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8日，由乌有之乡主办召开了关于重庆模式的第三次研讨会，世界危机下的重庆模式。

与会学者有：

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张勤德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

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

著名学者邋遢道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贾根良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任中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海波

原光明日报副主编陈谈强

著名媒体人司马南

著名时事评论人司马平邦

点石军校校长薛云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城郊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文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

著名学者云淡水暖

原国史学会副秘书长苏铁山

剧作家黄纪苏

《中国艺术年鉴》副主编祝东力

......等人。

会议主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

会场上，印发了三份文件：

《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的决议》

《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

薄熙来在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会上的讲话摘要《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与会学者就重庆模式、世界经济危机、国际形势、中国未来、建立和谐社会、【做蛋糕、分蛋糕】、共同富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中国货币制度、土地财政、政治体制改革、颜色革命与话语主导权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并对重庆模式提出了一些建议。　　

重庆模式甫一出世，就在国内激起了激烈的争论。学者们认为，重庆模式应该会被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各种主义者接受。只要一个人是爱国的，只要一个人心中有着最大多数的人民，应该都会接受重庆的做法。不管他现在是左还是右，不管他是不是对西方的价值观还有一些幻想，最终应该都会接受重庆的做法。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重庆模式是对社会主义伟大传统的回归，是为人民服务思想和行为的回归。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扩大内需、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就建设，但是遇到的问题也是更加深重。贫富两极分化、城乡两极分化、区域发展不均衡、腐败猖獗、房地产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道德信仰危机、资源环境问题、国内买办卖国贼问题、利益集团问题、颜色革命问题等相继出现，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　　

举世公认，我们的蛋糕做大了。但是我们的蛋糕却没有分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实现，但是【共同富裕】的目标还远未实现，在很多地方还远未摆上日程。群众的不满日益增加，社会矛盾激化。　　

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没有明天，两极分化必然导致中国共产党丧失执政合法性，必然导致和平演变，必然导致国家分裂，导致中华民族的灾难。今日中国所有问题，都可以直接或者间接与贫富两极分化挂钩。　　

而重庆的做法，就是直面问题、改正问题。重庆模式是改革开放的自我纠正，是对社会主义伟大传统的回归。　　

自【唱红打黑、三进三同、五个重庆、十个民生工程】以来，重庆市民的安全感、幸福感直线上升。重庆从一个黑社会猖獗的城市，成为【全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张宏良指出，现阶段全国其它地方政府都在担心群众聚集，担心群体性事件，重庆成了全国唯一一个允许群众性集会的地方。

重庆的经济规模在高速增长，经济增速位居全国第二。重庆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力图分好蛋糕。
今年7月21日，重庆市委三界九次全会更是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写入决议。《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的决议》。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标志着重庆将成为中国内陆改革的高地，标志着中国将经历一个新的阶段。　　

重庆不是提出笼统的目标，而是提出了切实的数据和标准。简要列举几个数据：　　

到2015年，全市经济总量与居民收入同步倍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左右，【圈翼】发展差距缩小到21左右，基尼系数缩小到0.35左右，确保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注：目前超过一半的国有企业利润都投入民生）。建成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条件，大幅减少住房支出。　　

5年投入3000亿元，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各大文件，都将【共同富裕】写入其中，胡锦涛、习近平、周永康等国家领导人也多次提到【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但是像重庆这样将共同富裕量化为指标，将其落入实处的还没有先例。中国需要更多像重庆这样的实践者去落实中央的政策。　　

薄熙来在讲话中讲到：贫富两极分化是奴隶主、封建地主直至资本家的落后的文化，而共同富裕是人民大众的、正义的、先进的文化。西方从英国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370多年历史，他们常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口号为荣，但就是从不提及【共同富裕】这个涉及人类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根本问题。只有共产党人以彻底唯物主义的气魄和大公无私的精神，把“共同富裕”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正像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所宣言：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之路!我们坚信，迟早有一天，全人类都将走上这条共同富裕之路。　　

我们认为，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共产党就应该具备这样的伟大的胸襟，而不是【补课论】(补资本主义课)的亦步亦趋和不自信。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重庆模式的成败事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重庆模式是社会改良的方式，如果社会改良的模式被利益集团阻碍不能获得成功，那么中国很可能就会面临一场混乱、动荡、革命。　　

今后几十年，中国应该花大力气改善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改善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状况。将目光投向绝大多数的底层劳动者，不仅将提供巨大的内需，提供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增长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的保障。　　

当前中国的发展方向，只有两个代表性的模式，一个是重庆模式，一个是广东模式。广东模式在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颇为抢眼，但是却不能代表中国的未来。广东是以牺牲了几千万、上亿的农民工人和底层劳动者，才换来了其外在的繁华，换来了少部分人的富裕。广东模式不具有推广性。　　

张宏良认为，今天中国走到亡党亡国、矛盾大爆发的边缘，就是广东模式发展的结果。如果在全中国推广广东模式，中国必然沦为一个彻底的出口导向型的殖民地国家，中国必然因此而崩溃、分裂。另外，广东模式发展了这么多年，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巨大的利益群体，他们主张西方的价值观，主张多党制，主张加快实行国企私有化，瓦解社会主义。　　

重庆模式却不一样。重庆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富翁、贫苦农民、山区穷人、库区移民，城乡二元、贫富差距。重庆模式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已经取得不小的成绩。　　

学者们认为，中国不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这些大进大出经济特区区，中国缺的是内陆城市改革的典范，缺的是重庆这样的典范。重庆应该成为中国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典范，它将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提供新的生命力和动力。　　

苏铁山指出，中国国内的美国派、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人、党内的西化派站在美国的立场，非常反对重庆模式。这是非常愚蠢的做法，鼠目寸光。改良的路子如果走不通，那么中国只有两条路好走。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动荡、分裂。若是革命，人民群众不会饶恕他们。若是中国动荡、分裂，美国和帝国主义也不会放过他们，兔死狗烹的事情，是美国人的一贯手段。今天的世界，人口众多，全世界的资源却极其有限。帝国主义的一些精英，很可能要运用转基因等各种手段，对80%的垃圾人口采取灭绝政策，这是费尔蒙特会议的内容。如果中国不能强大起来，如果中国动荡分裂，现在的既得利益者也会被美国收拾掉。

司马南、司马平邦、一清去过重庆多次调研，他们介绍了重庆市唱红打黑的情况。唱红打黑之前，重庆黑社会一度非常猖獗。1200多个杀人案不归案，900多个涉枪案不归案，1450多个涉黑社会案件未予立案。打黑之后，很快解决这些问题。

如今，重庆市民的安全感极好。重庆荣膺2010年度【全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学者们介绍了重庆的交巡警平台。几百米至一两公里一个交巡警平台，一把伞、四辆摩托车、一辆汽车、两把手枪、电脑等设备。2万多公安干警在山城的街道和露天，24小时巡逻，不分风雨和酷暑。至开会的当天，重庆已经是今年持续第54天的高温。前一段时间，重庆发生抢劫案，刑侦、治安、反恐、特警、交巡警5大警种共7000警力立瞬间出动，很快便将犯罪分子拘捕归案。犯罪分子犯罪的成本因此大为提高。黑恶势利和一些犯罪分子一律选择南下，去广东等沿海城市。　　

杨帆赞成重庆的打黑和反腐，但他对重庆的李庄案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其它学者不同意杨帆的意见。不过会场并未展开这方面讨论。

与会学者认为，重庆模式具有世界意义。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各个国家内部其实都有一种要求，那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减小社会矛盾。　　

江涌称，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成了【三无世界】，【没有主义，没有信誉，没有秩序】。　　

新自由主义搞不下去了，它将社会搞得两极分化。西方曾鼓吹自己是橄榄形的公民社会，但是现在却坍塌成M形，中间坍塌了，两头对立了。凯恩斯主义也实行不下去。　　

信誉也没有了。次贷危机玩弄金融衍生品，将一文不值的东西层层打包骗人。国家之间不再信任，大国强国要把债务甩给小国弱国（弱小国家和弱智国家）；老百姓和政府不再信任；投资者和机构间也不再信任。　　

没有信誉，秩序自然也就消失了。西方国家找不到了北。　　

但是重庆却不同。重庆提出了自己鲜明的主张，而且以雷厉风行的手段，贯彻了政策。　　

韩德强指出，北欧四国只有2500万人口，却造就了一个世界闻名的北欧模式。而我们重庆有3000多万人口，我们应该有底气提出来这样一个世界模式。这个模式不仅将在未来深刻的影响中国，也将深刻影响世界。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2008年开始的这场经济危机，正在持续恶化，整个世界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整个世界正面临一场大洗牌。　　

此次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只有1929~1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才可相比拟，1929~1933年的危机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2011年3月，北非国家发生动荡，最近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也不断出事，以色列爆发抗议游行，挪威发生死伤惨重的恐怖袭击，英国爆发80年代以来最大的街头骚乱，德国抗议游行，美国信用评级近百年来首次遭下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希腊、意大利等国家的混乱层出不穷，日本信用评级也被调低。　　

张木生指出，全世界现在有两个最大的找不着北的地方，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个是中国。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它们的全部行为可以归结为【玩钱耍弹】：不事生产，玩虚拟经济，发动战争。危机发生至今，西方国家根本找不到走出危机的困境和出路。　　

自冷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包括它支持的英法），发动了五场肮脏的战争。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开始发展虚拟经济，股市、汇市、期货等交易，以钱生钱。目前，虚拟经济的规模已经是实体经济的五十倍到六十倍。　　

美国经济中，实体经济仅仅占11.2%。最近，美国再次提高国债上限，由原来的14.29万亿元上升至16.39万亿美元。这是近年来第十次调高债务上限。而美国的国债、企业债、银行债加起来已是64万亿，美国在全世界玩出来的虚拟泡沫经济已是670万亿美元。　　

靠着新能源、新生物、网络、楼市等等新概念，美国经济繁荣了一阵，但是现在它们却造不出这些骗人的新概念了。

与会学者认为，西方国家目前深陷危机，找不到有效的出路。高债务、高失业率、低房市正困扰着美国政府。欧盟、日本等国家的负债率更是超过美国，基本都超过100%。英国、日本更是超过200%。　　

相比而言，中国政府的债务比例大约在40~50%。另外。中国政府的收入大约占整个GDP的40%以上，当然也有很多支出。但是相对而言，中国政府目前是世界各国政府中最富裕的。在财力方面，中国政府具有巨大的财富优势。　　

学者们认为，在目前的危机形势下，在目前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哪个国家能够率先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先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就能够领先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竞争中获得领先地位。　　

如果中国花大力气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将极大的释放出中国的内需，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领先世界其它国家。这是中国强国战略的必然需要。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临界点。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迫在眉睫，转变发展模式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生死，而重庆为此做出了表率。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建立了一个劳动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的世界工厂，建立了一个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资本和技术从国外进来，产品和服务输向国外市场——两头在外，受制于人。　　

祝东力指出，中国经济体是一个外向型、体外循环的经济体，血管都暴露身体的外面，十分危险。海上的交通线、海外的能源、海外的原材料、海外的市场，这些都在中国的国家能力控制之外。　　

邋遢道人指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比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沪市、深市、期货、汇市的交易量大约是实体经济的10倍。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结构失衡，资金都在股市、楼市投机，实体经济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

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崩溃性的危机，按照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定会跟着崩溃。中国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严重，若发生危机，后果将不堪设想。日韩等国家都曾经发生过危机，但是因其国内基尼系数较低，并未发生社会动荡。但是中国却不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可持续发展。2006年中央提出要从7个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从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从技术引进型向技术创新型转变；从外需拉动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从投资拉动型向居民消费拉动型转变；从资本引进型向资本输出型转变；从倾斜型发展战略向均衡型发展战略转变。　　

这其中，提高内需、扩大内需、调高劳动者报酬就是一个重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由1978年的45%多降到现在的35%，远低于国际50%~70%的一般水平。在【中美国】的格局下，中国人民辛苦劳动，但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而美国不事劳动，但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却上升到72%。中国劳动者的报酬若是不提高，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但是因为利益集团的阻拦，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任务至今还是没有获得突破。而重庆在经济规模迅速发展的同时，在全国率先提出【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重庆虽然力图转变发展模式上有所作为，但是因为中国大政策环境的局限，重庆所能做的其实有限，很难在转变发展模式上实现根本性的突破。重庆的共同富裕，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出口导向经济模式。　　

转变发展模式要求改变出口导向模式，要求从技术引进型向技术创新型转变，从外需拉动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从资本引进型向资本输出型转变，而重庆在这些方面难有大作为。 　　

2010年重庆经济增长17.1%，全国第二，地方财政收入比2008年翻了一倍多，达1991亿元人民币。重庆可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做大蛋糕，分好蛋糕，【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不过，这些目标的实现，除了重庆做大做强国企等前提外，还有着几个外贸经济扩大的前提。　　

贾根良指出，2009年以来重庆是【西部引进外资的冠军】，并且重庆还在【加工贸易方式】上取得了大的突破。按照这样的发展思路，重庆是无法在在转变发展模式上实现根本突破的。　　

不过，在目前的大背景下，重庆其实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其它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都是靠卖土地。因此导致房价飞涨，民怨沸腾。而重庆并没有靠土地财政，反而提出了【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刘海波指出，今日中国所面对的发展困境，实际是1990年代以来政策的结果。1998年，中央第一次提出启动内需，但是至今内需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内需无法启动的原因，就在于大的经济政策没有改变。特别是货币体制、土地政策和房地产体制所塑造的。这些政策、制度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制度性的资本短缺，制度性的内需不足。大的政策和制度不改变，资本短缺和内需不足的局面就无法改变。　　

在这样的体制下，一般而言，地方政府若是不吸引外资，不搞出口导向型经济，不搞土地财政，就没有充足的收入，就很难做下去的。所以说今天的问题需要全国性大政策的调整。　　

政府制度性资本短缺是因为我们根本上放弃了以主权信贷来发展经济的模式，而转向依赖外资。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9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这是一个完全荒谬的规定。随着经济规模的发展和扩大，需要向经济体系内注入货币，否则会导致通货紧缩——货币少，生产的物品多，生产停滞。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没有权利来印发货币，却依赖外资（美元外汇）来印货币。这是把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主权交给外国人。　　

截至2011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达到3.1975万亿美元。按照今日比较低的美元汇率来算，人民银行必须为此发行至少20.4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底广义货币量M2为72.5852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在其中占据了至少28.1%的份额。

今天我们国内通货膨胀的高速度，和迅速增长的外汇储备有直接关系。【煤超疯，蒜你狠，豆你玩，苹什么，姜你军，糖高宗】，这些都和外汇储备有直接关系。

制度性内需不足的另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土地政策。　　

我们的土地政策、房地产政策，导致政府和一小部分开发商获得了暴利，导致土地的私有化，导致了社会资本的不足、内需不足。高地价、高房价是经济发展的毒瘤。社会上的钱全都集中到房地产领域进行投机，老百姓有限的钱也被压在房子上，必然导致消费不足，导致实体经济的资金不足，导致高科技企业无法成长。没有强大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生产能力，靠着房地产来拉动经济，强国梦只是一个笑话。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已经摸索出解决货币问题和土地问题的办法，这两点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基础。建国之初共产党更是将其大规模推广，为中国创立了主权货币体制，创立了村社集体土地制度。这是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两大根基。但是九十年代中期后，我们放弃了这两个根基。

要解决资本不足的问题，要解决高额的外汇储备问题，我们要做的还是回归主权货币体系。　　

央行首先应废除《中国人民银行法》29条，【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中央财政应具备自主的印发基础货币的权利。在维护人民币信用（币值稳定，避免高速通货膨胀）的基础上，根据实际经济规模扩大的情况增发货币，而不是现在的紧缩或扩张信贷方式。无负债的基础货币发行就是印钱，但投放后无须归还。　　

用这些钱去进行社会保障建设、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地区建设；　　

用这些钱充当资本社会化的、社会共享的企业资本金，在现阶段就是充当企业国家股本，收购具有战略地位的在华外资企业。

上述措施将极大增加就业率，提升消费内需，特别是底层人民的消费。内需扩大之后，进口也将增多，出现外贸逆差，从而逐步消化我国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进口的过程，需要拿人民币在央行兑换美元，这意味着外汇储备减少。一头多发人民币，另外一头外汇储备减少，同时央行又回笼一批人民币。社会上流通的人民币总量并没有高速增长，通货膨胀速度在老百姓可接受范围。　　

另外，收购在华外资企业的过程，将付出一部分人民币给外商，外商离开中国时，又会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此举将使得一部分人民币回收到央行，并消化一部分美元外汇储备。社会上流通的人民币总量并没有高速增长，通货膨胀速度在老百姓可接受范围。　　

当然，这个政策并不是要永远走下去，其初步目标止步于贸易平衡的实现，即我国外汇储备减少到适当程度。　　

另外，为了配合此政策，还必须停止目前的出口退税政策，逐渐改变目前的出口导向经济模式。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总体而言，中国政府的财源主要还是依靠税收政策。印发货币必须根据实际经济规模和物质产品总量的情况来决定，避免高速的通货膨胀，维持人民币的币值基本稳定。
而土地问题、房地产问题的解决，必然要求打破现在的土地和房地产政策。现在的土地政策，繁荣地段的土地价格直线增长，但是增长的地租价值却仅仅为少数人所获得。这种政策实质是土地私有化的政策。应该大力发展公租房建设，破除房地产暴利。　　

刘海波指出，一个公正的社会必然要求地租社会化。房地产税收法、村社集体土地法，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使得繁荣地段的地价增长为全民所有，这便需要房产税。根据地价的不同，对繁荣地段的房子每年征收高地租税，对偏僻地段的房子每年征收低地租税、或者不征税。如此一来，买房子的价格将远远低于目前的市场价格，但是在繁荣地段的地租价格却变得比较高，每年居住成本都要付出较高的地租。如此一来，住房便不再具备投资性，土地也不再具备投资性。

与会学者认为，重庆模式虽然还只是一个未定型的模式，还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实践，它受制于方方面面的因素，它还在发展之中。　　

张勤德指出，重庆模式体现了新民本主义。体现了毛主席讲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宗旨，体现了民有（以公有制为主体），体现了对大众民主的积极探索（虽然还只是初步），体现了民力（三进三同，改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这是抓住维稳的根本），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薄熙来在纪念抗美援朝胜利60周年的讲话）。　　

陈谈强站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指出，2008年之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体系，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重庆模式，正是站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积极探索重构社会主义制度。重庆的实践需要大的政治智慧，需要灵活的正确的策略，有时也需要某些战略性的妥协。我们不能从外面强行要求它。　　

任中杰谈到民生和民主问题。他认为，民生要求就是【共同富裕】。民主就是毛泽东主席说的：劳动者要参与管理，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教育，管理企业。　　

黄纪苏认为，未来的中国，应该将毛泽东时代的和改革开放时代经验教训都进行一番总结。他说，【左道右道不如正道，左派右派不如正派】。他认为，不能以左右派的逻辑把重庆框死。无论何种派别，都应该正视现实问题，仔细研究中国到底有那些问题，有那些需求，然后拿出解决之道。　　

张文茂认为，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应该重新对一些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重新进行认真研究。他对比了毛泽东主席和邓小平关于农业问题的谈话。他认为毛泽东主席早就给我们规划出了农村现代化的道路。1958年毛泽东主席说【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他认为，毛泽东主席是将城市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工业化并提的，中国的工业化是两条腿走路。农村的现代化是建立在集体公社的基础上的。　　

他认为，根本的理论问题不搞明白，只是局限在某一具体作法和概念上的争论，最后还是会走到邪路上去。我们必须真正吃透毛泽东思想，将其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　

与会学者向重庆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学者认为，重庆应该加强自己的媒体建设，使得重庆的电视、杂志、报纸等媒体能够真实反映生龙活虎的重庆面貌，反映出重庆青年、老百姓、普通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精神面貌的变迁。目前的重庆卫视，给人以不好的印象，缺少鲜活的、富有生机的面孔和力量。　　

目前的中国舆论主导权，既不在官方，也不在草根民间，媒体的主导权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和西化派所操纵。他们在学校、媒体上灌输着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所以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很多对于重庆的围剿和妖魔化。在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条件下，在舆论已经被西化派主导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发生大的经济危机，很有可能出现颜色革命。

重庆应该努力建设出一支自己的文化舆论队伍。在努力继承过去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反映时代的特征，展现一批鲜活的面孔。重庆是时代的弄潮儿，应该有当年《新华日报》的气魄。　

学者认为，目前的十大民生工程，虽然提出了关于农村收入的政策，短期内可能能够提高农民收入，但是从长远来看，并不能真正解决农村地区的根本问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很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乡差距又会进一步拉大。　　

美国的农场比中国家庭农业大很多，农业人口中人均土地上千亩，人均机器设备25万美元，集约化和规模化，达到了极致。但是美国还需每年给每个农业工人补贴1万美金。美国也解决不了三农问题，原因在于农业生产率远远低于其它产业。　　

应该在家庭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合作经济、集体经济，给予合作经济、集体经济以特殊国民待遇，在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上提供优惠，经营农业产品的深加工或其它集体经济，组成一个农业产品的产业链。这样也可以使居住在农村的农民，有一个比较高的收入。重庆应该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深入的探索。农村若是没有集体化的组织，没有一个纵深的产业链，没有进一步的工业化，那么农村是没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