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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热炒的“饿死三千万”事件

已有 2787 次阅读2011-10-22 21:52 分享到微信

1 “饿死三千万”谣言的产生发展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在一股强大的逆流推动下，各种反毛反社反共的谣言相继出台，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类正是所谓的“饿死三千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新中国遭遇三年困难时期期间因粮食短缺而造成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这一谣言在海内外的学界、媒体、官方的合谋下广泛地传播开来，负面影响极大，至今也是攻击毛主席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口实。

它的基本发展过程如下:

1、问题重重的83版《中国统计年鉴》

起点是国家统计局83年版的《中国统计年鉴》，耸人听闻地将公安部户口登记数字（本身存在严重矛盾）作为历年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公布。让国内外媒体惊讶地看到三年期间人口负增长，且60年总人口减少了整整一千万。

2、按图索骥的人口学研究

随后是国内外学者掀起的研究热潮，尝试用僵化死板的数学模型，以本不可靠的户口登记数为原材料，以正常年景为基线，对饥荒中的出生率死亡率做主观修正，试图以此估算出三年的“线性死亡人口”和“真实死亡人口”，用两个估算的值相减得出所谓的“超线性死亡人口”。其结果有多个版本，尤以美　国　教授安斯利·科尔（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球研究理事会资助下）“超过线性趋势死亡数”的2700万，和国内蒋正华的1700万与　李成瑞　先生的2200万影响最大。

3、耸人听闻的“饿死三千万”

统计局的《年鉴》，学者的研究数据，在未得到正确理解和甄别的情况下被西方和国内部分媒体广泛传播。“户口登记减少数”变成人口减少数，“超过线性趋势死亡数”变成“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再变成“饿死三千万”。随着某些媒体十几年来持之以恒的宣传，谣言反而成了舆论的共识。

4、异想天开的饥荒史学

伴随着“饿死三千万”谣言的传播，国内出现了一批“学者”热衷于生产制造虚假的饥荒史学，从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主张不存在天灾，一直到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主张政府故意饿死三千万人民；最具代表性的是杨继绳的《墓碑》，把“饿死人”数字夸大到七千万。

这些严重歪曲事实的流言，依靠炎黄春秋、凤凰系、南方系等右翼媒体在民间反复宣传渲染，造成了极坏影响。一部分经历过食品短缺的老人，在媒体宣传的浸淫下，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饿死数千万的说法，并把刻板印象传递给了年轻人，并以此为核心系统地灌输各种谣言来进一步加深反毛、反党的宣传。

5、态度暧昧的党内“精英”

舆论对“饿死三千万”的责任论述总是与人民公社（合作制）、大跃进（群众运动）和毛泽东（浮夸与专制）挂钩。其出台过程，与改革开放初期推行分田到户同步进行，对削弱地方官员在农村合作制方面的“保守情绪”起到了“积极”作用。

“饿死三千万”的原材料来自官方，而官方对此谣言长期以来既不否定也不承认，却纵容其传播发展。部分官员也以私人身份认可之。较具代表性的，有副省级官员袁隆平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脱口而出“1959年大干旱……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以及人民日报邀请原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做客强国论坛时，石称《年鉴》和李成瑞的论文得到了党史系统的层层认可。

2011年出版的党史第二卷，在提到三年困难时期时，公开称“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终于正式表明了官方的态度。

2 以往研究的若干误区

左翼的民众和学者，长期以来坚持对该类谣言进行驳斥批判，并揭露造谣传谣的个人和媒体，而乌有之乡网站也一直为此提供舆论平台。这些年来在此领域内的斗争已经积累了许多成果，多年以来形成的几条主要的思路如下:

1 质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83版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

2 质疑人口普查数据的可靠性

3 质疑所谓的“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结果的合理性

4 从常识、个人经历和逻辑角度驳斥“饿死三千万”的荒谬处

5 驳斥反毛反共右翼的个人和媒体在“饿死三千万”的基础上开发的二次、三次谣言

6 用阴谋论的视角分析“饿死三千万”谣言出台的政治背景

7 正确地认识三年困难时期，与当时历史条件、社会背景、政治状况之间的关系

8 高度重视“饿死三千万”命题的政治意义。

每一条思路展开来，都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大量有力的观点。更为细致的汇总将在附录中列出。

在阅读过去“饿死三千万”相关的辨析文章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实事求是地说，许多文章的论述中存在各种错误，尽管正确地发现了矛盾，却错误地解读之。这些错误在我们未来组织话语的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之，防止陷入被动。其中最主要的几个是:

2.1 没有意识到83版年鉴中的历年人口总数、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真正含义

根据　李成瑞　先生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所述:

“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　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　　

由此可见，83版中国统计年鉴中引起轩然大波的所谓的“人口统计”数据，其实只是公安部户口登记数字。

1、而户口数字并不等于客观的总人口数，它会受到户口登记自身误差的影响。　　

2、★该统计数据中历年人口数字和出生率、死亡率来自两个不同的来源（这个消息需要找李成瑞先生复核，要生成书面的材料）　　

3、★该统计数据是公安部交给统计局的现成结果，统计局没有核查也没有改动的权力（需要找李成瑞先生复核，要生成书面的材料）　　

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发现了《年鉴》中历年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之间的各种矛盾，但对这些矛盾的解读需要慎重。我们的文章过去倾向于把这些矛盾解读为人为造假，这其实很被动，因为：

第一、如果指控这些数据是人为造假，则势必存在着大量参与造假的人或者造假的证据，要求指控者进一步给出；

第二、指控《年鉴》人口数据一定是蓄意造假，由于这个论断非此即彼，则也暗示着如果这些数据并未造假、饿死人的指控反而为真了。

第三、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年鉴》人口数据是有可能为真的。因为它的数据来源其实是户籍方面的统计数据，而且人口总数和出生死亡率本来就来源不同，它本来就不足以反映真实的人口数字。相互验算必然会出现误差。

这误差反映的不一定是造假，更可能反映的是户籍数字和真实人口数之间的差距，而这一差距是由户口登记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偏差（瞒报、漏报、重报等）造成的，而这种偏差又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导致的（人口迁徙、政策调整、户籍机构不健全等）。如果是这种情况，则意味着：

1. 户籍统计数字是真实的，问题在于怎么解读它　　

2. 将户口登记数据解释成“历年人口数”是非常严重的谬误，这是官方、统计局、党史的根本错误，应该是我们重点揭露的方向　　

3. 我们的结论不应是“数据误差证明数据造假”，而是数据误差意味着当时有怎样的历史条件和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　　

2.2 不了解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并非基于户籍统计数据

根据　李成瑞　先生文章《“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可知，从科尔到蒋正华，他们都了解《年鉴》上的人口数据、出生率、死亡率是户口登记的结果，而且也发现了这一数据的不可靠。按他们的思路，户口登记上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是偏低的，所以户籍人口的非正常减少数量仍远低于真实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数

从科尔到蒋正华，这些学者的研究方式或有不同，但使用的数据都不是《年鉴》上的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而是主要依据三次人口普查（53年，64年，82年）和1‰生育率调查等其它数据。他们先用各种数据对比来验证这些数据的可靠性，然后再把这些数据带入根据他们理论设计的复杂方程式中，得出他们想要的“超线性死亡人数”或“非正常死亡人数”等等。这些所谓的“学术”研究成果再由其它个人媒体引申出各种政治性解读。

问题在于，他们使用的并非《年鉴》中疑窦百出的人口数字和出生率，所以对《年鉴》的反驳并不等于对科尔、蒋正华等人的“学术研究”的反驳。我们在指出《年鉴》自身的各种错误之外，也要指出科尔、蒋正华等人“学术研究”本身不合理的因素，但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2.3 其它一些需要避免的错误

除了上述两个主要误区，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的文章中还出现了其它的一些小错误。这些错误自然需要在以后的研讨中避免。一个例子是对“总和生育率”理解有偏差。基于之前对《年鉴》数据粗劣造假的判断，对《年鉴》中“总和生育率”的奇特出也轻易得出了造假的结论，事实上并未正确理解“总和生育率”的学术定义。另一个例子是，在部分作者的文章中，认为《年鉴》的死亡率偏高是出生率降低造成的。然而以新中国当时6亿左右的人口规模，出生减少到千万级别也不会对死亡率产生百分之一的影响。像这一类的错误，也需要从我们的话语中逐渐摘拣出去。

3 孙经先先生的研究成果

　孙经先　先生今年上半年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谜》《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与蒋正华先生商榷》《　蒋正华　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死亡学术错误》、辨析《年鉴》中数据误差的原因和蒋正华研究的错谬之处。

3.1 《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谜》

　孙　先生的文章《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谜——关于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问题》，对《年鉴》中历年人口数、出生率、死亡率相互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很好的解释。首先　孙　先生认识到《年鉴》中的数字来自公安部户口登记，而户口登记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登记制度建立、瞒报、漏报、重报等）。　　

重要的是，　孙　先生也指出了《年鉴》中我国城镇人口变化数量、农村人口变化数量两者间出现了千万级别的差额，而这一差额却在53年到79年的漫长过程中逐渐抹平了；我们在过去的文章中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人为造假，并有大量的论述（但却难以验证）；而　孙　先生认为这一现象可以由国内两次大规模人口迁徙中的瞒报、漏报、重报以及随后的历次户口整顿来解释。　　

这一解释在理论上没有疑问，特别是符合了当时新中国两次大规模的国内人口迁徙（农民招工进城与工人精简下乡，在这个过程中因政策因素，存在大量瞒报、漏报）的历史背景，也被许多上一辈人的生活经历所验证。进一步的，强化这个方面的研究，或许可以得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另一个估算数字　　

这个观点在唐尧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人口统计问题上的伪科学及其推波助澜的机构》一文中初有涉及，但并未给与它足够的重视。现在看来，是破解“饿死三千万”谣言的一把关键钥匙。　　

　孙　先生的观点在逻辑上有说服力，学理上没有问题。在这篇文章基础上我们需要考虑的是：　　

1、是否仍然要对《年鉴》的户籍统计数据提出质疑？例如：　　

l 《年鉴》的户籍数据来自公安部而非统计局（　李成瑞　先生透露，需要复核），从当时的政治局势出发，公安部的数据从政治上看并没有比《年鉴》更高的可信度。　　

l 户籍统计制度也是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数据势必受到制度不健全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又会在随后十余年的制度完善过程中被抹平。这是否意味着对《年鉴》中的户籍统计数据也要有弃有取，不能完全假设其为真？　　

2、　孙　先生的文章事实上给出了几个可以被验证的假设。我们要考虑如　何对孙　先生文中的假设给出验证、以增加文章的说服力？例如：　　

l 59年以前农村人口招工进城过程中，大量地存在重报户口　　

l 62年以后大规模精简二千万左右城市工人，回乡后大量存在瞒报漏报户口　　

l 在三年困难时期因为逃荒等因素，户口登记出现严重误差　　

3、我们需要了解当初户籍登记和统计的一些细节，例如：　　

l 农村、城市户籍制度的建设与完善过程　　

l 户籍登记过程中形成的数据，数据的上报汇总机制　　

l 《年鉴》中的全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来源是什么，又是如何统计出来的　　

3.2 《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学术错误》《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与蒋正华先生商榷》

于是到今年八月中旬，乌有之乡网站上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蒋正华研究的文章。发现了蒋正华研究的各种问题，例如：　　

l 蒋正华数学公式书写不规范、没有基础的学术能力；

l 蒋正华数学公式推演、求解存在严重错误，学术资质令人质疑；

l 蒋正华的研究并没有给出细致的推算数据，其结论近乎独断

l 蒋正华的研究成果在接受审核时，仅有一名年过七十的数学家参与，其他人都是行政人员

l 　李成瑞　先生并不了解蒋正华研究中数学计算过程的细致过程与可靠性，并没有参加对蒋正华研究成果的评定

这些问题都提示蒋正华的“研究成果”是易被推翻的。结合其它一些信息：

1、蒋正华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７９年西安交通大学自控系助教、讲师。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０年西安交通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讲师、副主任。从事过导弹研究、雷达跟踪、工业生产自动化等工作。

2、蒋正华以系统工程讲师的身份，突然于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２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学习。有一些突兀。当然，系统工程和电子计算机应用技术这些，和当时兴起的技术人口学之间不是没有互通之处。另外，这个印度孟买的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究竟是一个什么机构，国际上地位如何，是谁资助的，宣传哪一个学派的思想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

3、蒋正华于82年回国后仍是西安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讲师，84年升至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85年时便接受了“对建国以来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研究，包括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研究”（李成瑞语）。其成果得到了官方认可，从他之后的工作履历中可以看得出来。

4、蒋正华于１９８１年获印度国际人口科学院金质奖章。还曾获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授予的“二十一世纪贡献奖”。１９９３年，被载入美国传记研究所出版的《当代国际名人录》和英国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还曾当选为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度“国际杰出人物”。

以上信息也可供我们参考。在厘清真相之前，做一些泛政治化的猜测并不过分。

附一：“饿死三千万”问题-辨析思路-纲要

以下内容是本人在整理“饿死三千万”相关资料过程中，综合作者文章观点得到的一个简明纲要。下文所提出的八个方面，粗略地涵盖了研讨“饿死三千万”问题的各方思路。更具体的观点和论据在作者的文章之中，本文会在附二中挑选较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文章，对此纲要作出补充。

1. 质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83版中国统计年鉴

1.1 83版中国统计年鉴的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来自公安部户口登记数据的统计，而且来自两个不同渠道。这种数据严重受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事件的影响，并不能够反映中国当时真实的人口数字。公安部户口登记受社会动荡影响（人口迁徙、逃荒、饥荒等），大量存在漏报瞒报，历年户口登记都可能存在数百万级别的误差，诸如此类。李成瑞先生也有过回忆：“从1964年到1982年，已经过了18年。这期间，户口登记有遗漏，比如有些地方人死亡了，因为家人想继续领粮票、布票等，就没有去报，人口数字有不确实的部分。另外户口登记是在派出所，城市是比较健全，但很多农村没有派出所，只有靠乡政府、村公所临时派人去数一下人，很不准确。” 把这样的数据当成真实的人口数据发布，要么是极不严肃的，要么是别有用心的　　

1.2 如果像党史第二卷那样，把户籍数据当成真实人口数据，就会发现各种问题，例如历年人口数无法验算，计算出来的60年出生人口三、四十年后不降反升、人口数不正常的凹陷等等。

1.3 83版中国统计年鉴自身存在各种问题。首先国家统计局早就被撤销过，82年以后才刚刚重建起来，人力和资料都是问题。《年鉴》的出台也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接受了上级官员的层层审核。而且《年鉴》中的各项数据存在的误差就不可忽略，

2. 质疑人口普查数据的可靠性　　

2.1 国内外学者的所谓“技术人口学”研究，大多不是从户籍数字出发，而是从人口普查数据出发。他们都对人口普查的数据高度认可，但这种人口本身就是可疑的。比如据　李成瑞　先生所述：“解放后第一次人口普查在1953年，是结合第一次普选进行的，有苏联统计学家的帮助。那时候调查项目少，很简单，基本上就是安两个桌子，一边登记人口，一边登记性别之类。这次普查的人口数是六亿多一点。第二次普查是1964年，正在开展‘四清运动’，整理农村的账目和一些干部的贪污现象。因为普查一次要动员好大的人力和经费，‘四清’工作组每个乡村都有，于是把这个工作委托给‘四清’工作队。当时普查领导小组组长是杨尚昆同志。普查的结果是7亿多人。”这种状况下的人口普查到底有多么高的可靠性，需要有专门的分析才行　　

2.2 事实上，以中国人口基数之大，人口普查结果即便只有轻微的误差，数字也超过了许多国家的人口规模。根据百度词条《第六次人口普查》，1982年人口普查的误差率是千分之一点二，2000年普查的误差率是百分之一点八一。则82年人口普查的误差是百万级别的，2000年人口普查的误差达到了近两千万。而且对全世界而言，流动人口规模越大人口普查的难度越大。　　

3. 质疑所谓的“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结果的合理性　　

3.1 “技术人类学”研究本身的产生发展时间比较短，它的合理性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检验。理论基础本身是可以质疑的。无论是线性、超线性、生命表，都可以分析批判。　　

3.2 从科尔到蒋正华，他们对所使用的人口数据的挑选方法和质量评价是可以质疑的,比如高度认可6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这点。他们的态度是草率的　　

3.3 这些学者研究的细节，从设计公式到数学计算，其实存在大量可以质疑的环节。常看见为方便计算就主观地修正公式和数值，却没有指出这种修改背后的数理或人口学含义。而且他们的基本技术，比如蒋正华的数学能力就未必可以相信。　　

4. 从常识、个人经历和逻辑角度驳斥“饿死三千万”的荒谬处　　

4.1 网友这方面的文章非常多，有口述，有分析，有提问题。例如短时间内饿死三千万，为何不见万人坑；当年访华国际友人为何没有负面报道；年轻人自己的父祖亲朋中在困难时期饿死的有多少、是否达到三千万比六亿的荒唐比例……这类文章非常多，此处不一一描述了。　　

5. 驳斥反毛反共右翼的个人和媒体在“饿死三千万”的基础上开发的二次、三次谣言　　

5.1 以“饿死三千万”为发端，反毛反共右翼的各种势力又发明了许多历史出来（一部分是资改派的主张）。这些宣传往往把未出生当成死亡，把死亡当成非正常死亡，把非正常死亡当成饿死，用这样的手段把数字反复翻倍扩大，以夸大“饿死三千万”的悲剧效果　　

5.2 金辉的“风调雨顺的三年”，主张三年困难时期根本没有天灾，纯粹是他所说的各种人祸造成的……　　

5.3 杨继绳的《墓碑》，还有一本《夹边沟记事》，用文学的形式伪造了大量故事，用来欺骗读者使之相信饿死几千万的谣言，并不断放大数字。两千万、三千万、七千万、一亿多，各种版本都有。网上也有很多驳斥他们的文章　　

5.4 诬陷新中国在饥荒到来之后不顾人民的死活，禁止人民逃荒（借此攻击户口制度，试图推行土地私有化，赶农民进城），还大量出口粮食、刻意对苏联还债、拒绝外援等。这些都不是事实。　　

5.5 用无法核对的转述，称某时某地某官员透露了死亡人口数多少多少。比如说某官员透露四川饿死一千万（当时四川人口才几千万），比如说杨尚昆见到过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位几千万云云。　　

5.6 将“饿死三千万”和“大跃进”联系起来，不是探讨人祸背后的旧的社会文化文化，旧的基层社会威权结构，以五风为代表的官僚主义，新中国初期水利工程缺失、农业技术落后、荒地利用不够等问题，而是攻击人民公社，攻击集体经济。这方面乌有之乡网站的辨析文章很多　　

5.7 把“饿死三千万”和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联系起来。　　

5.8 把“饿死三千万”和随后的七千人大会联系起来。说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撼动毛主席权威，伪造了刘少奇去游泳池见毛主席的“人相食、要上书”（其实是七千人大会时刘对他人所说），毛主席回答他“你顶不住，我死了后，你怎么办”（刮黑暗风时对右倾的刘所说）的对话。用这种方式阐述毛主席和刘少奇的矛盾，一则否定了毛主席，二也吹捧了刘少奇代表的道路。类似这样的二次、三次谣言还很多（例如毛主席在困难时期大吃西餐等），此处不一一介绍了。　　

6. 用阴谋论的视角分析“饿死三千万”谣言出台的政治背景　　

6.1 83版《中国统计年鉴》中把问题重重的户籍统计数据当成人口数据放出，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背后，或许跟当时推行包产到户、否定集体经济的政治需要有关（初期全国各省对分田到户普遍抵触）。与同时期其他方面的舆论宣传（张志新案、民主墙、伤痕文学等）相参考，这个猜测并不奇特　　

6.2 高盛和统计局是有合作的　　

6.3 国外科尔等学者的研究是直接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这个基金会的背景和意图世人皆知。而且所谓的人口学研究，也被反复用来攻击其他国家的政权。　　

6.4 国内学者中，蒋正华的个人经历也有不合常理之处。　　

7. 正确地认识三年困难时期，与当时历史条件、社会背景、政治状况之间的关系　　

7.1 正确地认识三年困难时期与旧中国积贫积弱、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关系。　　

7.2 正确地认识三年困难时期与大跃进的关系　　

7.3 正确地认识三年困难时期与人民公社的关系　　

7.4 正确地认识三年困难时期与浮夸风的关系　　

7.5 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在三年困难时期发生时宏观调控、减灾救灾的效果，以及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持续十几年的农村、农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7.6 正确地认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严重暴露出来的右倾路线，以及毛刘分歧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