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的高层一度曾有一种幼稚的使命感：要挽救社会主义。但“南巡讲话”使其大彻大悟，决定走“换旗”之路：最终实行“市场经济+宪政民主”的经济、政治制度模式，并​​择机改变GCD名称。

    当时迅速“换旗”条件远远不够，不仅老人的影响力还在，经济脆弱，矛盾重重，换旗难保不出乱子。于是同时祭起“四项原则”，试图走出一条“稳定换旗”之路。

    换旗标志，是提出“三个代表”（隐含资本家代表先进生产力）、“两新”（接受新阶层（资本家）、新组织），吸收资本家入党，以及最终关闭《真理的追求》、《中流》等左派刊​​物，放开《炎黄春秋》等右派刊物。到2000年代初叶，高层已基本确立了这条路线。

    二、“换旗运动”的条件和基础

    首先是在90年代世界潮流影响下，以及看到改革中重重矛盾难以克服，执政党官员的多数人，感到只有仿效苏东才是最终出路。其次是腐败一直难除，使老百姓无法相信执政党还可​以自我救赎，只能走多党之间相互制约的道路。再就是苏东剧变，虽然有的国家发生社会动荡，但也有逐步稳定者，人们以为其最终结果可能会逐渐正常。由是，当时党内外和社会上​都默认了一种选择：只要能够保证国家稳定不乱，实行“和平演变”又何妨？

    三、“换旗运动”的直接影响

    但事情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简单，因为一旦默认“换旗”，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下态势：

    其一，各级官员明白，既要换旗，未来的中国将由资本家主宰，于是人人争当资本家，使腐败从致富升级到敛资，贪污规模狂增。

    其二，在“资本家可以入党”、即可以掌权的诱导下，社会先富层迅速向权力靠拢，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资本权力化，权力资本化”的庞大利益链，权贵资本家迅速做大做强。

    其三，权贵资本家把资本掠夺与官员压榨，同时加在百姓头上，官民矛盾与劳资矛盾叠加，使社会冲突倍增，不稳因素陡增。

    其结果，是“稳定换旗”逐渐演变为了“维稳换旗”。

    四、换旗运动生不逢时，使其有“换旗必沉船”致命伤

    其一，“市场模式”困惑。先是90年代中期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度危机，之后是对换旗派最有吸引力的西欧福利市场经济失效，中国仿效美国新自由主义发生的“新三座大山”​​弊端，都导致了一个困惑：中国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其二，东欧换旗实践的负面影响。苏联解体、捷克肢解、南斯拉夫内战都预示着：多民族国家换旗，很可能导致分疆裂土，爆发内战。

    其三，民族主义情绪急剧上升。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使年轻一代反对卖国求荣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对西方国家的反感情绪，都持续上升。

    其四，“民选普京”现象。俄罗斯10年倒退，使其民主选举出了“新沙皇”普京，许多国人产生了“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的感受。

    其五，“换旗理论”自相矛盾与混乱。劳动者遏制资本的诉求日益强烈，但换旗派学者却斥为“民粹主义”；改革开放号称要满足人民现实利益，而理论家们却要人民相信为了未来而​​牺牲今天，甚至要去忍受殖民主义；……都使换旗理论失去公众认同。

    如此等等，越来越多的原来认同换旗的人，逐渐产生了一种新意识：“换旗”就可能意味着国家分裂，就可能意味着内战，意味着“沉船”（即亡国灭族）。换旗运动的社会基础逐渐减弱。

    五、高层被迫做出了自相矛盾的选择

    几乎在换旗运动兴起初期，高层就开始注意到两极分化已经十分严重，被迫面对。1999年曾提出了“两个大局”，试图以“罗斯福新政”去实现公平，发现其不起作用后，才知道这是市场本性所致，于是开始加强政府主导作用，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新目标。

    于是，中国出现了一条极其怪异的发展道路：一方面，要继续换旗运动，放任“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进程（18大已决定将大陆首富吸收为中央候补委员），保证资本实现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却言称要增加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这又必然遏制资本的收益。结果，在既不敢动“权力-资本联盟”的奶酪、又害怕社会失稳的夹逼之下，选择了一种自杀式的发展道路：试图靠着无休止地增大总量的办法，既维持资本最大收益，又提高民生所用资金，这就只好依赖无限制地扩大外需和投资。但经济不是永动机，绝不会有“无休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来时，出口剧减，政府债务剧增，资源与环境过度消耗，使这种自相矛盾的选择已无以​为​继。

   五、“新改革派”进行的重庆探索，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将薄公定位为“左派”实在是愚蠢难及，这无法解释重庆招商引资的成效及其经济高速发展，更无法解释重庆已试点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并申请基层领导全部实行直接选举的改革（中​​央只允许其搞40%）。概而言之，“重庆探索”所代表的，是一条“抛弃摹仿，超越左右，选准入口，全面突破”的新改革路线：所谓“抛弃摹仿”，就是抛弃旧改革派“唯普世​为出路”的僵化路线，根据本国实际自主创新式的改革，以摆脱“改革必沉船”的恶梦。此即重庆探索被称“GCD自我救赎道路”的原因。

    所谓“超越左右”，就是扭转旧改革路线把“左”还是“右”作为检验标准，以人民意愿为选择。既择“右”之市场改革，大力开放，同时弃极右之背离民意不惜以亡国为代价的恶做​​；又取“左”之政府主导，缩差共富，同时弃极左之违逆民心不惜以倒退为代价的劣行。其实，无论是极左极右，眼下在中国都已是玩自娱自乐口水战的少数无聊文人，为人民所厌​弃​，重庆探索之所以深得民心，就在于实现了这一超越，因此才有右派学者萧功秦也跑来捧场的场景。

    所谓“选准入口”，就是放弃旧改革路线脱离中国实际的“顶层设计”，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做法。此重庆极有特点，须多说几句。重庆搞的国际大通道、公租房、地票等，早有人提过​，并不都是新鲜玩意，但人们都知道，如今自上而下的都是“说得好，做不到”，而“做不到”的原因，就是无法打破那个“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利益链，甚至还要卷进这个​利益链。薄公未必不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他更加知道，这个利益链太大、太黑暗了，即便实施“民主”，也只能是听命于黑恶势力​的一个无奈陪衬。黑社会原本只是一种社会势力​，但它能够在现今中国存在，就在于有政法系统的保护伞，而政法系统又是执法的关键，它黑掉了，什么宪法、法律，不过都是黑权力的掌中玩物而已。反过来，如果能够制止住G​CD的黑社会化，就可以在“尾端”上截住利益链，从擒杀少数极恶者开始，渐次剪枝修蔓，使利益链一点点断裂，及至崩溃。同时，黑社会对老百姓的危​害又十分直接，众皆深恨​之。所以，薄公极其聪明地选择了打黑这个政治改革的恰当入口。从实际效果看，打黑，确实是一条使公务员队伍“脱黑（社会）入（清）白”，止邪从良，进​而振奋精神为民办事的​道路。重庆之所以敢搞基层直选，便是出自打黑后干部队伍根本变化给其带来的自信。

    重庆打黑后，第一个响应的是经济最发达的上海，最近响应的则是曾被推出来PK重庆的广东，且是WLJ事件之后。这就说明，打黑对于中国改革，已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入口，不能不打，不得不打。而只有先打掉了黑，其他政治改革才能启动。所谓“全面突破”，就是在穿过了改革“入口”后，不仅要推进经济改革，还要全面推进社会改革、政治改革。重庆​之所以敢启动财产申报等高难度改革，基础也在于此。

    必须指出，改革前30年中，“旧改革派”摹仿西方、不断防左的做法，虽不无毛病，但适合当时中国国情，所以基本成功，否则无法解释中国30年来的巨大进步，和百姓对改革开放​​的基本认同。但随着国情巨变，再搞摹仿和批左那一套，就成了抱残守缺，最后只能堕落到强迫百姓“为未来而牺牲今天”的文革遗风。所以，再坚持旧改革派路线，只能是亡国祸​民​的死路一条。而促发展、促公平、不“沉船”的“新改革派”路线，虽尚有不足，但终究可以完善，百姓高兴，官员愿随（重庆的中下层官员至今怀念薄公给了他们一个公平、健康​的官​场环境），又何乐而不为呢？

   六、新、旧改革派的四年较量，捍动了仇G阵营的根本利益，终于埋下了杀机

    几乎在重庆探索启动的同时，《08XZ》发表，中国“颜色革命”启动：先后发起了推动民主社会主义选择的“民社D运动”，以“饿死3000多万人”证明GCD执政不合法的​​“改史运动”，波兰化的“工会独立运动”，为西方武装干预中国改革造舆论而歌颂汉奸功绩的“带路党运动”，为刘某颁和平奖的和纪念胡某逝世（其实是纪念六*4）的“纪念​运​动”，以及洪博培亲自出马的西单“墨镜革命”……几乎没有停止过战斗。

    这场运动的实质，是旧改革派路线渐失社会基础，穷途末路，只好利用高层放任换旗，试图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方式去“最后解决”，沉船用心过于外露，所以屡战屡挫。而当他们同时发现重庆的“不沉船探索”将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时，宪章发起人江平以“打黑即黑打”为名，亲自出马发起了一场“灭打黑”运动，决心拔除重庆这个换旗障碍。重​庆​探索，确实挑战了仇G阵营的根本利益：

    一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担心，如果走重庆之路，二、三十年后，世界上将很可能有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头号强国出现，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二是，已经职业化、贵族化的旧改革派，看到新改革派的重庆探索，完全可能使中国走一条不换旗而强大的道路，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三是，在十余年的换旗道路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颇占优势的换旗派高官层，其利益紧密地与换旗联系在一起，对于重庆的不换旗探索，他们也绝不能容忍。

    凡此种种，都最终使他们结盟为一个仇G阵营，并埋下了要“灭薄铲G”的杀机。

   七、314答记者问，是“重庆探索”的成功，逼迫换旗派慌忙发表的一个“换旗宣言”

    314答记者问后，北京上下一片“412来了”的恐怖气氛，其冲击力之何以会如此强大，是出自其三个明确的宣示：

    一是指责坚持改革开放的重庆探索为“文革”，这等于是宣示：决不容许走“换旗”之外的任何道路。

    二是昭示“独立人格”，这等于是宣示：执政党内部已经有了戈尔巴乔夫。

    三是故意让来自干预利比亚的首领国法国的记者提问“WLJ事件”，这等于是宣示：换旗是内外一致的行动。

    所谓BWG事件的“真相”，眼下已被政治乱局搞成一团乱麻，越来越失去意义。退而言之，即便“真相”确如官方所说，处理手法也荒诞到无以复加。美国政府对于其在海外犯罪的​​士兵，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开脱，至少要弄回国家自己处理；窝囊透顶的清政府，也只是在刀架在脖子上了，才屈从于洋人杀自己的犯洋官员。而对于一个在中国死掉、连英国政府自​己​最初都不去追究的老外，一个自称“崛起”的大国，居然要去主动“献礼”，此等不顾在亿万国人面前丢人现眼之举，只能有一个解释：“换旗派”被重庆探索的成功逼到了绝望​地步​，不得不出此下三烂之急策，不惜以主权换“外援”。

    八、中国濒临“沉船”危机，谁敢当千古第一罪人？！

 314答记者问后，北京上下一片“412来了”的恐怖气氛，其冲击力之何以会如此强大，是出自其三个明确的宣示：

    一是指责坚持改革开放的重庆探索为“文革”，这等于是宣示：决不容许走“换旗”之外的任何道路。

    二是昭示“独立人格”，这等于是宣示：执政党内部已经有了戈尔巴乔夫。

三是故意让来自干预利比亚的首领国法国的记者提问“WLJ事件”，这等于是宣示：换旗是内外一致的行动。

 九、从“换旗宣言”到濒临“沉船”的试水证明，中国不得不选择新改革派的路线
 何以“独立人格”10年一事无成，薄某人短短4年就风生水起？除了能力和人品差异，前者死守洋教条，“普世”到底，后者“土洋结合”，以我为主，是根本区别。无数历史经验​​教训证明：教条主义是中国历次改革之最大祸害，按教条行事者从未成功过。此次B案，仅仅做了一次小小的“换旗”试水，就闹到难以收场，险象环生，这又无情地证明了：现在​走​换旗之路，必然亡国祸民。可见，即便没有BXL，也会有张东来或李北来式的“新改革派”，要去闯一条新路。所以中国最终只能接受新改革派的路线。为此，高层恐有几点需​要考​虑：

    其一，由于事关国家安全重大问题，应该果断切割外部势力介入，薄案应由外转内，作为党内问题处理。

    其二，在内部作出政治妥协：高层必须接受“新改革派”路线，承认其为一种有益探索；为了维护长治久安，新改革派也要作出某种妥协。这在具体操作中不难做到。

    其三，现已十分清楚，此次乱局，完全源自于冒然叫出换旗而扰乱人心者，因此必须坚决打压党内“沉船派”，令其不敢再有异动。坚决割断内鬼与外部势力联系，以彻底消除军队、警察面对的危机，恢复公众对国家安全的信心。

    其四，至为重要者，高层需要接受薄公案沉痛教训，确立“抛弃摹仿，超越左右，选准入口，全面突破的”新改革派路线，以打破“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利益链为目标，改变执政​​党与日俱减的信誉与形象，像重庆那样，脱黑入白，止恶从善，为全面的经济、政治、社会改革创造条件。重庆既然已能做到，全国就一定做得到，因为重庆一点也不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