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利益有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结束后，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两个阶级为自己的利益而相互斗争的历史。　　

在奴隶社会，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与牲畜和其他财务同列，没有任何财产权。为反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挣得自己的利益，奴隶们掀起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著名的如公元前72年的意大利，反抗罗马帝国的斯巴达克起义，最多时有12万人参加，斗争坚持了10余年。还有如公元前64年的中东犹太国，奴隶与底层贫民秘密结社宣传财产公有和反对剥削压迫。在公元前53年至公元66年的100多年内，奴隶与底层贫民的起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大规模的起义就举行了3次，几十万人参加。最后一次被称为“犹太战争”。给了罗马宗主国和本国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　　

基督教就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奴隶与底层贫民在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中产生的。他们一边斗争一边宣传“救世主”将降临拯救穷人的思想，逐渐形成了基督教。早期的基督教信徒互相帮助和救济，还带有财产公有的倾向，教义主张人人平等仇恨富人。虽然罗马帝国它进行了二百多年的残酷迫害，却没有阻挡住其发展壮大并向世界传播。　　

由于奴隶们的殊死反抗，迫使奴隶主开始把土地分成小块，交给奴隶耕种自己做取收成，这就是向封建社会剥削形式转变的开始。是奴隶们的阶级斗争为自己挣得了利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堪称世界反封建的楷模。其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平民和农民，为了挣得自己的利益，奋起反抗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压榨的结果。　　

当时法国社会分三个等级，教士和贵族分属一二等级，他们人数不到全国人口的1%，却占有全国土地30%以上，而农民人口占80%却只有30%的土地。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农民属第三等级，占人口99%，他们负担全国纳税义务，却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地主为加强剥削，甚至重征久已废止的杂捐。农民不仅要向地主交纳地租还要向教会交纳什一税，向国王交纳多种国税。　　

城市平民需交纳苛重的捐税、贡税及各种名目的杂税。　　

饥饿贫困的城市平民和农民于18世纪中叶举行了“饥饿暴动”，和“面粉战争”。他们高呼：“消灭财主！消灭贵族！消灭投机家！打倒教士！”水深火热之中的城市平民和农民成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　　

革命胜利诞生的“人权宣言”规定，“人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社会区别只能以共同福利为基础。”　　

古老的中国历史记载的被压迫、剥削人民，为挣得自己的利益而做出的反抗同样是坚决、持久和激烈的。

自秦朝末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率领戍卒九百人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起义，在中国历史上揭开了农民起义的光辉篇章。到1851年1月11日 ，洪秀全领导贫苦农民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止。在2000多年的光辉历史上发生了农民起义40多次，平均50年就有一次！

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领导被逼得没有吃住走投无路的农民愤而起义!　　

李自成起义宣传“迎闯王不纳粮”的政策，顺应了广大百姓的需要，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很快就攻陷了北京。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坚持了14年，势力发展到18个省，其生命力之所以如此顽强就在于它的纲领体现了广大农民的利益需求，其“天朝田亩制度”废除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和“无处不均匀”。企图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共同富裕社会。　　

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只所以能打败国民党政权，根本原因在于蒋家王朝制度腐朽，官员贪腐，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至1941年底，全国一半的财富掌握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手中。为了暴富他们采用强盗手段，比如，1943年政府向农民强行“借粮”，不付现金和利息！滥发纸币是聚敛财富的重要手段，抗战以后他们共发行纸币133000多亿元！比抗战前增长了9400倍！“一位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说：‘最黑暗莫如农村，最受压迫者莫如农民，农民因贫困而面临死亡！’”（《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高级中学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　　

以上历史充分说明：哪里有剥削、压迫，哪里有不公平，哪里就必然有反抗！　　

邓小平讲：“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就会引起革命”（原北京大学副校长梁柱及崔之元等专家、学者座谈重庆共同富裕政策2011年8月27日重庆电视台）“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邓小平晚年反思：收入差距发展下去会出问题》2009年07月01日中国新闻网）邓小平的这些话一方面是对过去历史的总结，一方面是针对改革开放后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警告。　　

“从1978到2006年，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以上，可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只有6.7%。”　　

“总人口中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　　

“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中国是10.7倍，美国是8.4倍，印度是4.9倍，俄罗斯是4.5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2000年为0.4，2006年为0.496，2007年为0.48。”（以上摘自《贫富差距悬殊 中国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再起步》2009年10月26日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从以上资料看出，中国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和最“优异”的成绩拉大了收入差距。其根本原因在哪里呢！　　

改革开放后，社会出现了私有制企业，人群中就出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剥削者占有被剥削者的财富，分配差距开始拉大。面对出现的问题，政府制定了“国内基本收入分配制度的提法是‘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收入分配改革依然官样文章？》南风窗 2009-09-29）　　

在这个政策的指导下，财富愈来愈向少数人集中，多数人愈来愈贫困。“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曾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进行了四次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介绍，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内地两极收入差距升至23倍 调节方案暂无时间表》2009年10月23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两极分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然而政府却放任这种情况的发展。“这从国内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保障严重失衡，可以清楚地看出。官方数据显示，2006年国内基尼系数已升至0.496。”（《收入分配改革依然官样文章？》南风窗 2009-09-29） 　　

 面对工人利益受损“工会主席不敢提出来，-----他自己怕被打击报复，工会主席本身保障的问题。”（《央视谈工资如何才能涨 称工会不敢为工人说话》2010年05月15日央视-新闻）　　

政府放任，工会主席不敢提，工人要斗争又没有法律支持，因此，两极分化愈加疯狂发展。　　

“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全总：劳动报酬占GDP比例连降22年 分配改革刻不容缓》2010年05月12日 新京报）　　

水深火热中的大多数人发出了愤怒的呐喊，然而政府却熟视无睹！　　

凡政府都是为某一部分人服务的，全民政府是不存在的。政府的政策使大多数人收入减少，少数人收入暴富，这样的政府是谁的政府不是很明显了吗！　　

两极分化使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被小部分人侵犯了，人民必然奋起抗争。由于中国工人阶级没有西方国家有的罢工、自己组织工会的权利，因此，中国工人阶级的抗争形式只能是被动、无奈、无效和自残的。　　

表现是极端事件的不断发生。深圳“富士康”按照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每月900块发给工资，若想多得就需加班，生活所迫紧张工作造成神经脆弱，一些员工选择死亡。“富士康”发生了“13连跳”。13条逝去的生命不仅震动了中国，也被世界关注。　　

为了弄清“尘肺”病情求得劳动补偿,张海超长年奔波于郑州、北京多家医院反复求证，在多方求助无门后，被逼无奈的张海超不顾医生劝阻，执著地进行了“开胸验肺”,以此证明自己确实患上了“尘肺病”。　　

致通化钢铁集团总经理陈国军死亡的“通钢事件”暴露出，一边是民营资本运作追求利润对工人减资裁员，一边是在钢厂干了一辈子的员工抗议“资本家剥削”。　　

各地屡屡爆出的出租车司机集体罢工事件。温家宝总理曾为一女工讨薪成功，可几十年来并没有解决民工工资的拖欠和民工讨薪不成反而被打死、打残问题。为讨工资，民工谈判不成就上访，上访不成就使用跳桥、跳楼、围堵政府、绑架老板，自杀、自残、烧香拜佛祈求上帝等种种无奈手段。　　

政府与开发商勾结起来一手力促房价飞涨，侵犯了大多数人利益。另一手又极力压低成本，与农民、被拆迁户利益发生激烈冲突。　　

但是，工人的所有斗争都没有使低收入问题得到解决。　　

“据前两年的不完全统计，因收入分配和保险福利问题引发的劳动纠纷占劳动纠纷的65%以上，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收入分配改革意见起草人：收入分配改革最大阻力在于富人》2009年05月25日东方早报）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谈群体事件时嚎啕大哭，与会者亦受到极大的震撼。他毫不掩饰一系列怵目惊心的事实和数字：从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间，全国群体事件发生率平均每年递增17%，从10000起增加到60000起，从720000人增至3020000人；2004年北京信访人数75750人，比2003年增加30000多人；2008年6月瓮安事件后，群体事件发生频率更高，规模更大；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地方财政不断加大国家机器的投入，以湖南娄底为例，每人增加的4000元经费，却是挤占了三农和教育开支；”（《忧国忧民：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开会嚎啕大哭》2009-10-27 光明网）　　

2010年，2011年工人被迫不得不选择用脚“投票”，东南沿海民工荒连年出现。资本家们开始给工人增加工资以此吸引劳动力回流。　　

面对这种局面，“2004年，政府发文《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准备改革收入分配政策。但至2009年先后举行了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却始终未能与公众见面。“（《收入分配方案疑被退回修改 发改委否认:仍在制定》2010年03月22日《重庆晚报》）　　

“实施细则“计划又准备2010年底出台。然而，“原定于年内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仍将缓期，什么时候出台，仍待国务院统一部署，曾参与该方案草案讨论的学者、国家发改委社会学所所长杨宜勇介绍。”（《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将缓期出台》2010年12月2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谈到缓期的原因时“收入分配改革意见起草人扬宜勇讲，改革的最大阻力在于富人，在于高收入群体，还有垄断企业和一部分企业主。”（《收入分配改革意见起草人：收入分配改革最大阻力在于富人》2009年05月25日东方早报）　　

“广大劳动者热切盼望的《工资条例》，经政府三年的研究陷入了‘难产’。《工资条例》之核心内容有三：工资增长保障机制、同工同酬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工资条例“早产”未必好过“难产”》 2011年08月24日《广州日报》）　　

2006年，“党的17大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没有缩小，仍在扩大。201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为“十二五”的核心议题，“（《陈剑：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措施》2010年11月05日《中国发展观察》）　　

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现在已有67万个家庭拥有百万美元以上的资产，位列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这一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数的0.2%。”（《中国新闻周刊:中国财富相当集中 腐败是重要根源》2010-12-09中国广播网）  　　

人们逐渐看懂了，关键问题在政府，在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政府的工作看似很认真、很负责，声势很大、口号很响，但政策不变就不能为大多数人解决实际问题。　　

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权利都由政府掌握。因此，广大劳动者若想得到公平分配必须在斗争中寻找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人！由这样的人组织政府，制定出维护自己利益的政策。　　

斯巴达克、早期的耶稣、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的雅各宾派、李自成、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等，都是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人物。　　

重庆当年“打黑”和“唱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扬眉吐气。可是重庆更壮丽的剧幕也同时拉开了，那就是现在已进入高潮的改革收入分配政策，实现共同富裕。　　

7月 20至21日，中共重庆市委召开三届九次全委会，专门研究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并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的决议》。　　

将缩小三个差距作为党的全委会主题，在我看来这在全国可能还是第一个。　　

市委书记薄熙来不长的不加修饰的简练而实在的讲话，字里行间都闪烁着找回大多数人的利益，寻求共同富裕的思想。使读者没有理由不相信。　　

1薄熙来从哲学的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方面，从政治经济学的分配与消费方面，从人类生存和党的执政基础方面，分析了贫富差距拉大所产生的问题。薄熙来指出：“存在决定意识，分配决定生存条件。”　　

薄熙来指出，“‘三个差距’拉大，会遏制社会消费，使内需难以启动。目前，我国出口已居世界第一，比重超过10%，外需空间有限，今后发展能否持续，关键看能否有效启动内需。如果贫富分化，富人有钱没处花；百姓有急用却没钱花、不敢花；这样矛盾的消费状态，经济自然会大受影响。”　　

薄熙来指出：“单靠市场不可能自动实现共同富裕。欧美搞市场经济二、三百年了，可谓十分成熟了，但到现在也没有自动修复。”   　　

薄熙来警告，“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多数涉及经济利益，”“导致人心涣散，侵蚀党的执政基础。”　　

2薄熙来胸怀坦白敢于公开承认“改革开放30多年，------“蛋糕”始终没有切分好，”他发誓“决不能只是少数人百万、千万地发家暴富，而工农大众却没份儿!”薄熙来敢于公开承认“重庆基尼系数为0.43”，并指出“为民“谋利益”是实的，不是虚的，要实实在在为大众着想，”。为此他要用4年时间将基尼系数降至0.35。　　

3为追求共同富裕，薄熙来敢于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和反动观念。对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错误观点，对于主张要首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的观点，薄熙来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越是把“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　　

对于“现在有些人，只把‘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起点和归宿，”薄熙来指出“‘共同富裕’不仅是‘起点’和‘归宿’，而且贯穿于发展的全过程，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薄熙来主张，为民“谋利益”是实的，不是虚的，首先就要在分配问题上倾向于人民大众，要实实在在为大众着想，”。　　

对于持“急不得，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要沉住气，慢慢来，要等到经济实力做大才能解决，现在还不是时候。”的观点，以及给薄熙来扣上“走‘回头路’，是要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帽子的人。　　

薄熙来对为自己扣帽子不屑一顾，并表示要坚定地走下去。　　

薄熙来指出：“等到问题多了，再想改，也改不动了！”因为“到那时候，既得利益者，再加上他们属下的‘精英’，你和谁去讨论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薄熙来的这句话道出了问题发展的趋势，意味深长。他要我们清楚有利于我们的条件已不多了。　　

对于认为“抓‘共同富裕’会影响效率，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你共富了，就没动力了。”的观点。薄熙来引用马克思的观点：“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同样地影响生产和交换。”从劳动报酬与生产积极性、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驳斥了抓“共同富裕”会影响效率的奇谈怪论。薄熙来指出“如果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降低，大额收入落入少数富豪的口袋，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必然不高，企业效益也会随之下降。过去30多年，低成本劳动力为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持续，也将带来道义上的后果。过去中国人均GDP七、八百美元，现在已是几千美元了，还照一、二十年前的作法是不行的，于情于理也说不通。企业长期依赖廉价劳力搞加工贸易，也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伴随着国内外经济的进步，这种落后的发展方式已经越来越行不通，走不动了。”薄熙来的话有理有情铿锵有力！　　

在薄熙来的带领下，市委通过了关于共同富裕的《决定》，全篇4000多字，“简明扼要、直奔主题。总投入1万多亿，不讲空话、不放空炮，说到做到，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通过摘录的以下几点可看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重庆的步伐是扎实稳健的，有的指标远远地走在了全国的前面，有的指标填补了中国的空白。　　

1 “到2015年，全市经济总量与居民收入同步倍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左右，基尼系数缩小到0.35左右，”　　

2 “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　　

3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上涨“双联动”，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把最低生活保障放在促进共同富裕的优先位置，根据全市经济发展水平，建立城乡低保群众、五保人员和优抚对象的生活保障标准的正常增长机制，增长幅度分别与上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幅同步。同时，建立物价联动机制，在物价上涨期间对困难群众实施动态价格补贴，确保城乡低收入者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　　

4 保持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占全市生产总值4%的比例，　　

5 将国有资本收益的30%上缴财政，用于民生，服务社会，充分体现国有企业全民所有的社会属性。　　

《决定》还在就业、医疗、教育、社保、住房、经济发展、规范政府和企业、保障老人儿童等方面，都制订了振奋人心的计划。　　

在两极分化如此严重全国各地只唱不做百姓悲痛欲绝的情况下，薄熙来的出现如同满天乌云中射出的一缕阳光，让人们看到希望。　　

在阶级社会里，凡政治家都是代表不同利益人群的，不同的阶级都必然有其优秀人物做其代表。为了本阶级的根本利益，两个阶级都在极力寻找、争夺自己的代理人，斗争是激烈、殊死的。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内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积极加入到这一斗争中去，为争得我们的根本利益而努力！　　

薄熙来以为大多数人服务为理想，他说：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共产党的本分，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向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人民群众热切盼望，也真正需要薄熙来这样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家。有薄熙来式的政治家抓国民经济，就能尽快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养老都有保障；有薄熙来式的政治家抓司法监察工作，就能在全国范围开展一场打黑除恶行动，铲除腐败黑恶势力，重新凝聚党心民心；有薄熙来式的政治家抓舆论宣传，就能弘扬正气、匡扶社会主义、打击歪风邪气，巩固社会主义江山；有薄熙来式的政治家抓外交，就能学习毛泽东军事和外交思想，联合弱小国家，反抗帝国主义霸权政治，中华民族能够真正挺直腰杆子。大力支持薄熙来这样的政治家、好干部，让薄熙来式的好干部在中央和地方大量涌现，中国的内外危机才有平稳化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