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印边界战争谁之过
　　
　　　　印度主流看法认为，中国出于各种动机挑起了中印边界战争，过在中国而不在印度。［2］古鲁那纳克德夫大学教授苏林德拉·乔普里系统归纳了中国“发动”中印边界战争的具体动机，反映了印度传统主流看法:第一，削弱印度。中国一直将印度视为其在亚洲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竞争对手。中印边界争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证明其优势的机会，中国的基本目的是削弱和羞辱印度，赢得战略优势。第二，教训达赖喇嘛。1959年西藏叛乱和达赖喇嘛在印度寻求避难，违背了中国的意愿。中国想让达赖喇嘛明白，印度不可能为其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第三，打破印度不结盟政策的神话。中国想向发展中国家和超级大国表明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不是一个神话，使印度信誉扫地。第四，推销中国的制度。中国想影响整个世界特别是亚洲各国，如果中国能够证明其军事力量和制度比印度优越，就有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第五，在亚非集团中孤立印度。印度曾提出将中印边界争端提交给国际法庭或亚非中立国。中国拒绝了这一提议，使其受到亚非集团的怀疑。中国的目的是通过惩罚印度扩张主义者，孤立印度。第六，转移视线。中国打出“来自印度的帝国主义威胁”的口号团结人民，掩盖其众多的国内问题。第七，迫使印度谈判边界问题。印度试图使边界问题国际化，中国的目的是迫使印度知道，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谈判，并且是在中国的条件下谈判。第八，以有利的地位进行打击。中国担心印度在边界上的“前进政策”，害怕印度重新夺回中国占领的领土，决定主动发动全面进攻，迫使印度转入防御。第九，确立大国地位。中国进攻印度是为了警告超级大国，中国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亚洲属于中国的范围。第十，警告苏联。中国“侵略”印度，迫使其接受中国的领土要求，这是为了警告所有邻国特别是苏联，中国将用战争解决领土问题。 ［3］
　　
　　　　与主流看法不同，印度一些学者提出了与之相对的观点，可归纳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中印双方对边界战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任嘉德和康维诺是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他们认为，在中印两国从友好走向冲突和战争的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双方的错觉和误解的连锁反应，对边界战争和双边关系的恶化，中印双方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很难说清谁是受害者。 ［4］ 西切斯特大学教授比姆·萨杜也持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策划并首先发起战争，然而印度并非没有责任，它刺激中国发起战争，如果印度保持1959年和平主义者的姿态，战争也许就可以避免，印度的“前进政策”对中印关系的恶化负有一定责任。 ［5］ 苏布拉马尼亚姆·斯瓦密也认为，中印边界战争是中印两国领导间不透明外交的结果，他们隐瞒了各自的真正议程，双方玩了一场零合游戏，而中国取得了胜利。 ［6］
　　
　　　　另一种观点认为，印度在中印边界纠纷与冲突中负有主要责任。卡鲁纳卡尔·古普塔、白春晖和苏布拉马尼亚姆·斯瓦密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古普塔认为，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要求缺乏依据，其东段边界主张缺乏合法性，西段边界主张也没有法律依据，即没有条约和传统习惯线作支撑，即使分水岭原则也不能支持印度的领土要求。白春晖认为，中印边界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印度试图迫使中国接受一条由英国人单方面决定的边界线，没有任何道理，不可能为中国所接受。苏布拉马尼亚姆·斯瓦密认为，中印边界在历史上从未划定，尼赫鲁所坚持的“麦克马洪线”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中国从未承认西姆拉会议，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印度当局对民众一直隐瞒着这一事实。印度一方面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却坚持英国殖民者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有效。尼赫鲁在公开场合向中国友好，但他的密件和备忘录却充满侵略意图，同时印度又没有做任何军事准备，这一切导致了边界战争。 ［6］（pp.39～89）
　二、中国速战速胜的原因
　　
　　　　1962年10月20日，中国边防部队对印度军队发起了全面自卫反击战，11月20日就抵达中印传统习惯控制线。中国军队的进攻犀利神速，世人惊叹，印度朝野一片哗然。中国速战速胜的原因究竟何在?印度学界从中印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印度学界认为，从中国方面来看，原因众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作战时机有利。比姆·萨杜认为，就中国的地理位置和战略而言，当时发动进攻时机很合适，推迟进攻会带来天气和交通等问题，同时也会给印度更多准备的时间。此外，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陷入古巴导弹危机时，发动快速攻击在政治上是可取的。［5］（p.133）著名史学家南达也认为，中国选择美苏陷入古巴导弹危机对印度发动进攻，使剑拔弩张的美苏无暇顾及中国的军事行动。［7］ 德里大学教授W.P.辛格·赛杜认为，由于需要社会主义中国的支持，苏联暂时改变了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印度的立场。尼赫鲁请求美英提供15个轰炸机中队阻止中国军队推进，其他高级防务官员也要求美国派第七舰队进入孟加拉湾威慑中国，但由于陷于古巴导弹危机，美国没有批准这些请求。［8］苏布拉马尼亚姆·斯瓦密认为，1962年7月，中国同意在华沙与美国重开秘密会谈，美国总统肯尼迪提议进一步举行秘密会谈，实现美中关系的正常化。尼赫鲁显然没有注意到美中1962年秘密会谈。［6］（p.88）苏林德拉·乔普里 也认为，古巴导弹危机持续了两个星期，在时间上恰好与中印边界战争时间重合。［3］（p.57）总之，对中国来说，中国选择了一个恰当时机对印度发动进攻，有利于其速战速决。
　　
　　　　从印度方面来看，主要有以下五点原因:第一，军事准备不足、部署失误。印度记者杜尔加·达斯认为，印度战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忽视了战争准备。当时，印度得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在第三世界中地位特殊，而中国正处于困难时期，且两面受敌，因此，尼赫鲁坚信中国不会对印度发动任何大的军事行动。他不仅对中国一再发出的警告置若罔闻，当代中国史研究而且也听不进政府内任何不同的意见，更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和军事部署。据说，沿北部边界，中印兵力比例约为5∶ 1，中方占绝对优势。而且相对于集中的中国军队，印度军队分散在各地。［9］ 印籍华裔学者谭中也认为，中国使用“人海”战术，对印度军队构成了绝对优势。 ［10］
　　
　　　　第二，武器装备不足、士气低落。据杜尔加·达斯的研究，印度不能为其士兵提供适合山区作战的武器和装备，士兵使用的枪支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而且还缺少约60000支自动步枪、700件反坦克武器、2000门轻型迫击炮及炮弹、5000套通讯设备、36000枚发报机电池以及2000辆轻型卡车等装备。而且印度军队缺乏山地作战经验，其训练和装备也大多是依据平原作战而开展和配备的。尽管印度军队统帅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认为应该为可能来自北方的进攻做准备，并计划发布有关中国步兵战术、战略、组织和装备的资料。然而，尼赫鲁将这一设想束之高阁。只有很少的军官接受了山地作战训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2年年末。 ［9］（p.362） 古尔巴加大学政治系主任马拉帕·阿马拉瓦迪也认为，印军寡不敌众，而且中国军队适应气候条件，做好了在高海拔山区作战的准备，而印军甚至没有在雪地作战的靴子。 ［2］（p.55）
　　
　　　　第三，军事长官不称职。巴特纳大学教授辛格拉尼认为，印度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出身文职，与众多军官不和。陆军参谋长蒂迈雅就因与其有过节而提出辞职。此外，梅农不仅没有充分利用兵工厂的生产能力生产武器，而且大部分时间不在印度。中印军队1959年在拉达克和1962年在塔格拉山脊发生交火时，尼赫鲁不得不电告他返回德里。陆军参谋局局长考尔没有任何战斗经验，却被任命为第四军军长，此外，他还是一个哮喘病患者，从各方面讲他都不适合承担地面作战指挥任务。就在印中军队大战在即时，他竟回德里治病去了。 ［11］
　　
　　　　第四，情报部门失职。南达指出，据1962年11月接管国防秘书一职的P.V.R.拉奥记载，联合情报委员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各种情报报告并未得到联合情报委员会的分析评估并成为政策形成的基础，而是交由情报局局长穆立克来处理。由于穆立克与尼赫鲁关系亲密，这些情报常常送不到陆军总部，甚至连作为情报局行政主管部门的内务部也得不到这方面的报告，许多重大问题往往由尼赫鲁与穆立克商量决定。穆立克评估说，鉴于中国过去的行为，中国军队似乎会推进到其“主张线”，但是当印度军队一出现他们便会撤走。他建议印度军队立刻前进并填补真空，外交部立即将他的意见转达给了陆军总部，甚至都没有人质疑:“如果未来中国人的行为与过去不一致会发生什么?” ［7］（p.123） 结果当然是印度的惨败。
　　
　　　　第五，没有动用空军。印度前外交部部长迪克西特指出，令人费解的是，印度没有部署空中力量对付中国军队，当时中国军队的供应线很长，不可能依靠有效的空中支持。尽管1962年中国研发了某种导弹，但这些导弹还没有应用到中印边界冲突上。如果应用空中力量也许能够避免印度所遭受的军事失败。 ［12］ 尼赫鲁大学教授比潘·昌德拉、穆丽杜拉·穆克吉、阿迪提亚·穆克吉也认为，尽管当时印度空军可以横扫阿鲁纳恰尔邦（中国藏南）和西藏上空而不受到中国的任何抵抗，但印度却没有考虑使用其空军，尼赫鲁反而向美国要求空军援助。 ［13］ 苏布拉马尼亚姆·斯瓦密对此也感到困惑不解，认为印度为什么在战争中没有动用其空军优势是一个谜。 ［6］（pp.90～91）　三、中国单方面无条件撤军的原因
　　
　　　　白蜜雅在其《中国世界与印度》一书中指出，印度人很难理解1962年的军事溃败，但这一失败却没有伴随不可接受的领土损失，中国没有固守对印度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东段边界“领土”。中国这一史无前例的举动令世界震惊，学界纷纷对中国这一举动背后的原因进行研究。 ［14］
　　
　　　　印度学界归纳中国单方面无条件撤军的原因主要有:第一，中国已经达到其政治目的。中国的第一个政治目的是向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全世界表明，尽管经历了1959～1961年国内的困难，但中国并没有垮掉。尼赫鲁大学博士狄伯杰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国政治运动不断，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停止经济技术援助，使中国经济形势空前恶化。苏联的这一举动打乱了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所有经济军事援助项目被迫撤销，许多工程不得不被迫停止或废弃，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困难。 ［15］ 而美苏以为中国不堪一击，公开支持印度在边界问题上与中国争锋。中印边界战争的结果向美苏以及全世界表明，中国并没有被击倒，仍然具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中国的第二个政治目的是向印度和达赖表明，达赖不可能依靠印度的军事力量分裂中国。西藏叛乱之后，达赖逃亡印度，并以印度为大本营，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狄伯杰认为，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以及在边界地区的“前进政策”，被看成是对西藏安全的威胁，同时也是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因此，中国对印度实施了先发制人的打击。 ［15］（pp.265～266） 比姆·萨杜也认为，中国将印度人赶出拉达克地区，是为了巩固中国在西藏的地位，同时也是为了教训西藏叛乱者不要指望得到印度的帮助。此外，也是为了惩罚印度各种冒犯行为:如允许达赖和其他西藏难民避难;允许他们在印度国土上从事反华宣传;继续帮助西藏叛乱者;继续关注西藏的自治等。 ［5］（p.135） 中印边界战争的结果无疑达到了上述目的。
　　
　　　　第二，拖延或扩大战争对中国不利。首先，西藏高原气候恶劣，冬季寒冷漫长，后勤补给困难。印度许多学者都指出了严寒气候对中国军队持续作战很不利。运输问题几乎无法解决。中国军队装备的给养来自内地，而从内地进藏的几条干线公路都有被大雪封山的可能，从干线公路通向中印战场的支线公路更随时可能封闭，这将导致后勤运输线中断，军队无法补给。如果中国试图继续越过喜马拉雅交通线，向印度推进，在阿萨姆平原作战，形势就会变得非常严峻，会丧失中国的军事优势。其次，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中美关系持续敌对，国际形势对中国极为不利。苏联不仅在政治和道义上支持印度，而且在经济和军事上也给予印度援助。比姆·萨杜认为，1955～1963年，苏联向印度提供了50亿卢比的援助，其中2/3是1959年第一次中印边界冲突之后援助的。苏联还向印度出售适合于在喜马拉雅山地区修筑道路的装备，以苏制运输机和直升机装备印度军队，解决其后勤力量薄弱的问题，帮助印度发展核能;此外，还向印度提供米格战斗机，帮助其建立军用航空工业。［5］（pp.137～139）与此同时，美国也加紧对印度的政治、经济、军事援助，支持和训练印度右翼和在印的西藏流亡者。迪克西特指出，美国向印度提供了97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轻型山地炮、防空雷达、通讯设备、运输机和直升机以及能在寒冷条件下使用的军事装备，还派遣了一个美制C-130运输机中队飞抵印度，帮助运送印军到达阵地。此外，美国还从太平洋派遣航空母舰“进取号”进入孟加拉湾，向中国发出强硬信号，如果冲突威胁到印度的领土完整，美国将向印度提供更有效的军事支持。 ［5］（p.75） 再次，在失败之后，印度开始全面动员。印度不仅向美国和西方世界寻求紧急军事援助，而且向第三世界国家寻求支持，制造舆论，指责中国。印度还向民众灌输中国忘恩负义的观念，同时，印度军队的惨败也使印度国内掀起空前的爱国主义浪潮，发誓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当时，尽管在军事实力上不如中国，但印度后勤供应条件却比中国有利得多，一旦陷入长期对峙，无疑对印度更为有利。
　　
　　　　基于上述因素，中国决策者决定其目标不是占领争议领土而是教训印度，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方式，其军事行动仅限于争议地区并在严冬到来之前和两个超级大国直接介入之前就结束了。苏林德拉·乔普里指出，中国在达到了其政治目的之后宣布单方面停火和撤军，既防止了美苏对其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同时作为胜利者，中国这样做也是将其作为讨价还价的砝码，作为将印度拉到谈判桌上的一种方式。 ［3］（p.75）
　四、中印边界战争是否可以避免
　　
　　　　中印边界战争有没有避免的可能性?这是印度学界普遍关注和反思的一个问题，代表观点如下:
　　
　　　　第一，中印冲突绝非不可避免，至少可以不用诉诸战争。苏林德拉·乔普里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如果中印两国进行更多的协商，而不是采取单方面主张和行动的话，中印关系的进程将完全不同，中印边界战争就可以避免。在边界东段达成对印度极为有利的协议的可能性很大，但这个机会失去了。到1956年，中国一直履行他们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协议。中国已经从西藏撤出了9%的汉族干部，并从拉萨撤出了一些军队。然而，1956年发生了康巴叛乱，并不断扩大。尼赫鲁和穆立克肯定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当局在支持叛乱。但尼赫鲁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进行阻止，也没有抑制在印的西藏难民的反共活动。1959年后，印度对西藏叛乱的支持几乎公开化。周恩来决心达成某种协议，然而印度拒绝了。 ［3］（p.50）
　　
　　　　第二，印度没有必要在边界西段建立新哨所，不应该对谈判附加太多先决条件。戴辛卡、莫汉蒂和白蜜雅认为，1962年三四月份印度在边界西段建立新哨所导致了中国军队的开火，这些新哨所的建立在当时没有必要。尽管尼赫鲁准备谈判，但他却附加了太多的先决条件，比如他要中国先撤军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而当时的中国正感到“来自四面”的严重威胁，美苏分别从南部和北部对中国构成了威胁，印度有可能成为一个缺口。因此，中国领导人积极考虑对印度采取尽可能和解的路线，中国并没有投入战争的强制压力。唯一的结论是，来自新德里的所有信号在北京看来是印度决心对中国开战。一旦得出这一结论，中国必然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16］
　　
　　　　第三，在中印边界冲突过程中，双方提出了在某些地段避免冲突的建议，但是都被对方拒绝了，特别是周恩来1960年提出的建议被印度拒绝，否则，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任嘉德和康维诺认为，如果这一建议在第一次作为谈判基础被提出时就被印度政府所接受的话，那么双方就有可能采取某些边界信任措施，就有可能避免1962年武装冲突。不幸的是，印度议会、内阁和政府外对尼赫鲁施加的压力阻止了其对周恩来的建议采取理性的态度。1961～1962年间，双方巡逻和建立军事哨所导致了武装冲突。 ［4］（p.45）
　　
　　　　第四，如果中印双方都能洞察对方的真正意图，就有可能避免战争。有学者认为，1962年，中国决策者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印度想打仗，因此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积极准备展开反击战。而实际上，尼赫鲁当时受到党内以及反对党的压力，在对中国“太软”的强大舆论攻击下，不得不采取一些表面上强硬的措施。事实上，印度根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同时，印度认为中国绝不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不但印度不了解中国，中国对印度的观察分析也有失实之处。如果那时双方都能摸透对方的脾气，也许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