红歌”，既有革命历史经典歌曲，也有改革开放时期的现代经典歌曲，其中包括《歌唱祖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春天的故事》等传颂多时的佳作。

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媒体问及为何要在重庆提倡唱“红歌”，薄熙来直言：我始终认为，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有精气神，这些红歌都是过去几十年大浪淘沙后留下来的，很有生命力，年轻人不能光唱谈情说爱的歌，也要唱振奋精神的歌。

在稍后的另一次讲话中，薄熙来道出了他的真实思路，他说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一样重要，重庆人民有了更丰富的思想内涵，有了更高的文化品位，重庆就越有合力，越有后劲，就越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 瞬间三：“三号文件”

2009年伊始，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通称“三号文件”。这份接近1.5万字的中央文件，为重庆提供了“12＋10”条支持政策，以及十余项“黄金定位”。

在重庆政商各界眼中，“三号文件”确定了重庆今后的发展航向和政策框架，而且每一条政策都能落到实处，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当地不少企业界人士认为，薄熙来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央高层中很有影响力，要不是他全力推动，“三号文件”根本不可能出台。而今年重庆能从金融危机冲击中迅速走出低谷，在全国一片“保八”（GDP增长率8％以上）声中，上半年实现14.3％的可观增长，“三号文件”的刺激作用以及实实在在的政策倾斜，功不可没。

而薄熙来则用了一个比喻，称重庆市享受着中国优惠政策的“合订本”。他举例说，重庆过去就享受包括三峡库区、西部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等多项国家政策优惠，国务院“三号文件”，又为重庆发展设计了一整套政策，重庆虽然穷，有了这个优惠政策的“合订本”，今后就大有希望。

瞬间四：“五大重庆”与“两江新区”

早在2008年4月份，薄熙来在会见到访重庆的新加坡贸工部政务部长李奕贤时，便表示“重庆未来五年将有大动作”，要推动总额达2万亿元的庞大投资计划。这一数字是2007年重庆市4110亿元GDP的5倍。

2008年7月，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审议批准了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首次提出建设“五大重庆”，即“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作为重庆新的战略目标。

“五大重庆”共涉及约1万亿元投资，自2008年开始，到2012年完成，具体投入是“畅通重庆”3000亿元，“森林重庆”500亿元，“平安重庆”150亿元，“健康重庆”250亿元，“宜居重庆”6000亿元。

重庆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院长任宏说，重庆现在有短期的目标，比如2009年全国GDP增长“保八”，重庆的计划是增长12%；也有中长期目标，即“五大重庆”建设；再长远一点的，就是重庆提出“两江新区”新规划，让重庆在未来竞争中抢得先机。

有消息称，2009年4月下旬，重庆市已正式向国务院递交《重庆“两江新区”总体规划方案》,申请设立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之后，走在开发、开放前列的第三个国家级试验区。“两江新区”规划面积近1000平方公里，一旦获批，无论对重庆还是对整个西部开发，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瞬间五：赈灾援建与“西三角”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毗邻四川的重庆也直接成为了地震受灾区。

此时，中央也体谅到重庆所面临的抗震救灾困难，并没有为重庆下达支援四川灾区的重任。然而，薄熙来却主动向中央请战！

“重庆是四川灾区的大后方！”在明确灾情后的第一时间里，薄熙来当即作出指示，要求各部门和区县做好救灾准备。薄熙来说：“重庆将不惜一切代价，举全市之力，倾情倾力支援四川抗震救灾，充分发挥川渝山水相连、交通快捷的优势，当好四川抗灾的大后方，当好全国支援四川抗灾物资、人员的中转站！”

这种承诺并不是一场作秀，这是一场重庆支援灾区的生死战。重庆江北机场在成都所有机场关闭的情况下，迅速“升格”为全国最大的救灾航空转运站，大量物资从这里运往灾区，并免费用大巴将转机的四川旅客送回家乡。重庆数十支医疗队、消防总队抢险队、公路施工队伍迅速驰援地震灾区。重庆为援助四川兄弟，全市21家市级、部队医院和27个区县医院，准备了5000张病床；市财政积极为救治提供资金保障；震后20天，重庆就收治伤员2279人，承担大部分灾区转移伤员。

而且重庆还主动承担了重灾区之一崇州市的重建工作。一位重庆市政府官员有些感慨地说：“我们是不惜代价帮助重建，比如当地政府说要增加几个亿的资金，重庆市是不计较，全力承揽下。”

一位参与了崇州市重建规划的人士评价：“薄书记确实站得高，重庆本来也是受灾区，却承担了崇州重建的任务，这体现出对兄弟省市全力支持的精神。”事实上，薄熙来主导下的重庆已经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大局观，重庆正试图通过一系列的改变来加深加强与西部其他省市的合作。此前，薄熙来在接见一个世界500强投资考察团时就说：“你们到重庆来看了，还应该到四川、云南去看看，这些地方也有自己的优势，有些方面更值得与你们合作。”

拥有了大开放胸襟的重庆，也适时地在今年两会期间抛出了“西三角经济圈”的概念。瞬间六：“罢驶风波”

2008年11月3日，拥有8000余辆出租车的重庆出租车业突然发生大规模停运，司机纷纷抱怨加气难、黑车多、处罚严导致收入过低。事件震动全国，并引发国内数个大中城市出租车行业的“骨牌效应”。

这应该是薄熙来上任近一年来所面对的最严峻的一次“民间危机”。

薄熙来迅速作出反应，携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等一起，在11月6日上午与出租车司机及市民代表举行座谈会，并通过网络视频现场直播。

在座谈会上，薄熙来充分展现了他亲民的一面。他说，我们一定要顾及这么多的出租车司机，2万多人背后实际上是2万个家庭，影响到重庆相当多老百姓的生活，让这部分人生活得到稳定，乃至有所提升，也是我们政府执政的一个目标。

后来他接受采访谈及此事时，还坦诚地表示：我感觉出租车司机提出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尽管他们中一些人情绪比较激动，我认为，对老百姓提出的诉求，要理解，要正确对待，还要认真研究解决，说到底，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开诚布公，就一定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2009年4月中旬，薄熙来说的一句话：“干部不要一听到百姓上访就认为‘无理取闹’。”被《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评选为“每周最热声音”。薄熙来是在针对建设“平安重庆”发表系列讲话时作出这一表态的。

瞬间七：平安重庆

2009年3月19日，正当重庆市部署破命案保平安之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319”枪案。“319”枪案发生之后，重庆迅速成立了以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王立军为组长的专案组，公安部部长孟建柱飞抵重庆督阵。而在“319”枪案紧张侦破之际，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任命刑侦专家王立军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免去刘光磊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任命之后，重庆市委党校一位人士明确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技术派”王立军全面负责公安系统，必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薄熙来书记提出的“平安重庆”目标。

事实上，火线获得提拔的王立军全面负责之后，倾尽全力对重庆黑恶势力进行全面清剿。黄金堡枪案在迅速破获之际，重庆警方乘胜追击将已经锁定的88个黑恶势力团伙扩大到104个。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王立军说：“重庆黑恶势力不除，枪患不断，毒源不断，社会难安。”一场重庆对于黑恶势力的毁灭性打击即将展开。

在薄熙来看来，平安重庆的打响也为大开放战略提供了有力保证。他说：“在大开放的条件下搞好政法工作，要善于保护好各类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尤其是生命财产安全，使重庆实实在在地成为中外投资者的安全区、放心区。” 
延伸阅读，

　春天一个有阳光的下午，张辽（化名）特意抽出些时间，派人把四川美院一个来自贫农家的女生接到重庆市中心的解放碑，请她在星巴克喝了一杯咖啡。

　　女生刚进大一，从大学城到市中区的公交车费2块，也觉得奢侈，因此一直待在大学城里从未出行。张辽是重庆一位厅级官员，女生是他在“三进三同”活动中“结穷亲”的农户子女。

　　他后来跟人说起，他从没想到，在这个国家走向“全面小康”的年代，还有人会为2块钱的车费发愁，“这让我深为震惊”。

　　在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倡导下，重庆的党政官员从去年3月起全面开展“三进三同”，即让张辽这样的官员们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重庆市委组织部公布说，到2010年底，全市机关干部参加“三进三同”近25万人次，参与率达98.9%。

　　“制定这项制度，就是为了突破干部与群众联系方式的官僚化、联系渠道的狭窄化、联系手段的唯物质化，推动机关干部走下高楼、接上地气，在与群众同甘共苦中触及灵魂、锤炼党性。”重庆市“三进三同”办公室表示。

　　当然，和唱红歌、传箴言、“红色卫视”等各种薄熙来式的重庆新政一样，把25万官员“赶”下乡的活动，也引起了各种争议。

　　“不要整天围着富人转”

　　“三进三同”始于2009年。

　　彼时，重庆市委党校在中青班学员中开展“让我来做支部书记活动”，100名学员到边远贫困区县当村官，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青班学员均是重庆市管领导干部。

　　九龙坡区委副书记潘平是最早一批“三进三同”的官员。他所到的乡村巫山县平河乡朗子村，位于三峡库区深处，在那里，部分分散居住的村民连吃水都很困难。

　　对于官员们的到来，村民们小心翼翼又不冷不热地接待着。直到有一次，在“同吃”时，潘平把老乡掉在桌上的一小块腊肉夹起来吃掉，农家人才认为他真是“自己人”。

　　这次体验，让中青班的学员“非常震撼”。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认为，它在处厅领导干部与基层之间，找到了一种最佳的衔接。

　　这种形式很快得到薄熙来的肯定和推广。2010年3月，重庆市委下发《关于在全市机关干部中开展密切联系群众“三项活动”的意见》，使“三进三同”走入常态化。

　　“当前，部分干部宗旨意识淡薄，缺乏群众感情，存在脱离群众，脱离基层，脱离实际的倾向，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基础。” 这份《意见》连着用了两个“严重”。

　　至于“严重”的程度，重庆当地媒体曾描述说，在国家减免农村税费后，乡村里看不到干部的影子，部分边远山区的群众更是常年看不到干部，诉求没法反映，甚至乡镇党委是否换了负责人也不知晓。

　　“要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但绝不能嫌贫爱富，整天围着富人转，淡忘了党的宗旨，疏远了困难群众。”薄熙来2010年元旦在合川、北碚看望慰问贫困户时说的一些话，被视为对“三进三同”思路的诠释。

　　薄熙来说，重庆缩小贫富差距的压力很大。当干部的要“结穷亲”，多交几个穷朋友，多到贫困户去走一走，更多地了解群众的实际困难，要做到“设身处地"，“感同身受”，与他们心连心。

　　根据这一要求，重庆市委要求全市机关干部每年一周、新提任领导干部和新招录公务员在试用期内用一个月时间，参加“三进三同”。且每年定期回访1到2次。

　　组织部对下乡的官员提出一连串“不准”——不准事先踩点，不准层层陪同，不准特殊接待，不准敷衍应付，不准缩短时间。并规定每天向同住的农户支付食宿费25元。

　　最为关键的是，将“三同三进”效果作为任用干部的考核指标。

　怎样“同吃”？

　　数以十万计的官员开始住进偏远的乡村。

　　在田间抡起锄头翻地或插秧的，可能是市政府的秘书长，是某市级部门的局长、主任，或区县的书记、区长，好些是农民一辈子都见不上一面的“大官”。

　　市委要求与农民结穷亲，科级干部结一户，处级两户，厅级三户。据统计，有20万干部结了50万户“穷亲”。

　　“三进三同”要求官员们到最艰苦，最边远，最基层的贫困村，入住贫困农民家，不能入住条件好的农户，不能住村干部家，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基层和农民负担。

　　这对一些30到40岁之间，平日养尊处优的官员是一个挑战。

　　“三同”中的“同劳动”，官员们很快能够适应。“实际上，很重的农活，农民也会请人做，同时，农民也把你当做客人，实际上不大可能让你做什么。更多的是内心的体验。”一位参与过“三进三同”的处级官员对本报记者说。

　　而“同吃”，则遇到了问题。

　　重庆市地税局两位女性官员入住的农户家，是张姓的老夫妇两人。张大爷成天叼着烟。烟灰到处撒。在晚餐时，一大截烟灰像撒胡椒面似地撒满菜盘。而大爷端汤上来时，两只脏兮兮的大拇指深深泡进汤里。两位女士不禁惊叫起来。

　　当晚，她们俩一个不停上厕所，另一个靠着床直打嗝，一夜睡不着。

　　“大多数干部最后还是能克服，并帮助农民们改掉一些不好的习惯。”市委组织部在总结报告中称。

　　吃力的“同住”

　　同住，则更难。

　　为尊重农民，要求下乡的官员只带随身换洗衣服进入农家。

　　“其实现在农村情况还是比过去好，老百姓大多能把铺盖准备得干净，有的农民还把自己好点的床让给官员睡，自己睡住破的木板床。”市“三进三同”办公室一位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但是有的人城里住惯了，担心有味道；还有的村子的厕所建在猪圈旁，用化肥袋子当门，有的干部很不适应。为此，一些官员一度“住不下来”。

　　“譬如时间安排上说要在农户家里最少住一周，但他们把往返路途一起算，实际上在农户家里没住满一周。”一位参加“三进三同”的说。

　　为纠正“住不下来”，合川区委组织部在2010年3月请了20名大学生担任调查员，对进村的人员情况进行电话全覆盖调查。有时一晚要两次打电话到农户家里，要求与干部本人通话。

　　第一天电话，发现有一半没有同住。次日中午，组织部将未按规定同住农家的官员名字，滚动出现在政府机关食堂的大电子显示屏，网上也挂出通报名单。当晚官员的入住率达到85%，第三天达到100%。

　　“最后大部分人住下来了，被农民的纯朴所感染，自己也发生了转变。”

　　市“三进三同”办公室近期制作了一本图册，从照片上看，官员们正在融入农民们的生活，他们共同在地里劳动，在简陋的院坝共进晚餐，有官员为留守儿童辅导作业。其中一幅照片，是一位官员为老人剪脚趾甲。

　　薄熙来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说，通过“三进三同”，我们的干部觉悟和素质得到了提高，不经过这个过程，总觉得浑身不舒服，好发牢骚。一经过“三进三同”，就有幸福感了。

　　随着官员们的进入，偏远农村的真实图景被反馈到决策层。

　　合川区教委机关的尹红梅，2010年5月来到该区渭沱化镇化龙村的马利琴家“三同”。这户化龙村最贫困的家庭，住着三间破砖房，一下大雨便雨水浸屋。家中没有一件电器。为了省点电费，傍晚一家人吃饭时都不开灯，将饭端出门外吃。“看着让人心酸！”尹红梅说。

　　城口县蓼子乡明安村低保户桂花花双目失明，智障，一家四口住在一间连床都没有的小茅屋内。“三同”干部来到她家，揭开锅盖，里面只有一团土豆饭。

　　“总体上都给干部一些感触和震动。”一位参加“三进三同”处级官员说，在“三同”官员的帮助下，一些贫困家庭得到了救助。

　　“重庆市委一位常委在一次会议上告诉我们，他‘结穷亲’后，去年就花了1万多元。”苏伟告诉记者。

　争议声中

　　争议也随之而起。

　　事实上，“三进三同”并非新发明，在1960年代的“四清”运动中，就有党政干部与贫苦农民“三同”的要求。当时甚至规定“三同”干部“四不准吃”——不准吃鸡、鱼、肉、蛋。薄熙来的父亲、开国元老薄一波在回忆录中对当年的“三同”有大量记载。

　　自薄熙来2007年12月就任重庆市委书记以来，这座山城在外界眼中变得越来越“红”。许多重拾老传统的做法引发争议。有人担心这会将这个正雄心勃勃地进军西部金融中心和IT制造业基地的城市，“拉回到政治运动年代”。

　　在抑制腐败的议题上，那些坚信权力制衡原理的学者，也对这种“传统的思想教育模式”不抱期望。“这对官员们也许完全没有作用，应该用现代公共管理方式解决官员的特权化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对记者说。

　　但在重庆挂职的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认为，重庆的探索有其价值和意义，“三进三同肯定对干部有触动作用，比如对张辽资助的那个女生来说，我想她不会认为这是做秀”。

　　“共产党干部是该主要联系穷人还是富人，还是穷人富人都要联系？重庆要求都要联系，但反对傍大款，大力提倡结穷亲，这种联系群众体现了执政党政治路线问题，是执政党解决如何赢得民心的重大问题。”苏伟说。

　　重庆社科院研究员丁新正认为，“三进三同”这种最高层与最基层的直接互动方式，是在实践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方法。

　　重庆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不仅具有西部的特性，也有很多的独特性，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叠加。同时全市农村的面积和人口比京、津、沪三个直辖市总和还多，全市有15个贫困区县，贫困人口多达113万。

　　同时，重庆农村正经历着重大转型，其经济社会结构以及与农村相关的人口、土地、农业、教育、情感、诉求、愿望等都出现了诸多变化。

　　“如何面对和处理农村发展中的复杂、重大问题，了解基层的想法，‘三进三同’无疑是躬身实践，了解基层，做好基层管理的有效载体。”丁新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