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十月围城》讲述了上世纪初孙中山驾临香港，清廷派出大批杀手伏击，各路好汉在香港舍身保护孙中山的故事。这只是个史上并无记载的故事，但历史背景和主要人物却是真实的。   

    孙中山与武林
    清末民国，中国处于一个尚武自强的时代，出将入相，文武全才者比比皆是。那时中国文人多有风骨，谭嗣同、陈天华、邹容、秋瑾、陆皓东等文人都敢为理想牺牲生命，苏曼殊也曾欲刺杀康有为，即使被鲁迅嘲笑的言情文人张恨水，在抗战时期也曾想组织游击队，与日作战。

    在孙中山的同盟会阵营中，有很多怀抱为国捐躯理想的江湖武林人士。孙中山推崇武术，武术在现代又称为“国术”，这一名字的命名者正是孙中山。在孙中山的倡导下，民国武风极盛，“国术馆”林立，定期不定期会有“国术”比赛，公开对擂。

    孙中山的第一个革命同志郑士良，就是自幼修习拳术的武林高手。1895年，在香港率众加入兴中会的杨衢云，“其为人仁厚和蔼，任侠好义，尤富于国家思想。尝习拳勇，见国人之受外人欺凌者，辄抱不平”。

    1909年，孙中山在美演说，听者无不感动，当时有一青年上前叩头说：“我要追随先生”。孙中山说：“革命是要杀头的，你有这个胆量？”青年答曰：“杀头！我不怕！”这个青年就是现代国术家马湘先生。后来马湘成为孙中山的卫队长，直至孙中山逝世。

    1914年和1924年，袁世凯及其残余势力曾两次组织暗杀孙中山，都靠马湘率卫队严加保卫，使刺杀不成。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就职仪式上，特意举行了武术表演。孙中山叫自己的卫士马湘和黄惠龙也下场，来了一段竹节钢鞭和八卦剑，并说：“中国的拳勇技击，与西方的飞机大炮有同等的作用。”

    这位黄惠龙又名黄湘，广东台山市人，精于少林拳，当时有“黄湘、马湘，相得益彰”之称。1922年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他与马湘保卫孙中山在枪林弹雨中奋勇冲出重围，安抵“永丰舰”。负伤多处，鲜血流淌，孙中山亲笔题书“南方勇士”锦旗赠他。后来他回乡省亲，与乡亲谈起革命战斗时，撩衣卷裤，露出斑斑弹痕，笑指伤痕说：“壮士临阵，非死即伤，大丈夫为国牺牲，幸也，何所惧哉”。大名鼎鼎的大侠霍元甲，也曾受同盟会之托，创办精武体育会，“希望十年内训练出千万名既有强健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以适应大规模革命运动”。

    广州起义借助洪门力量
    孙中山青年时代曾一度为改良派，拜访、上书过张之洞、李鸿章等人，但甲午战败后对清廷愈发失望，逐渐转为革命派。

    1886年，20岁的孙中山，在广州美国人嘉约翰创立的博济医院学医，结识一位同学郑士良，郑士良是他最早的政治上的同志，便是洪门中人，十年后孙中山组织第一次广州起义，即靠郑士良联络广州、花县、英德、清远等地洪门会党。

    洪门起于明末，对外称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后来清廷势大，逐渐转为地下组织，并流传至海外。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件中曾说：“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有武力的别人”者，袁世凯、苏联、日本等，当然也包括洪门。洪门在那个时代的巨大力量，是反清革命者不可能忽视的。

    洪门的反满复汉思想也与孙中山早期的思想有接近之处，孙中山除利用洪门的力量进行革命外，也致力于改造洪门会众的组织和思想。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最早的会员邓荫南、杨文纳也是洪门弟子。1895年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即以三合会会众为主力。当时是1895年10月26日，各路起义队伍相继潜入广州，以孙中山的童年好友陆皓东制作的青天白日旗为军旗。不料消息泄露，清兵四处搜查，捣毁了兴中会在广州的机构，陆皓东为保护同志名册未能逃走，被捕杀害，后来被孙中山称为“近代史上为革命献身之第一人”。

    广州大塘乡人李福林，早年也是绿林中人，1907年认识了孙中山，并参加同盟会，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发生过不少联系。1917年，他曾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帅府亲军总司令。

    加入致公堂促成致公党诞生

    1899年10月，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首领在香港会见，决定组织兴汉会，公推孙文为总会长。1900年，孙中山再次在惠州发动起义，此次起义在军事上起最大作用的是三合会首领黄福，在他的号召下起义军会集了600名三合会会众，占据三洲田，并于8月15日晚袭取沙湾，起义最盛时达两万人，但后来枪弹接济不上，起义军再次解散。

    1904年，孙中山先生从日本赴檀香山，因为当时康有为及其弟子在此办报，宣扬保皇立宪，并有人加入致公堂投机，孙中山遂创办《檀山新报》，亲撰《敬告国民书》、《驳保皇报》等文章，与其论战。1904年1月孙中山带同盟会并入致公堂，设特别会容纳同盟会会员。

    孙中山加入致公堂后，进行了致公堂体制和理念上的改造，为致公堂重订新章规程八十条，使致公堂从以往的反清复明的原始帮会向具有现代民主思想的组织转变，此举也促成了1925年致公党的诞生。致公党1947年在香港进行改组，后来成为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之一。

    孙中山还让冯自由在日本组织三合会，秋瑾即从属于三合会，职位为“白扇”，入会仪式一如洪门，有刀架脖，喝鸡血，跨火盆等，这大概也反映了孙中山对传统洪门不得已的迁就。秋瑾平日也着男装，骑马，佩倭刀，回国之日，召集同会，将倭刀往桌上一插，说：有谁出卖同志，便吃我一刀！

    从此孙中山调动洪门弟子更加得力，之后又陆续发动了八次起义，均以洪门弟子为主干，历史上著名的秋瑾、徐锡麟的牺牲，汪精卫回国刺摄政王等事件，都是这八次起义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事件，但最终八次起义均告失败。直至1911年武昌以拥护革命的新军力量为主起义，各省独立，清廷始知大势已去，于数月后宣布皇帝退位。武昌起义中洪门力量同样起了很大的作用。

    孙中山虽然起义多借助洪门力量，但其骨干力量，政治纲领却完全是现代民主式的，就是军事理论也为现代式的，辛亥革命成功后，由宋教仁等起草、发布的《临时约法》地位可比中国的《独立宣言》，中国今天的宪法和法典，也是奠基于此。但因借助洪门，也不免要打上洪门的烙印，如1900年的惠州起义中，起义军“在多祝驻营时，通知居民不必闭户，必须在门前点一灯为标志，取其复明之意”。

    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中，会党占领黄冈建立军政府时，标明“大明军政府孙”。“反清复明”的口号在孙中山领导的起义中多次出现。后来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曾带新政府祭拜明孝陵，也算是给了洪门一个交待。

    作为“革命的先行者”的孙中山，在革命的初期，和洪门这类江湖会党发生紧密的联系乃是时代的必然，否则，孙中山革命的第一步就不可能迈出。延伸阅读：孙中山曾经加入洪门被封为“洪棍” 促进会党革命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2011年3月21日第20版，作者：郑永华，原题：《会党为何走向了革命》

社会心态是社会群体中，具有一定广泛性、共同性的个体心态的总和。辛亥时期，革命党人逐步成为领导阶级，试图将会党的自发斗争引入民主革命的轨道。会党的社会心态开始注入新的因素，呈现出新的景象。

寻求新领导成为多数会党的共识

到清末，处于自发反抗状态的会党逐渐意识到组织涣散、旗帜陈旧等缺点，产生沮丧、无助等失衡情绪，需要寻找新的力量。当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时，会党的目光一下被吸引住了。会党的部分激进分子更是走在了前头。

早在光绪十一年（1885），广东会党头目郑士良与孙中山畅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对孙中山表示：“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反映了会党心态变化的萌芽。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受兴中会之邀，到香港共同结成兴汉会，“定纲领三则”，公推孙中山为会长，表现出寻求与革命党人合作、寻求新思想的心态。

此后，会党先进人士更意识到，“专靠袍哥不能成大事”，会党像一盘散沙，比起同盟会来“相差太远”。在革命党人“与会党为伍”的积极运动下，部分会党表示服从领导，接受革命党人到会党中成为“白扇”，甚至“龙头之龙头”。辛亥时期，许多革命党人入过会党。孙中山被奉为兴汉会的会长，后又入洪门，封为“洪棍”。陈少白在香港入三点会，封为“纸扇”。林述唐、黄克强等在两湖入哥老会，封为“龙头”。陶成章、张恭、秋瑾等在浙江入龙华会，后组建光复会，成为领导核心。

首肯、接纳、服膺革命党人的心态，促进了会党行为的改变。后人说三合、哥老等会党，“其宗旨始不过反清复明，自孙逸仙变化其思想，易而为近世之革命党”。虽不无夸张，也确有其情。

联合起来共同革命，受到会众的欢迎

会党是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奉行小团体主义，以致山堂林立，各不相属，常“界若鸿沟，淡如秦越，视如仇雠”。会党先进分子欲改变现状，感到了加强联合的迫切性。光绪二十五年（1899），兴中会毕永年到两湖“晤各会党豪客，并湘鄂间志士，周旋之下，莫不倾结”。光绪三十三年（1907）共进会成立时，会众解释说：“这共字，就是合我们全国中各种的会一同去做的意思”，还说要将全国会党都联合起来，共同去做一番大事业。共进会成立后，两湖会党统一于“中华山”名号下。南方各省绝大部分会党，“都在反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

作为下层社会的互助群体，会党崇信人多力量大，“常常夸口，全省码头有好多好多，哥弟伙有好多好多”，具有朴素的联合心态。但辛亥时期会党联合心态的骤然壮大，与社会状况的变化和革命派的运动有很大关系。革命派的纲领可以打破会党的地域藩篱，将其目标归结到统一的旗帜下。会党的归属感和社会成就感大大增强，联合更为紧密。辛亥前夕，湖南、四川、陕西会党，在各省内都已基本上联成一体。

民主共和得到会党先进分子的认可

革命派联络会党时，“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力争政治上的指导地位。刘道一回国策动萍浏醴起义时，就向会党宣讲不是古代的英雄革命，而是国民革命，要“求全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非为个人争帝争王”。陶成章将革命书籍运到浙江内地，使会党“受其感化，益奋发鼓舞”。会党“渐浸染民族、民权两种思想”，开始出现认可民主共和的心态。

会党也在表面上接受民主革命的纲领。兴汉会成立时所定纲领三则，可能就是兴中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会党先进分子甚至对民主共和的思想有了认识。王和顺原是三合会头目，专倡“反清复明”。后来通过与孙中山交往，“始知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会党出身的王和顺，开始具有较明确的民主共和思想。

客观地看辛亥时期会党社会心态的驳杂

会党积极参与了辛亥革命运动，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起义，会党几乎是“无役不从”。但对会党心态变化的作用，也不能估计过高。

首先，只有极少数会党精英出现新心态的萌芽，一般会众的心态变化则很少。佘英参加民主革命，徒众却认为他造反是要“当皇帝”，呼为“佘大王”。辛亥革命后，焦达峰当上湖南都督，大批洪江会徒招摇过市，说是“吾洪家天下矣”。陕西也以为“哥老会出头的日子到了”。孙中山曾感慨会党“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共进会宣言书》也痛惜会众缺乏觉悟，“多半去赌博，或是去抢劫”，呼吁“增进我们哥弟的知识”。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变。

其次，会党心态驳杂。反清复明、专崇义气、劫富济贫、争权夺利、雇佣投机等传统心态，与新的内容交织纠结在一起。这既有会党成员极其复杂的原因，也有近代中国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在内。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也参差不齐，有的积极参加，有的却成了镇压革命的帮凶。

第三，会党心态具有不稳定性。会党新的心态大部分停留在心理层面上，没能付诸实践，更没有形成自觉的意识。自称“及从孙文先生游，获闻大义，民族主义、国民主义昭然心目”的会党首领梁兰泉，后来却想侵吞革命经费，甚至扬言派人行刺孙中山。广东民军统领石锦泉曾支持革命，辛亥后却贪污军款，并持炸弹进入都督府逼饷。四川会党加入同志军，又大肆屠杀革命党人。这说明会党虽然参加了民主革命，但共和思想远未能扎根、开花、结果。许多参加辛亥革命的会党，后来转向革命的对立面，一定程度上就是其社会心态的不稳定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