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4月，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朱纨的部队进剿倭寇盘踞在浙江的大本营--双屿岛（今舟山六横岛）。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岛在短短的24年里，迅速成为中国闽浙走私势力和葡萄牙人、日本人的民间“自由贸易区”，岛上华洋杂居、船舶云集、商旅如梭，一时之间竟成中西贸易往来的枢纽之地。
这本是一幅充满海洋文明气息的商业画卷，但是，它却不符合奉行“海禁”政策的皇帝的政治审美。帝国本来可以有更好的方式来解决走私和倭寇问题，但是，它却选择了最直接也最短视的军事摧毁。最终，明王朝维护了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但同时也维护了开国以来的“海禁”立场。双屿岛这个“十六世纪的上海”，一度离全球财富中心的位置如此之近，却就此退回历史的纵深处，跟着它一起退缩的还有中国海洋文明的蓬勃生命力。
蓝色“边界意识”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虽然中华文明始终以大陆农耕文明为主脉，但北方游牧文明和南方海洋文明却始终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彼此间的缠斗与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样态。这其中，海洋文明的慷慨悲歌与激越交响，更刻画出一个大国跌宕起伏的历史轨迹。
应该说，中国人很早就有了“海洋意识”，这首先是由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中国拥有47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18000多公里海岸线和7600个大小岛屿。在传统文人眼里，“海洋”以其辽阔浩淼而成为理想最后的安放之地，这种“海洋意识”具有明显的陆地“边界”特点。孔子尝言，“大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海洋外的世界是他选择的最后栖息之地；李白曾写，“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海洋成为大河文明的最终流向之所；还有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钱起的“浮天沧海远，去世法舟轻”，白居易的“我岂不欲往，大海路阻修”，陆游的“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等等，都传递出中国文人关于外部世界的最大想象，也常常是一种蓝色“边界想象”。
但是，中国文明毕竟不仅仅是文人墨客的智力杰作。李白们未必真要去“直挂云帆济沧海”，倒是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渔家汉子们，那些下南洋讨生活的贫民流民们，那些名为“倭寇”实为走私者的“中国海盗”们，在风浪里一次又一次突破了农耕文明所具有的“边界意识”，塑造着中国的海洋文明。
海上丝绸之路的光荣
在双屿岛“走私”贸易兴起之前，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延伸了上千年。
早在文明之初，先民就从事着各种海上活动，并与内陆人有着密切往来，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木制船桨、高栏岛宝镜湾原始岩画里的海船图案、山东黑山北庄遗址中的海洋葬俗、夏商时代经海路而来的东夷货品，都表明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涂抹着亮丽的蓝色。帝国统一之后，秦始皇派徐福出海寻求不老术，海洋已在帝国统治者的视野之内。
正是从秦代开始，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起。每当中国西域因为战争而阻隔了陆上丝绸之路之后，这条海上中外交通、贸易和文化通道，就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东抵朝日，南至非欧，在蒙元时期，中国经由此路，一度可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文化往来。
每一年冬天，借力于东北季风和同向的季风洋流，形形色色的中外商船由广东、福建沿海港口出发，乘风破浪，云帆高张，昼夜兼程，渐渐驶入浩瀚的海洋……绕过马来半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通往孟加拉湾沿岸，最远抵达印度半岛南端和斯里兰卡岛，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五金、书籍等，经此再转运至更遥远的欧洲和非洲。第二年夏天，季风和洋流转向了（西南方向），同样一批商船或者更多的阿拉伯商人、罗马商人，载着琉璃、象牙、水晶、玛瑙、琥珀、骆驼皮等，踏着来时航线，再返回中国。
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在农耕文明占主导的中华文化圈里，催生了一大批璀璨夺目的港口城市，广州、泉州、宁波、扬州、蓬莱、北海、漳州、福州、南京，都因为频繁的海外贸易而兴盛起来。广州、泉州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前者曾是唐宋时期的中国第一港，她一度延伸出全长14000公里的当世最长国际航线；后者在宋元时期被马可·波罗誉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盛极一时。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正是从上述港口扬帆远航的中国人，书写了世界海洋文明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其中，又以福建人和广东人最为活跃，无论是海商海盗，还是渔民水手，他们都有着精明的头脑与开放的胸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有着被视为“海洋精神”的典型特质--不安份的心与积极冒险的态度。他们不依恋黄土，而热衷于劈波斩浪；他们不习惯于耕读传家，而愿意通过海上贸易发家致富。他们的足迹遍布航船能够抵达的地方，在今天的缅甸、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他们之中很多人留了下来，形成了庞大的海外华人聚居圈，偌大的南海几成中国人的“内湖”。
在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城市始终处于世界性海上贸易圈的枢纽地位，中国人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马车夫”。中国当时在航海技术、造船技术、海外贸易方面遥遥领先于欧洲各国，中国的商品风靡西欧，中国的文化为启蒙巨匠注入了灵感。可以想象，当罗马的贵妇使用着中国的奢侈品时，她们为之震撼的绝不仅仅是大陆农耕文明的成果，还应当有着中国海洋文明的奇光异彩。
帝国的暧昧与“海禁”
帝国的统治者一直对于这一迥然不同于大陆商贸形式的海外贸易保持着暧昧的态度。总的说来，在唐宋时期，官方和民间的海外贸易还能够并行发展；而明清时期，则以“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为特征，官方“朝贡勘合贸易”局限在很小的范围，而民间海外贸易则被严厉禁止。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在南宋时期，海外贸易在帝国经济体系中越来越吃重，宋高宗高度重视“市舶之利”，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开洋裕国”政策。南宋中期，主管海外贸易的官方机构--市舶司--总收入为200万缗，而当时的国库总收入还不到1000万缗，可见海外贸易之重要。而那些致力于国际贸易、增加帝国税收的海商们，亦可以依据其贡献大小“补官有差”，南宋末年的海商蒲寿庚就曾任泉州市舶司的总负责人。在一个农耕文明占主导的社会，招商工作做得出色也可以做官（而不是拿钱买官），这不啻是对传统“士农工商”轻重次序的一种修正，但这可能也是海洋文明在帝国政治肌肤里最深度的一次切入。
继起的王朝很快就荡涤了海洋的味道。在短暂的元朝大体沿袭前朝政策之后，明朝自朱元璋登基开始，就奉行“海禁”政策：禁止百姓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内迁沿海居民岛民，禁止一切民间海外贸易。一纸“海禁”政策就这样将宋元以来的海上贸易硬生生地阻拦了下来，取而代之的图慕虚名的“朝贡勘合贸易”。在这个意义上，郑和船队并不是海洋文明之发展，而是海洋文明之痛殇。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何双屿岛被生硬摧毁，为何百姓片板寸舟锁滩头，而帝国千帆万舶下西洋。
但是，严厉的海禁政策还是催生了一个令人更为头疼的问题，那就是私人海外贸易屡禁不绝，并每每在朝贡贸易因国力衰退而萧条时，就不断冒将出来。帝国的统治者本来可以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和海洋政策，从而从体制上真正解决东南沿海普遍的“走私”问题，并结构性改变帝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国防安全模式。但是，他们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却没有这样做。像双屿岛短暂的辉煌，正好反衬出明代大陆专制体制走向僵化、农耕文明逐渐停滞的事实。也因此，有明一代的“倭寇”猖獗，更多的不是政治军事问题，而是一个失败的海洋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反映。
遗憾的是，这个失败为清王朝所继承。即使在清代国力最为强盛的三朝，康熙、雍正、乾隆也同样对海洋毫无兴趣。1757年，乾隆的“一口通商”政策（除广州外，其他沿海、沿江城市停止一切对外贸易）标志着清政府奉行起比“海禁”更为彻底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对他们而言，中华之大，无奇不有，何劳中国人出海去交换外藩的玩意儿？而外藩文化侵扰儒家纲常，波诡云谲的宫廷斗争还闪现出传教士的影子，这可都是由海路而来的腹心之患。西来的传教士连同他们带来的现代科学，外国的使臣连同他们带来的通商诉求，都被“闭关锁国”政策严实包扎。至此，明清两朝的“海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而是桎梏人心、扼杀社会活力、固守文化陈规的一种思想政策和社会控制政策。
令人感叹的是，当中国临海水域逐渐沉寂的时候，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上正波涛汹涌、狂飙突进。
就在明代“海禁”最严厉的时候，世界范围内的地理大发现正方兴未艾。尽管中国最先掌握了远洋航行最为关键的导航技术和造船技术，但是，欧洲人最终还是学会了使用罗盘、六分仪、海图、三角帆、三桅帆船等工具和技术，他们终于可以在各种复杂气候条件下进行远航。尽管郑和的准仪仗队让外藩俯首称臣，但是半个多世纪以后，大航海时代的英雄已经不是他这样的中国官僚，也不是中国式海盗，而是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这样的冒险家和野心家，跟着他们踏浪而来的还有传教士、殖民者和枪炮。
正是在清代实行海禁的时候，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进入科学革命时代，进而再进入工业革命时代。现代科学的兴起，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重要驱动力量；而工业革命所导致的全球性资源、商品和市场的重新分割和组合，已将任何一个农耕文明王朝所特有的“乡愁”和“悠闲”无情地抛在了浪花深处。
闭关锁国政策将中华文明推到了历史最低谷。
1840年及其后的事，众所周知。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自从中国内生的海洋文明遭到官方压抑之后，大陆农耕文明在面对西方海洋文明时，遭遇到了重大挫折。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近代以来所遭受到的侵略与伤害，几乎绝大多数都来自海上。但是，也恰好是为了回应西力的持续冲击，中国人从“睁眼看世界”到“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洋务自强到戊戌维新，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始终都在不断寻找西方富强的秘密，始终都在不断推动这个古老大国重新走向海洋。
在这漫长而痛苦的百年历史里，有过北洋水师折戟沉沙的悲壮，也有过来自海外的革命支援和一轮又一轮留学热潮。中国的知识精英与社会精英始终以“上下求索”的方式与“海洋”发生着联系，而他们最终用“主义”和“知识”改变了中国。
但是，中国海洋文明重新崛起的起点，并不是发生在革故鼎新的1949。事实上，那之后20多年的时间里，由于特殊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关系，中国几乎再一次“封住”了面向海洋的国门。只有到了1979年，南海边那个破旧的渔村被“圈定”为开放中国的起点时，一个陆海兼备的东方大国才开始了“华丽的转身”，而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省区的弧形海岸线，如同一把拉弯了的弓，率先发射出了一个民族迟到的蓝色问候。
曾经作为殖民者入侵第一线的沿海城市，已经成为中国走向大海的起跑线；从天津到上海到广州，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方阵--环渤海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牵引着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强势崛起。有数据显示，中国沿海地区分布着全国50％以上的大城市，它用不到全国30％的陆域土地，承载着全国40％以上的人口，占有7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生产着占全国90％的出口产品，吸引着占全国85％的外来投资。如果把海子那首著名的诗句用在这里，简直可以说，正是中国重新“面朝大海”，才有了三十多年“春暖花开”的改革传奇。
如今，海洋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已成高度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大国。同样有数据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海洋经济GDP年均增速为11%，中国海洋经济GDP在2000年至2012年间的年均增长高达17%，其增速远超同期GDP增速。2012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6%。而中国的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已连续多年世界第一，其中，沿海12个港口的吞吐量超过亿吨，上海港货物吞吐量连续4年位居全球第一。在世界航运市场，有19%的大宗货物运往中国，22%的出口集装箱来自中国，中国对外贸易90%的运输量则均需通过海上完成。
